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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个治安处罚条例,它把大量的微罪排除在犯罪之外。
2009年11月6日,一大早,笔者正在等待6路车上班。广州的地铁虽然有几条,但很不密集,坐公交车还是很多人。由于这趟车直通天河北,人数自然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前门堵了一圈人,笔者只好打卡后从后门上,上了车后,突然发现那一圈人没上车,正一愣中,不自觉地一摸牛仔裤袋,天啦,这个地方的手机都被顺走了。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这是城市中心区,旁边就有个派出所。笔者立即上“威锋网”——苹果迷的专业论坛去报告这场“杯具”,结果发现,2009年各地iPhone手机被偷、被抢的网友不在少数。
网易上有个调查:“你所生活的环境安全吗?”结果选择“安全”的是3090票,选择“不安全”的高达38978票。这个数据可以说基本反应了中国现阶段人们的安全观。
这个安全观很快就有了权威的印证。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0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8(2010)》,蓝皮书指出,2009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相对比较严峻: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数大幅增长。根据截至2009年10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治安案件发现受理数大幅增长,刑事案件数增长幅度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数增长幅度达20%左右,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这种增长态势打破了2000年以来犯罪数量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而增长的犯罪形态主要表现在:暴力犯罪、侵犯财产犯罪和黑恶势力犯罪。
震荡模式日趋复杂
建国以后,我们国家的刑事发案在动态中起伏,用一句话概括,叫“两个阶段4次高峰”。
前28年一共有3次犯罪高峰,1950年、1961年、“文化大革命”10年。这前三次犯罪高峰发案率在万分之五左右。发案按照一个发案模式,就是震荡源引起社会震荡,“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50年代的震荡源是阶级斗争,中国大陆有600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当时震荡源是单一震荡,即阶级斗争。共产党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案发高潮马上回落。
第二是社会振荡引起社会生态的破坏。1961年,两个震荡源形成共震,叫“天灾人祸”。天灾,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人祸就是苏联逼着还钱。立案率增加幅度最大的是1961年,从原来的每10万人33.64件上升到每10万人64.07件。当时主要的犯罪形式是哄抢粮食,宰杀耕牛。小孩子饿急了,看见街上卖小吃的,上去抢一把放在嘴里,抓了吃这就是一起犯罪。国家公布的一年饿死1000万人,社会震荡非常剧烈,但是生态非常好,所谓生态就是基层党组织,政府、家庭与学校。中国人比较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稍微供给上来一点,案发高潮马上回落。
“文化大革命”后期至改革开放前(1972年-1977年),这段时间犯罪率基本稳定,年度间立案率增减幅度不大,总在每10万人约50件~60件之间徘徊。这是高度一元化的相对封闭、静态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率开始猛增。从1978年开始,刑事立案率以每年10件/10万人～12件/10万人的速度持续递增,到1981年达到这一期间的巅峰,其立案率(89.4件/10万人)已趋近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数值(93.02件/10万人)。 1978年全国的犯罪总数为50多万起,到2005年犯罪总数达到了468万多起,是1978年犯罪总数的8.7倍。
警察在哪里 ?
广州石牌的一位警察告诉笔者,他们的派出所100多人,面临的却是中国最大的电脑市场——太平洋电脑城。这里每天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都以数万甚至十万计算,还不包括辖区的几万常住人口。
“基层派出所的警察,压力、任务、3天一值班、大量非警务工作处置等诸多问题,导致人人都身体不健康、心理存在一定问题!现在我们的考核指标很多,一个中队都有一两百条。难道说指标完成了治安就好了?”
一项来自广州的调查显示,巡警人均日加班4.4小时,派出所民警、刑警人均日加班3.5小时,而广州警力数量在全国位列前茅。“我们每隔3天就有一次全天24小时的执勤”,广州的一位女警告诉笔者。
北京市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项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表明,警察在所有行业中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警察因此自嘲:“除了沿海地区血汗工厂的民工外,我们人民警察大概是加班最多的人了。”
美国有3亿人口,警察有94万多人。我国有13亿人口,大约有170万警察。全世界警察跟人口的配置率,通常是千分之五,我们才千分之一多一点。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犯罪率增高,社会控制难度加大,警力不足的矛盾却日益加剧,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江浙一带以及人口大省如河南、四川等省,警力不足已经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就是警力下沉,把机关里的冗员调到基层一线去。“改革和警力下沉的难点,就在于精兵不简政。大量的机关单位都承担着这样那样的职能,缺一个部门,上级对口单位布置的工作就没有部门去落实。常说派出所是千条线,一根针,只要这些线不减,基层就不能不花精力去应付。”湖南一位资深警察说。
就在警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之下,警察一半的工作根本就不能放在本职工作上,像天河区的警察有些时候得去处理摆摊占道的情况,“处理摆摊本来是城管的事情,但我们有时也得去处理,似乎警察是万能的。”
这种工作还算是与本职工作有点靠谱,但在很多中小城市和农村,警察有时干的活完全脱离了警察的职能。譬如新疆某县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县政府计划两年内实现养奶牛9000头的指标,为了按期兑现。其中,给县公安局下达了养40头牛的任务,局长、政委各10头,局里20头。
在广大农村,很多基层领导动不动就对公安机关发号施令,让公安机关参加如催讨税款、计划生育罚款等耗费大量的警力的活动。这不仅影响了正常警务活动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公安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与加班加点、人手不足相比,更让一些警察懈怠的是执法环境比较差。在天涯论坛上的“警察天地”里,警察网友们在流传一个段子:在美国,一个警察值勤被无赖殴打,被打警察迅速后撤两步,套出手枪。对无赖连开三枪,一枪打头,一枪打左胸。一枪打裆部。无赖毙命。3分钟后,几十辆警车、三架警用直升飞机赶到现场。被打警察得到英雄般的荣誉,奖金5万美元,休息半年时间。在中国,一个警察也被无赖殴打,被打警察挺起胸膛,“绝不还手”,被打十几分钟后晕倒,两辆“昌河”警车赶到,六七个穿制服的警察,围着无赖花费半天口舌终于“劝”其上车。上级领导称赞是新形势、和谐社会下的好警察。
曾经当过24年刑警的知识产权专家吕文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警察)在外面不受尊重,在体制内又因为人身依附,极度压抑。这种落差和扭曲是警队的一个突出现象,却很少被保护,很少被救助。”
美国的犯罪率也很高,但民众却感到安全
中国警察数量世界第一,本来很好理解,因为中国人口最多。可是,中国的犯罪率全球算是很低的,每10万人口只犯罪360件。这个数字是美国的5%,丹麦的3.8%,芬兰的 3.5%,新西兰的3.25%,瑞典的3%。
2008年在美国警察部门立案的刑事案件有2334万,60多万美国警察,人均摊上35件。而2006 年,在中国公安部门立案的刑事案件只有460万件,只有美国的1/5。 从数字上看,中国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美国则是最差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有个现象,大家看看美国的电影、电视就清楚得很,很多美国人的房子并不是由铁栅栏、铁门封锁成碉堡状,他们就随随便便的一扇玻璃门就通向了街道,从这个细节明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安全感肯定比中国要强。
其实像美国的犯罪率之所以很高,跟美国统计犯罪方式有很大关联。比如酒后驾驶,在美国就算是刑事犯罪了,而我国不是。我们国家的立案标准规定,城市1000元,农村500元才可以去派出所立案,这个在西方是没有的。西方丢一个便士,丢一个美金都要立案。如果按照现在70%的案件是侵财案件的话,我们第一刀就把70%的案件给砍掉了。
中国治安上还有一个特色与美国不同,中国有个治安处罚条例,它把大量的微罪排除在犯罪之外。有人统计过大概每3起治安案件诱发一件刑事案件,还有人说是7起。总之大量的案件以治安处罚的形式淹没了。
第三是报案渠道不畅通。西方有这样的统计,街面有一个警察,如果日接案是10起的话,有两个警察日接案就应该是20起。就是说接报案的渠道越畅通,报案的次数就越多。但是由于中国警察数量本来就不足,导致街面上的警力更少,于是中国老百姓很少为了一点微少的事情去报警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论文《对转型期中国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中表明,“世界各国的报案率不尽相同,但亚洲地区的入室盗窃案报案率是全球各地区中最低的,比西欧、北美国家要低得多。”
就在笔者丢失了手机后,准备去报警,单位不少人就劝说,报警有什么用,还是找不回。后来我恰好一家三口去散步,顺路经过黄花岗派出所,接待的警察第一句就说:“丢了个手机还来三个人,好隆重哦。”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它反应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2009年11月6日,一大早,笔者正在等待6路车上班。广州的地铁虽然有几条,但很不密集,坐公交车还是很多人。由于这趟车直通天河北,人数自然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前门堵了一圈人,笔者只好打卡后从后门上,上了车后,突然发现那一圈人没上车,正一愣中,不自觉地一摸牛仔裤袋,天啦,这个地方的手机都被顺走了。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这是城市中心区,旁边就有个派出所。笔者立即上“威锋网”——苹果迷的专业论坛去报告这场“杯具”,结果发现,2009年各地iPhone手机被偷、被抢的网友不在少数。
网易上有个调查:“你所生活的环境安全吗?”结果选择“安全”的是3090票,选择“不安全”的高达38978票。这个数据可以说基本反应了中国现阶段人们的安全观。
这个安全观很快就有了权威的印证。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0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8(2010)》,蓝皮书指出,2009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相对比较严峻: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数大幅增长。根据截至2009年10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治安案件发现受理数大幅增长,刑事案件数增长幅度在10%以上,治安案件数增长幅度达20%左右,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这种增长态势打破了2000年以来犯罪数量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而增长的犯罪形态主要表现在:暴力犯罪、侵犯财产犯罪和黑恶势力犯罪。
震荡模式日趋复杂
建国以后,我们国家的刑事发案在动态中起伏,用一句话概括,叫“两个阶段4次高峰”。
前28年一共有3次犯罪高峰,1950年、1961年、“文化大革命”10年。这前三次犯罪高峰发案率在万分之五左右。发案按照一个发案模式,就是震荡源引起社会震荡,“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50年代的震荡源是阶级斗争,中国大陆有600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当时震荡源是单一震荡,即阶级斗争。共产党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案发高潮马上回落。
第二是社会振荡引起社会生态的破坏。1961年,两个震荡源形成共震,叫“天灾人祸”。天灾,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人祸就是苏联逼着还钱。立案率增加幅度最大的是1961年,从原来的每10万人33.64件上升到每10万人64.07件。当时主要的犯罪形式是哄抢粮食,宰杀耕牛。小孩子饿急了,看见街上卖小吃的,上去抢一把放在嘴里,抓了吃这就是一起犯罪。国家公布的一年饿死1000万人,社会震荡非常剧烈,但是生态非常好,所谓生态就是基层党组织,政府、家庭与学校。中国人比较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稍微供给上来一点,案发高潮马上回落。
“文化大革命”后期至改革开放前(1972年-1977年),这段时间犯罪率基本稳定,年度间立案率增减幅度不大,总在每10万人约50件~60件之间徘徊。这是高度一元化的相对封闭、静态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率开始猛增。从1978年开始,刑事立案率以每年10件/10万人～12件/10万人的速度持续递增,到1981年达到这一期间的巅峰,其立案率(89.4件/10万人)已趋近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数值(93.02件/10万人)。 1978年全国的犯罪总数为50多万起,到2005年犯罪总数达到了468万多起,是1978年犯罪总数的8.7倍。
警察在哪里 ?
广州石牌的一位警察告诉笔者,他们的派出所100多人,面临的却是中国最大的电脑市场——太平洋电脑城。这里每天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都以数万甚至十万计算,还不包括辖区的几万常住人口。
“基层派出所的警察,压力、任务、3天一值班、大量非警务工作处置等诸多问题,导致人人都身体不健康、心理存在一定问题!现在我们的考核指标很多,一个中队都有一两百条。难道说指标完成了治安就好了?”
一项来自广州的调查显示,巡警人均日加班4.4小时,派出所民警、刑警人均日加班3.5小时,而广州警力数量在全国位列前茅。“我们每隔3天就有一次全天24小时的执勤”,广州的一位女警告诉笔者。
北京市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项长达两年的跟踪调查表明,警察在所有行业中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警察因此自嘲:“除了沿海地区血汗工厂的民工外,我们人民警察大概是加班最多的人了。”
美国有3亿人口,警察有94万多人。我国有13亿人口,大约有170万警察。全世界警察跟人口的配置率,通常是千分之五,我们才千分之一多一点。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犯罪率增高,社会控制难度加大,警力不足的矛盾却日益加剧,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江浙一带以及人口大省如河南、四川等省,警力不足已经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解决这种困境的办法就是警力下沉,把机关里的冗员调到基层一线去。“改革和警力下沉的难点,就在于精兵不简政。大量的机关单位都承担着这样那样的职能,缺一个部门,上级对口单位布置的工作就没有部门去落实。常说派出所是千条线,一根针,只要这些线不减,基层就不能不花精力去应付。”湖南一位资深警察说。
就在警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之下,警察一半的工作根本就不能放在本职工作上,像天河区的警察有些时候得去处理摆摊占道的情况,“处理摆摊本来是城管的事情,但我们有时也得去处理,似乎警察是万能的。”
这种工作还算是与本职工作有点靠谱,但在很多中小城市和农村,警察有时干的活完全脱离了警察的职能。譬如新疆某县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县政府计划两年内实现养奶牛9000头的指标,为了按期兑现。其中,给县公安局下达了养40头牛的任务,局长、政委各10头,局里20头。
在广大农村,很多基层领导动不动就对公安机关发号施令,让公安机关参加如催讨税款、计划生育罚款等耗费大量的警力的活动。这不仅影响了正常警务活动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公安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与加班加点、人手不足相比,更让一些警察懈怠的是执法环境比较差。在天涯论坛上的“警察天地”里,警察网友们在流传一个段子:在美国,一个警察值勤被无赖殴打,被打警察迅速后撤两步,套出手枪。对无赖连开三枪,一枪打头,一枪打左胸。一枪打裆部。无赖毙命。3分钟后,几十辆警车、三架警用直升飞机赶到现场。被打警察得到英雄般的荣誉,奖金5万美元,休息半年时间。在中国,一个警察也被无赖殴打,被打警察挺起胸膛,“绝不还手”,被打十几分钟后晕倒,两辆“昌河”警车赶到,六七个穿制服的警察,围着无赖花费半天口舌终于“劝”其上车。上级领导称赞是新形势、和谐社会下的好警察。
曾经当过24年刑警的知识产权专家吕文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警察)在外面不受尊重,在体制内又因为人身依附,极度压抑。这种落差和扭曲是警队的一个突出现象,却很少被保护,很少被救助。”
美国的犯罪率也很高,但民众却感到安全
中国警察数量世界第一,本来很好理解,因为中国人口最多。可是,中国的犯罪率全球算是很低的,每10万人口只犯罪360件。这个数字是美国的5%,丹麦的3.8%,芬兰的 3.5%,新西兰的3.25%,瑞典的3%。
2008年在美国警察部门立案的刑事案件有2334万,60多万美国警察,人均摊上35件。而2006 年,在中国公安部门立案的刑事案件只有460万件,只有美国的1/5。 从数字上看,中国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美国则是最差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有个现象,大家看看美国的电影、电视就清楚得很,很多美国人的房子并不是由铁栅栏、铁门封锁成碉堡状,他们就随随便便的一扇玻璃门就通向了街道,从这个细节明显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安全感肯定比中国要强。
其实像美国的犯罪率之所以很高,跟美国统计犯罪方式有很大关联。比如酒后驾驶,在美国就算是刑事犯罪了,而我国不是。我们国家的立案标准规定,城市1000元,农村500元才可以去派出所立案,这个在西方是没有的。西方丢一个便士,丢一个美金都要立案。如果按照现在70%的案件是侵财案件的话,我们第一刀就把70%的案件给砍掉了。
中国治安上还有一个特色与美国不同,中国有个治安处罚条例,它把大量的微罪排除在犯罪之外。有人统计过大概每3起治安案件诱发一件刑事案件,还有人说是7起。总之大量的案件以治安处罚的形式淹没了。
第三是报案渠道不畅通。西方有这样的统计,街面有一个警察,如果日接案是10起的话,有两个警察日接案就应该是20起。就是说接报案的渠道越畅通,报案的次数就越多。但是由于中国警察数量本来就不足,导致街面上的警力更少,于是中国老百姓很少为了一点微少的事情去报警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论文《对转型期中国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中表明,“世界各国的报案率不尽相同,但亚洲地区的入室盗窃案报案率是全球各地区中最低的,比西欧、北美国家要低得多。”
就在笔者丢失了手机后,准备去报警,单位不少人就劝说,报警有什么用,还是找不回。后来我恰好一家三口去散步,顺路经过黄花岗派出所,接待的警察第一句就说:“丢了个手机还来三个人,好隆重哦。”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它反应了更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