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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2日，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校友会成立之际，陈波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这四位中国著名电影教育家、北京电影学院创始人的铜像雕塑也在北京电影校园里正式落成，揭幕。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四位先贤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听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号召，以振兴民族电影、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投身进步电影事业，拍摄了一大批传世精品，创造了那个时代电影创作的辉煌。随后，他们辗转延安、东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坚持电影创作、电影教育，拍摄了大量珍贵历史影像和大批优秀电影，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为人民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高瞻远瞩，以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大学的气魄，创建了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表演艺术研究所，为学院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党委书记侯光明教授在揭幕仪式致辞中讲到，四位先辈塑像的落成，是一种精神感召，它们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京电影学院人，为北电不断创造辉煌。
陈波儿 先做革命家，再做艺术家
1907年，广东海阳县庵埠镇做干果批发生意的商人陈湘波家诞生了一个女娃，这让长女和长子都已不幸夭折的陈湘波喜出望外，按宗谱顺序给女娃起名舜华。父亲手中的掌上明珠，却因为母亲是侧室，从小受到祖母和正房太太的轻视和奚落。舜华因此叛逆、倔强，在小姐妹都爱胭脂花裳的年纪，她独爱女兵的英姿飒爽。1928年，舜华自作主张的剪掉了大辫子，顶着“革命头”奔赴上海艺术大学念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据“布尔什维克”中“布尔”的谐音，为自己更名“波儿”。
21岁的陈波儿自此踏上了坚定不移得用生命捍卫革命的道路。她参加鲁迅等进步人士发起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成为中国革命戏剧最早的演员。在左翼文人进入电影界时，她先后在“明星”和“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故事片《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等，质朴的表演和清新的气质让陈波儿在广大知识青年心目中影响广泛。1936年底，后方传来傅作义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抗日前线一举攻克敌人侵占的“百灵庙”。陈波儿兴奋地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奔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行人回程时途径北平，陈波儿受邀观看了刚刚从延安回来的斯诺举行的陕北红军摄影展，第一次看到革命圣地的她被陕北高原的活力吸引，“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去”的愿望深深扎根在了她的心中，回到上海，陈波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李克农、叶剑英。
1938年11月，共产党员陈波儿接到党组织命令奔赴延安，与她不约而同奔赴延安的是和她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老搭档袁牧之，他带着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摄影器材。波儿一生主演过四部电影，有三部都是和袁牧之合作的，但此时二人已经许久未见了，或许是欣喜激发了灵感，不久他们合作了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之后不久波儿又带着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六次穿过敌人封锁线、两渡黄河，深入晋察冀开展抗日民主戏剧演出活动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长春日伪“满洲映画协会”被中国共产党接收， 1946年8月，受周恩来同志指示，陈波儿到达兴山。再见老朋友袁牧之，分外感慨，此时波儿的前夫任泊生已经再婚了，尽管所有因果都是源于革命，但心中也不可谓不苦楚。袁牧之担任厂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我党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应运而生，拉开了我们十七年电影的篇章。《光芒万丈》、《赵一曼》、《中华女儿》，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在我们最紧缺电影人才，一切都百废待兴的时期代表着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而此时，袁牧之与陈波儿这两位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同路人也决定携手共渡未来的人生。
1949年10月1日，陈波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这是她所坚守的革命信仰的胜利。作为新中国电影局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给自己制定了更严苛的工作计划：在新中国“建立一所我们自己的电影大学”。1950年9月，西四石老娘胡同4号，表演艺术研究所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只是当所有的教学安排都在明确细致、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时，1951年11月9日晚，陈波儿因为过度操劳导致心脏病突发，翌日零时三十分，永远离开了我们。
陈波儿，就是这样用一生实践着自己“先做革命家、后做艺术家”的信仰，在短暂的44年人生中却散发出最绚烂的光芒。
章泯 传统是我们的传家宝
1929年，年仅23岁的章泯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了，他的毕业论文《论梅耶阿特的剧场观》，深得系主任熊佛西的赞赏，并收入了该届毕业生优秀毕业论文选。抱着对戏剧的极大热爱，章泯只身来到了上海，但此时的上海已不再是歌舞升平。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革命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章泯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希望自己热爱的戏剧对当时的民众是有所裨益的。他开始潜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实践性的编导了《弃儿》、《东北之家》、《黄浦江边》等话剧，希望通过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达到戏剧深入生活的偏僻入里的效果。进步的左翼剧联止步于白色恐怖下，强大的演剧队伍却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形式拉开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娜拉》、《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经典剧目不仅让年轻的戏剧导演章泯名噪上海滩，更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体系成为未来中国电影的传统与传承。
自此，章泯为戏剧理论建设投入了更大量的心血与精力，他研究从古典戏剧到中世纪以及近代戏剧的特征、表现形式、处理方式，撰写了《喜剧论》、《悲剧论》、《戏剧的法则》等长篇论文，并同郑君里分工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随着战争形势的一再变化，他转入重庆大后方，先后在成都省立戏剧学校和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戏剧组执教，把戏剧理论研究和导演艺术工作的经验开始向青年学子传授。继续实践性的导演了《北京人》、《家》、《孔雀胆》、《天国春秋》等话剧，轰动山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泯被任命为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初，中央文化部党组决定，在初创的电影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建立高等电影教育体制，并由章泯、钟敬之、吴印咸以及当时北京电影学校校长白大方、副校长卢梦等五人组成的“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 1956年7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成立，章泯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兼党委书记，代院长主持学院工作。从此，章泯承担起开拓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的重担。
章泯最重视教学体系的建设：如何严格完成各教学阶段的教学效果，如何选择教学剧目，如何进行教材建设……在全院性的课程建设方面，他尤其重视史论课，认为其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艺术史观的必修课。《中外电影史》他亲自邀请专家授课，《艺术概论》他几乎每课必听，课后跟教师谈心，根据他多年研究戏剧理论的体会，与教师交换意见，供教师参考。为能解决教学实习的影片作业、毕业作业及教师的艺术实践，章泯还支持学院建立了实验电影制片厂，也就是现在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重磨难让章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直所强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传统”却至今影响着电影学院的学子们。今天提起章泯先生，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仍然是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的帅气模样，仍然回响在耳畔的是他经常说的那句“莫忘传统，传统是个传家宝”。
钟敬之 前半生为艺术，后半生为教育
延安老城的钟楼东侧，是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召开的，参与主设计的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舞台美术家钟敬之先生。他创作的小八路像是最早表现革命军人的雕塑艺术作品之一，设计的刘志丹陵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他还是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创建者与开拓者。
清朝末年，敬之的父亲从新式学府保定法政学堂毕业了，因为痛恨黑暗的官场，回到家乡浙江小镇上用自己所有的家业开办了一所小学。敬之一边做着打扫教室和摇铃的杂役，一边在自家的小学接收了最初的教育。15岁那年，他进入上海中华书局做学徒，有个共产党员堂兄当时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在他的引导下敬之接收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罢工和宣传工作，与同学徐懋庸、张庚等人一起组织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社团，并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参加了《娜拉》、《钦差大臣》和《复活》等著名话剧的舞台美术工作。1933年，钟敬之编译《苏俄底文学》时编写了一部名为《电影》的书籍，自幼喜爱传统艺术的他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较早地将我国传统滦州皮影戏与电影联系在一起，还第一次向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刚刚处于试验阶段的电视这一媒体，为它取了一个形神兼备的译名“睹影闻声”。只是此时的钟敬之没有想到电影会成为自己后半生的职业。
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钟敬之来到延安，与已到延安的老友张庚、崔嵬等人筹建“鲁迅艺术文学院”。就这样，在延安他一边教学一边在舞台美术、雕塑、建筑等领域进行创作。不足十年的时间中，他为近30部戏剧进行了舞台美术创作。办学实践也从最初以短训班的方式培养抗日宣传急需的艺术人才，转向尝试建立科学系统的“正规化”艺术教育体系的探索。
钟敬之是一个艺术家，但又是一个很有组织观念的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后，当党要发展电影教育事业时，他毫不犹豫地终止了已很有成就的艺术创作生涯，全身心地投身到了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中。1955年夏天，钟敬之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筹备小组的组长，负责在已有的电影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第一所高等电影专业艺术院校的任务。为此他走访了莫斯科、布拉格等一些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的电影院校，在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和其他学院领导一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和管理体制。建院之初，课程建设比较偏重技巧，钟敬之邀请电影史学家来院讲学，鼓励文学课的青年教员转向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确立史论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为此后几十年北京电影学院实践教学体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此时的他已经远离了艺术创作，但是他把北京电影学院当作自己用后半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去创作的一个作品，虽然他深知这个作品永远也不会签上他的名字。因为他始终认为“前半生为艺术，后半生为教育”，而教育也是艺术。
吴印咸：“我的座右铭是胶片”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大本营，涌现出《马路天使》、《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一批堪称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其中《马路天使》被视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因为这部作品“无论在叙事方式、表演水准、摄影技巧、电影音乐还是在美术设计与制作等方面，开始具有了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民众梦幻般的社会图景。”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更惊叹的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名叫吴印咸，那年37岁。
吴印咸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父亲是清末的一位秀才，在父亲创办的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吴印咸便表现出超常的艺术天赋，喜爱绘画、书法、篆刻。1919年，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之后成为了天一影片公司的布景师。风云变化的上世纪30年代，每个电影人也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不久，吴印咸应电影界泰斗夏衍之邀，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这是他第一次做电影摄影师。1935年5月，《风云儿女》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也让吴印咸看清了自己未来应该坚守的道路。此后他作为摄影师，创作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抗日战争爆发了，袁牧之邀请吴印咸来延安拍电影，第一件事却是让他在武汉与荷兰导演伊文思秘密接应，接收伊文思赠送的“埃姆”摄像机和胶片。由于延安地区缺乏摄影设备，而正在拍摄《四万万人民》的伊文思又无法获得进入延安地区的官方许可，所以他想把自己的设备送给中国自己的摄影师。这是吴印咸第一次执行党组织委派的工作。当黑暗中伊文思匆忙地把东西交给他，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时，吴印咸受到极大的触动，他用自己有限的钱买了三台照相机一起带到了延安。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吴印咸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在1942年坚定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吴印咸接受组织安排，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调任北京，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并担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一直坚持亲自为摄影系的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讲述给同学们，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教育同学们正确看待人和器材的关系，重要的是练好摄影基本功。在专业训练方面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习电影摄影应该首先学好图片摄影，先用照相机锻炼，在掌握了图片摄影的造型基本规律后，再进行电影摄影的动态训练便容易些，更扎实些。吴印咸在摄影系创建的教学体系，不仅使我国电影教育事业走上了全面而正规的发展道路，对全国的图片摄影教育也形成了一个创举，让学生全面、完整的掌握摄影技术，同时还培养出一批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骨干教师。
在中国摄影界，人们把吴印咸尊称为“一代宗师”，但他总是轻轻地摇着头笑一笑，淡然的说“每个人都有座右铭，而我的座右铭是胶片而已。”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四位先贤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听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号召，以振兴民族电影、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投身进步电影事业，拍摄了一大批传世精品，创造了那个时代电影创作的辉煌。随后，他们辗转延安、东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坚持电影创作、电影教育，拍摄了大量珍贵历史影像和大批优秀电影，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为人民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高瞻远瞩，以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大学的气魄，创建了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表演艺术研究所，为学院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党委书记侯光明教授在揭幕仪式致辞中讲到，四位先辈塑像的落成，是一种精神感召，它们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京电影学院人，为北电不断创造辉煌。
陈波儿 先做革命家，再做艺术家
1907年，广东海阳县庵埠镇做干果批发生意的商人陈湘波家诞生了一个女娃，这让长女和长子都已不幸夭折的陈湘波喜出望外，按宗谱顺序给女娃起名舜华。父亲手中的掌上明珠，却因为母亲是侧室，从小受到祖母和正房太太的轻视和奚落。舜华因此叛逆、倔强，在小姐妹都爱胭脂花裳的年纪，她独爱女兵的英姿飒爽。1928年，舜华自作主张的剪掉了大辫子，顶着“革命头”奔赴上海艺术大学念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据“布尔什维克”中“布尔”的谐音，为自己更名“波儿”。
21岁的陈波儿自此踏上了坚定不移得用生命捍卫革命的道路。她参加鲁迅等进步人士发起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成为中国革命戏剧最早的演员。在左翼文人进入电影界时，她先后在“明星”和“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故事片《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等，质朴的表演和清新的气质让陈波儿在广大知识青年心目中影响广泛。1936年底，后方传来傅作义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抗日前线一举攻克敌人侵占的“百灵庙”。陈波儿兴奋地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奔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行人回程时途径北平，陈波儿受邀观看了刚刚从延安回来的斯诺举行的陕北红军摄影展，第一次看到革命圣地的她被陕北高原的活力吸引，“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去”的愿望深深扎根在了她的心中，回到上海，陈波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李克农、叶剑英。
1938年11月，共产党员陈波儿接到党组织命令奔赴延安，与她不约而同奔赴延安的是和她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老搭档袁牧之，他带着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摄影器材。波儿一生主演过四部电影，有三部都是和袁牧之合作的，但此时二人已经许久未见了，或许是欣喜激发了灵感，不久他们合作了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之后不久波儿又带着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六次穿过敌人封锁线、两渡黄河，深入晋察冀开展抗日民主戏剧演出活动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长春日伪“满洲映画协会”被中国共产党接收， 1946年8月，受周恩来同志指示，陈波儿到达兴山。再见老朋友袁牧之，分外感慨，此时波儿的前夫任泊生已经再婚了，尽管所有因果都是源于革命，但心中也不可谓不苦楚。袁牧之担任厂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我党第一个正规的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应运而生，拉开了我们十七年电影的篇章。《光芒万丈》、《赵一曼》、《中华女儿》，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在我们最紧缺电影人才，一切都百废待兴的时期代表着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而此时，袁牧之与陈波儿这两位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同路人也决定携手共渡未来的人生。
1949年10月1日，陈波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这是她所坚守的革命信仰的胜利。作为新中国电影局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给自己制定了更严苛的工作计划：在新中国“建立一所我们自己的电影大学”。1950年9月，西四石老娘胡同4号，表演艺术研究所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只是当所有的教学安排都在明确细致、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时，1951年11月9日晚，陈波儿因为过度操劳导致心脏病突发，翌日零时三十分，永远离开了我们。
陈波儿，就是这样用一生实践着自己“先做革命家、后做艺术家”的信仰，在短暂的44年人生中却散发出最绚烂的光芒。
章泯 传统是我们的传家宝
1929年，年仅23岁的章泯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了，他的毕业论文《论梅耶阿特的剧场观》，深得系主任熊佛西的赞赏，并收入了该届毕业生优秀毕业论文选。抱着对戏剧的极大热爱，章泯只身来到了上海，但此时的上海已不再是歌舞升平。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革命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章泯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希望自己热爱的戏剧对当时的民众是有所裨益的。他开始潜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实践性的编导了《弃儿》、《东北之家》、《黄浦江边》等话剧，希望通过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达到戏剧深入生活的偏僻入里的效果。进步的左翼剧联止步于白色恐怖下，强大的演剧队伍却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形式拉开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娜拉》、《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经典剧目不仅让年轻的戏剧导演章泯名噪上海滩，更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体系成为未来中国电影的传统与传承。
自此，章泯为戏剧理论建设投入了更大量的心血与精力，他研究从古典戏剧到中世纪以及近代戏剧的特征、表现形式、处理方式，撰写了《喜剧论》、《悲剧论》、《戏剧的法则》等长篇论文，并同郑君里分工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随着战争形势的一再变化，他转入重庆大后方，先后在成都省立戏剧学校和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戏剧组执教，把戏剧理论研究和导演艺术工作的经验开始向青年学子传授。继续实践性的导演了《北京人》、《家》、《孔雀胆》、《天国春秋》等话剧，轰动山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泯被任命为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初，中央文化部党组决定，在初创的电影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建立高等电影教育体制，并由章泯、钟敬之、吴印咸以及当时北京电影学校校长白大方、副校长卢梦等五人组成的“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 1956年7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成立，章泯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兼党委书记，代院长主持学院工作。从此，章泯承担起开拓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的重担。
章泯最重视教学体系的建设：如何严格完成各教学阶段的教学效果，如何选择教学剧目，如何进行教材建设……在全院性的课程建设方面，他尤其重视史论课，认为其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艺术史观的必修课。《中外电影史》他亲自邀请专家授课，《艺术概论》他几乎每课必听，课后跟教师谈心，根据他多年研究戏剧理论的体会，与教师交换意见，供教师参考。为能解决教学实习的影片作业、毕业作业及教师的艺术实践，章泯还支持学院建立了实验电影制片厂，也就是现在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重磨难让章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直所强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传统”却至今影响着电影学院的学子们。今天提起章泯先生，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仍然是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的帅气模样，仍然回响在耳畔的是他经常说的那句“莫忘传统，传统是个传家宝”。
钟敬之 前半生为艺术，后半生为教育
延安老城的钟楼东侧，是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召开的，参与主设计的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舞台美术家钟敬之先生。他创作的小八路像是最早表现革命军人的雕塑艺术作品之一，设计的刘志丹陵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他还是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创建者与开拓者。
清朝末年，敬之的父亲从新式学府保定法政学堂毕业了，因为痛恨黑暗的官场，回到家乡浙江小镇上用自己所有的家业开办了一所小学。敬之一边做着打扫教室和摇铃的杂役，一边在自家的小学接收了最初的教育。15岁那年，他进入上海中华书局做学徒，有个共产党员堂兄当时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在他的引导下敬之接收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罢工和宣传工作，与同学徐懋庸、张庚等人一起组织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社团，并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参加了《娜拉》、《钦差大臣》和《复活》等著名话剧的舞台美术工作。1933年，钟敬之编译《苏俄底文学》时编写了一部名为《电影》的书籍，自幼喜爱传统艺术的他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较早地将我国传统滦州皮影戏与电影联系在一起，还第一次向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刚刚处于试验阶段的电视这一媒体，为它取了一个形神兼备的译名“睹影闻声”。只是此时的钟敬之没有想到电影会成为自己后半生的职业。
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钟敬之来到延安，与已到延安的老友张庚、崔嵬等人筹建“鲁迅艺术文学院”。就这样，在延安他一边教学一边在舞台美术、雕塑、建筑等领域进行创作。不足十年的时间中，他为近30部戏剧进行了舞台美术创作。办学实践也从最初以短训班的方式培养抗日宣传急需的艺术人才，转向尝试建立科学系统的“正规化”艺术教育体系的探索。
钟敬之是一个艺术家，但又是一个很有组织观念的革命战士。抗战胜利后，当党要发展电影教育事业时，他毫不犹豫地终止了已很有成就的艺术创作生涯，全身心地投身到了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中。1955年夏天，钟敬之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筹备小组的组长，负责在已有的电影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第一所高等电影专业艺术院校的任务。为此他走访了莫斯科、布拉格等一些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的电影院校，在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和其他学院领导一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和管理体制。建院之初，课程建设比较偏重技巧，钟敬之邀请电影史学家来院讲学，鼓励文学课的青年教员转向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确立史论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为此后几十年北京电影学院实践教学体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此时的他已经远离了艺术创作，但是他把北京电影学院当作自己用后半生全部心血和精力去创作的一个作品，虽然他深知这个作品永远也不会签上他的名字。因为他始终认为“前半生为艺术，后半生为教育”，而教育也是艺术。
吴印咸：“我的座右铭是胶片”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大本营，涌现出《马路天使》、《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一批堪称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其中《马路天使》被视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因为这部作品“无论在叙事方式、表演水准、摄影技巧、电影音乐还是在美术设计与制作等方面，开始具有了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民众梦幻般的社会图景。”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更惊叹的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名叫吴印咸，那年37岁。
吴印咸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父亲是清末的一位秀才，在父亲创办的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吴印咸便表现出超常的艺术天赋，喜爱绘画、书法、篆刻。1919年，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之后成为了天一影片公司的布景师。风云变化的上世纪30年代，每个电影人也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不久，吴印咸应电影界泰斗夏衍之邀，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这是他第一次做电影摄影师。1935年5月，《风云儿女》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也让吴印咸看清了自己未来应该坚守的道路。此后他作为摄影师，创作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抗日战争爆发了，袁牧之邀请吴印咸来延安拍电影，第一件事却是让他在武汉与荷兰导演伊文思秘密接应，接收伊文思赠送的“埃姆”摄像机和胶片。由于延安地区缺乏摄影设备，而正在拍摄《四万万人民》的伊文思又无法获得进入延安地区的官方许可，所以他想把自己的设备送给中国自己的摄影师。这是吴印咸第一次执行党组织委派的工作。当黑暗中伊文思匆忙地把东西交给他，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时，吴印咸受到极大的触动，他用自己有限的钱买了三台照相机一起带到了延安。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吴印咸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在1942年坚定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吴印咸接受组织安排，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调任北京，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并担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一直坚持亲自为摄影系的学生讲授摄影基础课，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讲述给同学们，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教育同学们正确看待人和器材的关系，重要的是练好摄影基本功。在专业训练方面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习电影摄影应该首先学好图片摄影，先用照相机锻炼，在掌握了图片摄影的造型基本规律后，再进行电影摄影的动态训练便容易些，更扎实些。吴印咸在摄影系创建的教学体系，不仅使我国电影教育事业走上了全面而正规的发展道路，对全国的图片摄影教育也形成了一个创举，让学生全面、完整的掌握摄影技术，同时还培养出一批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骨干教师。
在中国摄影界，人们把吴印咸尊称为“一代宗师”，但他总是轻轻地摇着头笑一笑，淡然的说“每个人都有座右铭，而我的座右铭是胶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