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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年长胡适一轮，二人都属兔，为安徽同乡。他们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相识，同办《新青年》，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又因政治道路不同，转而成为两大营垒的对手，论战二十余载。但其间，胡适始终将陈独秀视为好友，称其为“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并四次救他于危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上海的胡适接到陈独秀的通报后，深感不快。他素不赞成陈独秀的左倾思想，更反对学生罢课，便与傅斯年、罗家伦联名提议将北大迁至上海，以免事端。陈独秀对胡适这一举动十分不满，二人险些失和。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在京被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在京皖籍知名人士，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 揭露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见政府不为所动，胡适于《每周评论》上发表《“威权”》一诗，直抨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
“ 威权” 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 “ 你们谁敢倔强？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出狱后，陈独秀与胡适在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1920年起，陈独秀开始在《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胡适对此采取不合作态度，只在上面发表几首应景诗。待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自此，胡适与《新青年》彻底脱离关系，但他仍与陈独秀保持朋友的关系。
192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闻知后，一改平日的斯文，大骂“法国人真不要脸”！他不因陈独秀是中共领袖而囿于政治成见，而是请蔡元培出面，同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还和蔡元培领衔，带领一批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法国方面施加压力。最终，法国人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
不到一年，陈独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依然尽其所能，为帮助其早日释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述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
在多方努力下，法领事当局判决罚洋400元，交保释放陈独秀。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在《为陈独秀君募集论费的启事》上共同署名。
虽蒙胡适多次帮助，陈独秀却从未停止和他关于“主义”的争论。
1925年冬，胡适住进亚东医院，陈独秀于夜间探望。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一个讲苏俄思想，一个讲美国思想，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起身下楼，暂悬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被捕。
可笑的是，陈独秀已于3年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这一次国民党还是定他为“共党魁首”，主张“迅予处决”。陈独秀也抱定必死之心，寫下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绝笔，只求速死。
参予营救陈独秀的人少了，陈独秀危在旦夕。
胡适万分焦急。他鼓动北大教授，联系一批名流学者，联名致电蒋介石，希望他“依据法律特赦”。同时，聘请名律师为陈独秀申辩。半月后，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大讲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胡适也借机呼吁，“营救陈独秀”！陈独秀终于从“军事法庭”转至“刑事法庭”。
胡适继续为他的出狱奔走，并多次去狱中看望。1933年11月初，胡适路过南京，行色匆忙，无暇探望，他惟恐陈独秀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但是，陈独秀不高兴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他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的个性，理解他身陷囹圄的寂寞和孤独。他后来途经南京时，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询问，并给陈独秀带去一些书，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
1937年8月，胡适在赴欧美展开“国民外交”活动之前，再次给国民党当局去信，要求释放陈独秀，使得陈独秀于8月下旬获释出狱。
陈独秀以老病之躯定居四川江津，生活十分艰难。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叮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此时，胡适正担任驻美大使。他认为，让陈独秀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婉言谢绝：“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胡适再也想不出良策，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每次胡适都能够尽最大努力救助。有人说，胡适之所以屡救陈独秀，是因为他们同为安徽人；有人说，是因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有助于胡适……其实，在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我们似可找到答案：“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上海的胡适接到陈独秀的通报后，深感不快。他素不赞成陈独秀的左倾思想，更反对学生罢课，便与傅斯年、罗家伦联名提议将北大迁至上海，以免事端。陈独秀对胡适这一举动十分不满，二人险些失和。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在京被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在京皖籍知名人士，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 揭露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见政府不为所动，胡适于《每周评论》上发表《“威权”》一诗，直抨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
“ 威权” 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 “ 你们谁敢倔强？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出狱后，陈独秀与胡适在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1920年起，陈独秀开始在《新青年》宣传社会主义，胡适对此采取不合作态度，只在上面发表几首应景诗。待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自此，胡适与《新青年》彻底脱离关系，但他仍与陈独秀保持朋友的关系。
192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闻知后，一改平日的斯文，大骂“法国人真不要脸”！他不因陈独秀是中共领袖而囿于政治成见，而是请蔡元培出面，同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还和蔡元培领衔，带领一批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法国方面施加压力。最终，法国人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
不到一年，陈独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依然尽其所能，为帮助其早日释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述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
在多方努力下，法领事当局判决罚洋400元，交保释放陈独秀。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在《为陈独秀君募集论费的启事》上共同署名。
虽蒙胡适多次帮助，陈独秀却从未停止和他关于“主义”的争论。
1925年冬，胡适住进亚东医院，陈独秀于夜间探望。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一个讲苏俄思想，一个讲美国思想，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起身下楼，暂悬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被捕。
可笑的是，陈独秀已于3年前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这一次国民党还是定他为“共党魁首”，主张“迅予处决”。陈独秀也抱定必死之心，寫下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绝笔，只求速死。
参予营救陈独秀的人少了，陈独秀危在旦夕。
胡适万分焦急。他鼓动北大教授，联系一批名流学者，联名致电蒋介石，希望他“依据法律特赦”。同时，聘请名律师为陈独秀申辩。半月后，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大讲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胡适也借机呼吁，“营救陈独秀”！陈独秀终于从“军事法庭”转至“刑事法庭”。
胡适继续为他的出狱奔走，并多次去狱中看望。1933年11月初，胡适路过南京，行色匆忙，无暇探望，他惟恐陈独秀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但是，陈独秀不高兴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他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的个性，理解他身陷囹圄的寂寞和孤独。他后来途经南京时，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询问，并给陈独秀带去一些书，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
1937年8月，胡适在赴欧美展开“国民外交”活动之前，再次给国民党当局去信，要求释放陈独秀，使得陈独秀于8月下旬获释出狱。
陈独秀以老病之躯定居四川江津，生活十分艰难。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叮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此时，胡适正担任驻美大使。他认为，让陈独秀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婉言谢绝：“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胡适再也想不出良策，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每次胡适都能够尽最大努力救助。有人说，胡适之所以屡救陈独秀，是因为他们同为安徽人；有人说，是因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有助于胡适……其实，在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我们似可找到答案：“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