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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一部思想意义深刻、艺术成就卓越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可磨灭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值得探究。
关键词:《窦娥冤》 悲剧 戏剧冲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元杂剧《窦娥冤》是中国伟大戏曲家关汉卿的主要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和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元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关汉卿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写杂剧、演杂剧,揭露黑暗现实,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窦娥冤》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传说,通过描写善良的窦娥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侮辱、冤屈,最终被昏官和恶棍诬为杀人犯而冤斩的千古奇冤,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歌颂了窦娥的善良心灵和反抗精神。作者借抨击贪官污吏危害人民的罪行,异常强烈地表现出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窦娥冤》作为一部戏曲名剧,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一些重要特征,作品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的,艺术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艺术感染力更是超越时空的。
成功的文学作品都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悲剧亦然。作为元杂剧的代表作家之一,关汉卿的作品从内容上看,所选取的题材,既不是佳人才子的风流艳事,也不是神仙佛道的虚幻思想,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或历史传说;在他的作品里,既有见义勇为的英雄,也有欺凌寡弱的恶汉、贪婪腐朽的官吏、虚伪奸诈的小人;既有对正义行为的歌颂、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和讽刺,其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在其作品中,关汉卿并不全采用大团圆的方式,而是有喜有悲,既充满幽默、滑稽的讽刺,又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并表彰人物的坚强斗争,特别是对窦娥的描写,读者在为其悲剧命运感慨悲叹的同时,又得到了一种美的感受。
苦命的窦娥,3岁母亡,7岁时父亲将她卖给蔡家做童养媳。她长大成亲两年后丈夫身亡,窦娥本一心伺候婆婆,谁料天降大祸,无赖张驴儿父子威逼她婆媳同他们父子成亲。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婆,不料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欲以“公休”要挟窦娥“私休”——顺了他的淫欲,窦娥不愿。到官府衙门,张驴儿恶人先告状。为保护蔡婆婆不受刑讯,窦娥委屈地承认是自己毒死张驴儿之父,被判死刑。面对死亡,坚贞的窦娥发下了三桩誓愿,此后,竟一一实现。两年后,做了大官的窦娥之父窦天章巡视楚地,窦娥冤魂告状,冤案得以昭雪。《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一窦娥:不朽的悲剧人物形象
《窦娥冤》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塑造了窦娥这样一个血肉丰满并且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下层妇女形象。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中,悲剧性的人物尤其是女性非常多,如刘兰芝、赵五娘、杜十娘等,她们的悲剧命运各有各的不同。窦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层妇女,她既无惊人的才能、超人的智慧,更无轰轰烈烈的壮举,但为何她这个小人物的悲剧却能产生强烈的悲剧性?从剧情中不难看出,窦娥在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的同时其自身价值之美也得以体现,正是这种美不断地受到摧残直至毁灭才加强了作品的悲剧力量。而这恰好印证了悲剧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即鲁迅所说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真善美,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假恶丑,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争斗。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剧中的戏剧冲突。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我国民众对于戏剧情节的兴趣十分浓厚,很多传统戏之所以常演不衰,是与它们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分不开的,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窦娥的价值突出表现在一个美字上,其美不在于外形,而在于心灵。剧中并未具体描写窦娥的外形如何美,但我们又分明能感受到她那美的力量,这便是心灵美。所谓心灵美,是指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它表现在品德、情操等素质方面。品德体现着一个人的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与习惯。一个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有所判断,就会形成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观念,进而对真、善、美有所追求。这种追求,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有系统的习惯情绪,便是情操的表现。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在言行中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人的心灵美。窦娥的心灵美就恰好体现在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明确判断和宁死而坚守真、善、美的人格力量上。具体地说,窦娥的心灵美是丰富而有个性的:丰富性在于她的善良、坚贞、忠厚、刚直。她悉心服伺婆婆、善待婆婆,反对婆婆“接脚”做法而不大嚷大叫;对张驴儿的无理要求严辞拒绝;对统治机构及代表人物存有幻想;她劝导婆婆、大骂张驴儿,说话不会拐弯,这些构成了她心灵美的丰富内涵;个性则在于她的忍与韧。她忍受了丧母、离父、做童养媳、守寡等一系列的不幸,同时又反对婆婆的错误做法,严辞拒绝张驴儿的无理要求,带枷赴刑场毫不畏惧,临刑前还发下三桩誓愿以示冤屈,这就体现了其心灵之美的鲜明个性。而窦娥这个孤弱女子为何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悲剧震撼力?这就涉及到“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程度及其对大众情绪的影响程度。随着窦娥与张驴儿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加强,她抗争、不屈服、不妥协,人格力量也不断上升;赴刑场途中对天地无穷质问,是她对正义得不到伸张的黑暗现实所提出的血泪控诉;她敢于把封建统治千百年来加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全盘否定,表现了一个弱小者爆发出来的巨大战斗精神和抗争魄力,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剧力量也就因之而产生。
《窦娥冤》是中国戏剧史上典型的一幕善的毁灭的悲剧。雨果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古今中外的作家在表现恶势力扼杀悲剧主人公的同时,常常是通过表现主人公或勤劳善良或孝顺质朴等一切美好的内在,来增强悲剧效果的。而《窦娥冤》正是在展示黑暗社会和恶势力酿就窦娥悲剧的过程中,一步步突出了窦娥善良的性格,进而使其形象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并终成为我国古典文学长廊中的光辉形象之一。
二 丰富深刻的内涵表现了悲剧的强大生命力
《窦娥冤》全剧紧紧围绕窦娥的“善良——觉醒——抗争——屈死”这条主线展开,对元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貌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影射了社会各个丑恶的角落:科举制度的罪恶、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人世间的弱肉强食、吏治的黑暗、民间的疾苦……全剧矛盾冲突紧张激烈,情节跌宕起伏,气氛悲壮惨烈,令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窦娥虽是个小人物,但她的悲剧命运却涵盖了广阔的社会内容,突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抗争精神,显示了强大的悲剧生命力。
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与西方悲剧不同。西方悲剧多是英雄悲剧,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多是神与英雄、帝王将相或皇亲贵族。而中国的悲剧多是小人物悲剧,其中又尤以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为多,如刘兰芝、赵五娘、李香君等。但为什么像窦娥这样的普通妇女却能同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一样显示出强大的悲剧生命力呢?笔者认为,作品生命力的强与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程度,而不在于主人公的身份地位。《窦娥冤》通过窦娥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从上到下的社会黑暗、官府腐败、民不聊生,这就是窦娥生活的社会环境,关汉卿以此向我们证明了:小人物的悲剧同样能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戏剧都是通过戏剧冲突来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揭露社会主要矛盾的。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是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主要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多是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之辈,他们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恶罚奸,还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此外,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也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如窦娥的抗争与斗争在面对强权与恶行时就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与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的,而是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从而使“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出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使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而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就《窦娥冤》来说,从一开始,戏剧的主要矛盾冲突便展开了。表面上看,窦娥的悲剧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但联系张驴儿走进蔡家的背景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流氓无赖胡作非为。随着窦娥反抗性的逐渐增强,戏剧冲突也逐渐激烈。在公堂上,窦娥抗争的对象不只是流氓恶棍,还有道貌岸然的官吏和腐败至极的官府。戏剧冲突也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上升为社会矛盾,升华为正义善良与腐败邪恶两种势力的对抗。窦娥的悲剧不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上升为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元代社会矛盾的深刻反映。在元杂剧中,像《窦娥冤》这样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黑暗现实、如此猛烈地抨击封建腐朽统治的作品是少有的,而这也是该悲剧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三 关汉卿的匠心独运促成了《窦娥冤》在戏剧史中的重要地位
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不管它传达的信息多么丰富复杂,表现形式多么神奇怪诞,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作家对社会生活直接或间接、曲折或明显的反映;只是作家揭示出来的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集中、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罢了。
元杂剧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一座高峰,而关汉卿则是屹立于这座高峰上的一位巨子。他的剧作素材大都源于人生坎坷经历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既饱含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闪烁着浪漫的理想主义光辉;他在剧中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他的剧作不仅反映了一般的社会生活现象,还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歌颂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所进行的抗争,抨击和嘲笑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爪牙,揭露了封建压迫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中流溢出来的那种底蕴十足的“原生性”和“大众性”本色派风格,是其剧作得以激扬灿烂的源泉。
《窦娥冤》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结晶。如果没有剧中那些现实主义的描写,我们就不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制度的残酷及其“吃人”的本质;如果没有那些浪漫主义的渲染,我们也不可能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受压迫者至死不渝的复仇意志,感受到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更无法体会到窦娥悲剧的深刻意义。
《窦娥冤》塑造了个性鲜明的窦娥形象,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这既与作家卓越的戏剧才能分不开,更与其进步思想密切相关。在当时,创作这样的剧本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如果没有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没有对被压迫在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强烈的爱憎感情,没有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关汉卿是绝不会通过窦娥之口迸发出如此言辞激烈的唱词的,更谈不上会塑造出集现实性和反抗性于一体的窦娥形象。因此,我们重新探讨《窦娥冤》时,除了要关注其作为古代悲剧典范之作的文本价值,还应该联系剧作家本人的进步思想。
总之,作为一部思想意义深刻、艺术成就卓越的文艺作品,《窦娥冤》值得人们去探究、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中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邬雪晴,女,1979—,江西赣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学,工作单位: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窦娥冤》 悲剧 戏剧冲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元杂剧《窦娥冤》是中国伟大戏曲家关汉卿的主要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和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元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关汉卿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写杂剧、演杂剧,揭露黑暗现实,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窦娥冤》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传说,通过描写善良的窦娥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侮辱、冤屈,最终被昏官和恶棍诬为杀人犯而冤斩的千古奇冤,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歌颂了窦娥的善良心灵和反抗精神。作者借抨击贪官污吏危害人民的罪行,异常强烈地表现出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窦娥冤》作为一部戏曲名剧,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一些重要特征,作品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的,艺术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艺术感染力更是超越时空的。
成功的文学作品都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悲剧亦然。作为元杂剧的代表作家之一,关汉卿的作品从内容上看,所选取的题材,既不是佳人才子的风流艳事,也不是神仙佛道的虚幻思想,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或历史传说;在他的作品里,既有见义勇为的英雄,也有欺凌寡弱的恶汉、贪婪腐朽的官吏、虚伪奸诈的小人;既有对正义行为的歌颂、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和讽刺,其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在其作品中,关汉卿并不全采用大团圆的方式,而是有喜有悲,既充满幽默、滑稽的讽刺,又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并表彰人物的坚强斗争,特别是对窦娥的描写,读者在为其悲剧命运感慨悲叹的同时,又得到了一种美的感受。
苦命的窦娥,3岁母亡,7岁时父亲将她卖给蔡家做童养媳。她长大成亲两年后丈夫身亡,窦娥本一心伺候婆婆,谁料天降大祸,无赖张驴儿父子威逼她婆媳同他们父子成亲。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婆,不料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欲以“公休”要挟窦娥“私休”——顺了他的淫欲,窦娥不愿。到官府衙门,张驴儿恶人先告状。为保护蔡婆婆不受刑讯,窦娥委屈地承认是自己毒死张驴儿之父,被判死刑。面对死亡,坚贞的窦娥发下了三桩誓愿,此后,竟一一实现。两年后,做了大官的窦娥之父窦天章巡视楚地,窦娥冤魂告状,冤案得以昭雪。《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一窦娥:不朽的悲剧人物形象
《窦娥冤》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塑造了窦娥这样一个血肉丰满并且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下层妇女形象。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中,悲剧性的人物尤其是女性非常多,如刘兰芝、赵五娘、杜十娘等,她们的悲剧命运各有各的不同。窦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层妇女,她既无惊人的才能、超人的智慧,更无轰轰烈烈的壮举,但为何她这个小人物的悲剧却能产生强烈的悲剧性?从剧情中不难看出,窦娥在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的同时其自身价值之美也得以体现,正是这种美不断地受到摧残直至毁灭才加强了作品的悲剧力量。而这恰好印证了悲剧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即鲁迅所说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真善美,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假恶丑,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争斗。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剧中的戏剧冲突。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我国民众对于戏剧情节的兴趣十分浓厚,很多传统戏之所以常演不衰,是与它们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分不开的,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窦娥的价值突出表现在一个美字上,其美不在于外形,而在于心灵。剧中并未具体描写窦娥的外形如何美,但我们又分明能感受到她那美的力量,这便是心灵美。所谓心灵美,是指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它表现在品德、情操等素质方面。品德体现着一个人的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与习惯。一个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有所判断,就会形成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观念,进而对真、善、美有所追求。这种追求,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有系统的习惯情绪,便是情操的表现。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在言行中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人的心灵美。窦娥的心灵美就恰好体现在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明确判断和宁死而坚守真、善、美的人格力量上。具体地说,窦娥的心灵美是丰富而有个性的:丰富性在于她的善良、坚贞、忠厚、刚直。她悉心服伺婆婆、善待婆婆,反对婆婆“接脚”做法而不大嚷大叫;对张驴儿的无理要求严辞拒绝;对统治机构及代表人物存有幻想;她劝导婆婆、大骂张驴儿,说话不会拐弯,这些构成了她心灵美的丰富内涵;个性则在于她的忍与韧。她忍受了丧母、离父、做童养媳、守寡等一系列的不幸,同时又反对婆婆的错误做法,严辞拒绝张驴儿的无理要求,带枷赴刑场毫不畏惧,临刑前还发下三桩誓愿以示冤屈,这就体现了其心灵之美的鲜明个性。而窦娥这个孤弱女子为何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悲剧震撼力?这就涉及到“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程度及其对大众情绪的影响程度。随着窦娥与张驴儿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加强,她抗争、不屈服、不妥协,人格力量也不断上升;赴刑场途中对天地无穷质问,是她对正义得不到伸张的黑暗现实所提出的血泪控诉;她敢于把封建统治千百年来加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全盘否定,表现了一个弱小者爆发出来的巨大战斗精神和抗争魄力,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剧力量也就因之而产生。
《窦娥冤》是中国戏剧史上典型的一幕善的毁灭的悲剧。雨果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古今中外的作家在表现恶势力扼杀悲剧主人公的同时,常常是通过表现主人公或勤劳善良或孝顺质朴等一切美好的内在,来增强悲剧效果的。而《窦娥冤》正是在展示黑暗社会和恶势力酿就窦娥悲剧的过程中,一步步突出了窦娥善良的性格,进而使其形象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并终成为我国古典文学长廊中的光辉形象之一。
二 丰富深刻的内涵表现了悲剧的强大生命力
《窦娥冤》全剧紧紧围绕窦娥的“善良——觉醒——抗争——屈死”这条主线展开,对元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貌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影射了社会各个丑恶的角落:科举制度的罪恶、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人世间的弱肉强食、吏治的黑暗、民间的疾苦……全剧矛盾冲突紧张激烈,情节跌宕起伏,气氛悲壮惨烈,令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窦娥虽是个小人物,但她的悲剧命运却涵盖了广阔的社会内容,突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抗争精神,显示了强大的悲剧生命力。
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与西方悲剧不同。西方悲剧多是英雄悲剧,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多是神与英雄、帝王将相或皇亲贵族。而中国的悲剧多是小人物悲剧,其中又尤以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为多,如刘兰芝、赵五娘、李香君等。但为什么像窦娥这样的普通妇女却能同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一样显示出强大的悲剧生命力呢?笔者认为,作品生命力的强与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程度,而不在于主人公的身份地位。《窦娥冤》通过窦娥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从上到下的社会黑暗、官府腐败、民不聊生,这就是窦娥生活的社会环境,关汉卿以此向我们证明了:小人物的悲剧同样能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戏剧都是通过戏剧冲突来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揭露社会主要矛盾的。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是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主要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多是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之辈,他们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恶罚奸,还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此外,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也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如窦娥的抗争与斗争在面对强权与恶行时就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与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的,而是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从而使“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出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使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而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就《窦娥冤》来说,从一开始,戏剧的主要矛盾冲突便展开了。表面上看,窦娥的悲剧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但联系张驴儿走进蔡家的背景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流氓无赖胡作非为。随着窦娥反抗性的逐渐增强,戏剧冲突也逐渐激烈。在公堂上,窦娥抗争的对象不只是流氓恶棍,还有道貌岸然的官吏和腐败至极的官府。戏剧冲突也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上升为社会矛盾,升华为正义善良与腐败邪恶两种势力的对抗。窦娥的悲剧不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上升为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元代社会矛盾的深刻反映。在元杂剧中,像《窦娥冤》这样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黑暗现实、如此猛烈地抨击封建腐朽统治的作品是少有的,而这也是该悲剧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三 关汉卿的匠心独运促成了《窦娥冤》在戏剧史中的重要地位
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不管它传达的信息多么丰富复杂,表现形式多么神奇怪诞,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作家对社会生活直接或间接、曲折或明显的反映;只是作家揭示出来的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集中、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罢了。
元杂剧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一座高峰,而关汉卿则是屹立于这座高峰上的一位巨子。他的剧作素材大都源于人生坎坷经历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既饱含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闪烁着浪漫的理想主义光辉;他在剧中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他的剧作不仅反映了一般的社会生活现象,还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歌颂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所进行的抗争,抨击和嘲笑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爪牙,揭露了封建压迫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中流溢出来的那种底蕴十足的“原生性”和“大众性”本色派风格,是其剧作得以激扬灿烂的源泉。
《窦娥冤》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结晶。如果没有剧中那些现实主义的描写,我们就不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制度的残酷及其“吃人”的本质;如果没有那些浪漫主义的渲染,我们也不可能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受压迫者至死不渝的复仇意志,感受到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更无法体会到窦娥悲剧的深刻意义。
《窦娥冤》塑造了个性鲜明的窦娥形象,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这既与作家卓越的戏剧才能分不开,更与其进步思想密切相关。在当时,创作这样的剧本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如果没有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没有对被压迫在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强烈的爱憎感情,没有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关汉卿是绝不会通过窦娥之口迸发出如此言辞激烈的唱词的,更谈不上会塑造出集现实性和反抗性于一体的窦娥形象。因此,我们重新探讨《窦娥冤》时,除了要关注其作为古代悲剧典范之作的文本价值,还应该联系剧作家本人的进步思想。
总之,作为一部思想意义深刻、艺术成就卓越的文艺作品,《窦娥冤》值得人们去探究、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中科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邬雪晴,女,1979—,江西赣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学,工作单位: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