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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连载吴晓波先生《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第二期，我们选择了宋朝。在其之前，有暴秦、强汉和盛唐，不少人眼中的“弱宋”有何价值？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意即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士绅经济成型，国有专营事业空前壮大，民间商人被挤压于产业中下游。而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虽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实际上却推动建立了贪婪的经济集权制度与民争利，最终间接地亡掉了北宋。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自此之后，帝制时期的中国再无“变法”，经济策略走向保守；放眼世界，东西方文明也由此出现了“大分流”。
了解宋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对于了解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的分野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天下无“商”宋政权经济制度的两面陛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绷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
然而，兵权收上来，中央从此就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粱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据称，宋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宋政权的经济制度上也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
一方面，赵宋一朝对民间非常宽松。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一限制，日后中国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后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税金很低，而且税种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税率是多少。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料、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贩专营商品，超过一定数量一律处死。
在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这种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宋朝经济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民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且财富规模都不大。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几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几个人，要么是贪官。要么寥寥记录，要么有名无姓。
官员经商士绅经济的定型
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他以此来拉拢和控制自己的下属。他的文臣武将都是当代大贾，财富横溢。
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的全汉升。曾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窦，蔚然成风。他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宫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另外，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_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宋代在牌照制度上有所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而“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的盐业。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换取凭证一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获得经营权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所以，“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在当时就出现了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商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自于此。 “买扑”和“钞引”的诞生，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幽拄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仅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这就是所谓的权贵经济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其二，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
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王安石变法计划经济大师的“理想”制度
宋代的治理逻辑由此可见：控制兵权——中央养兵——增加财政收人——壮大国有专营事业——挤压民间经济、权贵经济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贫富差距很大，土地兼并严重，而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宋神宗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他任用了个性骄傲、胆子又大的王安石来操盘，试图打破中央既得利益集团的盘踞，不破不立。
王安石变法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首先是对经济权力的重组。打破原有分工，将管财政的户部三司权力集中，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另立了一个小“国务院”。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有十余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耍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划拨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
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青苗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众苦不堪言。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一登基便尽废新法。重新启用了司马光。当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去世之后，宋朝廷又任用了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在后世以贪官和奸臣闻名的蔡京，将王安石建立的国有专营制度推向了极致，转型为权贵经济，疯狂掠夺民脂以致民不聊生。57年后，蔡京被罢官，但北宋气数已尽。
千年一辩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分叉口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王安石与当时的大儒司马光在首都汴梁进行了“延和殿廷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关于国家专营体制的辩论，第一次是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也就是说，“千年辩一回”。
这场“千年一辩”中，王安石认为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意即政府要开源，最好能把财富都集中到政府的口袋中；而司马光认为要节流：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
王安石的变法观点，若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便可以发现，其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深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从历史演进上看，王安石变法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的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一一稳定。
王安石变法的11世纪前后，东西方开始了“大分流”。欧洲诞生了“自由城市”，建立了独立的大学体制，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在西方发生。而宋代中国尽管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再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很懂财经之道，当宫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他不贪色、不爱财。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中绝无仅有。
他当然更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但正是这样的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后继者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了极致，并必然地产生了异化，这是一条“惯性之路”。于是，就是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
连载吴晓波先生《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第二期，我们选择了宋朝。在其之前，有暴秦、强汉和盛唐，不少人眼中的“弱宋”有何价值？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意即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士绅经济成型，国有专营事业空前壮大，民间商人被挤压于产业中下游。而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虽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实际上却推动建立了贪婪的经济集权制度与民争利，最终间接地亡掉了北宋。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自此之后，帝制时期的中国再无“变法”，经济策略走向保守；放眼世界，东西方文明也由此出现了“大分流”。
了解宋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对于了解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的分野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天下无“商”宋政权经济制度的两面陛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绷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
然而，兵权收上来，中央从此就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粱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据称，宋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宋政权的经济制度上也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
一方面，赵宋一朝对民间非常宽松。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一限制，日后中国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后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税金很低，而且税种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税率是多少。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料、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贩专营商品，超过一定数量一律处死。
在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这种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宋朝经济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民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且财富规模都不大。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几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几个人，要么是贪官。要么寥寥记录，要么有名无姓。
官员经商士绅经济的定型
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他以此来拉拢和控制自己的下属。他的文臣武将都是当代大贾，财富横溢。
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的全汉升。曾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窦，蔚然成风。他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宫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另外，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_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宋代在牌照制度上有所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而“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的盐业。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换取凭证一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获得经营权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所以，“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在当时就出现了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商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自于此。 “买扑”和“钞引”的诞生，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幽拄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仅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这就是所谓的权贵经济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其二，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
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王安石变法计划经济大师的“理想”制度
宋代的治理逻辑由此可见：控制兵权——中央养兵——增加财政收人——壮大国有专营事业——挤压民间经济、权贵经济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贫富差距很大，土地兼并严重，而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宋神宗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他任用了个性骄傲、胆子又大的王安石来操盘，试图打破中央既得利益集团的盘踞，不破不立。
王安石变法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首先是对经济权力的重组。打破原有分工，将管财政的户部三司权力集中，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另立了一个小“国务院”。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有十余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耍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划拨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
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青苗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众苦不堪言。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一登基便尽废新法。重新启用了司马光。当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去世之后，宋朝廷又任用了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在后世以贪官和奸臣闻名的蔡京，将王安石建立的国有专营制度推向了极致，转型为权贵经济，疯狂掠夺民脂以致民不聊生。57年后，蔡京被罢官，但北宋气数已尽。
千年一辩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分叉口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王安石与当时的大儒司马光在首都汴梁进行了“延和殿廷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关于国家专营体制的辩论，第一次是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也就是说，“千年辩一回”。
这场“千年一辩”中，王安石认为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意即政府要开源，最好能把财富都集中到政府的口袋中；而司马光认为要节流：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
王安石的变法观点，若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便可以发现，其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深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从历史演进上看，王安石变法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后来的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一一稳定。
王安石变法的11世纪前后，东西方开始了“大分流”。欧洲诞生了“自由城市”，建立了独立的大学体制，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在西方发生。而宋代中国尽管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再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很懂财经之道，当宫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他不贪色、不爱财。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中绝无仅有。
他当然更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但正是这样的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后继者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了极致，并必然地产生了异化，这是一条“惯性之路”。于是，就是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