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罗惠珍于1940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上埠的贫苦农民家庭。1960年7月，她考入了江西大学(现为南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被组织上选中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她被评聘为新华社的主任编辑，成为资深新闻工作者。
　　惠珍在单位是一位好编辑，在家里则是一位好母亲、好儿媳、好妻子。她尊老爱幼，相夫教子，让我安心工作；使我们的3个孩子受到良好教育，茁壮成长。她一再教育孩子们要努力学习，诚实做人。孩子们念中、小学时，不论工作和家务多么繁忙，她每天都要认真检查他们的作业。她要求孩子们认真记日记，以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写作能力。改革开放前，我俩的工资不高，除了要负担一家6口(包括我母亲)的生活费用之外，不时还要接济我俩在农村的哥嫂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将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一家人生活得美满和谐。为了节约开支，孩子们的衣服大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我和她的衣服破了，她就精心地缝补好，我俩再接着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她对家庭的每一笔开支仍像以往一样精打细算。尽量不乱花一分钱。值得高兴的是，如今3个孩子早已大学毕业，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惠珍对我母亲非常孝敬。母亲需要什么，她尽量满足；我母亲想吃什么，她立刻去买。母亲和熟人都赞扬她的孝心和贤淑。在家里，她尽心尽力做好家务，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特别是1969年至1974年美国发动对越南的战争，我当时在河内担任新华社常驻越南记者，幼小的3个孩子最需要人照顾，是她既当妈，又当爸，一人挑起家庭的重担。惠珍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更是令我难忘。1972年，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和河内市进行狂轰滥炸，她特别担心我的安危。有一次，她从法新社记者的报道中看到一位新华社记者在越南北方被炸伤时。她因思念牵挂我而寝食难安。后来她通过打听，知道是分社另一名记者受了点轻伤时，她才放下心来。1987年，我不幸被一个刚刚学会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伤，头部毛细血管破裂，在医院进行了开颅和修补手术，若不是她和同事们日夜精心照顾，我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我能成为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并在工作中有点成绩，我的妻子惠珍功不可没。
　　2010年3月，惠珍经检查患了肝内胆道癌。这一病症平常很难发现。发现后已是晚期，我和儿女们立刻将她送进协和医院做手术。她做完手术后，除了积极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外，还到玉渊潭公园学习郭林抗癌气功，加强体育锻炼。但终因人力无法回天，她不幸于2011年4月3日撒手人寰。患病期间，组织上和同事们对她非常关心，不时去看望她。一般癌症患者常常是既睡不好觉，又吃不下饭，痛苦不堪。每当惠珍出现这些情况时，医生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医治，使她辞世之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痛苦。惠珍去世之前对我说：“我已活了70多岁，是‘古来稀’的人了。即使现在去世，也算可以了……”她的乐观积极感染着我们，或多或少减轻了我们内心的悲伤，给我们沉重的心带来些许安慰。
　　2011年4月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时，在惠珍遗体前，我默默地对她说：“惠珍，安息吧!我们家庭因为有你，才能如此和谐美满。，你的遗愿我和孩子们将继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