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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职业教育阶段和其它高等教育阶段学分可以互认，会给很多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是不久前，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的一番表态。由此，很多人开始关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问题。某社会调查中心在调查中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赞成这一观点。或许是此种观点太过新奇，当人们纷纷把关注点投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联姻”的话题上时，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有些被忽略了——也正是这次调查中显示，对于普通高校间的学分互认，同样有高达42.6%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因此，在讨论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联姻”话题之前，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下，即使是在普通高校内部，学分互认有多难？
开不下去的选修课
所谓高校学分互认，是指学生除学习原来学校课程之外，还可学习其它院校相关课程，所得学分可转换为本校学分并被承认的一种模式。该模式起源于国外，在国内出现时间相对较短，但发展却十分迅速，在短时间内便出现了诸如上海市东北片普通高校合作办学协作组、北京高校“学院路共同体”等不同的学分互认模式。
近两年，这股学分互认风潮变得愈加强烈。如在2013年，媒体便传出上海5所名校研究生学分互认、辽宁省酝酿学分互认试点、广东省拟建“学分银行”、云南省计划建立大学联盟等一系列与学分互认有关的新闻。调查统计，截至2013年底，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已有至少19个省市实现了省内部分高校间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一时间，似乎学生在不同高校间选课已经变得十分通畅。
只是，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某些高校间的学分互认似乎并没有得到学生们太多的赞许。2003年，广东省曾先后在两个大学圈推广“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但截至2011年底，广州大学城参加选课的学生不足3000人，仅占在校学生人数的2%。对于不参与跨校选课的原因，有学生直言“没必要”。
广东省所遇到的尴尬并不是独有的。就在同处南方的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曾在几年前推出校际互修辅修专业，一开始还很是吸引学生眼球，但时间稍长，很多课程便因为报名人数太少而取消，即使是冠以“校际”之名的互修课，绝大部分还是本校学生在选。某位高校教师的话很是直白：“校际课程名不副实，这在很多地方属于常态，很多校际课程最终都不太能开下去。”然而，开不下去的选修课，问题出在哪儿呢？
“天灾”与“人祸”
在上文提到的那次调查中，受访者对高校学分互认存在的问题认同度最高的是“存在学校层次限制”，有51.6%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赞同，其次是“互认地域有限”和“未形成完善的学分互认机制”。
赵振是国内某普通高校教务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于所谓“存在学校层次限制”，他说：“我们所在的联盟只有一所重点高校，这所学校开设的课程其他学校学生抢不着，而我们的课程对学生又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样的‘联盟’能有什么用呢？”
事实上，在国内众多建立学分互认关系的高校中，这种类似于“大带小”的合作模式并不在少数。比如在上文提到的上海市东北片普通高校合作办学协作组中，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其它高校很难在影响力上与其竞争。当然，学校整体的影响力并不能代表某门单独课程的影响力，只要课程特色鲜明，同样能引起学生注意。但遗憾的是，这方面很多高校似乎同样欠缺“功力”。赵振说：“其实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学科，如果能把一些优势性的内容拿出来，还是很能吸引学生的，但一些学校却出于各种考虑，不太愿意‘亮家底’，有些即使开设了这类课程，但在授课教师方面，也会选择经验不足的年轻教师。”
如果说“学校层次限制”是由于学校本身的客观条件所限，尚属于“天灾”的话，对于自身特色挖掘不够乃至于根本不挖掘，则无疑属于“人祸”了。此外，制约学生选择高校互选课程的因素还包括异校上课的不便利性、不同学校科目设置的雷同性等。很多学校对于外校学生修本校学分需要另行缴费的规定，也是阻碍学生迈进异校课堂的重要因素。
决定成败的政策细节
近年来，武汉大学国学院副院长于亭所在的国学院，与台湾一些高校开展了不少合作授课的项目。他说：“我们的学生可以到台湾高校针对一些课程研修学分，台湾学生也可以来我们这儿。”这样的项目对学生开阔视野、体味不同课堂文化无疑具有很好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于亭也感到了困惑。
“举个最简单例子，同样一门课程，在武大被定为2个学分，但在台湾高校则可能定为3学分，大陆学生在台湾修完后，该如何计算他的学分量？”于亭说，针对这一问题，他也曾向学校层面反映过，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于亭还是比较理解学校的难处：“对于一所学生数万的学校来说，这类的事情实在属于细枝末节。但如果在政策层面上有些自由度的话，问题或许能够得到更好地解决。”
事实上，对于目前学生跨校选修学分所遇到的困局，很多原因都可以归结到政策的不完善。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某位负责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互认工作的教师便坦言，学分互认的学校不仅要对接受学生做出管理、教学计划等一系列安排，还要确保他们的安全，这些额外的工作并没有额外的经费支撑。北京“学院路共同体”高校的某位老师表示，目前各高校对于本校的课程开设情况以及学生的选课情况缺乏规划，而这同样是政策问题。
对此，赵振表示，将目前学分互认难题的根源全部归结为制度缺陷，自然有些武断。但至少在现阶段，政策的缺失，尤其是一些政策细节的缺失的确是事实。“当几所学校决定要开展相关实践时，真的需要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不能意气用事，毕竟细节决定成败。”
开不下去的选修课
所谓高校学分互认，是指学生除学习原来学校课程之外，还可学习其它院校相关课程，所得学分可转换为本校学分并被承认的一种模式。该模式起源于国外，在国内出现时间相对较短，但发展却十分迅速，在短时间内便出现了诸如上海市东北片普通高校合作办学协作组、北京高校“学院路共同体”等不同的学分互认模式。
近两年，这股学分互认风潮变得愈加强烈。如在2013年，媒体便传出上海5所名校研究生学分互认、辽宁省酝酿学分互认试点、广东省拟建“学分银行”、云南省计划建立大学联盟等一系列与学分互认有关的新闻。调查统计，截至2013年底，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已有至少19个省市实现了省内部分高校间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一时间，似乎学生在不同高校间选课已经变得十分通畅。
只是，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某些高校间的学分互认似乎并没有得到学生们太多的赞许。2003年，广东省曾先后在两个大学圈推广“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但截至2011年底，广州大学城参加选课的学生不足3000人，仅占在校学生人数的2%。对于不参与跨校选课的原因，有学生直言“没必要”。
广东省所遇到的尴尬并不是独有的。就在同处南方的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曾在几年前推出校际互修辅修专业，一开始还很是吸引学生眼球，但时间稍长，很多课程便因为报名人数太少而取消，即使是冠以“校际”之名的互修课，绝大部分还是本校学生在选。某位高校教师的话很是直白：“校际课程名不副实，这在很多地方属于常态，很多校际课程最终都不太能开下去。”然而，开不下去的选修课，问题出在哪儿呢？
“天灾”与“人祸”
在上文提到的那次调查中，受访者对高校学分互认存在的问题认同度最高的是“存在学校层次限制”，有51.6%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赞同，其次是“互认地域有限”和“未形成完善的学分互认机制”。
赵振是国内某普通高校教务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于所谓“存在学校层次限制”，他说：“我们所在的联盟只有一所重点高校，这所学校开设的课程其他学校学生抢不着，而我们的课程对学生又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样的‘联盟’能有什么用呢？”
事实上，在国内众多建立学分互认关系的高校中，这种类似于“大带小”的合作模式并不在少数。比如在上文提到的上海市东北片普通高校合作办学协作组中，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其它高校很难在影响力上与其竞争。当然，学校整体的影响力并不能代表某门单独课程的影响力，只要课程特色鲜明，同样能引起学生注意。但遗憾的是，这方面很多高校似乎同样欠缺“功力”。赵振说：“其实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学科，如果能把一些优势性的内容拿出来，还是很能吸引学生的，但一些学校却出于各种考虑，不太愿意‘亮家底’，有些即使开设了这类课程，但在授课教师方面，也会选择经验不足的年轻教师。”
如果说“学校层次限制”是由于学校本身的客观条件所限，尚属于“天灾”的话，对于自身特色挖掘不够乃至于根本不挖掘，则无疑属于“人祸”了。此外，制约学生选择高校互选课程的因素还包括异校上课的不便利性、不同学校科目设置的雷同性等。很多学校对于外校学生修本校学分需要另行缴费的规定，也是阻碍学生迈进异校课堂的重要因素。
决定成败的政策细节
近年来，武汉大学国学院副院长于亭所在的国学院，与台湾一些高校开展了不少合作授课的项目。他说：“我们的学生可以到台湾高校针对一些课程研修学分，台湾学生也可以来我们这儿。”这样的项目对学生开阔视野、体味不同课堂文化无疑具有很好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于亭也感到了困惑。
“举个最简单例子，同样一门课程，在武大被定为2个学分，但在台湾高校则可能定为3学分，大陆学生在台湾修完后，该如何计算他的学分量？”于亭说，针对这一问题，他也曾向学校层面反映过，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于亭还是比较理解学校的难处：“对于一所学生数万的学校来说，这类的事情实在属于细枝末节。但如果在政策层面上有些自由度的话，问题或许能够得到更好地解决。”
事实上，对于目前学生跨校选修学分所遇到的困局，很多原因都可以归结到政策的不完善。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某位负责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互认工作的教师便坦言，学分互认的学校不仅要对接受学生做出管理、教学计划等一系列安排，还要确保他们的安全，这些额外的工作并没有额外的经费支撑。北京“学院路共同体”高校的某位老师表示，目前各高校对于本校的课程开设情况以及学生的选课情况缺乏规划，而这同样是政策问题。
对此，赵振表示，将目前学分互认难题的根源全部归结为制度缺陷，自然有些武断。但至少在现阶段，政策的缺失，尤其是一些政策细节的缺失的确是事实。“当几所学校决定要开展相关实践时，真的需要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不能意气用事，毕竟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