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越认为你是道德的，你越有可能最大化你的道德行为取向，以仁义、慈善和正直的人的面目出现
　　
　　人物周刊：现在都市中一些富足多金的白领，或者更宽泛地说中产阶级，开始信教。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进国：我们知道，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即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如信息／战略选择等)，理性人总是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宗教学家有“宗教人”的设定。其中蕴含着两层意思：人既是理性的，也是道德的。即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人同样会最大化自己的道德偏好，总是希望被他者认为其本性和行为是道德的。而且他者越认为你是道德的，你越有可能最大化你的道德行为取向，以仁义、慈善和正直的人的面目出现。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现代都市中特定的社会阶层，白领和中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信仰者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需要从宗教中获取终极意义或精神价值的回报，或者是“灵验”之类的功利性报偿。
　　由于这个阶层比城市或乡村的底层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他们甚至可能从宗教信仰中获得更大的回报。诸如新兴阶层信众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客观上强化了某些宗教团体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利益诉求，反过来教团或宗教势力也可能有效地反哺着这些信众的“实际的和想象的”利益诉求。
　　人物周刊：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进国：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根源。从社会结构变迁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大陆正处于社会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多发的危险时期。
　　作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都市的白领和中产阶级在积极追求和维护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在各类利益保障制度(如私有财产的合法化，产权的明晰化等)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情形下，心理上的“焦虑感”和“不稳定感”同样是相当强烈的，故而这个阶层的“信教”不仅仅是个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结果，更是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产物。
　　人物周刊：为什么收入和地位都较高的白领，反而信仰需求更加强烈?
　　陈进国：讨论都市中的白领和中产阶级的信仰需求问题，首先应当对这个相对富裕的阶层构成有一个相对清醒的了解。这个阶层当然包括众多的知识精英或所谓的“文化人”，客观上讲也是接受中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无神论”教育最彻底的一群人。但其实宗教社会学家的调查恰恰表明，所谓的“无信仰者”是所有宗教背景中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往往更容易皈依某种宗教形态。
　　其次，同收入和地位较低的阶层相比，随着身份的改变或者地位的提升，这些较高阶层的人也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来理性地表达和选择他们的宗教信仰。
　　人物周刊：在都市白领和中产阶级中，基督教和佛教似乎尤其兴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进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对基督宗教和佛教等体制化宗教形态的强势管制是高成本的，最优战略是默许或承认其进入合法化经营(包括让部分家庭教会合法化)。因而，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人很多，一定程度上也是政府与这些宗教信仰形态经多次博弈和讨价还价的结果。
　　人物周刊：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加以引导和管理?
　　陈进国：在“大宗教”的视野下，政府如何逐步克服“危机管理”模式，更从容地朝“社会化”或“市场化”管理方向迈进，争取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反思的问题。
　　在政府与宗教界的“合作博弈”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游戏规则”(或者是宗教法)?这对于构建一个健康的“宗教信仰超市”，使之更有效地参与构建和谐的宗教市场或平衡的“宗教生态系统”，或许是有益的。
　　
　　陈进国，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