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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打问上年纪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小靳庄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海河之滨那个普通的小村庄，不幸被江青看中而成了她的“点”。1974至1976两年间，江青8到天津，竟3去小靳庄，把小靳庄树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模范”，《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69篇有关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等。粉碎“四人帮”后，小靳庄的“经验”被批判，相关人员被处理。政治的巨浪将小靳庄推向潮头，也把它卷入谷底。
30多年过去，那原本无辜的小靳庄，是否有了沧桑巨变？
想像中的小靳庄应该与其他村庄有所不同，可直到汽车开过一里多地才恍然发现，这个当年“闻名”全国、“蜚声”海外的村庄，已经普通得连一个明显的标志都没有。
2007年9月9日，汽车驶出了天津市宝坻城区，向东南奔驰，一排排即将成熟的玉米向后倒去。
据史料，曾有“京东第一集”美誉的宝坻，早在4000多年前就被开发利用了，因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赢得“宝地”之称。宝坻的“坻”，原只读“ch??”， 巡游到此的乾隆脱口念成了“d??”，也就顺延至今。12世纪，因人烟繁庶，贸易兴旺，盐产收入占到了全国盐利的1/10，就立了县。其隶属关系，几经变化，1949年8月，宝坻隶属于河北省天津专区；1958年6月，改属河北省唐山专区；1960年3月，改属河北省天津专区； 1973年8月，改属天津市。
在宝坻城区东南25公里，是京东名镇林亭口。清朝时，林亭口人李菡官至工部尚书，李氏家族共出举人和进士34人，为官者多达78人，故有“李半朝”之说；那名噪一时的小靳庄，就是林亭口镇的一个村庄。
在牧羊人的指点下，驶过一座小石桥，就到了庄口。
车子在一溜沿墙根而坐的十几位老人面前停了下来。记者蹲下询问小靳庄当年的支部书记王作山老人的住处。
“他就是！”一位收辣椒的商贩手指墙根的一位老人笑着说。
年已73岁的王作山，身材瘦挑，满脸皱纹，两只奇大的耳朵，似乎说明着不同寻常的过去。
记者就地坐下，跟他闲聊起来。一支烟过去，王作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我看你挺实在的，就告诉你吧。”随后，他打开了话匣子。
记者：从“四人帮” 被粉碎到现在，已经30多年，小靳庄有什么巨大进步？与邻村有什么不同吗？
王作山：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还说不上忒富，这些年也没啥太大进步，原来的钢管厂和部件厂，也在市场经济中倒闭了。跟邻村比较，差不了多少。村南头建了很多新房子，那是年轻人结婚住的。1976年大地震时，小靳庄的房子全部倒塌了，后来，年轻人另辟房场，建了高大宽敞的房子。
记者：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
王作山：年轻人出外打工，老人和妇女在家种地。
说到村里的具体情况，王作山说村主任王孝恩比他更清楚。
在王孝恩只有几床棉被和简单家具的家里，他告诉记者，现在小靳庄有20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以种辣椒大蒜大葱这“三辣”为主，还种玉米。今年卖大葱一亩地可以收入2000多元。现在，个人状况还都可以，但是，村里没有钱。
“你怎么看待小靳庄那段众所周知的历史？”记者问，王孝恩像接待大葱大蒜贩子一样坦然简单地回答：“我没琢磨过。”
在江青“垂青”之前，小靳庄的情况怎样？也如某些典型那样，小靳庄是吹红捧红的吗？
资料显示，解放前的小靳庄，水灾频发，民不聊生，是宝坻黄连一样凄苦的佃户村。“大水吞门白汪汪，土地不收颗粒粮。锅盖长在锅台上，妻离子散奔他乡。”这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歌谣。建国后之初， 有101户582人的小靳庄大队，粮食亩产也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到饭炊之时，妇女经常被急得团团转。
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谁知，1958年“大跃进”，虚夸成风，使得每人每天只能分得一二两粮食，百姓饿得摇摇晃晃，甚至还有老人被饿死。“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救了这一方人”王作山告诉记者：“吃返销粮，是大跃进造的孽，而不是象某些媒体所说的是因为文革”。
惨痛的教训，让小靳庄人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粮食只能用汗水来换。
从1959年开始，担任了10年生产队长和8年书记的王作山，带着小靳庄人喊出了“河挖三尺，地长一寸”的口号，生生把箭杆河河床挖深了1米多，而村里的土地，也“长出了”一层厚厚的河泥。同时，他们还养猪积肥、科学种田，“旱收蚂蚱、涝收蛤蟆”的盐碱地，终于变成了米粮仓。
“那时大伙觉悟就是高。干活都自觉，不用吆喝，平时下地干活玩儿命，粮食成熟后根本不用护秋，棒子和麦穗落在地里，社员捡后就送到队里，连小学生都如此。冬天挖河泥改良土壤，天不亮大家就到齐了”，回想当年，王作山感慨万千：“苦干了几年，粮食产量提高了。
粮食亩产甚至破天荒上了“纲要”， 人均口粮也上升到400多斤。 当时，中央对农业生产规定了三个目标：亩产粮食400斤“上纲要”； 亩产粮食600斤“过黄河”； 亩产粮食800斤“跨长江”。而北方农村能够“上纲要”的凤毛麟角， 加之小靳庄的基础太差，于是，小靳庄“上纲要”就引起了轰动，在宝坻县“农业学大寨”的光荣榜里，小靳庄的大名赫然醒目。
“到了1974年，小靳庄的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全村1300亩地一年就向国家交20万斤公粮，人均还分得口粮450斤，我们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奖台，”王作山，狠吸了一口烟之后说：“那时，国家多么缺粮食啊，我们仅仅留够吃的，其它的全交给了国家，一斤苞米才七八分钱啊，我们就交了那么多公粮，我们小靳庄的农民有多么爱国呀！”
尽管小靳庄已声名鹊起，但在江青到来之前，这个村庄即便在宝坻县，也不是最突出的，其命运的转变，始于江青的到来，而这种改变，有着让人希嘘的偶然。
1974年6月17日晚10时，江青乘专列到津。
听完“批儒评法”运动的汇报后，因为天津市没有抓出什么新典型，江青大为不满。一天，当她听市委副书记吴岱汇报说小靳庄不仅办政治夜校，学唱革命样板戏，还比赛诗歌时，就睁大了眼睛，决定亲赴小靳庄看个究竟。
王作山边吸烟，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6月22日9时许，在天津市委书记谢学恭等人的陪同下，江青一行一二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开向小靳庄，乡路上，尘土飞扬。
事前村里人接到通知，不论大人孩子，要着装整洁，欢迎时要有秩序，还要热烈。如到其它地方一样，江青照例说着“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和“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这两句话，于是大伙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时没有什么接待室，只是在一个小学校里临时搭了个台子。原定由王作山主持，谁知江青往中间一坐，拽过话筒就说：“我来主持会议”，接着就讲起了儒法斗争史。
往下她突然地给大家改名。
江青问妇女队长于瑞芳：“你叫什么名字？”于瑞芳立即作了回答。 “这个名字不好听，名字也要精兵简政，”江青说：“就改为于芳吧”。
在得知周福兰姓名之后，江青要周福兰马上改名叫周克周； 接着，江青还把女社员王淑贤的名字改成了王先，把男青年王孝岐改成了王灭孔。
改过名后，江青问于瑞芳：“你会唱样板戏吗？”于连忙点头说会。
就在于要唱《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被江青叫了停。 “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 江青转脸又喊随行的那位闻名全国的李玉和的扮演者，“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于瑞芳还作了题为《实践出真知 斗争长才干》的发言，并为江青朗诵了诗歌。中午江青让她一起吃了饭，从此，江青就记住了于瑞芳，每次来小靳庄，她都问于芳在不在。
江青的午休，被安排在大队会计王锡恩家。此前，王家已被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彻底消了毒，也换上宾馆的被褥枕头，王家左邻右舍的鸡鸭鹅狗等一切可能干扰江青睡眠的家禽牲畜，统统被关了紧闭。
下午3时许，睡醒的江青把天津市委领导叫到身边说：“小靳庄社员能批林批孔，又能作诗，又能唱样板戏，以后这里就是我的点。你们要经常来，不来我就敲打你。”
临行前，江青告诉天津市委领导，要尽快搞个小靳庄经验的总结材料，送到她那里去。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
1974年８月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小靳庄的“办政治夜校”、 “农民写诗”、“农民唱样板戏”等“十件新事”， 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从此，小靳庄经验风靡全国。
1974年9月24日，江青二到小靳庄，她带来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1975年底，“四人帮”搞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要求中央派记者去小靳庄采访，而且要出稿。1976年2月26日，大标题为“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副标题为“小靳庄大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前进”的稿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上刊出。
1976年8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个月，江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小靳庄。村民们站成两排，夹道欢迎。江青开始对小靳庄人讲话。她先问候了几句，就开始批邓了。
之后，江青到村子各处转了转，碰见已经改名王灭孔的王孝歧，就说不仅要灭孔，还要灭邓。见妇女队长于瑞芳头上没有发卡，就送了她一支。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976年10月６日，一举粉碎“四人帮”，江青锒铛入狱，小靳庄人陷入了惶恐与迷茫之中。
在小靳庄“名”扬天下之时，王作山风光无限。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还曾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提拔为宝坻县委书记。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时，王作山被隔离审查，宝坻县委书记和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一齐被撤。
有人还举报王作山“交20万斤公粮”是虚报，经过调查，结果被推翻。
就在要开除王作山党籍时，他忍不住了：“小靳庄的老百姓，最朴实最能干，是江青毁了小靳庄，咱农村基层干部，对上边也不了解，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谁敢慢待呀？还有各级领导陪着，我是个村支书能怀疑县委还是能怀疑市委？不是你们把江青领来，小靳庄能被毁了吗？”他还说：“我们农民有什么错？我们能有那么高觉悟？江青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旗号，谁能不听？为了需要四人帮他们让小靳庄唱戏赛诗，不弄怎么行？”
后来，王作山直接给万里和帅孟奇写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在他们的过问下，本着“对党有利，对个人有利”的原则，解除了对王作山的审查。
回到小靳庄后，王作山重新得到了小靳庄人的信任，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庄里是否还留有当年的什么遗迹？比如江青曾下榻过的王锡恩家，比如唱戏的台子，比如来宾接待室以及政治夜校等；被改了名字的于瑞芳、王淑贤、周福兰、王孝歧，还有接待过江青的副支书王杜，给江青朗诵过诗歌的于怀哲等人，现状如何呢” ?
“遗迹？”王作山反问记者：“留下有啥用？”
村民王庭云和霍凤岐说，凡是与江青相关的痕迹，都没了，于瑞芳那些人，出嫁的出嫁，走的走，死的死。
王作山告诉记者，于瑞芳、王淑贤、周福兰都嫁到了外乡；周福兰随军远走他乡当了工人；王孝歧于怀哲和王锡恩相继去世，王杜在外搞企业，情况不祥。
“1976年地震，小靳庄被震平了，什么都找不见了。” 王作山又点了支烟，蹙着眉头说。
在季庄子，记者寻到了16岁参加劳动，17岁当妇女队长，年已53岁的于瑞芳。
当时，她推着独轮车从地里回到了家。洗过手，她平静地接受采访。她告诉记者，1978年前后，她离开了小靳庄，经常有人来了解过去的情况。说罢，她搬出了镶有当年老照片的镜框。
其中有她与王淑贤、周福兰以及日本客人的合影，还有她与陈永贵之子以及李玉和扮演者的合影。照片中的她，颇具豪迈之气，而现实的她，已经两鬓染白，她手指身边的两个二十多岁的女性告诉记者，她俩是她的女儿，都结了婚，大女儿还生了孩子。
“抚今追昔，有何感慨？”，面对记者的提问，于瑞芳说，当初为江青朗诵的究竟是哪首诗歌，已经记不清了，江青送的发卡，早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只知道干活，吃饭。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
“您怎样看待当时那段历史？现在，小靳庄人又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记者关心地问。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王作山还告诉记者,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知道那段历史。
在小靳庄的大街上，记者随机采访了5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起过去，他们均摇头说，不清楚。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偏偏就让江青看上了，没有她掺和，村里早就搞起来了”虽说不愿提及，王作山还是向记者倾诉着他的感伤：“粉碎四人帮之初，外出的小靳庄人都不敢自报家门，抬不起头啊！”。
老人还解释说，早在1971年小靳庄就办农业科技夜校，“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政治挂帅，就只能讲政治课了，后来干脆就叫政治夜校了。小靳庄一共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
对于农民写诗，老人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小靳庄，就有编顺口溜的风气，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顺口溜和政治结合了，后来就变成了大批判的政治工具了。小靳庄也成了诗乡，全村100多人参加了写作。贫下中农于哲怀一家7口，人人能写诗，不到一年的工夫，小靳庄就写出诗歌1000多首。
说到农民唱样板戏，王作山叹着气告诉记者，小靳庄人本来天性开朗，爱唱旧京戏。加之，“文革”中，普及样板戏，会唱样板戏的人就多了，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江青还派北京戏校的人来排练样板戏。后来，村里把唱得好的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演出，这本来没有什么，江青却说这是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其实，百姓很反感，外地来人参观，五六十壮劳力，不种地，却不是唱就是跳！
王作山还告诉记者，江青定点小靳庄之后，他3次亲自或者派人去大寨取经。“当时我们很担心啊，大寨是毛主席树的点儿，江青又树了小靳庄，我们就去跟大寨学经验，我们不能跟大寨发生冲突，”他解释说：“我去大寨那一次，陈永贵副总理特意从北京赶回了大寨。”
三间空旷的房屋，是王作山老人一个人的“老巢”， 屋里没有电视，炕上摆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老伴已经去世，他自己做饭自己吃。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务农，一个儿子在县城工作，女儿出嫁外庄。几年前，年届70高龄的他，去塘沽开发区松正电子公司打工，每个月有800元的收入，回到老家后，那公司每月还给他400元的生活费，这也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村、镇以及区里，没有一分钱的待遇给他。手指夹着旱烟，王作山说，旱烟便宜，烟卷少说也要2元钱一盒呀。
30年前的“辉煌”，似乎已成压在箱底儿的《天方夜谭》，那么，在环渤海的区域经济振兴与发展中，小靳庄会有怎样的前景呢？
从宝坻区委宣传部记者了解到，宝坻区作出了如此规划。
把宝坻区融入国际国内宏观发展的大背景中考量，置于京津乃至环渤海经济区域中定位，从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全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进行谋篇布局，到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06年翻一番以上，实现180亿元；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5％以上，达到36亿元，争取4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五年累计突破400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达到1.2万元。
问到小靳庄，宣传部的一位领导说，小靳庄的振兴与发展，不能独立进行，只能在林亭口镇的规划之内。
采访得知，林亭口镇不仅是全市的优质粮基地，经济作物以“三辣” （五叶齐大葱、红皮蒜、天鹰椒）最为著名，如今种植面积达５万亩，产品漂洋过海，远销日、韩和东南亚各国。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三辣”经济，林亭口镇政府投资500万元，建成了占地８万平方米的“三辣”市场，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林亭口，包括小靳庄的明天，是灿烂的。
站在小靳庄庄口的桥头回望小靳庄，小靳庄已没入沉沉的暮霭之中，身边不时有汽车和摩托车飞驰而过，记者感慨：政治所催生的浮华与虚妄，必然转瞬即逝，当尘埃落定，我们的双脚回到大地之上，才最为踏实而坚定。
上个世纪70年代，海河之滨那个普通的小村庄，不幸被江青看中而成了她的“点”。1974至1976两年间，江青8到天津，竟3去小靳庄，把小靳庄树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模范”，《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69篇有关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等。粉碎“四人帮”后，小靳庄的“经验”被批判，相关人员被处理。政治的巨浪将小靳庄推向潮头，也把它卷入谷底。
30多年过去，那原本无辜的小靳庄，是否有了沧桑巨变？
想像中的小靳庄应该与其他村庄有所不同，可直到汽车开过一里多地才恍然发现，这个当年“闻名”全国、“蜚声”海外的村庄，已经普通得连一个明显的标志都没有。
2007年9月9日，汽车驶出了天津市宝坻城区，向东南奔驰，一排排即将成熟的玉米向后倒去。
据史料，曾有“京东第一集”美誉的宝坻，早在4000多年前就被开发利用了，因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赢得“宝地”之称。宝坻的“坻”，原只读“ch??”， 巡游到此的乾隆脱口念成了“d??”，也就顺延至今。12世纪，因人烟繁庶，贸易兴旺，盐产收入占到了全国盐利的1/10，就立了县。其隶属关系，几经变化，1949年8月，宝坻隶属于河北省天津专区；1958年6月，改属河北省唐山专区；1960年3月，改属河北省天津专区； 1973年8月，改属天津市。
在宝坻城区东南25公里，是京东名镇林亭口。清朝时，林亭口人李菡官至工部尚书，李氏家族共出举人和进士34人，为官者多达78人，故有“李半朝”之说；那名噪一时的小靳庄，就是林亭口镇的一个村庄。
在牧羊人的指点下，驶过一座小石桥，就到了庄口。
车子在一溜沿墙根而坐的十几位老人面前停了下来。记者蹲下询问小靳庄当年的支部书记王作山老人的住处。
“他就是！”一位收辣椒的商贩手指墙根的一位老人笑着说。
年已73岁的王作山，身材瘦挑，满脸皱纹，两只奇大的耳朵，似乎说明着不同寻常的过去。
记者就地坐下，跟他闲聊起来。一支烟过去，王作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我看你挺实在的，就告诉你吧。”随后，他打开了话匣子。
记者：从“四人帮” 被粉碎到现在，已经30多年，小靳庄有什么巨大进步？与邻村有什么不同吗？
王作山：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还说不上忒富，这些年也没啥太大进步，原来的钢管厂和部件厂，也在市场经济中倒闭了。跟邻村比较，差不了多少。村南头建了很多新房子，那是年轻人结婚住的。1976年大地震时，小靳庄的房子全部倒塌了，后来，年轻人另辟房场，建了高大宽敞的房子。
记者：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
王作山：年轻人出外打工，老人和妇女在家种地。
说到村里的具体情况，王作山说村主任王孝恩比他更清楚。
在王孝恩只有几床棉被和简单家具的家里，他告诉记者，现在小靳庄有20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以种辣椒大蒜大葱这“三辣”为主，还种玉米。今年卖大葱一亩地可以收入2000多元。现在，个人状况还都可以，但是，村里没有钱。
“你怎么看待小靳庄那段众所周知的历史？”记者问，王孝恩像接待大葱大蒜贩子一样坦然简单地回答：“我没琢磨过。”
在江青“垂青”之前，小靳庄的情况怎样？也如某些典型那样，小靳庄是吹红捧红的吗？
资料显示，解放前的小靳庄，水灾频发，民不聊生，是宝坻黄连一样凄苦的佃户村。“大水吞门白汪汪，土地不收颗粒粮。锅盖长在锅台上，妻离子散奔他乡。”这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歌谣。建国后之初， 有101户582人的小靳庄大队，粮食亩产也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到饭炊之时，妇女经常被急得团团转。
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谁知，1958年“大跃进”，虚夸成风，使得每人每天只能分得一二两粮食，百姓饿得摇摇晃晃，甚至还有老人被饿死。“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救了这一方人”王作山告诉记者：“吃返销粮，是大跃进造的孽，而不是象某些媒体所说的是因为文革”。
惨痛的教训，让小靳庄人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粮食只能用汗水来换。
从1959年开始，担任了10年生产队长和8年书记的王作山，带着小靳庄人喊出了“河挖三尺，地长一寸”的口号，生生把箭杆河河床挖深了1米多，而村里的土地，也“长出了”一层厚厚的河泥。同时，他们还养猪积肥、科学种田，“旱收蚂蚱、涝收蛤蟆”的盐碱地，终于变成了米粮仓。
“那时大伙觉悟就是高。干活都自觉，不用吆喝，平时下地干活玩儿命，粮食成熟后根本不用护秋，棒子和麦穗落在地里，社员捡后就送到队里，连小学生都如此。冬天挖河泥改良土壤，天不亮大家就到齐了”，回想当年，王作山感慨万千：“苦干了几年，粮食产量提高了。
粮食亩产甚至破天荒上了“纲要”， 人均口粮也上升到400多斤。 当时，中央对农业生产规定了三个目标：亩产粮食400斤“上纲要”； 亩产粮食600斤“过黄河”； 亩产粮食800斤“跨长江”。而北方农村能够“上纲要”的凤毛麟角， 加之小靳庄的基础太差，于是，小靳庄“上纲要”就引起了轰动，在宝坻县“农业学大寨”的光荣榜里，小靳庄的大名赫然醒目。
“到了1974年，小靳庄的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全村1300亩地一年就向国家交20万斤公粮，人均还分得口粮450斤，我们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奖台，”王作山，狠吸了一口烟之后说：“那时，国家多么缺粮食啊，我们仅仅留够吃的，其它的全交给了国家，一斤苞米才七八分钱啊，我们就交了那么多公粮，我们小靳庄的农民有多么爱国呀！”
尽管小靳庄已声名鹊起，但在江青到来之前，这个村庄即便在宝坻县，也不是最突出的，其命运的转变，始于江青的到来，而这种改变，有着让人希嘘的偶然。
1974年6月17日晚10时，江青乘专列到津。
听完“批儒评法”运动的汇报后，因为天津市没有抓出什么新典型，江青大为不满。一天，当她听市委副书记吴岱汇报说小靳庄不仅办政治夜校，学唱革命样板戏，还比赛诗歌时，就睁大了眼睛，决定亲赴小靳庄看个究竟。
王作山边吸烟，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6月22日9时许，在天津市委书记谢学恭等人的陪同下，江青一行一二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开向小靳庄，乡路上，尘土飞扬。
事前村里人接到通知，不论大人孩子，要着装整洁，欢迎时要有秩序，还要热烈。如到其它地方一样，江青照例说着“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和“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这两句话，于是大伙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时没有什么接待室，只是在一个小学校里临时搭了个台子。原定由王作山主持，谁知江青往中间一坐，拽过话筒就说：“我来主持会议”，接着就讲起了儒法斗争史。
往下她突然地给大家改名。
江青问妇女队长于瑞芳：“你叫什么名字？”于瑞芳立即作了回答。 “这个名字不好听，名字也要精兵简政，”江青说：“就改为于芳吧”。
在得知周福兰姓名之后，江青要周福兰马上改名叫周克周； 接着，江青还把女社员王淑贤的名字改成了王先，把男青年王孝岐改成了王灭孔。
改过名后，江青问于瑞芳：“你会唱样板戏吗？”于连忙点头说会。
就在于要唱《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被江青叫了停。 “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 江青转脸又喊随行的那位闻名全国的李玉和的扮演者，“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于瑞芳还作了题为《实践出真知 斗争长才干》的发言，并为江青朗诵了诗歌。中午江青让她一起吃了饭，从此，江青就记住了于瑞芳，每次来小靳庄，她都问于芳在不在。
江青的午休，被安排在大队会计王锡恩家。此前，王家已被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彻底消了毒，也换上宾馆的被褥枕头，王家左邻右舍的鸡鸭鹅狗等一切可能干扰江青睡眠的家禽牲畜，统统被关了紧闭。
下午3时许，睡醒的江青把天津市委领导叫到身边说：“小靳庄社员能批林批孔，又能作诗，又能唱样板戏，以后这里就是我的点。你们要经常来，不来我就敲打你。”
临行前，江青告诉天津市委领导，要尽快搞个小靳庄经验的总结材料，送到她那里去。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
1974年８月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小靳庄的“办政治夜校”、 “农民写诗”、“农民唱样板戏”等“十件新事”， 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从此，小靳庄经验风靡全国。
1974年9月24日，江青二到小靳庄，她带来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1975年底，“四人帮”搞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要求中央派记者去小靳庄采访，而且要出稿。1976年2月26日，大标题为“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副标题为“小靳庄大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前进”的稿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上刊出。
1976年8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个月，江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小靳庄。村民们站成两排，夹道欢迎。江青开始对小靳庄人讲话。她先问候了几句，就开始批邓了。
之后，江青到村子各处转了转，碰见已经改名王灭孔的王孝歧，就说不仅要灭孔，还要灭邓。见妇女队长于瑞芳头上没有发卡，就送了她一支。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976年10月６日，一举粉碎“四人帮”，江青锒铛入狱，小靳庄人陷入了惶恐与迷茫之中。
在小靳庄“名”扬天下之时，王作山风光无限。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还曾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提拔为宝坻县委书记。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时，王作山被隔离审查，宝坻县委书记和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一齐被撤。
有人还举报王作山“交20万斤公粮”是虚报，经过调查，结果被推翻。
就在要开除王作山党籍时，他忍不住了：“小靳庄的老百姓，最朴实最能干，是江青毁了小靳庄，咱农村基层干部，对上边也不了解，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谁敢慢待呀？还有各级领导陪着，我是个村支书能怀疑县委还是能怀疑市委？不是你们把江青领来，小靳庄能被毁了吗？”他还说：“我们农民有什么错？我们能有那么高觉悟？江青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旗号，谁能不听？为了需要四人帮他们让小靳庄唱戏赛诗，不弄怎么行？”
后来，王作山直接给万里和帅孟奇写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在他们的过问下，本着“对党有利，对个人有利”的原则，解除了对王作山的审查。
回到小靳庄后，王作山重新得到了小靳庄人的信任，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庄里是否还留有当年的什么遗迹？比如江青曾下榻过的王锡恩家，比如唱戏的台子，比如来宾接待室以及政治夜校等；被改了名字的于瑞芳、王淑贤、周福兰、王孝歧，还有接待过江青的副支书王杜，给江青朗诵过诗歌的于怀哲等人，现状如何呢” ?
“遗迹？”王作山反问记者：“留下有啥用？”
村民王庭云和霍凤岐说，凡是与江青相关的痕迹，都没了，于瑞芳那些人，出嫁的出嫁，走的走，死的死。
王作山告诉记者，于瑞芳、王淑贤、周福兰都嫁到了外乡；周福兰随军远走他乡当了工人；王孝歧于怀哲和王锡恩相继去世，王杜在外搞企业，情况不祥。
“1976年地震，小靳庄被震平了，什么都找不见了。” 王作山又点了支烟，蹙着眉头说。
在季庄子，记者寻到了16岁参加劳动，17岁当妇女队长，年已53岁的于瑞芳。
当时，她推着独轮车从地里回到了家。洗过手，她平静地接受采访。她告诉记者，1978年前后，她离开了小靳庄，经常有人来了解过去的情况。说罢，她搬出了镶有当年老照片的镜框。
其中有她与王淑贤、周福兰以及日本客人的合影，还有她与陈永贵之子以及李玉和扮演者的合影。照片中的她，颇具豪迈之气，而现实的她，已经两鬓染白，她手指身边的两个二十多岁的女性告诉记者，她俩是她的女儿，都结了婚，大女儿还生了孩子。
“抚今追昔，有何感慨？”，面对记者的提问，于瑞芳说，当初为江青朗诵的究竟是哪首诗歌，已经记不清了，江青送的发卡，早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只知道干活，吃饭。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
“您怎样看待当时那段历史？现在，小靳庄人又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记者关心地问。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王作山还告诉记者,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知道那段历史。
在小靳庄的大街上，记者随机采访了5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起过去，他们均摇头说，不清楚。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偏偏就让江青看上了，没有她掺和，村里早就搞起来了”虽说不愿提及，王作山还是向记者倾诉着他的感伤：“粉碎四人帮之初，外出的小靳庄人都不敢自报家门，抬不起头啊！”。
老人还解释说，早在1971年小靳庄就办农业科技夜校，“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政治挂帅，就只能讲政治课了，后来干脆就叫政治夜校了。小靳庄一共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
对于农民写诗，老人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小靳庄，就有编顺口溜的风气，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顺口溜和政治结合了，后来就变成了大批判的政治工具了。小靳庄也成了诗乡，全村100多人参加了写作。贫下中农于哲怀一家7口，人人能写诗，不到一年的工夫，小靳庄就写出诗歌1000多首。
说到农民唱样板戏，王作山叹着气告诉记者，小靳庄人本来天性开朗，爱唱旧京戏。加之，“文革”中，普及样板戏，会唱样板戏的人就多了，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江青还派北京戏校的人来排练样板戏。后来，村里把唱得好的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演出，这本来没有什么，江青却说这是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其实，百姓很反感，外地来人参观，五六十壮劳力，不种地，却不是唱就是跳！
王作山还告诉记者，江青定点小靳庄之后，他3次亲自或者派人去大寨取经。“当时我们很担心啊，大寨是毛主席树的点儿，江青又树了小靳庄，我们就去跟大寨学经验，我们不能跟大寨发生冲突，”他解释说：“我去大寨那一次，陈永贵副总理特意从北京赶回了大寨。”
三间空旷的房屋，是王作山老人一个人的“老巢”， 屋里没有电视，炕上摆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老伴已经去世，他自己做饭自己吃。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务农，一个儿子在县城工作，女儿出嫁外庄。几年前，年届70高龄的他，去塘沽开发区松正电子公司打工，每个月有800元的收入，回到老家后，那公司每月还给他400元的生活费，这也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村、镇以及区里，没有一分钱的待遇给他。手指夹着旱烟，王作山说，旱烟便宜，烟卷少说也要2元钱一盒呀。
30年前的“辉煌”，似乎已成压在箱底儿的《天方夜谭》，那么，在环渤海的区域经济振兴与发展中，小靳庄会有怎样的前景呢？
从宝坻区委宣传部记者了解到，宝坻区作出了如此规划。
把宝坻区融入国际国内宏观发展的大背景中考量，置于京津乃至环渤海经济区域中定位，从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全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进行谋篇布局，到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06年翻一番以上，实现180亿元；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5％以上，达到36亿元，争取4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五年累计突破400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达到1.2万元。
问到小靳庄，宣传部的一位领导说，小靳庄的振兴与发展，不能独立进行，只能在林亭口镇的规划之内。
采访得知，林亭口镇不仅是全市的优质粮基地，经济作物以“三辣” （五叶齐大葱、红皮蒜、天鹰椒）最为著名，如今种植面积达５万亩，产品漂洋过海，远销日、韩和东南亚各国。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三辣”经济，林亭口镇政府投资500万元，建成了占地８万平方米的“三辣”市场，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林亭口，包括小靳庄的明天，是灿烂的。
站在小靳庄庄口的桥头回望小靳庄，小靳庄已没入沉沉的暮霭之中，身边不时有汽车和摩托车飞驰而过，记者感慨：政治所催生的浮华与虚妄，必然转瞬即逝，当尘埃落定，我们的双脚回到大地之上，才最为踏实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