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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建构是一项长期工作、系统工程。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在非洲拥有广泛影响力及话语权，绝非媒体一家之力，而是多主体协同统一、整合传播的结果。多主体、多层次、立体整合传播，协同建构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应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除对非传播媒体外，有五个层次、多个主体，可供整合建构中国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政府层面：国家领导人、驻非各国使领馆、援非医疗队、援非技术专家；学界层面：大学、孔子学院、学者；个人层面：志愿者、在非务工公民、前往非洲旅游公民；社会层面；在非企业、NGO；国际层面：华人华侨、华文媒体。五个层面、多个主体，构成中国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因子。
国家领导人与驻非使领馆
我国领导人经常访问非洲、与非洲保持密切往来，是建构影响力及话语权的特殊主体。领导人出访非洲本身即是为媒体设置议程，他们接触非洲社会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演讲，既是人际传播更是大众传播，是阐发中国发展理念、阐述中非关系的重要渠道。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备受瞩目。今年3月习近平出访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金）所展开的系列活动，就是一次成功的对非传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认为：“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引谚语，讲故事，拉近到访国民众与中国的距离，我觉得习近平此访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公共外交，也为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带了好头，并将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驻非洲国家的使领馆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目前中国在非洲国家派驻49个使馆和8个领事馆。中国任何对非传播媒体都不可能像使领馆一样广泛布局非洲各国。作为中国的代表，使领馆及工作人员要有影响力及话语权建构意识，明确自己是中国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的建构主体，主动利用节庆日举办各种公共人文外交活动，广泛接触所在国民众和媒体、传播中国文化；积极投书当地媒体和西方媒体，驳斥舆论对中国的抹黑，传播中国声音。
援非医疗队、专家和志愿者
传播学实证研究表明，人际传播在影响力和情感力上，明显优于大众传播。中国援非医生、技术专家和志愿者身体力行，尽管传播影响范围有限，却是最有效的实体传播。
中国从1953年开始对非实施医疗援助，共派遣1.8万人次医疗人员到非洲，足迹走遍非洲大地。现中国还有23个省市自治区派出23个医疗队，覆盖非洲30多个国家。他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塑造中国医疗队的良好口碑，树立非洲人对中国的良好印象。中国自1960年代以来，在30多个非洲国家创立40多个农业合作中心，共派遣700多名技术专家前往非洲，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农场乡村，与非洲农民一起推动农业发展。中国自2000年始招募、派遣志愿者到非洲从事志愿活动，仅2005年8月到2009年11月，就向非洲15个国家派出312名志愿者。
援非医疗队、农技专家和志愿者，是活跃流动的宣传队。为此，派出前应让他们具备基本的公共外交意识、作为中国在非影响力因子的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利用当地媒体、中国驻非媒体，向更多非洲民众传播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使领馆应主动组织当地媒体、中国驻非媒体，向非洲民众和西方报道他们，设置议程掌控话语权。欧洲援助非洲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派遣志愿者。他们多是大学生，利用一到两年时间，到非洲担任教师、医生、义工，甚至到农场里面帮助农民干活，既认知非洲还锻炼自己，更有效地传播了西方的文化价值理念、生活行为方式。
大学及学者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划”的实施，中非高校、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多，高校及学者日益成为中国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的重要建构主体。
大学作为建构主体体现在互结姊妹学校、学者与学生交流互访、参加或联合举办国际会议等。作为情感投资，大学应多资助非洲未来的精英分子、潜在的领导来华学习访问，体认中国发展道路，学习中国经验及背后的文化理念。作为中非高校合作的产物，目前在非洲22个国家设置的29个孔子学院（课堂），是中非友谊的象征、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传播中华文化、培养懂汉语非洲人才的重要渠道。大学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非洲留学生，培养“能为中国说话的非洲人”，将提升中国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是有效的“精英营销”策略。
在西方，大学是宣扬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推介西方发展模式的重要主体。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关系，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保持更为密切的文化互动，非洲精英往往选择西方大学作为海外留学首选地。大量非洲学术精英、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在西方接受教育，接受西方模式洗礼，学成回国后，自然容易成为西方模式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同样，西方学者尤其是认同西方模式的学者，他们经常与非洲学界交流，或兼任各种NGO、国际组织顾问，自觉不自觉地向非洲推介西方模式。中国大学及学者在与非洲同仁交往中，也应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理念，发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声音。
在非工作及旅游的公民
随着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投资创业、国人经济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中国人前往非洲务工、选择非洲旅游。仅去年中非人员往来就超过150万人次。置身异国他乡，中国人应有“我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我”的形象意识。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是中国形象的代言人，都在用自己的言传示范，或提升或损毁中国形象。事实上，国家的话语权意识，不是少数人有就行，还需要公众普遍具有为自己也为社会发言的话语权意识，更要有为国家利益而热心辩说的公民意识。
首次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其形象意识主要来自教育与培训。企业和旅行社应加强对前往非洲工作和旅游人员的跨文化交流培训，所在国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的教育。企业应组织中国员工与当地员工交流，让中国员工融入当地生活。同时，中国公民出国在外，有权要求使领馆关照和保护，使领馆也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所在国的法律和习俗教育，不能区分公派出国还是私派出国，不能等出现问题再来处理。中国少数企业、员工及游客在非洲的不良行为，既有自身责任素质问题，更有相关机构教育和培训的失职。 在非企业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中国企业已在非洲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超过2000家企业，投资所涉及的领域，覆盖非洲各行各业。它们是中国在非洲经济和产品形象的代言人，应自觉地肩负起促进中非关系的职责，做中非关系的守护者、推动者和宣传者。
作为中国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建构主体，中国企业在投资非洲时要做到：一是实施本土化经营管理，多用当地工作人员。二是多转让技术、多培训当地技术人员，让他们自己能够独当一面，提升非洲技术和管理水平。三是多关注弱势群体和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为此，中国在非企业应加强自律，严格内部管理，以诚信和质量取胜，不做一锤子买卖；尊重、遵守当地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改善劳工待遇和加强环境保护，开展本土化经营回报当地社会，为中非关系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中国企业是推动中非平等务实合作的生力军，是双方合作成果的直接受益者，更应维护好发展好建构好中国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
出于西方和非洲对国有企业的刻板成见，中国应多鼓励扶持民营企业走进非洲，让其与国企一道成为中国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建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相比，走出国门更受投资地的欢迎。西方舆论在评价中印两国企业国际收购活动时经常指出，中国的国际买家具有国家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进行竞价，而印度、巴西则更多是私营企业。因此，在非洲，有关印度、巴西“经济威胁论”少有市场。私营经济是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要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国可学习印度、巴西，支持民企对外直接投资，为其提供完备的金融、信息服务，让民企成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承担更大历史责任。
NGO
NGO是“民意的代表”，是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是实现中非“民相亲、心相通”的重要交流互动渠道。但中国NGO在非洲的缺席，导致这种沟通渠道缺失。当西方NGO、非洲NGO在环保、人权、良治等领域抹黑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时，中国只能借助不被信任的官方渠道澄清事实。中国NGO缺席非洲，已成为建构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的短板。引导非洲民间社会正确认识中国、理解中非关系，NGO是必须重视并需要借助的“巧力量”。
随着非洲国家公民社会的日渐成熟，NGO越来越多，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增大。与此同时，中国NGO也逐年增加，他们走进非洲，与西方NGO、非洲NGO开展竞争与合作，直接服务于非洲国家社会民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传播策略，有利于与西方NGO展开舆论竞争，有助于促进中非民间的沟通，“以民促官”，促成NGO对中非官方合作的理解与支持，为中非关系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西方的实践证明，NGO在非洲民间中发挥的作用与媒体、政府相比更为直接，更能形成“民相亲、心相通”的局面。
怎么利用NGO这种巧力量？一是资助并支持中国NGO前往非洲，直接服务非洲的社会民生，用切实可见的行为和效果，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声誉；二是要积极支持并资助非洲NGO、让它们在非洲代表中国说话，传播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三是中国NGO走进非洲积极与非洲NGO合作，改变非洲本土NGO单方面与西方国家的NGO合作、受西方媒体影响的现状，利用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消解非洲NGO对西方媒体制造的“新殖民主义”的呼应。
中国重视对非传播，但远未像西方国家那样，深入非洲民间社会、深入到拥有舆论影响力的非洲NGO。随着中非关系全面深化，交往内容扩展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交往形式扩展到包括NGO在内的民间外交层面，中非关系日益呈现大外交格局。为此，对非传播在对象上，应着重加强对那些拥有影响力及话语权的非洲NGO的传播；在方式上，不局限于中非政府间的对话协调，也应倡导NGO与NGO之间的对话交流。借助中国NGO加强对非洲NGO及民间社会的传播，应是当下不可忽视、尽早实施的重要举措。
提到组织传播，中国还要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来建构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中国宜摒弃中庸之道、主动出击提出外交构想，将之转化为国际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就是成功的范例。西方国家经常借助由其掌控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其倡导的国际规制，如“赤道原则”、“采掘业透明规则”等施加影响力、掌控话语权。
华人华侨、华文媒体
华人华侨尽管已取得所在国的居住资格，但基于割舍不断的血脉乡情，他们总是希望中国能在国际上顶天立地，在与所在国杂居交流中，身体力行传播着中华文化传统。据统计，目前大约有120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非洲，要从中培养和发现“在非洲能说得上话的中国人”。其他国家也很依赖本国侨胞的影响力，如印度为与中国在非洲展开竞争，努力塑造自己在非洲的差异化形象，正整合在非洲约280万印裔人的关系网络。
同时，随着华人华侨在非洲增多，为当地华社服务的华文媒体也不断涌现。根据2011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目前共有14家华文媒体，分布在非洲9个国家。作为当地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华文媒体存在本身就是中国影响力及话语权的体现。在全球华文媒体整体境况不佳的背景下，中国应通过非政府渠道积极资助华文媒体的发展，向当地华社传播中国发展成就、中国对非政策，借助华人华社影响非洲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当然，在非华人华侨和华文媒体应尽量融入当地生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影响非洲社会。
综上所述，实施包括中国企业、NGO、大学、公民等在内的对非传播主体多元化战略，强化对非公共外交，应是中国建构对非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的战略选择。中国可建立五个层面、多个主体的多层次、立体化、协同化的对非传播主体架构，全面强化对非整合传播，不断提升对非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2CXW021]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领导人与驻非使领馆
我国领导人经常访问非洲、与非洲保持密切往来，是建构影响力及话语权的特殊主体。领导人出访非洲本身即是为媒体设置议程，他们接触非洲社会各界人士、在各种场合演讲，既是人际传播更是大众传播，是阐发中国发展理念、阐述中非关系的重要渠道。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备受瞩目。今年3月习近平出访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金）所展开的系列活动，就是一次成功的对非传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认为：“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引谚语，讲故事，拉近到访国民众与中国的距离，我觉得习近平此访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公共外交，也为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带了好头，并将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驻非洲国家的使领馆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目前中国在非洲国家派驻49个使馆和8个领事馆。中国任何对非传播媒体都不可能像使领馆一样广泛布局非洲各国。作为中国的代表，使领馆及工作人员要有影响力及话语权建构意识，明确自己是中国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的建构主体，主动利用节庆日举办各种公共人文外交活动，广泛接触所在国民众和媒体、传播中国文化；积极投书当地媒体和西方媒体，驳斥舆论对中国的抹黑，传播中国声音。
援非医疗队、专家和志愿者
传播学实证研究表明，人际传播在影响力和情感力上，明显优于大众传播。中国援非医生、技术专家和志愿者身体力行，尽管传播影响范围有限，却是最有效的实体传播。
中国从1953年开始对非实施医疗援助，共派遣1.8万人次医疗人员到非洲，足迹走遍非洲大地。现中国还有23个省市自治区派出23个医疗队，覆盖非洲30多个国家。他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塑造中国医疗队的良好口碑，树立非洲人对中国的良好印象。中国自1960年代以来，在30多个非洲国家创立40多个农业合作中心，共派遣700多名技术专家前往非洲，他们活跃在田间地头、农场乡村，与非洲农民一起推动农业发展。中国自2000年始招募、派遣志愿者到非洲从事志愿活动，仅2005年8月到2009年11月，就向非洲15个国家派出312名志愿者。
援非医疗队、农技专家和志愿者，是活跃流动的宣传队。为此，派出前应让他们具备基本的公共外交意识、作为中国在非影响力因子的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利用当地媒体、中国驻非媒体，向更多非洲民众传播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国使领馆应主动组织当地媒体、中国驻非媒体，向非洲民众和西方报道他们，设置议程掌控话语权。欧洲援助非洲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派遣志愿者。他们多是大学生，利用一到两年时间，到非洲担任教师、医生、义工，甚至到农场里面帮助农民干活，既认知非洲还锻炼自己，更有效地传播了西方的文化价值理念、生活行为方式。
大学及学者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划”的实施，中非高校、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多，高校及学者日益成为中国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的重要建构主体。
大学作为建构主体体现在互结姊妹学校、学者与学生交流互访、参加或联合举办国际会议等。作为情感投资，大学应多资助非洲未来的精英分子、潜在的领导来华学习访问，体认中国发展道路，学习中国经验及背后的文化理念。作为中非高校合作的产物，目前在非洲22个国家设置的29个孔子学院（课堂），是中非友谊的象征、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传播中华文化、培养懂汉语非洲人才的重要渠道。大学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非洲留学生，培养“能为中国说话的非洲人”，将提升中国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是有效的“精英营销”策略。
在西方，大学是宣扬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推介西方发展模式的重要主体。由于历史上的殖民关系，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保持更为密切的文化互动，非洲精英往往选择西方大学作为海外留学首选地。大量非洲学术精英、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在西方接受教育，接受西方模式洗礼，学成回国后，自然容易成为西方模式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同样，西方学者尤其是认同西方模式的学者，他们经常与非洲学界交流，或兼任各种NGO、国际组织顾问，自觉不自觉地向非洲推介西方模式。中国大学及学者在与非洲同仁交往中，也应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理念，发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声音。
在非工作及旅游的公民
随着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投资创业、国人经济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中国人前往非洲务工、选择非洲旅游。仅去年中非人员往来就超过150万人次。置身异国他乡，中国人应有“我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我”的形象意识。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是中国形象的代言人，都在用自己的言传示范，或提升或损毁中国形象。事实上，国家的话语权意识，不是少数人有就行，还需要公众普遍具有为自己也为社会发言的话语权意识，更要有为国家利益而热心辩说的公民意识。
首次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其形象意识主要来自教育与培训。企业和旅行社应加强对前往非洲工作和旅游人员的跨文化交流培训，所在国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的教育。企业应组织中国员工与当地员工交流，让中国员工融入当地生活。同时，中国公民出国在外，有权要求使领馆关照和保护，使领馆也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所在国的法律和习俗教育，不能区分公派出国还是私派出国，不能等出现问题再来处理。中国少数企业、员工及游客在非洲的不良行为，既有自身责任素质问题，更有相关机构教育和培训的失职。 在非企业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中国企业已在非洲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超过2000家企业，投资所涉及的领域，覆盖非洲各行各业。它们是中国在非洲经济和产品形象的代言人，应自觉地肩负起促进中非关系的职责，做中非关系的守护者、推动者和宣传者。
作为中国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建构主体，中国企业在投资非洲时要做到：一是实施本土化经营管理，多用当地工作人员。二是多转让技术、多培训当地技术人员，让他们自己能够独当一面，提升非洲技术和管理水平。三是多关注弱势群体和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为此，中国在非企业应加强自律，严格内部管理，以诚信和质量取胜，不做一锤子买卖；尊重、遵守当地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改善劳工待遇和加强环境保护，开展本土化经营回报当地社会，为中非关系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中国企业是推动中非平等务实合作的生力军，是双方合作成果的直接受益者，更应维护好发展好建构好中国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
出于西方和非洲对国有企业的刻板成见，中国应多鼓励扶持民营企业走进非洲，让其与国企一道成为中国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建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相比，走出国门更受投资地的欢迎。西方舆论在评价中印两国企业国际收购活动时经常指出，中国的国际买家具有国家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进行竞价，而印度、巴西则更多是私营企业。因此，在非洲，有关印度、巴西“经济威胁论”少有市场。私营经济是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要想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国可学习印度、巴西，支持民企对外直接投资，为其提供完备的金融、信息服务，让民企成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承担更大历史责任。
NGO
NGO是“民意的代表”，是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是实现中非“民相亲、心相通”的重要交流互动渠道。但中国NGO在非洲的缺席，导致这种沟通渠道缺失。当西方NGO、非洲NGO在环保、人权、良治等领域抹黑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时，中国只能借助不被信任的官方渠道澄清事实。中国NGO缺席非洲，已成为建构对非影响力及话语权的短板。引导非洲民间社会正确认识中国、理解中非关系，NGO是必须重视并需要借助的“巧力量”。
随着非洲国家公民社会的日渐成熟，NGO越来越多，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增大。与此同时，中国NGO也逐年增加，他们走进非洲，与西方NGO、非洲NGO开展竞争与合作，直接服务于非洲国家社会民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传播策略，有利于与西方NGO展开舆论竞争，有助于促进中非民间的沟通，“以民促官”，促成NGO对中非官方合作的理解与支持，为中非关系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西方的实践证明，NGO在非洲民间中发挥的作用与媒体、政府相比更为直接，更能形成“民相亲、心相通”的局面。
怎么利用NGO这种巧力量？一是资助并支持中国NGO前往非洲，直接服务非洲的社会民生，用切实可见的行为和效果，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声誉；二是要积极支持并资助非洲NGO、让它们在非洲代表中国说话，传播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三是中国NGO走进非洲积极与非洲NGO合作，改变非洲本土NGO单方面与西方国家的NGO合作、受西方媒体影响的现状，利用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消解非洲NGO对西方媒体制造的“新殖民主义”的呼应。
中国重视对非传播，但远未像西方国家那样，深入非洲民间社会、深入到拥有舆论影响力的非洲NGO。随着中非关系全面深化，交往内容扩展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交往形式扩展到包括NGO在内的民间外交层面，中非关系日益呈现大外交格局。为此，对非传播在对象上，应着重加强对那些拥有影响力及话语权的非洲NGO的传播；在方式上，不局限于中非政府间的对话协调，也应倡导NGO与NGO之间的对话交流。借助中国NGO加强对非洲NGO及民间社会的传播，应是当下不可忽视、尽早实施的重要举措。
提到组织传播，中国还要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来建构在非影响力及话语权。中国宜摒弃中庸之道、主动出击提出外交构想，将之转化为国际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就是成功的范例。西方国家经常借助由其掌控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其倡导的国际规制，如“赤道原则”、“采掘业透明规则”等施加影响力、掌控话语权。
华人华侨、华文媒体
华人华侨尽管已取得所在国的居住资格，但基于割舍不断的血脉乡情，他们总是希望中国能在国际上顶天立地，在与所在国杂居交流中，身体力行传播着中华文化传统。据统计，目前大约有120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非洲，要从中培养和发现“在非洲能说得上话的中国人”。其他国家也很依赖本国侨胞的影响力，如印度为与中国在非洲展开竞争，努力塑造自己在非洲的差异化形象，正整合在非洲约280万印裔人的关系网络。
同时，随着华人华侨在非洲增多，为当地华社服务的华文媒体也不断涌现。根据2011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目前共有14家华文媒体，分布在非洲9个国家。作为当地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华文媒体存在本身就是中国影响力及话语权的体现。在全球华文媒体整体境况不佳的背景下，中国应通过非政府渠道积极资助华文媒体的发展，向当地华社传播中国发展成就、中国对非政策，借助华人华社影响非洲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当然，在非华人华侨和华文媒体应尽量融入当地生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影响非洲社会。
综上所述，实施包括中国企业、NGO、大学、公民等在内的对非传播主体多元化战略，强化对非公共外交，应是中国建构对非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的战略选择。中国可建立五个层面、多个主体的多层次、立体化、协同化的对非传播主体架构，全面强化对非整合传播，不断提升对非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2CXW0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