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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科内唯一一个以方法论为名的学科，方法的意思就是学者进行研究所选择的理论工具或路径，所以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对方法论的研究显得更具有关键性意义。当今学者也一致认为，合理的研究方法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从而可以为更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提供了可能性和创新性。《比较政治学解析》一书，无论从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一部有分量的具有很大原创性特色的佳作，对学术界而言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文章从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入手，着重阐述和分析比较政治学三大研究范式及其分析方法。
〔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三大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6）02-0032-04
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众多学者追求和探索的领域。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比较政治学就已经在美国兴起，而中国对比较政治的重视基本上算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開始的，相关的研究和学术成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李路曲教授建设的以比较政治学为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的研究机构，使中国的比较政治学领域从之前的无特色和无中心的发展逐步走向了具有聚合性和突破性的发展情景，这也是我在读过李路曲教授的《比较政治学解析》一书之后撰写此文的目的之一。不得不说，该书不仅是当今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归纳和创新，更是我们后辈想要致力于比较政治研究所不能不读的有力借鉴。 鉴于《比较政治学解析》一书对我巨大的启发和影响力，本文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随着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事物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都存在一定联系，当然也包括复杂多变的政治现象，这是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前提。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就是试图通过复杂多变的关系来探索政治现象间的关系，不仅要对政治现象中每个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还要对行为者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历史背景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出解释，从而分析和评估出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合理的结论。这可能会使得原来一些看似不起作用的因素实际上是解释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在这方面，《比较政治学解析》书中认为，比较政治分析不仅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还是一种对理论或者概念进行构建的方法，其中所包含的归纳逻辑可以对处于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中的同类现象进行归纳，使解释和概念更具有普遍适用性。另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两大任务就是进行国别比较和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或者说是发展并完善既有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什么说比较政治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国别比较？李路曲教授在《比较政治学解析》一书中是这样阐述这一必要性的：单一国家研究虽然有其不可否认的优势和特点，但是对于日益复杂的政治现象和事实，尽管是单一国家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隐含了比较方法的应用，并且单一国家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能不具有科学性，为了研究的广泛性和现实价值，引入比较方法极其必要，也符合政治现象的发展和变迁。书中列举了诸多案例以使分析更具有说服力，这也体现出李路曲教授深厚的政治情怀和广阔的研究领域。
二、关于三大研究范式及其分析方法
首先来看理性选择理论，书中第二章主要写了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对理性主义进行了详尽的归纳分析。理性选择理论最早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借鉴。在经济学思想里，理性主义假定个体进行选择是理性的行为，其决策和行动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包括集体在内，集体是由多个具有理性个体组成的，因而集体的行动也是对个体的理性行为进行认知后才可以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两个特点在政治学思想里也同样存在。比较政治学领域里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认为政治生活里也存在像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市场一样的政治市场，而行动主体就是一个个理性的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多个集体，当面临多种选择时，理性的个体总是会选择可能获得最佳效益的行动方案。从这个角度看，理性选择理论是具有一定广泛性和实证性的。但是，即使是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与新古典经济学有所不同，作为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理性选择理论还具有很多自身的特点、优势甚至缺陷，比如由于政治环境和政治变迁的影响，理性主义更具有复杂性，某些情况下也有一些非理性和非利己的动机，但它不会过多地强调其逻辑性和严密性，而是以数据分析来增强其理论的解释力，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数据来试图构建成与理论描述相符合的一套逻辑，这样就在数据与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系统化联系，使理论分析更具有说服力。概括李路曲教授在书中所阐释的观点，即理性选择理论至少具有三个重要的优势：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通过理性人假设和大量的数据分析，可以建立一种能够解释多个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对其本身赖以建立的案例之外的案例也应当同样适用，并且通过这种系统性的、一般性的规律进一步可以孕育出一种具有可验性的理论。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研究范式提出的理论，尽管是具有广泛性和科学性的，但并不是永久适用于解释相关政治现象，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这个问题也有待研究和商榷，这也就产生了更严密的研究议题供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们探索，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扩展，有助于中国学者对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作更深层的研究。另外，第三个方面的优势就是理性选择理论说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和行为都存在潜在的距离。也就是说，尽管每个行动者的选择是有意向和理性的，但其集体行动的结果也许是无意向和非理性的。这也证明了个体利益之和等同于集体利益或者完全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说法只是个神话。所以，应用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行为进行分析时，就要求先从分析个体行为者开始，辨识他们的背景和利益趋向，分析其偏好，并找出偏好影响行动的可信证据，从而正确分析和解释他们的政治行为。
其次来看文化分析理论。书中的第三章主要就文化分析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首先，第一部分作者阐述了文化分析理论的类型。我们知道，比较政治学中文化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解释，因此针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现象建立了不同的分析模型，这些分析模型都是在文化分析中的诠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人文主义的诠释模型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主体；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诠释模型则认为，不仅每一主体具有高度自主性，且也是理性的个体，这种理性是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意义的，也是纯粹的理性；但是，之后产生的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基础的诠释模型则是完全不同的观点，这种诠释理论否认普遍性的主体特征和广泛意义上的理性，它们主张对传统与现代进行去中心化的研究；再之后的一种反基础主义的诠释模型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上述的理性和主体，也就是批判性地继承理性的说法，但这种理性不具有普适性，它要受现实客体的制约，是一种有限推理。可以看出，书中的阐释和总结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哪一种诠释模型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它们没有摆脱文化分析的模糊性和潜在性，它们都是以经验研究为主的分析方法。其次在这一章节的第二部分，作者追述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我们知道，经典政治文化的研究尽管对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把它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取向。当80年代政治文化概念再一次被广泛应用到政治分析中的时候，绝大部分学者仍然沿用了经典政治文化研究者，尤其是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但也有一些学者尝试扩大政治文化的内涵，将政治行为也视为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纳入其中，兼顾心理层面与行为模式，以防止政治文化研究将政治现象彻底主观化而造成政治分析的偏差。即使到目前为止，关于概念界定仍然是政治学者们的一个困境。书中认为，政治文化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但是，它仍存在着核心概念上的局限性，这也严重影响着它对政治现实的分析。如果一个理论没有解决内部的概念问题，它就可能自相矛盾或使解释机制模糊不清；如果没有解决外部的概念问题，进而就可能忽视与它相关的研究传统的基本认知和概念借用，甚至没办法创新。尽管随着社会进步、政治变迁，政治文化研究所使用的主观性文化概念，从政治文化、社会资本到价值观都有所进步，但仍旧难以确定或证明出来，从而使它无法摆脱对经验性研究方法的依赖。最后，这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对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等重大的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指出，政治文化理论的连续性预期是它解释政治变迁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这一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实际上，文化变迁具有连续性是正确的，只是这种连续可能会随着变迁而改变或被调适，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发生文化变迁的中断。可以说，政治文化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层面，即易变和不易变的层面。因此政治文化既具有变化性的特征，也具有持续性的特征，二者并存不悖。这一突破性认识标志着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第三个理论范式是结构主义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结构主义的思想最初是由阿尔蒙德在批判性地继承伊斯顿的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由于意识到系统理论的不足和缺陷，阿尔蒙德进而解释到，与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相同的是，结构主义既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与前两个主义不同的是，它超越了传统思维上关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视角，不再以判定社会和行动者的性质为分析前提。它认为，社会是被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所支配的复杂环境，因而行动者就很难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而只能承担和接受着社会带给他们的结果。也因为这个独特的视角，结构主义最初出现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它本身又因为忽视行动者的能动性而受到批判和否定。所以，为完善这种分析视角且自身合理发展，在后来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以及两条发展路径：一种发展趋势，即结构主义试图为了摆脱局限而建立结构与自主性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关联性；第一条发展路径，即从最初的宏观分析发展到新歷史制度主义，以制度问题为研究点，缩短了研究时限，也缩小了考虑因素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强调了结构与能动性的重要关系。这里的宏观分析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运用结构主义思想分析问题的方法，它批判和摒弃了理性主义、文化主义的分析路径，主要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思想理解进行了抨击，认为集体主义的社会概念是一种综合性的、一体化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理解模式，在相应的文化空间内，这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会限制、规定个体行为者的认知和行动，这里缺乏对个体动机和物质性结构关系的关注。个体主义则将社会关系和过程分解成欠社会化的个体汇集，这些个体的认知和选择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并指导着自己的行为，而不必考虑文化、结构和环境如何限制和促进人的行为。第二条发展路径，即在宏观分析中试图展现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关系，书中也认为，这种发展路径在方法论的角度是通过制度进行科学主义与阐释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强调的是行为与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也就是说，要在对案例进行结构上的系统地构建之后进行分析解释，才能进一步进行系统地比较研究。书中在论述了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演进和发展趋势之后，紧接着对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以及在政治发展中的应用也进行了准确而详尽的论述。理性制度主义认为，行为个体和行为团体关于制度变迁的判断和构想是行为者主体学习的结果，在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环境下，主体有在实践中认知、学习和创造新制度以及实现制度变迁的能力，这也是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共鸣，即它们都承认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自觉性预期，不过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变迁更多是历史制度和观念作用的结果。
三、三大研究范式的兼容性分析
以各自特定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为基础，以上三种研究范式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比较方法，在特殊性与通则性、涵盖性与因果性之间寻找和确定了自己的立场。然而阿尔蒙德曾说过，在理论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有机的学术联系，而这样一种派系林立、理论孤立林立的现象并不利于研究发展。理论体系之间的断裂，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范式理论与科学革命这一知识增长认识框架的发展结果。因为在这种知识增长认识框架的指引下，针对那些不具备很强解释力的现有理论，大多学者的做法是完全抛弃、彻底否定现有的理论范式，试图从新的视角，创建新的研究思路和体系，从而使相同的研究对象都无法形成通则性的概念体系，因此理论与理论之间断裂发展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能够统领各研究视角的学术人物。所以，在比较政治学研究当中，既没有一个整合性的理论视角，又没有任何理论体系能够对纷繁的社会现象作出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但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试图克服现有理论的缺陷并进行兼容理论构建的努力从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书中认为，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三大研究范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显现出它们各自一定的局限性。理性主义强调主体性预期，以期望收益为目的做出行动，但现实中却证明了大多时候的结果还是会受外界各种环境和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理性主义的现实普遍性也受到了推翻和反驳；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和理念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变迁是由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理念决定的，所有的社会发展道路都是受到一定的文化和社群牵引而发展的。但是，文化主义有一个困境在于文化本身很难观察和检验，因此说文化导致行动和结果就更加显得无根据；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即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体系是形成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决定因素，认为结构中的个体并不重要，他们只是在这个结构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结构主义否定现实的复杂性和事物发展过程的变化性，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因此，理性主义否认价值与背景，文化主义否定选择与约束，结构主义否定行动与方向。从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角度，应当看到这三者的局限性同时也是探寻它们一致性的起点和准备。《比较政治学解析》书中认为，以上的分析和归纳都可视为各研究范式的狭义的理论，都体现出各自的排他性和局限性，而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它们应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探寻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一致性，利用吸收其他范式特点的方法丰富自己，所以就出现了一种纯粹主义与综合主义、狭义理论与广义理论的区别和竞争。这种多角度理论的出现，进而说明了比较政治学方法研究中探寻理论之间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发展。
最初探究三大研究范式一致性的理论观点是帕森斯的“单位行动”的概念和模型，它试图通过把利益和制度等思想综合在一起考虑的方法来结束那些争论和竞争。这一研究为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们提供了兼容性研究的可能性，但“单位行动”模型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并不是研究的终点。之后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出现，使兼容性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社会行动”认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即强调行动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再之后，学者利希巴赫在以上两个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性单位行动”的理论，更合理地证明了三大范式之间的关系，即行动者的目标和行为是社会制度、历史环境以及价值预期综合起来的结果。他分别从个体层、集体层和方法层这三个层次分析和解释了社会性的“单位行动”，从而揭示出各研究范式之间的一致性和重要关系。《比较政治学解析》中指出，“社会性单位行动”通过展示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可比性，最终将它们综合起来，其运用的方法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四种类型比较，分别是类型间比较、个案间比较、一种类型对应一个案例以及用特定的研究范式解释特定的案例，把这四种比较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一方面能够把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充分地结合起来，使研究更具有现代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也使那些具体的特殊的案例分析具有准确性和理论性价值。
四、小结
比较政治学中的研究设计与规范基本上都是由理性主义、文化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这三大要素形成的模型组成，其三者的理论或模型的发展价值在于通过它们自身发展的过程，揭露相互之间的缺陷和矛盾，进而探寻相互之间的接合点和弥补各自的缺陷。和作者一样，一本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对这个研究领域止步，对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没有止境，新理论的出现使我们对政治现象和社会发展有了更丰富的解读和分析，新出现的政治现象和发展趋势也对理论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问题。《比较政治学解析》基于对理论文献的细致分析和归纳总结，在三大研究范式之间探寻兼容性与一致性的创新，为我们认识比较政治学方法论提供了宝贵的智力资源，是比较政治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学者们不可错过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李 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
[2] 李路曲.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J].政治学研究，2009（4）.
[3] 李路曲.从对单一国家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9（6）.
[4] 欧阳景根.知识增长的认识框架与政治学的新思维：政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比较政治学研究，2014（1）.
[5]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徐 芳
〔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三大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6）02-0032-04
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众多学者追求和探索的领域。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比较政治学就已经在美国兴起，而中国对比较政治的重视基本上算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開始的，相关的研究和学术成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崭露头角。李路曲教授建设的以比较政治学为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的研究机构，使中国的比较政治学领域从之前的无特色和无中心的发展逐步走向了具有聚合性和突破性的发展情景，这也是我在读过李路曲教授的《比较政治学解析》一书之后撰写此文的目的之一。不得不说，该书不仅是当今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归纳和创新，更是我们后辈想要致力于比较政治研究所不能不读的有力借鉴。 鉴于《比较政治学解析》一书对我巨大的启发和影响力，本文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一、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随着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事物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都存在一定联系，当然也包括复杂多变的政治现象，这是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前提。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就是试图通过复杂多变的关系来探索政治现象间的关系，不仅要对政治现象中每个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还要对行为者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历史背景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出解释，从而分析和评估出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合理的结论。这可能会使得原来一些看似不起作用的因素实际上是解释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在这方面，《比较政治学解析》书中认为，比较政治分析不仅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还是一种对理论或者概念进行构建的方法，其中所包含的归纳逻辑可以对处于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中的同类现象进行归纳，使解释和概念更具有普遍适用性。另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两大任务就是进行国别比较和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或者说是发展并完善既有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什么说比较政治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国别比较？李路曲教授在《比较政治学解析》一书中是这样阐述这一必要性的：单一国家研究虽然有其不可否认的优势和特点，但是对于日益复杂的政治现象和事实，尽管是单一国家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隐含了比较方法的应用，并且单一国家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能不具有科学性，为了研究的广泛性和现实价值，引入比较方法极其必要，也符合政治现象的发展和变迁。书中列举了诸多案例以使分析更具有说服力，这也体现出李路曲教授深厚的政治情怀和广阔的研究领域。
二、关于三大研究范式及其分析方法
首先来看理性选择理论，书中第二章主要写了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的演进，对理性主义进行了详尽的归纳分析。理性选择理论最早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借鉴。在经济学思想里，理性主义假定个体进行选择是理性的行为，其决策和行动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包括集体在内，集体是由多个具有理性个体组成的，因而集体的行动也是对个体的理性行为进行认知后才可以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两个特点在政治学思想里也同样存在。比较政治学领域里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认为政治生活里也存在像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市场一样的政治市场，而行动主体就是一个个理性的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多个集体，当面临多种选择时，理性的个体总是会选择可能获得最佳效益的行动方案。从这个角度看，理性选择理论是具有一定广泛性和实证性的。但是，即使是早期的理性选择理论也与新古典经济学有所不同，作为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理性选择理论还具有很多自身的特点、优势甚至缺陷，比如由于政治环境和政治变迁的影响，理性主义更具有复杂性，某些情况下也有一些非理性和非利己的动机，但它不会过多地强调其逻辑性和严密性，而是以数据分析来增强其理论的解释力，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数据来试图构建成与理论描述相符合的一套逻辑，这样就在数据与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系统化联系，使理论分析更具有说服力。概括李路曲教授在书中所阐释的观点，即理性选择理论至少具有三个重要的优势：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通过理性人假设和大量的数据分析，可以建立一种能够解释多个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对其本身赖以建立的案例之外的案例也应当同样适用，并且通过这种系统性的、一般性的规律进一步可以孕育出一种具有可验性的理论。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研究范式提出的理论，尽管是具有广泛性和科学性的，但并不是永久适用于解释相关政治现象，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这个问题也有待研究和商榷，这也就产生了更严密的研究议题供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们探索，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扩展，有助于中国学者对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作更深层的研究。另外，第三个方面的优势就是理性选择理论说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和行为都存在潜在的距离。也就是说，尽管每个行动者的选择是有意向和理性的，但其集体行动的结果也许是无意向和非理性的。这也证明了个体利益之和等同于集体利益或者完全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说法只是个神话。所以，应用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行为进行分析时，就要求先从分析个体行为者开始，辨识他们的背景和利益趋向，分析其偏好，并找出偏好影响行动的可信证据，从而正确分析和解释他们的政治行为。
其次来看文化分析理论。书中的第三章主要就文化分析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首先，第一部分作者阐述了文化分析理论的类型。我们知道，比较政治学中文化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解释，因此针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现象建立了不同的分析模型，这些分析模型都是在文化分析中的诠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人文主义的诠释模型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主体；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诠释模型则认为，不仅每一主体具有高度自主性，且也是理性的个体，这种理性是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意义的，也是纯粹的理性；但是，之后产生的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基础的诠释模型则是完全不同的观点，这种诠释理论否认普遍性的主体特征和广泛意义上的理性，它们主张对传统与现代进行去中心化的研究；再之后的一种反基础主义的诠释模型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上述的理性和主体，也就是批判性地继承理性的说法，但这种理性不具有普适性，它要受现实客体的制约，是一种有限推理。可以看出，书中的阐释和总结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哪一种诠释模型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它们没有摆脱文化分析的模糊性和潜在性，它们都是以经验研究为主的分析方法。其次在这一章节的第二部分，作者追述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我们知道，经典政治文化的研究尽管对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把它界定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取向。当80年代政治文化概念再一次被广泛应用到政治分析中的时候，绝大部分学者仍然沿用了经典政治文化研究者，尤其是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但也有一些学者尝试扩大政治文化的内涵，将政治行为也视为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纳入其中，兼顾心理层面与行为模式，以防止政治文化研究将政治现象彻底主观化而造成政治分析的偏差。即使到目前为止，关于概念界定仍然是政治学者们的一个困境。书中认为，政治文化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但是，它仍存在着核心概念上的局限性，这也严重影响着它对政治现实的分析。如果一个理论没有解决内部的概念问题，它就可能自相矛盾或使解释机制模糊不清；如果没有解决外部的概念问题，进而就可能忽视与它相关的研究传统的基本认知和概念借用，甚至没办法创新。尽管随着社会进步、政治变迁，政治文化研究所使用的主观性文化概念，从政治文化、社会资本到价值观都有所进步，但仍旧难以确定或证明出来，从而使它无法摆脱对经验性研究方法的依赖。最后，这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对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等重大的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释。指出，政治文化理论的连续性预期是它解释政治变迁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这一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实际上，文化变迁具有连续性是正确的，只是这种连续可能会随着变迁而改变或被调适，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发生文化变迁的中断。可以说，政治文化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层面，即易变和不易变的层面。因此政治文化既具有变化性的特征，也具有持续性的特征，二者并存不悖。这一突破性认识标志着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第三个理论范式是结构主义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结构主义的思想最初是由阿尔蒙德在批判性地继承伊斯顿的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由于意识到系统理论的不足和缺陷，阿尔蒙德进而解释到，与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相同的是，结构主义既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与前两个主义不同的是，它超越了传统思维上关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视角，不再以判定社会和行动者的性质为分析前提。它认为，社会是被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所支配的复杂环境，因而行动者就很难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而只能承担和接受着社会带给他们的结果。也因为这个独特的视角，结构主义最初出现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它本身又因为忽视行动者的能动性而受到批判和否定。所以，为完善这种分析视角且自身合理发展，在后来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以及两条发展路径：一种发展趋势，即结构主义试图为了摆脱局限而建立结构与自主性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关联性；第一条发展路径，即从最初的宏观分析发展到新歷史制度主义，以制度问题为研究点，缩短了研究时限，也缩小了考虑因素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强调了结构与能动性的重要关系。这里的宏观分析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运用结构主义思想分析问题的方法，它批判和摒弃了理性主义、文化主义的分析路径，主要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思想理解进行了抨击，认为集体主义的社会概念是一种综合性的、一体化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理解模式，在相应的文化空间内，这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会限制、规定个体行为者的认知和行动，这里缺乏对个体动机和物质性结构关系的关注。个体主义则将社会关系和过程分解成欠社会化的个体汇集，这些个体的认知和选择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并指导着自己的行为，而不必考虑文化、结构和环境如何限制和促进人的行为。第二条发展路径，即在宏观分析中试图展现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关系，书中也认为，这种发展路径在方法论的角度是通过制度进行科学主义与阐释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强调的是行为与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也就是说，要在对案例进行结构上的系统地构建之后进行分析解释，才能进一步进行系统地比较研究。书中在论述了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演进和发展趋势之后，紧接着对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以及在政治发展中的应用也进行了准确而详尽的论述。理性制度主义认为，行为个体和行为团体关于制度变迁的判断和构想是行为者主体学习的结果，在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环境下，主体有在实践中认知、学习和创造新制度以及实现制度变迁的能力，这也是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共鸣，即它们都承认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自觉性预期，不过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变迁更多是历史制度和观念作用的结果。
三、三大研究范式的兼容性分析
以各自特定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为基础，以上三种研究范式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比较方法，在特殊性与通则性、涵盖性与因果性之间寻找和确定了自己的立场。然而阿尔蒙德曾说过，在理论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有机的学术联系，而这样一种派系林立、理论孤立林立的现象并不利于研究发展。理论体系之间的断裂，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范式理论与科学革命这一知识增长认识框架的发展结果。因为在这种知识增长认识框架的指引下，针对那些不具备很强解释力的现有理论，大多学者的做法是完全抛弃、彻底否定现有的理论范式，试图从新的视角，创建新的研究思路和体系，从而使相同的研究对象都无法形成通则性的概念体系，因此理论与理论之间断裂发展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能够统领各研究视角的学术人物。所以，在比较政治学研究当中，既没有一个整合性的理论视角，又没有任何理论体系能够对纷繁的社会现象作出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但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试图克服现有理论的缺陷并进行兼容理论构建的努力从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书中认为，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三大研究范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显现出它们各自一定的局限性。理性主义强调主体性预期，以期望收益为目的做出行动，但现实中却证明了大多时候的结果还是会受外界各种环境和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理性主义的现实普遍性也受到了推翻和反驳；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和理念的重要作用，认为社会变迁是由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理念决定的，所有的社会发展道路都是受到一定的文化和社群牵引而发展的。但是，文化主义有一个困境在于文化本身很难观察和检验，因此说文化导致行动和结果就更加显得无根据；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即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体系是形成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决定因素，认为结构中的个体并不重要，他们只是在这个结构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结构主义否定现实的复杂性和事物发展过程的变化性，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因此，理性主义否认价值与背景，文化主义否定选择与约束，结构主义否定行动与方向。从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角度，应当看到这三者的局限性同时也是探寻它们一致性的起点和准备。《比较政治学解析》书中认为，以上的分析和归纳都可视为各研究范式的狭义的理论，都体现出各自的排他性和局限性，而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它们应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探寻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一致性，利用吸收其他范式特点的方法丰富自己，所以就出现了一种纯粹主义与综合主义、狭义理论与广义理论的区别和竞争。这种多角度理论的出现，进而说明了比较政治学方法研究中探寻理论之间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发展。
最初探究三大研究范式一致性的理论观点是帕森斯的“单位行动”的概念和模型，它试图通过把利益和制度等思想综合在一起考虑的方法来结束那些争论和竞争。这一研究为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们提供了兼容性研究的可能性，但“单位行动”模型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并不是研究的终点。之后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出现，使兼容性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社会行动”认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即强调行动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再之后，学者利希巴赫在以上两个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性单位行动”的理论，更合理地证明了三大范式之间的关系，即行动者的目标和行为是社会制度、历史环境以及价值预期综合起来的结果。他分别从个体层、集体层和方法层这三个层次分析和解释了社会性的“单位行动”，从而揭示出各研究范式之间的一致性和重要关系。《比较政治学解析》中指出，“社会性单位行动”通过展示各研究范式之间的可比性，最终将它们综合起来，其运用的方法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四种类型比较，分别是类型间比较、个案间比较、一种类型对应一个案例以及用特定的研究范式解释特定的案例，把这四种比较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一方面能够把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充分地结合起来，使研究更具有现代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也使那些具体的特殊的案例分析具有准确性和理论性价值。
四、小结
比较政治学中的研究设计与规范基本上都是由理性主义、文化主义以及结构主义这三大要素形成的模型组成，其三者的理论或模型的发展价值在于通过它们自身发展的过程，揭露相互之间的缺陷和矛盾，进而探寻相互之间的接合点和弥补各自的缺陷。和作者一样，一本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对这个研究领域止步，对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没有止境，新理论的出现使我们对政治现象和社会发展有了更丰富的解读和分析，新出现的政治现象和发展趋势也对理论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问题。《比较政治学解析》基于对理论文献的细致分析和归纳总结，在三大研究范式之间探寻兼容性与一致性的创新，为我们认识比较政治学方法论提供了宝贵的智力资源，是比较政治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学者们不可错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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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