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岁的时候，他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举的领导者；50多岁的时候，他成为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推动者；70多岁的时候，他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的创建者。义士的无畏与文人的执着，使他在那个动荡而充满变数的年代里，一步一步地走向人生的顶峰。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会上有感而发，说出了这段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话。
　　其实，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只要了解吴玉章非凡经历的人都会知道，他得到毛泽东如此肯定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荣县首义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桥蔡家堰的一户农家。父亲吴世敏虽在家务农，却嗜书如命，母亲曹氏是个贤惠善良的农村妇女。家有良田五十余亩，也算得上殷实之家。吴玉章是家中三男两女中最小的，7岁时父亲去世，但因为家里有大哥支撑，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
　　1892年大年初一，14岁的吴玉章跟二哥一起前往成都，入读尊经书院。不幸的是，半年之后母亲得急病辞世，兄弟二人不得不辍学奔丧回家。料理完母亲后事，二哥在墓前搭了间茅屋，独处三年。这期间，吴玉章几乎每天晚上都与二哥呆在一起，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常常设想，将来一定要效仿历代名士，作一番非常事业。
　　18岁那年，吴玉章与邻县女子游丙莲完婚，虽说是媒妁之言，但游丙莲克勤克俭，温婉贤淑，小两口的日子倒也美满。
　　1903年正月，吴玉章决定随二哥吴永锟去日本自费留学，当时家中已是一贫如洗，大哥变卖田产，凑得二百多两银子给他们做盘缠。当年3月，他们到达东京，入弘文师范学习新式教育。
　　当时的日本已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沙俄强租中国旅顺口后，旅日留学生成立了拒俄学生会，倡议组织义勇军抗俄，吴玉章和二哥也签名参加。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设评议、执行二部，吴玉章当选为评议员。在后来的自传中，吴玉章说，“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效死而卑之。现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沦，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1907年，吴玉章在东京主持创办《四川》杂志，但一年后就因“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等罪名被查封。1910年7月，吴玉章冒险潜赴北京，营救因谋刺载沣失败而被捕的黄复生和汪精卫，未能成功。随即，他前往香港，参与谋划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具体负责运送军火的工作。广州起义最终失败，72位烈士葬于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建起七十二烈士墓，碑记中吴永珊（吴玉章字永珊）被称为“当日未死同志”。
　　1911年9月，同盟会派吴玉章回四川组织宣传革命。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汹涌，保路同志会成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参加的群众达到数十万人。吴玉章回到荣县老家，与同乡龙鸣剑、王天杰共同举事。9月25日，荣县召开各界大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政权的地方，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
　　


　　荣县独立后，吴玉章掌管全县军政大计。不久，吴玉章赶赴内江，领导内江独立，任行政部长，随后又组建内江军政府。
　　荣县起义比武昌起义要早两个月，被时人誉为“首义实先天下”，荣县也被后人称为“辛亥革命首义城”。
　　
　　民国风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应孙中山邀请，吴玉章赴大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但是，几个月后，袁世凯篡权就任临时大总统。到1913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激化。当年7月，国民党人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各省纷起响应，吴玉章在四川全力促成革命党人团结讨袁。不过，由于兵力不济，革命很快失败。吴玉章的二哥闻讯悲愤不已，双目几乎失明，在荣县家中书房内悬梁自尽。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吴玉章等国民党人，吴玉章只得逃亡法国避难。直到1915年底，吴玉章才在法国听到二哥辞世的噩耗。兄弟二人自幼便在一起读书，尔后又一起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不想革命未成，二哥却已惨死，吴玉章悲不自禁，唏嘘不已。
　　袁世凯称帝后，唐继尧、李烈钧、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表檄文，誓师讨袁。逃亡法国的吴玉章由法国议员介绍接触到多名英国政党领袖。经过努力，吴玉章说服了英国人，使他们答应不借款给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果然从英国没借到一分钱，加上全国各地一片倒袁声，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之后暴病身亡。
　　1917年，吴玉章回国，参加了护法运动，接着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
　　1925年，吴玉章在北京由赵世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初，中共北方组织派遣吴玉章到上海，面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由于吴玉章同国民党历史关系深厚，中共中央决定不公开吴玉章的共产党员身份，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
　　五卅惨案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提议吴玉章回川组织国民党。8月，吴玉章在重庆改组国民党，并选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当11月底吴玉章率领四川代表到达广州时，却只看到了湖北代表董必武、向忠发等人，其他各省代表还未选出。大会一拖再拖，吴玉章心急如焚，认为代表大会再不召开，国民党即有解体之虞。于是，由谭平山提议，吴玉章临危受命，出任大会秘书长。此时距大会召开还有20多天，吴玉章坚持不改日期，安排出大会专刊，致电各地催选代表，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1926年1月1日，大会顺利开幕。宋庆龄、何香凝专门致电感谢吴玉章，说他拯救了国民党。
　　1927年3月11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吴玉章被选任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九大核心人物之一。
　　


　　
　　“延安五老”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吴玉章奔赴南昌，参加了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八一”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挥师南下，欲夺取广州，却在途中遭受重挫。随军南行的吴玉章作为非军事必需人员被分散，历尽艰险到达香港。由于在国内认识吴玉章的人太多，使他不便在险恶环境中工作，我党决定派他赴苏联学习。
　　1927年底，吴玉章到达苏联，一年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吴玉章已经50岁，但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而且学习成绩最好。1930年，学习毕业的吴玉章与林伯渠一起被分配到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
　　1935年10月，刚刚参加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吴玉章被我党派往法国，创办《救国时报》，以中间立场宣传统战新政策。《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在巴黎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朱德、周恩来和红军各军团长及全体指战员致东北抗日联军及全国诸军政领袖、部队官兵、民团弟兄的“快邮代电”，呼吁团结抗日。此文是在莫斯科拟就，迅速传到国内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在海外的中共媒体中，《救国时报》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创刊不到一年就发行两万份，而且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里半公开地流行，就是在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城镇也拥有读者，甚至还传到了远在东北深山丛林里的东北抗日联军手中。红军已接近北方抗日前线的消息，也通过该报到处传扬。
　　


　　1938年3月，吴玉章参加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后回到国内。当年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但吴玉章的回答却很干脆：“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1939年11月，吴玉章由重庆回到延安。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刚刚到达延安的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吴玉章自参加同盟会开始，从事革命斗争数十载，当时已经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延安五老”。所以，对这次寿辰庆祝会，中央非常重视。
　　会上，毛泽东给予吴玉章很高的评价，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段有名的话，毛泽东还讲道：“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留下来的。”
　　在延安期间，吴玉章先后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吴玉章随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与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吴玉章，见证了这一庄严的时刻。
　　
　　文字改革
　　
　　有一个传闻，说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在延安某地的一个订立契约的仪式上，作为保人的一名先生戴起老花镜，一边捋着自己的山羊胡子，一边拿起契约单大声读了起来。先生一张嘴，大伙都哄笑起来：明明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书生，竟然是满口的胶东口音。先生瞪了哄笑的人群一眼：“懂啥？这是标准的读法！”说罢，又用那标准的山东口音朗读起来。有人纳闷：怎么在相距那么远的陕北会流行山东话呢？还被称为标准读法？
　　原来，这是吴玉章在苏联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时，与林伯渠一起创造的“普通话”。据说当时有大量的山东籍华工在远东地区，他们既不会写中文，也不懂俄文，为了方便他们与家人的书信沟通，吴玉章、林伯渠与苏联一些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参照瞿秋白的方案，以山东音为基础，以拉丁字母为形式，创立了拼音文字。
　　吴玉章幼年读书时，就深受汉字难学、难认、难记、难懂之苦。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及流亡法国期间，他接触到日本的“假名”拼音和欧洲的拼音文字，觉得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优越，于是立志改革汉字。在苏联的学习和工作让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回到延安后，他又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军民中开展新文字运动，推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
　　在推行新文字过程中，吴玉章曾经有两个不正确的观点：一是认为文字属上层建筑，且有阶级性；二是认为实现拼音化以前，不需要很多准备。后来他认识到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估计到民族特点和习惯”，“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当年9月1日，毛泽东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共同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周恩来提出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努力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实现文字拼音化积极创造条件。
　　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开始草拟汉字简化方案。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吴玉章担任主任。1955年1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在当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吴玉章作了《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和吴玉章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决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推行。从当年秋季起，全国小学开始教汉语拼音。
　　文字改革是吴玉章的一个梦想，而正是通过吴玉章和众多文字学专家的努力，使这一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也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国策。
　　
　　人大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像样的教室没有几间，经常要露天上课。吴玉章带领全校教职工，克服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学校的各项工作就步入正轨。当时，学生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吴玉章结合他们的特点，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因材施教。1958年后，吴玉章发现学校在贯彻党中央“教学与实际相联系”方针的过程中，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以致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于是便及时指出，学校终归是学校，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教师和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和学，没有稳定的教学秩序，便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吴玉章人生的最后17年，虽然年高体弱，又承担了文字改革等大量社会工作，但仍然圆满完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和发展的任务，使这所“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行政管理、经济工作和理论工作人才。
　　吴玉章的青年时代大多是在荣县度过，因此，他对生养他的家乡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忙中偷闲，回老家看望父老乡亲。1958年3月，吴玉章回家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师资奇缺，适龄儿童入学率极低，便指着他家住宅对陪同前往的县委书记说：“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
　　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2001年10月31日，吴老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运回荣县蔡家堰，与妻子游丙莲合葬在一起。
　　吴玉章与游丙莲结婚50年，因吴玉章长年奔波在外，两人相聚累计时间不足6年。1946年10月，吴玉章忽闻妻子病故，但重任在肩不能赴丧，只能以一篇满含深情的祭文《哭吾妻游丙莲》表达悼念之情。在祭文末尾，吴玉章写到：“……国内民不聊生，内战烽火遍地，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职责。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建成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慰你在天之灵。”
　　转眼间，吴玉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如今，当一个真正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中国挺立于世之时，为之奋斗一生的吴老的在天之灵该有多么的自豪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