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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军，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关键在于各级干部带头执行，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古语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军官做士兵的表率，领导做部属的表率，机关做部队的表率，才能把各项制度贯彻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进剿”“会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一天，部队发下了新棉衣，毛泽东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泽东身上只穿三件单衣，想到他寒冬晚上披着一件线毯，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在毛泽东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后来，谢槐福挑了一担木炭送到毛泽东房里，以示感谢，毛泽东推辞不掉，但他硬是付了木炭钱。
毛泽东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就是这样坚定地执行我军的纪律，决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就是这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在他的心中，共产党人就是应该先保障群众的冷暖，群众的利益丝毫不能损害，铁的军纪人人都得遵守。由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不仅服装、弹药，就是油盐也很困难。就拿油来说，煮菜要用油，点灯要用油，山上产的茶油也不太多，红军下山打土豪弄到一点油，也就更为珍贵。在这样艰苦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为了保证全体人员有油吃，又要使这有限的物资用的时间更长一些，毛泽东亲自向部队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灯的规定，内容大致是：团、营、连晚上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办完公要熄掉，连部留一盏灯供带班、查哨等用，只准点一根灯芯。此后，在井冈山上，部队都严格执行了这个规定。一到夜间，熄灯号一响，战士们就都吹熄了灯，只有连部的一盏灯，有一根灯芯亮着。毛泽东当时住在茨坪旧居时，按规定，晚上办公他可以点三根灯芯，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领导同志而多使用过半根灯芯，相反，他还坚持一直用一根灯芯办公、看书、写文章，还常常忙到深夜。他就是一个严格执行纪律的模范。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围攻，除了构筑工事、练兵之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储备粮食。可是山上产粮很少，群众吃还不够，部队要吃粮、存粮，就得靠下山打土豪，把筹到的粮食挑上山来。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下要走五六十里路，山高路陡，道路崎岖。每次到了运粮的那天，大家天蒙蒙亮就要出发，赶到装粮的地方，挑的挑，背的背，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山上。那年，朱德已经40多岁了，他每次都要跟大家一道去。他穿着草鞋，戴顶斗笠，用扁担挑着满满的一担米，和大家伙一道爬山。大家看到朱军长昼夜筹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劳动，生怕累坏了他，劝他别去了，不要挑了。可是朱德每次都拒绝了，到了运粮的时候照常去。没办法，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了。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朱军长就没办法挑粮了。可是，哪知道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他用柴刀把扁擔削平一块，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字。朱德作为军长却时刻牢记官兵平等的纪律，并坚守纪律不动摇，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感动了大家伙，从此，同志们挑米的干劲更足了，也再没人“偷”他的扁担了。因为大家从朱德身上理解了自觉守纪就是我们红军每一个指战员的分内之事，没有特殊，没有例外。
在中央苏区时期，粮食供应标准非常低，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但为了响应当时中央提出的紧急动员群众筹措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号召，作为全总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要求后方的福建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节约3升米支援前线，为前线的红军战士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并将省委机关原来吃的大锅饭改为用饭包蒸饭（即用当地的一种长阔叶席草织成小草包，每人每餐按自己的粮食定量把大米放在包里拿到锅里蒸，包上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竹牌，吃饭时各人取自己的饭包）。1933年10月的一天中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的杨至成，来找刘少奇汇报工作，但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刘少奇的踪影。在膳堂吃饭的同志这时也发现，自从食堂为节约粮食改吃包蒸饭以来，每天中午都看不到委员长来吃饭。这时有人嘀咕，人家是执行局委员长，说不定在吃小灶吧？几个人打赌，认为刘少奇不会给自己开小灶，大家分头去找，终于在伙房后面的小灶间里找到了刘少奇。只见他正大口大口地吃着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叶子。当他发现大家时，想躲已来不及了。刘少奇确实是在吃“小灶”，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小灶”。炊事员告诉大家：“委员长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米饭，中午就煮些番薯叶子或野菜充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严守纪律，换来的是凝聚力和战斗力。刘少奇廉洁自律，不搞特殊，艰苦奋斗，这一消息传到前线后，极大鼓舞了红军全体指战员。有的红军战士打完仗之后，便端着饭碗数数自己打死了几个敌人，捉了几个俘虏，缴了几支枪。要是有了战果，就高高兴兴地吃饭，要是战果不好，心里就难过，觉得对不起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并默默发誓下一次战斗要多杀敌人。严守纪律，赢得的是民心。当时，群众感慨红军与反动武装大不相同，打心眼儿里喜欢这支部队。他们受够了地主武装和反动军阀的苦，被红军严明的纪律感动，感到这才是咱们自己的部队，于是便踊跃参军，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井冈山，流行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指挥，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这支纪律严明队伍的赞许。
黄公略在江西赣西南担任红六军军长时，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他率先垂范，严守群众纪律，坚持官兵待遇平等，不搞特殊。在赣西南打游击时期，由于给养困难，红军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黄公略的身体日渐消瘦。房东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黄公略带着警卫员小高正要外出，就听到房东妈妈养的母鸡惨叫了几声，待他与警卫员回来后，房东妈妈笑眯眯地对小高说：“我不在屋时，不知哪个老表给黄军长端来一钵鸡汤，麻烦你给军长端去。”小高刚把鸡汤端上桌，黄公略就问：“鸡是哪来的？”“买的。”小高知道黄军长决不收群众送的东西，只好撒了谎。“从哪里买的？”没想到军长会寻根问底，小高一时陷入了无法回答的窘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不从实招来？”为了缓和气氛，第三纵队纵队长徐彦刚幽默地说：“我来猜猜，猜对了，你小高去赔钱，我来吃鸡；猜不着我赔钱，鸡归你吃。”“纵队长，我也正在猜呢！”委屈的小高把实情和盘托出，进而猜测道：“这钵鸡汤一定是房东妈妈杀自家鸡做的，不是别人送的。”黄公略赞成小高的判断，并嘱咐小高到经理处领自己下月薪饷一块大洋，作为鸡钱给房东妈妈送过去。此时此刻，小高如释重负地说：“军长反正已经付过钱了，这只鸡你就和徐纵队长吃了吧！”“好，我吃。”黄公略嘴里虽答应着，却端起那钵鸡汤走进连队厨房，把鸡和鸡汤全部倒进锅里，又操起锅铲将整只鸡铲成碎块。随后，黄公略在连队同士兵们一起吃了这顿饭。
红军这种恪守纪律的自觉，源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同时也闪耀着团结、友爱、无私、互助的人性光芒。穿越时空，看似冰冷的纪律，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感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开创起，就处在敌人的军事“进剿”“会剿”和经济封锁之中，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冬天，井冈山上格外寒冷，红军战士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层单衣和薄薄的线毯。晚上，没棉被就靠盖稻草取暖。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说：“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当年的冬天，就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了被服厂，用打土豪得来的棉花、布匹自己生产军服。一天，部队发下了新棉衣，毛泽东领新棉衣回到八角楼，走在房东谢槐福的面前说：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泽东身上只穿三件单衣，想到他寒冬晚上披着一件线毯，经常工作到深夜，怎么也不肯收下新棉衣。在毛泽东反复给谢槐福做工作的情况下，谢槐福才穿上了新棉衣。后来，谢槐福挑了一担木炭送到毛泽东房里，以示感谢，毛泽东推辞不掉，但他硬是付了木炭钱。
毛泽东就是这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就是这样坚定地执行我军的纪律，决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就是这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在他的心中，共产党人就是应该先保障群众的冷暖，群众的利益丝毫不能损害，铁的军纪人人都得遵守。由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不仅服装、弹药，就是油盐也很困难。就拿油来说，煮菜要用油，点灯要用油，山上产的茶油也不太多，红军下山打土豪弄到一点油，也就更为珍贵。在这样艰苦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为了保证全体人员有油吃，又要使这有限的物资用的时间更长一些，毛泽东亲自向部队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灯的规定，内容大致是：团、营、连晚上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办完公要熄掉，连部留一盏灯供带班、查哨等用，只准点一根灯芯。此后，在井冈山上，部队都严格执行了这个规定。一到夜间，熄灯号一响，战士们就都吹熄了灯，只有连部的一盏灯，有一根灯芯亮着。毛泽东当时住在茨坪旧居时，按规定，晚上办公他可以点三根灯芯，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领导同志而多使用过半根灯芯，相反，他还坚持一直用一根灯芯办公、看书、写文章，还常常忙到深夜。他就是一个严格执行纪律的模范。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围攻，除了构筑工事、练兵之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储备粮食。可是山上产粮很少，群众吃还不够，部队要吃粮、存粮，就得靠下山打土豪，把筹到的粮食挑上山来。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下要走五六十里路，山高路陡，道路崎岖。每次到了运粮的那天，大家天蒙蒙亮就要出发，赶到装粮的地方，挑的挑，背的背，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山上。那年，朱德已经40多岁了，他每次都要跟大家一道去。他穿着草鞋，戴顶斗笠，用扁担挑着满满的一担米，和大家伙一道爬山。大家看到朱军长昼夜筹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劳动，生怕累坏了他，劝他别去了，不要挑了。可是朱德每次都拒绝了，到了运粮的时候照常去。没办法，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了。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朱军长就没办法挑粮了。可是，哪知道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他用柴刀把扁擔削平一块，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字。朱德作为军长却时刻牢记官兵平等的纪律，并坚守纪律不动摇，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感动了大家伙，从此，同志们挑米的干劲更足了，也再没人“偷”他的扁担了。因为大家从朱德身上理解了自觉守纪就是我们红军每一个指战员的分内之事，没有特殊，没有例外。
在中央苏区时期，粮食供应标准非常低，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但为了响应当时中央提出的紧急动员群众筹措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号召，作为全总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要求后方的福建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节约3升米支援前线，为前线的红军战士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并将省委机关原来吃的大锅饭改为用饭包蒸饭（即用当地的一种长阔叶席草织成小草包，每人每餐按自己的粮食定量把大米放在包里拿到锅里蒸，包上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竹牌，吃饭时各人取自己的饭包）。1933年10月的一天中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的杨至成，来找刘少奇汇报工作，但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刘少奇的踪影。在膳堂吃饭的同志这时也发现，自从食堂为节约粮食改吃包蒸饭以来，每天中午都看不到委员长来吃饭。这时有人嘀咕，人家是执行局委员长，说不定在吃小灶吧？几个人打赌，认为刘少奇不会给自己开小灶，大家分头去找，终于在伙房后面的小灶间里找到了刘少奇。只见他正大口大口地吃着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叶子。当他发现大家时，想躲已来不及了。刘少奇确实是在吃“小灶”，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小灶”。炊事员告诉大家：“委员长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米饭，中午就煮些番薯叶子或野菜充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严守纪律，换来的是凝聚力和战斗力。刘少奇廉洁自律，不搞特殊，艰苦奋斗，这一消息传到前线后，极大鼓舞了红军全体指战员。有的红军战士打完仗之后，便端着饭碗数数自己打死了几个敌人，捉了几个俘虏，缴了几支枪。要是有了战果，就高高兴兴地吃饭，要是战果不好，心里就难过，觉得对不起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并默默发誓下一次战斗要多杀敌人。严守纪律，赢得的是民心。当时，群众感慨红军与反动武装大不相同，打心眼儿里喜欢这支部队。他们受够了地主武装和反动军阀的苦，被红军严明的纪律感动，感到这才是咱们自己的部队，于是便踊跃参军，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井冈山，流行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指挥，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这支纪律严明队伍的赞许。
黄公略在江西赣西南担任红六军军长时，高度重视纪律建设，他率先垂范，严守群众纪律，坚持官兵待遇平等，不搞特殊。在赣西南打游击时期，由于给养困难，红军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黄公略的身体日渐消瘦。房东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黄公略带着警卫员小高正要外出，就听到房东妈妈养的母鸡惨叫了几声，待他与警卫员回来后，房东妈妈笑眯眯地对小高说：“我不在屋时，不知哪个老表给黄军长端来一钵鸡汤，麻烦你给军长端去。”小高刚把鸡汤端上桌，黄公略就问：“鸡是哪来的？”“买的。”小高知道黄军长决不收群众送的东西，只好撒了谎。“从哪里买的？”没想到军长会寻根问底，小高一时陷入了无法回答的窘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不从实招来？”为了缓和气氛，第三纵队纵队长徐彦刚幽默地说：“我来猜猜，猜对了，你小高去赔钱，我来吃鸡；猜不着我赔钱，鸡归你吃。”“纵队长，我也正在猜呢！”委屈的小高把实情和盘托出，进而猜测道：“这钵鸡汤一定是房东妈妈杀自家鸡做的，不是别人送的。”黄公略赞成小高的判断，并嘱咐小高到经理处领自己下月薪饷一块大洋，作为鸡钱给房东妈妈送过去。此时此刻，小高如释重负地说：“军长反正已经付过钱了，这只鸡你就和徐纵队长吃了吧！”“好，我吃。”黄公略嘴里虽答应着，却端起那钵鸡汤走进连队厨房，把鸡和鸡汤全部倒进锅里，又操起锅铲将整只鸡铲成碎块。随后，黄公略在连队同士兵们一起吃了这顿饭。
红军这种恪守纪律的自觉，源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同时也闪耀着团结、友爱、无私、互助的人性光芒。穿越时空，看似冰冷的纪律，让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感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