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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来日方长，而是死到临头
他从眩晕中醒来，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墙壁也在旋转，他感到头痛和恶心，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恣意翻滚。他站起来，觉得脚下不稳，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而墙上的画框显出双重影像。这是2007年2月初的一个凌晨，晨光把房间染成了灰白色，几小时前，凌志军完成了新书《中国的新革命》，昏昏睡去。他本以为自己能睡上24小时，毕竟他已经为这本书没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个月。
新书是典型的凌氏时政写作风格，和此前的《变化》、《交锋》一样，采访之外，使用大量资料，拼接、穿插、跳跃、“絮絮叨叨”，以无数细节浮世绘般还原宏大历史，不动声色却自有臧否。凌志军说，这是个笨功夫，不是聪明人干的事儿。“如果你每天写12个小时，每周7天，不用像我一样连续写30年，你连续写10年，也就会了。”
他热爱写作，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并总觉得来日方长。他也喜欢完成一本书后疲惫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放松。“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管你这个欲望的标准是比较自私，还是比较公益，是比较伟大还是比较渺小。”他回忆当时的状态。
5天后，在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他看到自己的颅脑和胸部胶片上的阴影，那是转移瘤的信号，医生一边在胶片上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你才发现，呀，不是来日方长，而是死到临头。（欲望）这个事情你去跟别人说，也不会有人去理解你，因为大家不会处在你这个境地，但问题就在于，不死到临头你不会想到这个，但想到了也没用了。
两个月后，我第一次见到凌志军。因为畏光，他戴着墨镜。4月的北京已开始转暖，但他依然穿得很厚。记者们都小心翼翼地绕开病情只问新书，但你能感受到一种“告别”的氛围。群访结束后，我陪凌志军从咖啡馆走回家（怀着多提几个问题的私心），他拄着拐杖，走得非常非常慢。
翻看自己当时发表的文章，无非是对体制蜻蜓点水般的追问，以及对这位“中国第一时政作家”与大时代的关系（显然失败了）的总结。自然，也很难触及当时他真实的状态：
走路都走不了，看东西也看不了，满脑子都是死到临头。那时候才觉得其实当时自己很看重的事情并不很重要，包括这些所谓宏大的写作目标。到那时候才体会到，生命中有些被忽视的东西很重要，比如亲情，天伦之乐，原来都觉得来日方长，谁顾得上啊。可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常常是你拼命往前跑的时候忽视的东西。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有时候转变是一瞬间就完成的，我是一天就完成了，因为突然医生告诉你，你活不了多久了，你就不得不放下。
那些宏大目标，
是不是普通人所关心的？
凌志军新近出版的《重生笔记》透露了更多内情：在经历了癌症患者都会经历的恐惧、急躁、怨天尤人以及奔走求医后，他和家人拒绝了绝大多数医生的建议，暂时不接受开颅手术，静静地等待3个月的“大限”。
结果“大限”并未到来。
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奇迹”：当颅内阴影被多数医生认为是恶性肿瘤，不立即手术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时，凌志军决定静养；当肺内阴影被多数医生认为无关紧要时，他决定接受病灶切除手术。两次他都“赌”对了。
以一种经验式而非调查式的方法，凌志军探讨了癌症患者面临的“过度治疗”问题，并反思了中国的医疗体制。“本来也没想写书了，写这本就是因为看着他们实在无助，但我又不是医生，也没有什么钱去赞助他们，我的本事就是写一本书。”
不是重出江湖，就是因为有点想法想跟癌症患者说。我5年没说话，也没想重新出来说了。就安安静静的吧。如果可能的话，力所能及地对癌症患者提供一点帮助。因为这批人就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大家都在往前跑，谁去看他们一眼呢？这些人真的是很需要帮助。如果我不是生病，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生怕被潮流落下。现在我和他们在一起。
凌志军的书可分为两类，《交锋》《变化》《中国的新革命》写的是当代史，正如他在《变化》序言中所说，“生命的独立于自由，要在大历史中获得”。
当时觉得自己有点意气风发，好像说到这个份儿上觉得自己融入历史，而且对这几段历史的展现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挺豪迈的。现在这种感觉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做了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了实话，写了自己想说的话，而且也没有被这个体制怎么着。挺满足的。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去为所欲为，一个写作者，也是一样。历史不到这个份儿上就没你，当然，历史到了这个份儿上，你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就像你成了这长江里的一滴水，你奔流到海不复回，虽然也看不见你，但你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歷史中获得了。
另一类写作是“计划外”，写给年轻人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和如今写给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皆属此类。凌志军说，如今他仍然最喜欢第一类，但也在反思：我们的宏大目标，是不是普通人所关心的？
我们这个社会有个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就是精英综合症，喜欢做精英，喜欢向精英靠拢，所有资源都向精英去，漠视普通大众。我觉得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比较好，这样你不会失去对普通人的情感，这样你会觉得你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了。
人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你自己体验你生命的历程。伟人能改变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因此不同；圣人能超度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因此大同。我们既不是伟人也不是圣人，凡人就帮助你够得着的人，已经不错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也许别人不会这么想，觉得凌志军怎么一场病生得，就变成这样了。（笑）也没关系，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都是很好的，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按我本意的话，我就继续走下去。确实是这场病，有一点反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可以改一改，叫人之将死，其心也明。不死的时候，你不会这么想，灌输也灌不进去。我现在是这种想法，也可能我本来潜在的内心里就有这种情结。
向死而生
生病的时候，有朋友给他送了本《圣经》，“朋友们总想为你做点什么，但他们也不懂医术，送吃的吧你也不能吃，送鲜花吧，跟遗体告别似的，《圣经》对遭遇不幸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安慰。我还是挺感激的。”那时凌志军发现，自己手边确实没有《圣经》，后来等到眼睛能看东西了，就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我不是有神论者，我也不信教，你也可以表述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这不妨碍我从宗教中学到一些东西。有人问我，人的灵魂不灭你相信不相信？我现在还不敢说我相信，但我确实相信，人还是有灵这个东西。身心灵，身和心都很好理解，过去没想到过还有灵这个东西。现在我相信有。生病以后才会意识到有。它和心不同。有时候心相通，但灵不通。好像我这是在弄玄学呢。（笑）
但是灵魂不灭我不敢说。这东西你很难解释，过去人家跟我解释灵魂我都听不进去，听进去了也想不明白。这些东西真的要悟，我要是不处在这个份儿上我也悟不出来，我是到了这里，才慢慢悟出来一点。
我举一个例子你比较容易碰到的，你想想你从小到大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那种关系特好的，觉得我们俩怎么那么一样啊，什么事情都对到一块？甚至爱好、价值观都完全一样，他喜欢看电影你也喜欢，他喜欢听音乐你也喜欢听音乐……可是时间一长就慢慢疏远了，不知不觉就没话说了。这不是用一种简单的心和精神，比如说志不同道不合能解释的，有时候你很难说到底哪里出了毛病，你最后发现，你们两个人的灵魂不一样。
（生病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作为时政作家的那个凌志军）有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批评。从内心里说，你不一定知道我凌志军是什么样的，我呢，有时候可能知道。但生病以后我发现，其实我并不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并不了解我本来的那个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他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以前认为是我生命组成部分的那些东西，现在发现没那么重要，本来我以为我这个人很坚强、很冷静、很理智，其实发现很脆弱。本来我以为人的身体很渺小，但其实很强大。
到了你想的这一层，你还是原来的精神状态吗？不是了。这就是跟死神的对话。过去觉得死神很可怕，现在我不那么想了，相反我从死神那儿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启示，所以我在书里写，死神是上帝送给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是天堂里的最后一位天使。我不认为死神是在地狱里的，死神也是在天堂里的。
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们这辈子什么没见过啊，就这个没见过。那上帝就让我见一回。所以我很庆幸，你的生命更丰富了，所谓向死而生嘛。那么你悟到这里以后，你的生命不是变得更从容了吗？你看很多问题，不就会稍微的，别那么折磨自己吗？（笑）你看到恶人恶事，你义愤填膺，你高声呐喊，你奋笔疾书，那是一种精神状态。你挥挥手，随他去，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圣经》不是有个故事吗？一群人要用石头打死一个妓女。耶稣说，你们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她。所有人都默默地离去了。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的中国，我猜大家还是会一拥而上。中国人总是勿忘别人的罪恶，一说自己，就叫别纠缠历史旧账。
与自己对话，不一定要写出来
再次见到凌志军是今年的9月27日，5年后。他把见面地点约在一个湖边，平日遛弯的去处。他比从前胖了一点，那天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有点乱，他端着个保温杯，走得挺快。
5年没出现在公共领域，凌志军说自己现在的规划就是活着。这个国家和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也听，也看，但“都不那么激动了”，这当然是因为病人需要静养，也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太让人失望。他不是不知错，他是明知故犯，或者是明知对的事情就是不做。你还能说什么呢？”
“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确实进步了，但毛病更多了，很多时候比较失望，很多时候又抱着点儿希望。人们越来越聪明了，也越来越浮躁了，这种焦虑和生活的压力，压着这一代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生活了。所以，有点儿替他们着急。”
采访前不久，国内掀起一轮反日活动，让他比较欣慰的是，时代究竟不同了，“有那么多人很快就看明白怎么回事，而且能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明白人说了很多明白话，但因为你明白，你就觉得别人都是王八蛋，我觉得，这是又不明白了。”对于闹事者，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他们多少表现了“小人物的无奈”，“如果不是过去很长时间里那只有形无形的手扭曲了国民精神和社会情绪，就那几个人，恐怕没那么大力量一夜之间让全国到处闹腾起来。可怕的是，有些人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反而会觉得是好事，所谓‘民心可用’。”
对于好些变化，他都抱着一种“既理解又伤感”的态度，这件事同样如此，只好“慢慢来吧”，“我当然相信时间，只是中国人要经历的时间长了点儿。”
5年甚至更早以前，当他还打算继续自己的写作计划时，曾想过做一些改变，“我现在文字有点儿跟不上。”他有个习惯，读到好文章时会想，这文章我写不写得出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会比较坦然——过去很多年，他都比较坦然，但后来在网上读了一些年轻人的文章后，他觉得自己写不出来了，“这个时代的阅读节奏习惯往前走了很大一段距离，你看现在人家写得多机智多敏捷啊，用你们的話说，我是有点out了。”
我那种写法是一个时代的写法，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来说，很难说，现在能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读那么密密麻麻的一大本书的人还有多少。真的是很少的人。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只是因为我也不是为了别人而写，我（写作）是为了对自己叙说，而说出来以后还真的有人喜欢，自己就很高兴。
当然，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在考虑之列了，“不写就是不写了。其实放下很难。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么，一个杀人犯能放下你都能成佛。我也是要求自己能放下，而且不是心里面很纠结的那种放下，是很淡然的放下。有的人放下后还念念不忘，我什么时候东山再起啊、重出江湖啊、卷土重来啊。这些我可不想了。”
从形上来说，写作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从灵上来说，它不是。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存在于你的心里，不是著作等身，也不是高官厚禄家财万贯。心里没有，外在的东西无论是多是少，你都不会心安。或者今天安了，明天还是安不了。
你有想法，你把它写出来，表现出来，是一种对话，也是和自己的对话。写作是自己讲给自己听，写出来以后别人爱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不写了，我坐在湖边，看湖水，看天空，看白云，冥想，这也是一种对话。对话不一定非要写出来。有些想法，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呗，天知地知，湖水知，（笑）也挺好。（有的想法）忘了就忘了，也没什么可惜，真正好的想法，没那么容易忘掉。就算忘了，那就忘了吧。
凌志军
生于1963年，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作家，他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代表作有《交锋》 《变化》《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等。
他从眩晕中醒来，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墙壁也在旋转，他感到头痛和恶心，胃里有什么东西在恣意翻滚。他站起来，觉得脚下不稳，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而墙上的画框显出双重影像。这是2007年2月初的一个凌晨，晨光把房间染成了灰白色，几小时前，凌志军完成了新书《中国的新革命》，昏昏睡去。他本以为自己能睡上24小时，毕竟他已经为这本书没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个月。
新书是典型的凌氏时政写作风格，和此前的《变化》、《交锋》一样，采访之外，使用大量资料，拼接、穿插、跳跃、“絮絮叨叨”，以无数细节浮世绘般还原宏大历史，不动声色却自有臧否。凌志军说，这是个笨功夫，不是聪明人干的事儿。“如果你每天写12个小时，每周7天，不用像我一样连续写30年，你连续写10年，也就会了。”
他热爱写作，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并总觉得来日方长。他也喜欢完成一本书后疲惫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放松。“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管你这个欲望的标准是比较自私，还是比较公益，是比较伟大还是比较渺小。”他回忆当时的状态。
5天后，在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他看到自己的颅脑和胸部胶片上的阴影，那是转移瘤的信号，医生一边在胶片上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你才发现，呀，不是来日方长，而是死到临头。（欲望）这个事情你去跟别人说，也不会有人去理解你，因为大家不会处在你这个境地，但问题就在于，不死到临头你不会想到这个，但想到了也没用了。
两个月后，我第一次见到凌志军。因为畏光，他戴着墨镜。4月的北京已开始转暖，但他依然穿得很厚。记者们都小心翼翼地绕开病情只问新书，但你能感受到一种“告别”的氛围。群访结束后，我陪凌志军从咖啡馆走回家（怀着多提几个问题的私心），他拄着拐杖，走得非常非常慢。
翻看自己当时发表的文章，无非是对体制蜻蜓点水般的追问，以及对这位“中国第一时政作家”与大时代的关系（显然失败了）的总结。自然，也很难触及当时他真实的状态：
走路都走不了，看东西也看不了，满脑子都是死到临头。那时候才觉得其实当时自己很看重的事情并不很重要，包括这些所谓宏大的写作目标。到那时候才体会到，生命中有些被忽视的东西很重要，比如亲情，天伦之乐，原来都觉得来日方长，谁顾得上啊。可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常常是你拼命往前跑的时候忽视的东西。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有时候转变是一瞬间就完成的，我是一天就完成了，因为突然医生告诉你，你活不了多久了，你就不得不放下。
那些宏大目标，
是不是普通人所关心的？
凌志军新近出版的《重生笔记》透露了更多内情：在经历了癌症患者都会经历的恐惧、急躁、怨天尤人以及奔走求医后，他和家人拒绝了绝大多数医生的建议，暂时不接受开颅手术，静静地等待3个月的“大限”。
结果“大限”并未到来。
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奇迹”：当颅内阴影被多数医生认为是恶性肿瘤，不立即手术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时，凌志军决定静养；当肺内阴影被多数医生认为无关紧要时，他决定接受病灶切除手术。两次他都“赌”对了。
以一种经验式而非调查式的方法，凌志军探讨了癌症患者面临的“过度治疗”问题，并反思了中国的医疗体制。“本来也没想写书了，写这本就是因为看着他们实在无助，但我又不是医生，也没有什么钱去赞助他们，我的本事就是写一本书。”
不是重出江湖，就是因为有点想法想跟癌症患者说。我5年没说话，也没想重新出来说了。就安安静静的吧。如果可能的话，力所能及地对癌症患者提供一点帮助。因为这批人就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大家都在往前跑，谁去看他们一眼呢？这些人真的是很需要帮助。如果我不是生病，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生怕被潮流落下。现在我和他们在一起。
凌志军的书可分为两类，《交锋》《变化》《中国的新革命》写的是当代史，正如他在《变化》序言中所说，“生命的独立于自由，要在大历史中获得”。
当时觉得自己有点意气风发，好像说到这个份儿上觉得自己融入历史，而且对这几段历史的展现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挺豪迈的。现在这种感觉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做了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了实话，写了自己想说的话，而且也没有被这个体制怎么着。挺满足的。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去为所欲为，一个写作者，也是一样。历史不到这个份儿上就没你，当然，历史到了这个份儿上，你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就像你成了这长江里的一滴水，你奔流到海不复回，虽然也看不见你，但你的价值、人的价值就在歷史中获得了。
另一类写作是“计划外”，写给年轻人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和如今写给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皆属此类。凌志军说，如今他仍然最喜欢第一类，但也在反思：我们的宏大目标，是不是普通人所关心的？
我们这个社会有个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就是精英综合症，喜欢做精英，喜欢向精英靠拢，所有资源都向精英去，漠视普通大众。我觉得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比较好，这样你不会失去对普通人的情感，这样你会觉得你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了。
人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你自己体验你生命的历程。伟人能改变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因此不同；圣人能超度千千万万的人，世界因此大同。我们既不是伟人也不是圣人，凡人就帮助你够得着的人，已经不错了。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也许别人不会这么想，觉得凌志军怎么一场病生得，就变成这样了。（笑）也没关系，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都是很好的，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按我本意的话，我就继续走下去。确实是这场病，有一点反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可以改一改，叫人之将死，其心也明。不死的时候，你不会这么想，灌输也灌不进去。我现在是这种想法，也可能我本来潜在的内心里就有这种情结。
向死而生
生病的时候，有朋友给他送了本《圣经》，“朋友们总想为你做点什么，但他们也不懂医术，送吃的吧你也不能吃，送鲜花吧，跟遗体告别似的，《圣经》对遭遇不幸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安慰。我还是挺感激的。”那时凌志军发现，自己手边确实没有《圣经》，后来等到眼睛能看东西了，就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 我不是有神论者，我也不信教，你也可以表述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这不妨碍我从宗教中学到一些东西。有人问我，人的灵魂不灭你相信不相信？我现在还不敢说我相信，但我确实相信，人还是有灵这个东西。身心灵，身和心都很好理解，过去没想到过还有灵这个东西。现在我相信有。生病以后才会意识到有。它和心不同。有时候心相通，但灵不通。好像我这是在弄玄学呢。（笑）
但是灵魂不灭我不敢说。这东西你很难解释，过去人家跟我解释灵魂我都听不进去，听进去了也想不明白。这些东西真的要悟，我要是不处在这个份儿上我也悟不出来，我是到了这里，才慢慢悟出来一点。
我举一个例子你比较容易碰到的，你想想你从小到大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那种关系特好的，觉得我们俩怎么那么一样啊，什么事情都对到一块？甚至爱好、价值观都完全一样，他喜欢看电影你也喜欢，他喜欢听音乐你也喜欢听音乐……可是时间一长就慢慢疏远了，不知不觉就没话说了。这不是用一种简单的心和精神，比如说志不同道不合能解释的，有时候你很难说到底哪里出了毛病，你最后发现，你们两个人的灵魂不一样。
（生病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作为时政作家的那个凌志军）有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批评。从内心里说，你不一定知道我凌志军是什么样的，我呢，有时候可能知道。但生病以后我发现，其实我并不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并不了解我本来的那个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他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以前认为是我生命组成部分的那些东西，现在发现没那么重要，本来我以为我这个人很坚强、很冷静、很理智，其实发现很脆弱。本来我以为人的身体很渺小，但其实很强大。
到了你想的这一层，你还是原来的精神状态吗？不是了。这就是跟死神的对话。过去觉得死神很可怕，现在我不那么想了，相反我从死神那儿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启示，所以我在书里写，死神是上帝送给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是天堂里的最后一位天使。我不认为死神是在地狱里的，死神也是在天堂里的。
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们这辈子什么没见过啊，就这个没见过。那上帝就让我见一回。所以我很庆幸，你的生命更丰富了，所谓向死而生嘛。那么你悟到这里以后，你的生命不是变得更从容了吗？你看很多问题，不就会稍微的，别那么折磨自己吗？（笑）你看到恶人恶事，你义愤填膺，你高声呐喊，你奋笔疾书，那是一种精神状态。你挥挥手，随他去，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圣经》不是有个故事吗？一群人要用石头打死一个妓女。耶稣说，你们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她。所有人都默默地离去了。这事要是放在现在的中国，我猜大家还是会一拥而上。中国人总是勿忘别人的罪恶，一说自己，就叫别纠缠历史旧账。
与自己对话，不一定要写出来
再次见到凌志军是今年的9月27日，5年后。他把见面地点约在一个湖边，平日遛弯的去处。他比从前胖了一点，那天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有点乱，他端着个保温杯，走得挺快。
5年没出现在公共领域，凌志军说自己现在的规划就是活着。这个国家和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也听，也看，但“都不那么激动了”，这当然是因为病人需要静养，也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太让人失望。他不是不知错，他是明知故犯，或者是明知对的事情就是不做。你还能说什么呢？”
“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确实进步了，但毛病更多了，很多时候比较失望，很多时候又抱着点儿希望。人们越来越聪明了，也越来越浮躁了，这种焦虑和生活的压力，压着这一代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生活了。所以，有点儿替他们着急。”
采访前不久，国内掀起一轮反日活动，让他比较欣慰的是，时代究竟不同了，“有那么多人很快就看明白怎么回事，而且能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明白人说了很多明白话，但因为你明白，你就觉得别人都是王八蛋，我觉得，这是又不明白了。”对于闹事者，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他们多少表现了“小人物的无奈”，“如果不是过去很长时间里那只有形无形的手扭曲了国民精神和社会情绪，就那几个人，恐怕没那么大力量一夜之间让全国到处闹腾起来。可怕的是，有些人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反而会觉得是好事，所谓‘民心可用’。”
对于好些变化，他都抱着一种“既理解又伤感”的态度，这件事同样如此，只好“慢慢来吧”，“我当然相信时间，只是中国人要经历的时间长了点儿。”
5年甚至更早以前，当他还打算继续自己的写作计划时，曾想过做一些改变，“我现在文字有点儿跟不上。”他有个习惯，读到好文章时会想，这文章我写不写得出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会比较坦然——过去很多年，他都比较坦然，但后来在网上读了一些年轻人的文章后，他觉得自己写不出来了，“这个时代的阅读节奏习惯往前走了很大一段距离，你看现在人家写得多机智多敏捷啊，用你们的話说，我是有点out了。”
我那种写法是一个时代的写法，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来说，很难说，现在能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读那么密密麻麻的一大本书的人还有多少。真的是很少的人。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只是因为我也不是为了别人而写，我（写作）是为了对自己叙说，而说出来以后还真的有人喜欢，自己就很高兴。
当然，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在考虑之列了，“不写就是不写了。其实放下很难。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么，一个杀人犯能放下你都能成佛。我也是要求自己能放下，而且不是心里面很纠结的那种放下，是很淡然的放下。有的人放下后还念念不忘，我什么时候东山再起啊、重出江湖啊、卷土重来啊。这些我可不想了。”
从形上来说，写作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从灵上来说，它不是。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存在于你的心里，不是著作等身，也不是高官厚禄家财万贯。心里没有，外在的东西无论是多是少，你都不会心安。或者今天安了，明天还是安不了。
你有想法，你把它写出来，表现出来，是一种对话，也是和自己的对话。写作是自己讲给自己听，写出来以后别人爱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不写了，我坐在湖边，看湖水，看天空，看白云，冥想，这也是一种对话。对话不一定非要写出来。有些想法，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呗，天知地知，湖水知，（笑）也挺好。（有的想法）忘了就忘了，也没什么可惜，真正好的想法，没那么容易忘掉。就算忘了，那就忘了吧。
凌志军
生于1963年，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作家，他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代表作有《交锋》 《变化》《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