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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台湾地区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台湾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史料的选取等方面，与大陆学者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本文以两岸有代表性的党史研究的著作为研究范本，从研究视角和史料选取的差异两个主要方面阐述海峡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差异性。这一比较，对于研究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较强的互补性，以及促进两岸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交流、深化包括中共六大研究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台湾学者；大陆学者；党的六大；比较
台湾地区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向来十分重视。但在一段时期里，台湾一些学者对于中共党史和新中国的历史颇多攻击和不实之辞，虽然他们也宣称要“客观”、“冷静”、“力求真实”地研究中共的历史，但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们著作中所带有的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这是由于两岸政治对峙和意识形态分途而导致的政治观点的差异而主要不是学术观点的差异。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台湾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史料的选取等方面，与大陆学者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中共六大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两岸学者都较为重视，本文试图以台湾学者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香港中文国书供应社，1974）、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台湾聊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70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为样本，着重从研究视角、史料选取、研究结论等三个方面，来比较分析海峡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六大历史研究的差异和特点。
一、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的差异
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通过两岸各自的相关研究对比来看，两岸学者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视角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大陆学者注重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活动，尤其是以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心来构建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和编纂体系的。因而，比较注重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分析，而对于具体历史过程的表述则相对较为简略，往往并不重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台湾学者则更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的描述，并且往往会把中共这一段历史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与评价。对于这一点，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一书中即明确谈到：“中国共产党史不只是一个政党的历史，它其实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来看中共历史，当然会和中共的角度所看到的不一样”。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的差异，在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九章“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奋斗”中，专门置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节，整整8个页面中，在分析了召开中共六大的紧迫性并简略地介绍了中共六大筹备和召开的经过后，用相当大的篇幅着重分析了中共六大召开的意义和中共六大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关于中共六大召开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这样表述的：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从4个方面着重指出并分析了中共六大存在的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中共六大的历史作用作了这样的基本评价：“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1]
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虽然在第三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中，也专门置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目，但对于中共六大召开的过程和具体历史细节没有任何交待，只是着重介绍了中共六大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和存在的缺点。指出：“这是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2]显然，大陆学者对于中共六大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中共六大的主要内容、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分析中共六大存在的不足和缺点。
台湾学者对于中共六大的研究则更重视历史过程和具体的历史细节，而对于中共六大意义和作用并不作过多的评价。
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在第十二章“立三路线”中，也专门置有一节“六次大会”。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共六大筹备过程的介绍和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情况的分析；二是对于中共六大通过的主要文献的文本分析；三是附录了中共六大的主要历史文献。王著对于中共六大的筹备和召开的過程，虽然着墨亦不多，但是有着较清楚的介绍：“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民国十七年六、七月间举行于莫斯科郊外数十里之银村一别墅中，历时数十日。六届一中全会，文件缺如，当系紧接六大之后举行。随即开团的大会，为期仅数日。会后第三国际六次大会举行于莫斯科市区，中共代表即住参加，续开少共国际、职工国际、妇女国际、济难国际等会。”“中共自三大暴动失败后，原定于民国十七年三月至三月半召开六次大会，地点未定，适共产国际定于是年夏召开六次世界大会于莫斯科，遂决定自身六大与国际六大同在莫斯科举行，以便会后就近参加国际六大。”对于六大的评价，王著只用了简短的一句话：“一个号称为‘中国’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居然在俄国举行，显示其为‘俄国的’，而‘非中国的’”。而并不涉及对中共六大历史作用和地位的全面评价。而对于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王著则有着较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并秉承其一贯的中共党内“权力斗争论”的思路，夸大中共党内的派系分野和派系斗争：“此次大会，在国际方面，承史、托争吵之后（指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斗争），在中共方面，承清算陈独秀机会主义及不满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后，纠纷甚多。”王著将出席六大的中共党内的派系主要分为“中央派”，以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为领袖；“实际工作派”，以余飞、徐锡根等为领袖；“CY派”，无著名领袖；“陈独秀派”，将出席中共六大的王若飞、刘伯坚、沈泽楷等归为该派。并特别提到，此时以陈绍禹为首之“国际派”尚未形成。王著对此时在国内领导农村武装斗争，并未出席六大的毛泽东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专门提到：“毛泽东此时尚在井冈山，与朱德拥有一支所谓‘红军第一军’，已被重视，虽未出席大会，而亦当选中委。”[3]王著还对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业问题决议案》4个主要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虽然观点颇多偏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颇多指责与攻讦，但这种重视历史过程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 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则并没有特别关注中共六大的研究，而只是在论及苏区的土地革命时谈到了对中共六大的一些看法：“1928年6、7月之间，中共在莫斯科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检讨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认为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打击面太大，主张只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按农户的劳动力重新分配，并特别强调不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显然，他对于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注重的不是对中共六大的全面评价，而是对中共六大具体政策的分析和评价，他是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中共六大的某种历史作用的，这和陈永发所强调的注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研究，探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全盘失败”的历史原因的历史思路也是吻合的。
二、史料选取和使用史料方法的差异
史料的选取，对于历史研究一般都具有决定意义，选取史料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在史料的选取上，海峡两岸学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大陆学者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史料的选取上，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是研究者难以接触到党的核心档案，二是研究者在选取档案时难免会要受到政治因素或人事因素的影响，不得不有所保留。台湾学者虽然也同样难以接触到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核心档案，但是，台湾和海外大量的中共历史档案能够给他们的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他们对这批档案资料的利用比大陆学者要便利得多，特别是他们对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和选取则显然较大陆学者有更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不会过多地受到政治因素或人事因素的影响。
特别要谈到的两岸学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和使用史料的方法，在大陆学者的党史著作中，虽然也重视档案史料，但一般研究者注重的是以史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引用史料时，往往只注重引用个别词句，或者通过对某段史料的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读者很难从著作中看到较完整的史料。而台湾学者的做法则是直接引用大段的史料，由史料本身来说明问题，读者往往可以不通过研究者的结论而从史料本身就得出结论，或者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两岸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在编纂体例上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一特点，在本文所选取的大陆和台湾各2部作为分析样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和台湾学者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中同样表现的非常明显。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介绍和评述，基本上没有引用相关的文献史料，也更谈不及对于中共六大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文本分析了。而在台湾学者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对中共六大的研究中，文献分析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如前所述，在王著对中共六大的研究中，包括了对于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业问题决议案》4个主要文献的文本分析，并全文附录了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为研究者和读者全面了解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便利。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因为没有对中共六大进行专门的研究，所以，也没有引及中共六大的相关文献。但是，重视历史文献的录引同样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陈永发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显然较深的受到原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胡适先生在其1928年发表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提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先生在研究方法上特别重视用证据来说话，他强调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二分证据说二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因此，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同样注重充分录引史料，用史料来说话。这样一种使用史料的方法是颇值得大陆学者借鉴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上是存在着较大差异，是史料的选取，特别是史料的使用方法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使得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加强两岸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交流对于深化包括中共六大研究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十分必要。
三、研究结论的差异
一般意义而言，党史研究的结论，都体现在对党史事件或党史人物的评价上。正是由于研究的出发点和视角为研究定下了最初的基调，在接下来的史料选取和论述中，海峡两岸学者不可避免地有着行文论证与思想指向的各自风格，在大胆架设与小心求证的过程中，也因此根据自己所持有的思考方式与论证态度，展现出了中共六大多面而丰富的历史镜像。不得不说，研究结论必然有差。而研究结论固然有差，并不影响我们从总体上正确客观地认识、把握和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不同的结论而言，他们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面貌，正是给予了我们一个更为立体的、宏大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的学习借鉴平台。第一，不管是对于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对于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都有着互相比较借鉴、弥补偏颇的作用；第二，对于促进两岸中共党史研究的交流于发展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中共党史研究来讲，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特殊意义，第四，两岸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对于中共六大研究的差异，无论是从一开始的思路角度还是到中间的材料选取使用，或是到最后依据各自论证而得出的结论，都象征着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宽阔性和学术的包容性，正如中共六大研究差异的比较一样，两岸中共党史比较研究，还具有着值得探索的广阔空间，对于丰富中共党史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1.
[3]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M]. 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
[4]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M].台湾：聊经 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台湾学者；大陆学者；党的六大；比较
台湾地区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向来十分重视。但在一段时期里，台湾一些学者对于中共党史和新中国的历史颇多攻击和不实之辞，虽然他们也宣称要“客观”、“冷静”、“力求真实”地研究中共的历史，但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们著作中所带有的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这是由于两岸政治对峙和意识形态分途而导致的政治观点的差异而主要不是学术观点的差异。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台湾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史料的选取等方面，与大陆学者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中共六大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两岸学者都较为重视，本文试图以台湾学者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香港中文国书供应社，1974）、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台湾聊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70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为样本，着重从研究视角、史料选取、研究结论等三个方面，来比较分析海峡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六大历史研究的差异和特点。
一、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的差异
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通过两岸各自的相关研究对比来看，两岸学者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视角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大陆学者注重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活动，尤其是以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心来构建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和编纂体系的。因而，比较注重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分析，而对于具体历史过程的表述则相对较为简略，往往并不重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台湾学者则更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的描述，并且往往会把中共这一段历史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与评价。对于这一点，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一书中即明确谈到：“中国共产党史不只是一个政党的历史，它其实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来看中共历史，当然会和中共的角度所看到的不一样”。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的差异，在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九章“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奋斗”中，专门置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节，整整8个页面中，在分析了召开中共六大的紧迫性并简略地介绍了中共六大筹备和召开的经过后，用相当大的篇幅着重分析了中共六大召开的意义和中共六大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关于中共六大召开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这样表述的：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从4个方面着重指出并分析了中共六大存在的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中共六大的历史作用作了这样的基本评价：“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1]
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虽然在第三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中，也专门置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目，但对于中共六大召开的过程和具体历史细节没有任何交待，只是着重介绍了中共六大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和存在的缺点。指出：“这是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2]显然，大陆学者对于中共六大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中共六大的主要内容、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分析中共六大存在的不足和缺点。
台湾学者对于中共六大的研究则更重视历史过程和具体的历史细节，而对于中共六大意义和作用并不作过多的评价。
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在第十二章“立三路线”中，也专门置有一节“六次大会”。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共六大筹备过程的介绍和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情况的分析；二是对于中共六大通过的主要文献的文本分析；三是附录了中共六大的主要历史文献。王著对于中共六大的筹备和召开的過程，虽然着墨亦不多，但是有着较清楚的介绍：“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民国十七年六、七月间举行于莫斯科郊外数十里之银村一别墅中，历时数十日。六届一中全会，文件缺如，当系紧接六大之后举行。随即开团的大会，为期仅数日。会后第三国际六次大会举行于莫斯科市区，中共代表即住参加，续开少共国际、职工国际、妇女国际、济难国际等会。”“中共自三大暴动失败后，原定于民国十七年三月至三月半召开六次大会，地点未定，适共产国际定于是年夏召开六次世界大会于莫斯科，遂决定自身六大与国际六大同在莫斯科举行，以便会后就近参加国际六大。”对于六大的评价，王著只用了简短的一句话：“一个号称为‘中国’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居然在俄国举行，显示其为‘俄国的’，而‘非中国的’”。而并不涉及对中共六大历史作用和地位的全面评价。而对于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王著则有着较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并秉承其一贯的中共党内“权力斗争论”的思路，夸大中共党内的派系分野和派系斗争：“此次大会，在国际方面，承史、托争吵之后（指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斗争），在中共方面，承清算陈独秀机会主义及不满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后，纠纷甚多。”王著将出席六大的中共党内的派系主要分为“中央派”，以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为领袖；“实际工作派”，以余飞、徐锡根等为领袖；“CY派”，无著名领袖；“陈独秀派”，将出席中共六大的王若飞、刘伯坚、沈泽楷等归为该派。并特别提到，此时以陈绍禹为首之“国际派”尚未形成。王著对此时在国内领导农村武装斗争，并未出席六大的毛泽东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专门提到：“毛泽东此时尚在井冈山，与朱德拥有一支所谓‘红军第一军’，已被重视，虽未出席大会，而亦当选中委。”[3]王著还对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业问题决议案》4个主要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虽然观点颇多偏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颇多指责与攻讦，但这种重视历史过程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 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则并没有特别关注中共六大的研究，而只是在论及苏区的土地革命时谈到了对中共六大的一些看法：“1928年6、7月之间，中共在莫斯科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检讨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认为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打击面太大，主张只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按农户的劳动力重新分配，并特别强调不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显然，他对于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注重的不是对中共六大的全面评价，而是对中共六大具体政策的分析和评价，他是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中共六大的某种历史作用的，这和陈永发所强调的注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研究，探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成功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全盘失败”的历史原因的历史思路也是吻合的。
二、史料选取和使用史料方法的差异
史料的选取，对于历史研究一般都具有决定意义，选取史料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在史料的选取上，海峡两岸学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大陆学者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史料的选取上，往往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是研究者难以接触到党的核心档案，二是研究者在选取档案时难免会要受到政治因素或人事因素的影响，不得不有所保留。台湾学者虽然也同样难以接触到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核心档案，但是，台湾和海外大量的中共历史档案能够给他们的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他们对这批档案资料的利用比大陆学者要便利得多，特别是他们对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和选取则显然较大陆学者有更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不会过多地受到政治因素或人事因素的影响。
特别要谈到的两岸学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和使用史料的方法，在大陆学者的党史著作中，虽然也重视档案史料，但一般研究者注重的是以史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引用史料时，往往只注重引用个别词句，或者通过对某段史料的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读者很难从著作中看到较完整的史料。而台湾学者的做法则是直接引用大段的史料，由史料本身来说明问题，读者往往可以不通过研究者的结论而从史料本身就得出结论，或者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两岸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在编纂体例上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一特点，在本文所选取的大陆和台湾各2部作为分析样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和台湾学者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中同样表现的非常明显。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介绍和评述，基本上没有引用相关的文献史料，也更谈不及对于中共六大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文本分析了。而在台湾学者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对中共六大的研究中，文献分析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如前所述，在王著对中共六大的研究中，包括了对于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业问题决议案》4个主要文献的文本分析，并全文附录了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为研究者和读者全面了解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便利。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因为没有对中共六大进行专门的研究，所以，也没有引及中共六大的相关文献。但是，重视历史文献的录引同样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陈永发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显然较深的受到原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胡适先生在其1928年发表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提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先生在研究方法上特别重视用证据来说话，他强调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二分证据说二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因此，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同样注重充分录引史料，用史料来说话。这样一种使用史料的方法是颇值得大陆学者借鉴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上是存在着较大差异，是史料的选取，特别是史料的使用方法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使得两岸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加强两岸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交流对于深化包括中共六大研究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十分必要。
三、研究结论的差异
一般意义而言，党史研究的结论，都体现在对党史事件或党史人物的评价上。正是由于研究的出发点和视角为研究定下了最初的基调，在接下来的史料选取和论述中，海峡两岸学者不可避免地有着行文论证与思想指向的各自风格，在大胆架设与小心求证的过程中，也因此根据自己所持有的思考方式与论证态度，展现出了中共六大多面而丰富的历史镜像。不得不说，研究结论必然有差。而研究结论固然有差，并不影响我们从总体上正确客观地认识、把握和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不同的结论而言，他们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面貌，正是给予了我们一个更为立体的、宏大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的学习借鉴平台。第一，不管是对于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对于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都有着互相比较借鉴、弥补偏颇的作用；第二，对于促进两岸中共党史研究的交流于发展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中共党史研究来讲，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特殊意义，第四，两岸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对于中共六大研究的差异，无论是从一开始的思路角度还是到中间的材料选取使用，或是到最后依据各自论证而得出的结论，都象征着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宽阔性和学术的包容性，正如中共六大研究差异的比较一样，两岸中共党史比较研究，还具有着值得探索的广阔空间，对于丰富中共党史研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1.
[3]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M]. 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
[4]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M].台湾：聊经 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