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最后几年，兴起于鲁西平原的义和团运动如烈火燎原，烧遍京津，并蔓延至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引发中外震惊。为什么义和团在华北掀起轩然大波，却在东南地区激不起半点风浪？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被忽略，那就是士绅势力的强弱。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包括地方的公益慈善、公共治理等。而一份晚清的进士地域分布统计显示：1840年至1905年，进士数目最多的前十位依次是：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隶、安徽、广东。八旗与直隶在科举录取上有优待，姑且不论，东南省份占了这个名单的一大半。山东虽然进入三甲，但另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851年至1900年，山东的举人数目基本上集中在山东半岛、济宁、济南昌邑一带（约42个县），占了72%，这些地方在义和团兴起时，大体上都保持平静；而义和团的发源地鲁西北有44个县，举人数目才占13%。地处鲁西北的茌平县，居然在清末20年间从未出过一个举人。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当地的公共治理，鲁西北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涣散状态：人口结构以大量的自耕农为主，连大地主都很罕见，人口流动自由，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理性的联结，除了秘密宗教，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像样的自治组织（包括传统的宗族）。这种涣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宜义和团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