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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表了一种未知——一种富有延展和延伸性的生长未知，即是变体本身，也是空间填充的膨胀野心。几代表了拒绝定性，
代表了多重可能的期许与发问：不断的清零与探索。对于谭平来说，他具有几个不同身份，在他的作品中有几个阶段和变迁。在他的生涯过往中，有几个重要的展览。这些共同构成了谭平的几何多面体。
问：从身份开始谈，每个人部具有多重身份。我简单罗列了一下现在艺术媒体给您的概括：东西方抽象艺术探索者，实验艺术推动者，艺术设计教育改革者……还有您是公认的艺术多面手，还是谭院长，谭父亲，谭老师。身处于复杂的多重身份里，您感觉是如鱼得水，还是略感棘手。
谭平：人的身份会在生活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接受新的角色，不可能一成不变，永远是个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无论你是做自由艺术家，还是找个公司的工作，一旦走出校园，你的角色就改变了。我并没有离开美院，从学生到老师的职业转变还比较自然。留校任教，在当时的中国是职业的最佳选择，作为教师除了教学之外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专业。当时还是分配工作，没有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当时我还有另外两个选择，一个去经贸部做出国展示，一个是去故宫做设计，如果我当时选择到经贸部工作就变成了展示设计师，如去故宫就可能成为书籍设计师。有时职业的选择具有非常强的偶然性。留在美院也就有了艺术家和老师的双重身份。
在80年代，美院这个地方都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艺术家从事老师工作，我也没有把教师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教学这个事情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教育思想上既有承传，也有发展。每个人又都有所不同。美院也像一个大家庭，都在校尉胡同一个大院儿里学习、教学、生活，老师挺多的，学生却不多，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都很亲近，所以，做老师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
问：排除掉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理论，实话说，您在自己心里会主动偏重某个身份吗？
谭平：非常享受当老师的身份，也可能是“好为人师”的本性驱使。我当时做老师时24岁，学生差不多就和我一样大，就是方力钧、刘炜那一届，大家和朋友一样。再后来，我去德国学习又成为了学生。五年后回国又成为了教师，身份变来变去的。回来不久，开始筹建设计系，也参与一些管理工作，从副主任到主任，后来又做设计学院院长，美院副院长，身份也就有所改变，责任也大了许多。但是，我还是偏重教师这个职业。我一直在设计学院有教学工作室，每周还与学生见面。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与学生的年龄差距逐渐拉大，从朋友的感觉变成父辈的感觉。但感觉还是像家一样，对我来讲，只有这样从事教育才会有热情。如果让我天天拿一本讲义在台上讲课，像教书匠，与学生没有特别多的交流的话，我是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教室上课是一部分，其它时间、地点与内容也是授课的一部分。我会接长不短的与同学们一起吃饭，很多话餐桌上讲出来比课堂上讲出来丰富。我觉的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上的教育或知识的传授，教育需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互相感染，在一个团队中有一种聚合力，也就是一种精神，使大家能聚合在一起，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相互影响。我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越一张画的好坏。
问：2015年您做展览的时候您称自己是业余画家，现在还是业余画家？您的“业余”只是时间少吗？谭平：业余画家的意思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我没有更多时间从事创作，不能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我很着急。我知道，艺术是需要不断沉浸在里面，需要时间，需要反复打磨才能出好作品，而我由于行政工作多，画画时间太少，所以需要寻找自己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呢，我在阐述自己作品和创作方法的时候，“业余画家”是一个很好的和真实的角度。也许，今天确实需要一种业余的心态去创作，如果我是一个业余画家，那我画画就可以不管别人和艺术市场，生存就可以依靠我另外一个职业，副院长。业余画家就有理由单纯去做最热爱的事情。职业画家就不一样了，他需要和画廊有联系，要考虑艺术市场因素等等。“业余画家”的说辞主要是指我创作的方法。我非常强调绘画的时间性控制，使其具有“业余画家”工作的特征。业余意味着时间少，所以画画就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多次覆盖来完成。这也就成为了我的独特的创作方法，多层覆盖，不断涂绘。每次来到工作室都有新感受，我就涂一遍，今天的一片红，明天也许变成了一片蓝。所以，“业余”代表着每天新鲜的眼光，也会做出一个新的反应。
问：你感觉什么身份会帮助您更轻松进入一个创作状态？
谭平：我觉得，是否进入创作状态首先与身份无关。我会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创作方式来表现自己，其实工作没有状态好与坏的区别，有的人必须有很多的时间进行创作才有状态，而我的时间少，但我同样也能找到一个适合与我的创作方式和创作状态。现在很多人慢慢能理解我的创作方法非常独特，当然，也是被逼无奈，不得已的事。，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但是，保持“业余”的心态。
问：英语翻译里很有意思，identity既有身份，也有认同之意，您怎么看待身份和认同之间的关系。谭平：我觉的身份还是外在的，还是别人赋予你的，无论是老师，画家，还是领导者，这些都是别人赋予你的，都和我对自己的认识有差距。我觉得，这些身份都是自然发生的，比如你组建了家庭你就变成了丈夫，你有孩子，你就成为了父亲。我现在有了孙女，我又成为了爷爷。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发生。所以，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不应该发生或者那个应该发生。经历的事情越多，这种认识越清晰。
问：未来您的身份还会增加吗？比如扩展到其他领域？
谭平：这个事情没想过，我不爱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从事画画的过程也是如此，在开始之前对自己画的结果没有预设。这是我创作最核心的部分。今年4月在上海油画雕塑美术馆做的“白墙计划”，起源于偶然，却由此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由于卡斯特里的画进不了海关，联展也就泡了汤，也就有了往墙上画的欲望。两个人用了五天时间涂满了墙面，展览结束时又产生了把它一点点涂掉的想法，并且非常理性的将墙面恢复成原来的状态，这都是没有预设的行动，当然，结果更没有想到。回到你的身份问题，无法预测，顺其自然。
问：您怎么看待关于自我的三个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去？
谭平：这是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不太关心到哪里去，上天？入地？还是自然消失。我比较关心从哪里来。然后才能知道我是谁。在我画画过程中，我会不断的追问，灵感与艺术创作的动力从哪里来？我会观察和感受外在的世界，我更愿意观察儿童的行为，我会回忆过去的事情。一个儿童给他一只笔，他为什么从直线开始画？通过学习才开始画圈？才开始有了形象的概念。儿童的本能会掏东西，而装东西却需要学习？安藤忠雄的十字教堂，是从建筑的内部掏出一个十字的光，是内心的本能需要。罗斯科的画，一块红，一块蓝都是向里吸引的深洞，他在不断的向里探索这个空间的深度，他不是我们简单认识的平面色域画家，不仅仅弄几块颜色的关系。当我们不断去追溯自己的出发点，发现自己是谁的时候，未来也就通过你发出的光折射出去。你的内在空间越大，折射出的外在空间也越大。这是两个同等大的世界。艺术只是两个空间之间的中介，艺术作品的独立性越强大，越容易割断你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我要做的事儿，就是把艺术这个中介慢慢的消解掉。中介的消失使内外之间形成了一个通道，内外融为一体。这就像“白墙计划”一样，当“白墙”再次成为“白墙”的时候，也就没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了。（采编/曲海波）
代表了多重可能的期许与发问：不断的清零与探索。对于谭平来说，他具有几个不同身份，在他的作品中有几个阶段和变迁。在他的生涯过往中，有几个重要的展览。这些共同构成了谭平的几何多面体。
问：从身份开始谈，每个人部具有多重身份。我简单罗列了一下现在艺术媒体给您的概括：东西方抽象艺术探索者，实验艺术推动者，艺术设计教育改革者……还有您是公认的艺术多面手，还是谭院长，谭父亲，谭老师。身处于复杂的多重身份里，您感觉是如鱼得水，还是略感棘手。
谭平：人的身份会在生活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接受新的角色，不可能一成不变，永远是个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无论你是做自由艺术家，还是找个公司的工作，一旦走出校园，你的角色就改变了。我并没有离开美院，从学生到老师的职业转变还比较自然。留校任教，在当时的中国是职业的最佳选择，作为教师除了教学之外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专业。当时还是分配工作，没有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当时我还有另外两个选择，一个去经贸部做出国展示，一个是去故宫做设计，如果我当时选择到经贸部工作就变成了展示设计师，如去故宫就可能成为书籍设计师。有时职业的选择具有非常强的偶然性。留在美院也就有了艺术家和老师的双重身份。
在80年代，美院这个地方都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艺术家从事老师工作，我也没有把教师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教学这个事情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教育思想上既有承传，也有发展。每个人又都有所不同。美院也像一个大家庭，都在校尉胡同一个大院儿里学习、教学、生活，老师挺多的，学生却不多，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都很亲近，所以，做老师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
问：排除掉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理论，实话说，您在自己心里会主动偏重某个身份吗？
谭平：非常享受当老师的身份，也可能是“好为人师”的本性驱使。我当时做老师时24岁，学生差不多就和我一样大，就是方力钧、刘炜那一届，大家和朋友一样。再后来，我去德国学习又成为了学生。五年后回国又成为了教师，身份变来变去的。回来不久，开始筹建设计系，也参与一些管理工作，从副主任到主任，后来又做设计学院院长，美院副院长，身份也就有所改变，责任也大了许多。但是，我还是偏重教师这个职业。我一直在设计学院有教学工作室，每周还与学生见面。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与学生的年龄差距逐渐拉大，从朋友的感觉变成父辈的感觉。但感觉还是像家一样，对我来讲，只有这样从事教育才会有热情。如果让我天天拿一本讲义在台上讲课，像教书匠，与学生没有特别多的交流的话，我是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教室上课是一部分，其它时间、地点与内容也是授课的一部分。我会接长不短的与同学们一起吃饭，很多话餐桌上讲出来比课堂上讲出来丰富。我觉的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上的教育或知识的传授，教育需要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互相感染，在一个团队中有一种聚合力，也就是一种精神，使大家能聚合在一起，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相互影响。我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越一张画的好坏。
问：2015年您做展览的时候您称自己是业余画家，现在还是业余画家？您的“业余”只是时间少吗？谭平：业余画家的意思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我没有更多时间从事创作，不能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我很着急。我知道，艺术是需要不断沉浸在里面，需要时间，需要反复打磨才能出好作品，而我由于行政工作多，画画时间太少，所以需要寻找自己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呢，我在阐述自己作品和创作方法的时候，“业余画家”是一个很好的和真实的角度。也许，今天确实需要一种业余的心态去创作，如果我是一个业余画家，那我画画就可以不管别人和艺术市场，生存就可以依靠我另外一个职业，副院长。业余画家就有理由单纯去做最热爱的事情。职业画家就不一样了，他需要和画廊有联系，要考虑艺术市场因素等等。“业余画家”的说辞主要是指我创作的方法。我非常强调绘画的时间性控制，使其具有“业余画家”工作的特征。业余意味着时间少，所以画画就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多次覆盖来完成。这也就成为了我的独特的创作方法，多层覆盖，不断涂绘。每次来到工作室都有新感受，我就涂一遍，今天的一片红，明天也许变成了一片蓝。所以，“业余”代表着每天新鲜的眼光，也会做出一个新的反应。
问：你感觉什么身份会帮助您更轻松进入一个创作状态？
谭平：我觉得，是否进入创作状态首先与身份无关。我会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创作方式来表现自己，其实工作没有状态好与坏的区别，有的人必须有很多的时间进行创作才有状态，而我的时间少，但我同样也能找到一个适合与我的创作方式和创作状态。现在很多人慢慢能理解我的创作方法非常独特，当然，也是被逼无奈，不得已的事。，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但是，保持“业余”的心态。
问：英语翻译里很有意思，identity既有身份，也有认同之意，您怎么看待身份和认同之间的关系。谭平：我觉的身份还是外在的，还是别人赋予你的，无论是老师，画家，还是领导者，这些都是别人赋予你的，都和我对自己的认识有差距。我觉得，这些身份都是自然发生的，比如你组建了家庭你就变成了丈夫，你有孩子，你就成为了父亲。我现在有了孙女，我又成为了爷爷。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发生。所以，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不应该发生或者那个应该发生。经历的事情越多，这种认识越清晰。
问：未来您的身份还会增加吗？比如扩展到其他领域？
谭平：这个事情没想过，我不爱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从事画画的过程也是如此，在开始之前对自己画的结果没有预设。这是我创作最核心的部分。今年4月在上海油画雕塑美术馆做的“白墙计划”，起源于偶然，却由此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由于卡斯特里的画进不了海关，联展也就泡了汤，也就有了往墙上画的欲望。两个人用了五天时间涂满了墙面，展览结束时又产生了把它一点点涂掉的想法，并且非常理性的将墙面恢复成原来的状态，这都是没有预设的行动，当然，结果更没有想到。回到你的身份问题，无法预测，顺其自然。
问：您怎么看待关于自我的三个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去？
谭平：这是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不太关心到哪里去，上天？入地？还是自然消失。我比较关心从哪里来。然后才能知道我是谁。在我画画过程中，我会不断的追问，灵感与艺术创作的动力从哪里来？我会观察和感受外在的世界，我更愿意观察儿童的行为，我会回忆过去的事情。一个儿童给他一只笔，他为什么从直线开始画？通过学习才开始画圈？才开始有了形象的概念。儿童的本能会掏东西，而装东西却需要学习？安藤忠雄的十字教堂，是从建筑的内部掏出一个十字的光，是内心的本能需要。罗斯科的画，一块红，一块蓝都是向里吸引的深洞，他在不断的向里探索这个空间的深度，他不是我们简单认识的平面色域画家，不仅仅弄几块颜色的关系。当我们不断去追溯自己的出发点，发现自己是谁的时候，未来也就通过你发出的光折射出去。你的内在空间越大，折射出的外在空间也越大。这是两个同等大的世界。艺术只是两个空间之间的中介，艺术作品的独立性越强大，越容易割断你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我要做的事儿，就是把艺术这个中介慢慢的消解掉。中介的消失使内外之间形成了一个通道，内外融为一体。这就像“白墙计划”一样，当“白墙”再次成为“白墙”的时候，也就没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了。（采编/曲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