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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平准书》和《史记·货殖列传》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以富利论为经济思想基础，提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农工商虞平等的思想，归纳了治富的种种手段。司马迁的诸多经济思想理论，对当今经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首创的记载经济史的先例，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史记》第一次创立了《平准书》、《货殖列传》、《河渠书》这样相当系统的记载社会经济的专篇。司马迁经济史传反映了战国至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面貌，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材料。司马迁经济思想也在这三传中向世人集中展现了出来，其中又以《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尤甚。司马迁在经济方面精辟的见解和创造性的贡献，为诸多史家所推崇和借鉴。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就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贡献：“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1］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富利论为基础，形成系统而独特的经济理论。
一、以富利论为基础经济思想
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源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与追求，各种经济活动也因此而展开。他总结虞夏至汉初的社会历史，发现人们都是“身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2］这种人们要过美好生活的欲望，迫使人们去从事生产劳动，以增殖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的一切其它活动才有可能发生。
追求财富是人之本性，是人们奋发从事一切事业的动力。从深谋于庙廊的贤者，到追富益货的商虞概莫能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p.937）。
求富是司马迁考察经济问题立论的基点，富足的生活会给社会带来有利的影响。他认为有了求富的观念进而据之以行动，可以使家族兴隆，国家强盛。而且富足还是一切仁义道德的基础，“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p.932）正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促使了农工商虞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和昌盛。对利益追求的本能驱使人们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司马迁把人们的求富心理作为其经济思想的基础，以此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相对于以神意、天命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或强调统治者的政令措施的作用而言，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当时，较之以“义为先”的思想，他的“利为先”的观点更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司马迁总结若干发展经济的方法，在《货殖列传》中列举大量富民的手段。“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2］（p.937）是他的致富指导思想。
重视农业，是我国儒家的思想，司马迁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强调通过农业生产致富，才是上策。农业是各种社会生产的基础，在其农工商虞并举的思想中，就表达出了农业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各项事业源于农业而归于农业，是关系人们生存问题的行业，没有农业，就没有其它事业的发展，“农不出则乏其食”。
“末富次之”，从整体而言，末富即商业致富是次于农业致富的手段，但却是致富最快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2］（p.938）而在整篇《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对商业致富也是论述最多的，关于商业致富手段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就已经看到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他就“劝其（人民）女工，通渔盐”［2］（p.932）从而以工商致富。而“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2］（p.934）寡妇清如果去种田，正业，必不能富，所以扬长避短，生产丹药，致富数世。
2、遵循规律，依市而行。前文提到，在宏观经济方面，要遵循规律，而在个人致富上，利用这一规律也可致富。他认为应该掌握好经济发展中“物贱之征者，贵之征贱”的物质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来进行商品贸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2］（p.932）这样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3、勤劳致富，节俭守财。“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2］（p.940）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近路，只有通过自己的勤俭，才是达到致富的正道，而在发家致富以后，还需要勤俭节约才能保存这份家产。“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2］（p.939）
4、奇巧取胜，不拘于俗。司马迁多次提到致富必须出奇制胜，“而富者必用奇胜”。“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2］（p.938）其舍近求远，终致富。“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2］（p.939）独取仓粟，不要金银，而致使金玉尽归任氏，奇巧也。“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2］（p.939）用人之不用，并且能知人善用，终起富千万。
5、精熟专业，刻苦钻研。即专门精熟于某一项职业技术，并且能始终如一“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2］（p.940）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贵贱、薄简、奸恶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并且潜心钻研，精益求精，最终都能致富。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在发家致富后，要以本业守之，这和他“本富为上”的思想相呼应。在商业上发家致富后，应将利润投入农业方面。
在富民的基础上，要实现富国，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民是富国的基础，而富国则是富民的根本，只有人民富有了，国家才能有更多收入，而国富则为富民提供良好的环境。司马迁的经济发展手段，对今天人们的治富仍很实用。
二、农工商虞平等的宏观经济思想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政策，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主义政策，来控制商业活动的发展。秦朝“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局面，正是秦始皇为巩固中央集权“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来抵制商贾豪富在各地发展的结果。汉武帝时，鉴于富豪商贾势力之跋扈，贫富之悬绝，政府施行盐铁专卖、置均输、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来抑制商业活动的发展。而受先秦唯物主义和阴阳五行递变学说影响的司马迁，独具慧眼地认识到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在一片贱商声中提出“重商”主义思想，即农工商虞并重的思想。
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p.931）认为各地物产不同，人们亦有专业分工的差别，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饮食日用必需品，只有通过农工商虞四者的良好合作，才能保证物品在各地间流通，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农工商虞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缺一不可的环节，是人们为了“得所欲”而“任其能”、“竭其力”的结果。他还引用《周书》进一步说明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降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2］（p.932）
为了体现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列举了汉初到汉武帝后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汉初由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相对放松了对商贾的控制，“开关课，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2］（p.932）经过数年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便出现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3］的繁盛局面。此后，由于汉武帝大兴土木和频繁地发动战争，致使国库空虚。为此，政府制定出一套旨在打击富豪、加强国统、充实国库的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算缗告缗。这些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困难，但最终导致全社会的贫困，“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3］（p.238）“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食襄，好纺绩不足衣服”。［3］（p.230）至此，司马迁充分阐明了农工商虞共同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危害性。
有人根据司马迁的重商思想，认为其是“重商主义”的体现。笔者认为，重商思想只是司马迁针对当时贱商风气而提出的，他正视商业的发展，肯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肯定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是司马迁为了提出商业和农工虞地位的平等，对于商业的地位他并未过分拔高。
三、尊重经济规律的自然主义经济思想
汉初，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相对立的观点。至西汉中期，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更为激烈。持经济干涉政策的观点以桑弘羊为代表，持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曾师从董仲舒的司马迁，在融合其父黄老思想后，提出经济发展要顺应自然，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
汉武帝时期，由于诸原因而引发了财政危机，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后推行了国家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措施，暂时缓解了政府危机，司马迁也肯定了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过的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这些措施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结合汉初有效的经济政策后，司马迁提出，管理国民经济要顺其自然。
司马迁主张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应该顺应这种自然趋向，“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p.931）这是一种放任自然的政策，源于道家“因循为用，任其自然”的宗旨。他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依从社会的自然趋势，让人们自由竞争，这样才利于经济的自然发展；即便是顺利地来引导他们，用思想来教诲他们，也是有悖于自然主义的；而用法律、政令来整齐、约束人们，限制人们的求富活动，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最坏的办法就是与民争利、夺民之财，因为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司马迁认为经济政策最好的就是“善者因之”，这一点在《平准书》中得到充分的论证。汉武帝前后经济发展的不同，主要源于汉武帝后期没有顺应经济发展规律，通过“整齐之”和“与之争”来填补国家财政空虚，最终导致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受损，尤其是商人“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3］（p.234）
对于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后世多有异议，认为他忽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司马迁针对的只是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中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面，并非是对政府经济调控的全盘否定，而是认为不应干预太多，统得过死。
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是他在认真考察物质经济生活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原则。具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鼓励人们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一面，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民主性。其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经济思想对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站在时代的高度，又超越时代，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经济观点，他的经济思想从宏观到微观论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杨华星《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22页。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31页。
［3］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三十），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28页。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首创的记载经济史的先例，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史记》第一次创立了《平准书》、《货殖列传》、《河渠书》这样相当系统的记载社会经济的专篇。司马迁经济史传反映了战国至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面貌，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材料。司马迁经济思想也在这三传中向世人集中展现了出来，其中又以《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尤甚。司马迁在经济方面精辟的见解和创造性的贡献，为诸多史家所推崇和借鉴。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就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贡献：“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1］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富利论为基础，形成系统而独特的经济理论。
一、以富利论为基础经济思想
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源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与追求，各种经济活动也因此而展开。他总结虞夏至汉初的社会历史，发现人们都是“身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2］这种人们要过美好生活的欲望，迫使人们去从事生产劳动，以增殖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的一切其它活动才有可能发生。
追求财富是人之本性，是人们奋发从事一切事业的动力。从深谋于庙廊的贤者，到追富益货的商虞概莫能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p.937）。
求富是司马迁考察经济问题立论的基点，富足的生活会给社会带来有利的影响。他认为有了求富的观念进而据之以行动，可以使家族兴隆，国家强盛。而且富足还是一切仁义道德的基础，“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p.932）正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促使了农工商虞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和昌盛。对利益追求的本能驱使人们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司马迁把人们的求富心理作为其经济思想的基础，以此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相对于以神意、天命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或强调统治者的政令措施的作用而言，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当时，较之以“义为先”的思想，他的“利为先”的观点更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司马迁总结若干发展经济的方法，在《货殖列传》中列举大量富民的手段。“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2］（p.937）是他的致富指导思想。
重视农业，是我国儒家的思想，司马迁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强调通过农业生产致富，才是上策。农业是各种社会生产的基础，在其农工商虞并举的思想中，就表达出了农业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各项事业源于农业而归于农业，是关系人们生存问题的行业，没有农业，就没有其它事业的发展，“农不出则乏其食”。
“末富次之”，从整体而言，末富即商业致富是次于农业致富的手段，但却是致富最快的，“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2］（p.938）而在整篇《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对商业致富也是论述最多的，关于商业致富手段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就已经看到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他就“劝其（人民）女工，通渔盐”［2］（p.932）从而以工商致富。而“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2］（p.934）寡妇清如果去种田，正业，必不能富，所以扬长避短，生产丹药，致富数世。
2、遵循规律，依市而行。前文提到，在宏观经济方面，要遵循规律，而在个人致富上，利用这一规律也可致富。他认为应该掌握好经济发展中“物贱之征者，贵之征贱”的物质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来进行商品贸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2］（p.932）这样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3、勤劳致富，节俭守财。“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2］（p.940）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近路，只有通过自己的勤俭，才是达到致富的正道，而在发家致富以后，还需要勤俭节约才能保存这份家产。“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2］（p.939）
4、奇巧取胜，不拘于俗。司马迁多次提到致富必须出奇制胜，“而富者必用奇胜”。“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2］（p.938）其舍近求远，终致富。“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2］（p.939）独取仓粟，不要金银，而致使金玉尽归任氏，奇巧也。“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2］（p.939）用人之不用，并且能知人善用，终起富千万。
5、精熟专业，刻苦钻研。即专门精熟于某一项职业技术，并且能始终如一“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2］（p.940）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贵贱、薄简、奸恶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并且潜心钻研，精益求精，最终都能致富。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在发家致富后，要以本业守之，这和他“本富为上”的思想相呼应。在商业上发家致富后，应将利润投入农业方面。
在富民的基础上，要实现富国，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民是富国的基础，而富国则是富民的根本，只有人民富有了，国家才能有更多收入，而国富则为富民提供良好的环境。司马迁的经济发展手段，对今天人们的治富仍很实用。
二、农工商虞平等的宏观经济思想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政策，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主义政策，来控制商业活动的发展。秦朝“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局面，正是秦始皇为巩固中央集权“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来抵制商贾豪富在各地发展的结果。汉武帝时，鉴于富豪商贾势力之跋扈，贫富之悬绝，政府施行盐铁专卖、置均输、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来抑制商业活动的发展。而受先秦唯物主义和阴阳五行递变学说影响的司马迁，独具慧眼地认识到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在一片贱商声中提出“重商”主义思想，即农工商虞并重的思想。
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p.931）认为各地物产不同，人们亦有专业分工的差别，这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饮食日用必需品，只有通过农工商虞四者的良好合作，才能保证物品在各地间流通，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农工商虞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缺一不可的环节，是人们为了“得所欲”而“任其能”、“竭其力”的结果。他还引用《周书》进一步说明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降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2］（p.932）
为了体现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列举了汉初到汉武帝后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汉初由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相对放松了对商贾的控制，“开关课，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2］（p.932）经过数年的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便出现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3］的繁盛局面。此后，由于汉武帝大兴土木和频繁地发动战争，致使国库空虚。为此，政府制定出一套旨在打击富豪、加强国统、充实国库的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算缗告缗。这些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困难，但最终导致全社会的贫困，“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3］（p.238）“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食襄，好纺绩不足衣服”。［3］（p.230）至此，司马迁充分阐明了农工商虞共同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危害性。
有人根据司马迁的重商思想，认为其是“重商主义”的体现。笔者认为，重商思想只是司马迁针对当时贱商风气而提出的，他正视商业的发展，肯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肯定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是司马迁为了提出商业和农工虞地位的平等，对于商业的地位他并未过分拔高。
三、尊重经济规律的自然主义经济思想
汉初，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相对立的观点。至西汉中期，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更为激烈。持经济干涉政策的观点以桑弘羊为代表，持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曾师从董仲舒的司马迁，在融合其父黄老思想后，提出经济发展要顺应自然，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
汉武帝时期，由于诸原因而引发了财政危机，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后推行了国家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措施，暂时缓解了政府危机，司马迁也肯定了这些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过的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这些措施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结合汉初有效的经济政策后，司马迁提出，管理国民经济要顺其自然。
司马迁主张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应该顺应这种自然趋向，“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p.931）这是一种放任自然的政策，源于道家“因循为用，任其自然”的宗旨。他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依从社会的自然趋势，让人们自由竞争，这样才利于经济的自然发展；即便是顺利地来引导他们，用思想来教诲他们，也是有悖于自然主义的；而用法律、政令来整齐、约束人们，限制人们的求富活动，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最坏的办法就是与民争利、夺民之财，因为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司马迁认为经济政策最好的就是“善者因之”，这一点在《平准书》中得到充分的论证。汉武帝前后经济发展的不同，主要源于汉武帝后期没有顺应经济发展规律，通过“整齐之”和“与之争”来填补国家财政空虚，最终导致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受损，尤其是商人“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3］（p.234）
对于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后世多有异议，认为他忽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司马迁针对的只是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中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面，并非是对政府经济调控的全盘否定，而是认为不应干预太多，统得过死。
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是他在认真考察物质经济生活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原则。具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鼓励人们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一面，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民主性。其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经济思想对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站在时代的高度，又超越时代，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经济观点，他的经济思想从宏观到微观论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杨华星《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22页。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31页。
［3］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三十），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