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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人公叫文媛，是一位金寨籍的老红军，她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女“特工”，但是，她却和一些著名的革命人物在一起工作过、战斗过。文媛的丈夫叫陈一新，也是一位老红军，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副省长。
陈一新、文媛夫妇一生为了革命事业，与子女们离多聚少。1949年以前，三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被寄养在不同的人家中。他们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也不知道父母长的是什么模样。1949年，陈一新夫妇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时，他俩通过当地的驻军领导王树声，才从大别山深处找回三个孩子。当时，三个孩子的身体极度营养不良，甚至水肿，而且没有文化。陈一新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此后，陈一新夫妇便一直坚守着他们的承诺。
要让孩子们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陈一新夫妇经常向子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陈一新常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
陈一新参加革命后，主要在上海协助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陈一新得了肺结核病。他说，虽然多次被汉奸、特务监视和跟踪，但是我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因此，每当遇到敌情时，他都能沉着勇敢地应对、敏锐机智地周旋，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队被组织安排留守江西坚持斗争。这支留守部队中有许多老、弱、病、残。陈一新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还有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陈丕显、胡耀邦等同志。他们没有吃的，就去攻打财主、土豪;没有住的，就在荒山野岭露宿。有一次，在打击土豪的过程中，陈一新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围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陈一新留在最后与土匪进行巷战。突然，敌人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背包，他立即甩掉包袱，迅速翻墙逃脱。土匪们翻遍他的背包，只找到一双草鞋和几件破旧的衣物。长征胜利后，党组织找到了他们这支与乞丐差不多的队伍。陈一新说，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从未流过泪，可是，见到党组织时，却止不住地落下了泪……
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陈一新除担任副省长一职外，还兼任湖北省公安厅厅长。他平时告诫子女，公安人员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公安人员除了要具备敏锐、机智、勇敢的战斗技能和精神外，更要具备人品正直、心无邪念、秉公执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的道德品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及其反动残余势力作最后挣扎，企图颠覆新中国。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公安部门的工作十分艰巨。陈一新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审查上报材料、核实证据，严惩一些不法分子，狠狠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
上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党扬言要反攻大陆，大陆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充当台湾的间谍，出卖国家利益，为台湾提供大陆的军事、政治等情报。湖北省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子就是其中一员。经多方查证，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陈一新将这一情况如实上报省委。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将其逮捕，并绳之以法。事后陈一新对子女们说：“‘在其位，谋其政’，得罪人也是不得已的事。我们不能以一己之私，误了国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一新、文媛夫妇都被反复地批斗过。陈一新因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少受了很多罪，而夫人文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次，造反派给她脖子上挂上个牌子游街。沉重的牌子上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勒进她的颈部，鲜血都隐隐渗了出来。即使这样，文媛仍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有怨恨过谁，就连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来看望她时，她也从来不提此事，只当一切从未发生过。夫妻俩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
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引导孩子们
由于陈一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他分管公安。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原则性强、坚守机密、严格执法、胆大心细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因此在任期内，他虽然处理了大量案件，但没有冤假错案，更未错杀一人。有一位名为任馨的死囚犯，是何应钦的随身军医，经过查证，他并无血债。被捕后，有人建议处他死刑。陈一新坚决反对，将其死罪改为长期监禁，让他发挥特长，为狱中的犯人治病。他在监狱中表现很好，后来改为有期徒刑。期满释放后继续行医，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毛主席多次到武汉视察，陈一新总是事先亲自做好安全工作;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他随同左右，从未出现过差错，曾得到毛主席的赞赏。
陈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奋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常去大学听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钢笔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常对子女们说：“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想读书都没有条件。你们现在很幸福，你们要好好读书。”有一次，陈一新从北京开会回来，对子女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外敌欺侮，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在他教育下，儿女们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分别在国防、部队和卫生部门工作，而且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陈一新夫妇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对儿女们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69年陈圣海（陈一新儿子）在浙江嘉兴高炮部队（现为火箭军）服役。9月8日那一天，美蒋U2高空侦察机第五次窜犯大陆领空。陈圣海所领导的高频排是导弹部队的眼睛，接到敌机进入防区的通知后，全排全神贯注地搜索，捕捉到U2飞机的行踪，精确地确定方位，来犯的敌机被我军导弹部队成功击落。自那以后，美蒋飞机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陈圣海所在的排也因此荣立集体一等功、他个人立三等功。
坚决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
陈家兄妹回忆道，在小学阶段，他们读书是供给制，一切都由学校安排。上中学后，家离学校约有三站多路程（那时无公交车）。陈一新夫妇从不让他们坐公家配给的公车，要求孩子们步行上学、放学。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地去学校接孩子。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并说：“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这简直不算什么。”
陈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简朴，无论是吃还是穿，从不挑剔。凡是有好吃的，他们总是让孩子们先吃。他们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时间多是看报、读书、写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树、锄草、栽花，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或下下棋。陈一新去世后，子女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除了发现几套旧西装、中山装及换洗的衣物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陈一新、文媛夫妇虽然已去世多年，但是他们慈祥的笑容、谆谆的教诲、殷切的希望，永远铭刻在儿女们的脑海中。
陈一新、文媛夫妇一生为了革命事业，与子女们离多聚少。1949年以前，三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被寄养在不同的人家中。他们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也不知道父母长的是什么模样。1949年，陈一新夫妇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时，他俩通过当地的驻军领导王树声，才从大别山深处找回三个孩子。当时，三个孩子的身体极度营养不良，甚至水肿，而且没有文化。陈一新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此后，陈一新夫妇便一直坚守着他们的承诺。
要让孩子们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陈一新夫妇经常向子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陈一新常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
陈一新参加革命后，主要在上海协助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陈一新得了肺结核病。他说，虽然多次被汉奸、特务监视和跟踪，但是我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因此，每当遇到敌情时，他都能沉着勇敢地应对、敏锐机智地周旋，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队被组织安排留守江西坚持斗争。这支留守部队中有许多老、弱、病、残。陈一新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还有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陈丕显、胡耀邦等同志。他们没有吃的，就去攻打财主、土豪;没有住的，就在荒山野岭露宿。有一次，在打击土豪的过程中，陈一新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围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陈一新留在最后与土匪进行巷战。突然，敌人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背包，他立即甩掉包袱，迅速翻墙逃脱。土匪们翻遍他的背包，只找到一双草鞋和几件破旧的衣物。长征胜利后，党组织找到了他们这支与乞丐差不多的队伍。陈一新说，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从未流过泪，可是，见到党组织时，却止不住地落下了泪……
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陈一新除担任副省长一职外，还兼任湖北省公安厅厅长。他平时告诫子女，公安人员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公安人员除了要具备敏锐、机智、勇敢的战斗技能和精神外，更要具备人品正直、心无邪念、秉公执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的道德品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及其反动残余势力作最后挣扎，企图颠覆新中国。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公安部门的工作十分艰巨。陈一新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审查上报材料、核实证据，严惩一些不法分子，狠狠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
上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党扬言要反攻大陆，大陆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充当台湾的间谍，出卖国家利益，为台湾提供大陆的军事、政治等情报。湖北省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子就是其中一员。经多方查证，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陈一新将这一情况如实上报省委。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将其逮捕，并绳之以法。事后陈一新对子女们说：“‘在其位，谋其政’，得罪人也是不得已的事。我们不能以一己之私，误了国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像包拯那样秉公执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一新、文媛夫妇都被反复地批斗过。陈一新因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少受了很多罪，而夫人文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次，造反派给她脖子上挂上个牌子游街。沉重的牌子上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勒进她的颈部，鲜血都隐隐渗了出来。即使这样，文媛仍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有怨恨过谁，就连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来看望她时，她也从来不提此事，只当一切从未发生过。夫妻俩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
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引导孩子们
由于陈一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他分管公安。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原则性强、坚守机密、严格执法、胆大心细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因此在任期内，他虽然处理了大量案件，但没有冤假错案，更未错杀一人。有一位名为任馨的死囚犯，是何应钦的随身军医，经过查证，他并无血债。被捕后，有人建议处他死刑。陈一新坚决反对，将其死罪改为长期监禁，让他发挥特长，为狱中的犯人治病。他在监狱中表现很好，后来改为有期徒刑。期满释放后继续行医，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毛主席多次到武汉视察，陈一新总是事先亲自做好安全工作;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他随同左右，从未出现过差错，曾得到毛主席的赞赏。
陈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奋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常去大学听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钢笔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常对子女们说：“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想读书都没有条件。你们现在很幸福，你们要好好读书。”有一次，陈一新从北京开会回来，对子女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外敌欺侮，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在他教育下，儿女们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分别在国防、部队和卫生部门工作，而且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陈一新夫妇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对儿女们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69年陈圣海（陈一新儿子）在浙江嘉兴高炮部队（现为火箭军）服役。9月8日那一天，美蒋U2高空侦察机第五次窜犯大陆领空。陈圣海所领导的高频排是导弹部队的眼睛，接到敌机进入防区的通知后，全排全神贯注地搜索，捕捉到U2飞机的行踪，精确地确定方位，来犯的敌机被我军导弹部队成功击落。自那以后，美蒋飞机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陈圣海所在的排也因此荣立集体一等功、他个人立三等功。
坚决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
陈家兄妹回忆道，在小学阶段，他们读书是供给制，一切都由学校安排。上中学后，家离学校约有三站多路程（那时无公交车）。陈一新夫妇从不让他们坐公家配给的公车，要求孩子们步行上学、放学。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地去学校接孩子。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并说：“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这简直不算什么。”
陈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简朴，无论是吃还是穿，从不挑剔。凡是有好吃的，他们总是让孩子们先吃。他们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时间多是看报、读书、写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树、锄草、栽花，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或下下棋。陈一新去世后，子女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除了发现几套旧西装、中山装及换洗的衣物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陈一新、文媛夫妇虽然已去世多年，但是他们慈祥的笑容、谆谆的教诲、殷切的希望，永远铭刻在儿女们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