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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中国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软科学专家和化工专家，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我国德高望重的专家型、学者型的领导，在学术、教育、理论等领域都有建树。
9月初，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经理人峰会上揭晓了2006年（第三届）“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的10位管理大师”，成思危名列首位。
在成思危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身居高位的民主党派人士不平凡的人生轨迹：成思危1935年6月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成舍我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创下资产达数亿美元的世界报系。
成思危两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成舍我携全家，经天津、转上海、至香港。成思危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渡过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报国之心日益高涨，决定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孑然一身跨过罗湖桥，踏上了他自强不息的人生路程。1956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曾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为我国化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成思危不仅精读了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还自学了英、德、日、俄4门外语。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成思危的外语专长也大显身手，后来他与外国学者交流学术问题时很少用翻译。
1981年，成思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UCLA）学习我国经济改革最急需的学科－－管理学。1984年学成归国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成思危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等要职，积极参政议政。
1995年底，成思危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96年底当选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起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平凡中凸现高风亮节
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可谓位高权重，但他认为，要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我也曾经骑自行车上班，挤公共汽车上班，排队在食堂买饭。作了领导后，我时刻记得自己是普通一兵上来的，要保持接触社会，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要保持和群众的一种融洽的关系”。
成思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多次下到西部贫困地区的边远农村体察民情。在四川凉山彝族农村，他看到那里条件艰苦到“人畜混居、房子没有窗户、睡觉没有床、人披一块毡子、坐在火堆旁取暖”，心里很受震憾，他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弱势的人群遗弃，绝对不能遗忘他们，要让他们也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日常生活中，成思危有三个爱好：是看书，听音乐，打桥牌。他说“看书可以启迪思想，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打桥牌可以锻炼大脑。”成思危能拿着麦克风很有韵味地唱一首《山楂树〉，能在悠扬的圆舞曲伴奏下优雅地跳一支交际舞。
成思危每天还坚持上网，关注网民们的心声，人民网的“人民时评”、“观点碰撞”等他都经常浏览。当看到自己决策的事情遭到网友的异议，甚至责骂时，成思危坦然地说，这是网友的自由，也是民主的体现。
这种宽容之心，不管对一般人而言，还是对政治人物而言，都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不同的是，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这种宽容之心，却能转化成政治道德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推动公共道德水准提升的巨大力量。当然，对于一个拥有巨大权力拥有极大话语优势的人来说，能保持平和的宽容之心，这和一个普通人在同样的责骂之下的宽容，心理体验的差别一定是很大的，前者当然更不容易，更需要大气的人格风范。
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曾有国外记者问成思危，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思危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思危掷地有声的比喻，让外国记者连连赞叹。
对于海外有评论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任职多是“坐虚位”、“无实权”，成思危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在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成思危对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完全有权作出决策的。现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和中共党籍的副委员长一样，成思危也是独当一面的。成思危说，目前有6位民建成员担任副省长，都是有职有权。比如在广东省担任副省长的宋海就主管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
成思危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富有生命力的。这一制度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发挥出其优越性，民主党派也会越来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成思危参政议政的座右铭。 “作为参政党，我们不可能代替政府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支持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成思危说，“我们不是空喊支持，我们的作为主要是四个方面：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
“我不是风险投资之父”
近年来，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事业东奔西走、呕心沥血，他的名字几乎成了“风险投资”的代名字。他
所领导的民建中央在1998年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1号提案以后，我国的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终于掀开，成思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个积极的促进者，但我坚决辞谢风险投资之父之类的桂冠。”早在1998年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1号提案后，成思危曾提出一个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建立一批风险投资公司，探索中国风险投资发展道路；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企业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一步我们已经基本做到了，第二步和第三步正处于积极推进之中。但创业板建设，一要积极，二要慎重。因为我国股市不仅存在着过度投机，而且还存在着信息披露不实、内幕交易和恶意操纵市场等问题，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甚至其财富被变相掠夺。所以，我一直主张创业板只能稳步推进。”
成思危一直以来都很关注股市，他的言论往往备受股民关注。大多数投资者很喜欢他，因为他的声音中没有一般官员特有的含糊其辞，也少见一些经济学家者的固执和“价值驱动”，不管当时大背景怎样，他总会保持一份属于官员的“独立”和属于学者的“智慧”。
和领导照相说明不了什么
谈到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成思危说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我个人对创新型国家的理解是，创新型国家是以创新为主要发展动力的国家。创新型国家并不一定是科技大国，但它必然是科技强国。要讲科技大国，我们国家可以说是，但我们并不是科技强国。科技发展和学术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前，我们的学术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在市场经济下，学术界有些人追求短期效应，不惜弄虚作假以达到个人目的，前不久上海交大“汉芯一号”射线造假事件对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确影响很坏，也引起北京严重关注。“据我所知，现在有关部门仍在调查取证当中，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公开的处理。”成思危说，韩国爆发的黄禹锡事件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也说明学术腐败不是哪一个国家特有，关键是处理的态度和决心。
成思危曾在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上寄望科技工作者：不说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要本着国家利益，无愧我心的精神来工作。
作为领导人、专家、学者，成思危每到一处都有很多人要求合影，他说：“我也理解这个心情，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毛病，有时候跟领导人照相好像就是领导支持。”他举例说，比如有的人搞了一项发明，本来正规通过渠道申请，可他照相以后，就拿相片给人家看，表示有某某领导的支持，“实际上，这个发明有没有价值应当由市场经济来评价，没有市场价值，领导再支持也没用。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创造财富，而不是靠照片创造财富。”
希望别人称自己“教授”
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职务升迁、工作变化，没有影响成思危在学术领域的探索。有人评价成思危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领导人，新就新在他成功履行领导人职责的同时，能保持学者的乐趣和生动的自我。
2003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褒奖。他虽然从政多年，却一直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不论有多忙，他总要设法抽出时间来学习，坚持作读书笔记，著作颇丰。
一次，成思危演讲结束后，大会主席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让我们感谢成副委员长……”成思危马上说道：“不要叫委员长，还是叫教授好！”场下顿时又响起了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除繁忙的政务之外，成思危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他提出了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战略，建立了中国改革与发展应急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部在成思危的主持下于1997年上半年抢占先机，组织了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课题的研究。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时，他们已经配合国家金融系统做了大量工作。成思危领导的管理科学部每年掌管着数千万元的科研基金，成思危作为主任，无疑享有很大的支配权，但管理科学部对所有课题都采取申请制度，由专家评审组投票决定课题承担人。成思危不参加投票，也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说过话。
此外，成思危还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认真履行一位“园丁”的职责，先后指导20多个博士生。他讲课非常生动，经常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听众。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成思危信奉这个理念。
9月初，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经理人峰会上揭晓了2006年（第三届）“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的10位管理大师”，成思危名列首位。
在成思危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身居高位的民主党派人士不平凡的人生轨迹：成思危1935年6月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成舍我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多份报纸，创下资产达数亿美元的世界报系。
成思危两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成舍我携全家，经天津、转上海、至香港。成思危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渡过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报国之心日益高涨，决定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孑然一身跨过罗湖桥，踏上了他自强不息的人生路程。1956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化工专业毕业时，获得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曾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为我国化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成思危不仅精读了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还自学了英、德、日、俄4门外语。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成思危的外语专长也大显身手，后来他与外国学者交流学术问题时很少用翻译。
1981年，成思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UCLA）学习我国经济改革最急需的学科－－管理学。1984年学成归国后，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成思危先后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等要职，积极参政议政。
1995年底，成思危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96年底当选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起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平凡中凸现高风亮节
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可谓位高权重，但他认为，要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我也曾经骑自行车上班，挤公共汽车上班，排队在食堂买饭。作了领导后，我时刻记得自己是普通一兵上来的，要保持接触社会，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要保持和群众的一种融洽的关系”。
成思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多次下到西部贫困地区的边远农村体察民情。在四川凉山彝族农村，他看到那里条件艰苦到“人畜混居、房子没有窗户、睡觉没有床、人披一块毡子、坐在火堆旁取暖”，心里很受震憾，他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弱势的人群遗弃，绝对不能遗忘他们，要让他们也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日常生活中，成思危有三个爱好：是看书，听音乐，打桥牌。他说“看书可以启迪思想，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打桥牌可以锻炼大脑。”成思危能拿着麦克风很有韵味地唱一首《山楂树〉，能在悠扬的圆舞曲伴奏下优雅地跳一支交际舞。
成思危每天还坚持上网，关注网民们的心声，人民网的“人民时评”、“观点碰撞”等他都经常浏览。当看到自己决策的事情遭到网友的异议，甚至责骂时，成思危坦然地说，这是网友的自由，也是民主的体现。
这种宽容之心，不管对一般人而言，还是对政治人物而言，都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不同的是，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这种宽容之心，却能转化成政治道德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推动公共道德水准提升的巨大力量。当然，对于一个拥有巨大权力拥有极大话语优势的人来说，能保持平和的宽容之心，这和一个普通人在同样的责骂之下的宽容，心理体验的差别一定是很大的，前者当然更不容易，更需要大气的人格风范。
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曾有国外记者问成思危，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思危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思危掷地有声的比喻，让外国记者连连赞叹。
对于海外有评论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任职多是“坐虚位”、“无实权”，成思危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在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成思危对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完全有权作出决策的。现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和中共党籍的副委员长一样，成思危也是独当一面的。成思危说，目前有6位民建成员担任副省长，都是有职有权。比如在广东省担任副省长的宋海就主管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
成思危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富有生命力的。这一制度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发挥出其优越性，民主党派也会越来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成思危参政议政的座右铭。 “作为参政党，我们不可能代替政府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支持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成思危说，“我们不是空喊支持，我们的作为主要是四个方面：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
“我不是风险投资之父”
近年来，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事业东奔西走、呕心沥血，他的名字几乎成了“风险投资”的代名字。他
所领导的民建中央在1998年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1号提案以后，我国的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终于掀开，成思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个积极的促进者，但我坚决辞谢风险投资之父之类的桂冠。”早在1998年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1号提案后，成思危曾提出一个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建立一批风险投资公司，探索中国风险投资发展道路；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企业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一步我们已经基本做到了，第二步和第三步正处于积极推进之中。但创业板建设，一要积极，二要慎重。因为我国股市不仅存在着过度投机，而且还存在着信息披露不实、内幕交易和恶意操纵市场等问题，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甚至其财富被变相掠夺。所以，我一直主张创业板只能稳步推进。”
成思危一直以来都很关注股市，他的言论往往备受股民关注。大多数投资者很喜欢他，因为他的声音中没有一般官员特有的含糊其辞，也少见一些经济学家者的固执和“价值驱动”，不管当时大背景怎样，他总会保持一份属于官员的“独立”和属于学者的“智慧”。
和领导照相说明不了什么
谈到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成思危说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我个人对创新型国家的理解是，创新型国家是以创新为主要发展动力的国家。创新型国家并不一定是科技大国，但它必然是科技强国。要讲科技大国，我们国家可以说是，但我们并不是科技强国。科技发展和学术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前，我们的学术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在市场经济下，学术界有些人追求短期效应，不惜弄虚作假以达到个人目的，前不久上海交大“汉芯一号”射线造假事件对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确影响很坏，也引起北京严重关注。“据我所知，现在有关部门仍在调查取证当中，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公开的处理。”成思危说，韩国爆发的黄禹锡事件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也说明学术腐败不是哪一个国家特有，关键是处理的态度和决心。
成思危曾在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上寄望科技工作者：不说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要本着国家利益，无愧我心的精神来工作。
作为领导人、专家、学者，成思危每到一处都有很多人要求合影，他说：“我也理解这个心情，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毛病，有时候跟领导人照相好像就是领导支持。”他举例说，比如有的人搞了一项发明，本来正规通过渠道申请，可他照相以后，就拿相片给人家看，表示有某某领导的支持，“实际上，这个发明有没有价值应当由市场经济来评价，没有市场价值，领导再支持也没用。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创造财富，而不是靠照片创造财富。”
希望别人称自己“教授”
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职务升迁、工作变化，没有影响成思危在学术领域的探索。有人评价成思危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领导人，新就新在他成功履行领导人职责的同时，能保持学者的乐趣和生动的自我。
2003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褒奖。他虽然从政多年，却一直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不论有多忙，他总要设法抽出时间来学习，坚持作读书笔记，著作颇丰。
一次，成思危演讲结束后，大会主席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让我们感谢成副委员长……”成思危马上说道：“不要叫委员长，还是叫教授好！”场下顿时又响起了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除繁忙的政务之外，成思危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他提出了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战略，建立了中国改革与发展应急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部在成思危的主持下于1997年上半年抢占先机，组织了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课题的研究。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时，他们已经配合国家金融系统做了大量工作。成思危领导的管理科学部每年掌管着数千万元的科研基金，成思危作为主任，无疑享有很大的支配权，但管理科学部对所有课题都采取申请制度，由专家评审组投票决定课题承担人。成思危不参加投票，也从来没有为任何人说过话。
此外，成思危还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认真履行一位“园丁”的职责，先后指导20多个博士生。他讲课非常生动，经常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听众。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成思危信奉这个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