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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舟西湖是那几个诗人朋友的主意。租一条画舫,躲在里面喝酒吟诗、谈古论今,我觉得这可能会辜负眼前的美景。我將头伸出窗外,不管是山不转水转,还是水不转舟转,我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夕照山上的雷峰塔。
对于我这样的半辈子没有离开过西南地区的人来说,雷峰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西湖,甚至整个杭州的。《新白娘子传奇》第一次热播的时候,我小学刚毕业。那时候重庆奉节的农村还没有有线电视,这部电视连续剧陪伴我度过了整个暑假,每天两集,雷打不动。那时候,黑白电视机还没有在我老家的那个村子里普及,而我家幸好有那么一台,14英寸的。每天中午,只要《千年等一回》的音乐响起,我家的堂屋里就挤满了人。一屋子的汗味、烟味、脚丫子味,现在想来,那空气质量实在堪忧。那时却乐在其中。当剧情进展到水漫金山、法海将白素贞镇压在雷峰塔下时,村里那些为了躲避酷暑而刮光头的小孩子们就倒霉了,其他孩子在我的带领下,追着他们打。光头,那是法海的象征。要是那光头不幸穿了件灰色的格子衣服,就更倒霉了,哪怕追三五个山头,我们也一定要将他“正法”。有了彩色电视机后我才知道,法海穿的袈裟其实不是深灰色的,而是红色的,嵌有金色的细条纹。
《新白娘子传奇》是我枯燥的乡村童年生活的调味剂。雷峰塔真正引发我的思考,那是上初中时的事情。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是鲁迅先生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那时候,我已经进城读书了,看过很多有关斩妖除魔的影视剧,读过《左传》和《论语》中的一些篇章,有了不少新的思想。譬如:人就是人,妖就是妖;妖虽然不全都是坏的,但毕竟跟人类不是同一物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跨物种的恋爱是不道德的……总之,我已经不再同情白素贞的遭遇了。白素贞有恩报恩,这固然是一种优良品质。她身上还有很多其它的优点,我都表示认可,惟独她报恩的方式,我不敢苟同。我想不明白,一条雌性爬行动物想要报答一个牧童的救命之恩,为何非要与他做夫妻。那时候,我已经学过生物课了,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一条蛇即使进化成了妖精,她终究是爬行动物,距离哺乳动物尚需千万年。我很好奇,许仙和白素贞的儿子许士林到底是胎生的还是卵生的。如果是卵生的,那么,这颗蛋是由谁孵化的呢?要知道,法海可没那么好的耐心等白素
贞孵完蛋再来收伏她。就在这些问题困扰我的时候,语文上到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一课。它让我感到无比震惊。
这之前,我学过(或在其它地方读过)鲁迅的《故乡》《阿 Q正传》和《孔乙己》,我想不通,像鲁迅这样拥有先进思想的人,在面对雷峰塔倒掉这件事上,何以如此幸灾乐祸。《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一句话我多年后还能背诵:“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田夫野老、蚕妇村氓,他们“为白娘娘抱不平”、“怪法海太多事”,我们就要人云亦云?只要对比他在《阿 Q正传》和《孔乙己》中表现出的思想,就不难发现,这简直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我在课堂上公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说即便是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许仙和白素贞结婚,本来就是有悖伦理的,一个人不能跟一条蛇结婚,就像儿子不能跟母亲结婚一样,这是天道;而法海收伏白素贞本是分内之事,职责使然;白素贞水漫金山,草菅人命,可谓罪孽深重。所以,当时的我认为,水漫金山这事,白素贞应该负全责,镇压在雷峰塔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要照我说,应该千刀万剐以谢杭州百姓。我话一说完,教室里哗然一片,我被定性为异端分子,被老师和同学们群起而攻之。可我认为,他们才是狡辩,是异端邪说,比如一位同学说:“白素贞在杭州城里做了多少好事?法海凭什么一厢情愿地认定她是坏妖精?”我那时颇为好辩,这个观点自然难不倒我。我说:“一个人做了一千件、一万件好事,可是后来他杀人了,难道我们就要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就赦免他的杀人罪吗?我只听说过将功折罪,没听说过可以用前功抵后罪的。”但是,我语文老师的观点,我一直没法驳倒。她说:“白娘娘跟许仙结婚,两厢情愿,并没有碍着谁,白娘娘虽是妖精,但从没害过谁。他们俩的婚姻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背道德,更没有危害社会,法海没必要加以干涉。鲁迅先生也只是怪法海多事,并没有做过多的批判。至于水漫金山,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应该各打五十大板。”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各打五十大板”是她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他在评价“京海之争”时说的。
漂在西湖平静的水面上,仰望着高高在上的雷峰塔。我想,今日之所以能跟这些诗人朋友们成行,应该归功于那次讨论。阳光明媚,雷峰塔在蓝天下显得异常巍峨,并不像鲁迅先生文中所描绘的那么“破破烂烂”,我想,大概是因为重修过吧。
太阳尚未西沉,诗人们意犹未尽。他们在斗诗,以“西湖”或者“白居易”为主题。我不懂诗,自然不敢贸然加入他们。说来不怕人笑话,十多年来的带兵生涯,我异常忙碌,没太多时间研究唐朝诗人们的生平。唐朝诗人中,白居易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他的诗通俗易懂,不炫技,没那些个弯弯绕绕的花花肠子——我始终坚信,文品跟人品是统一的。他还在我老家重庆做过官,距离我家祖屋不远的忠县,长江边上至今还保留着白公祠。当然,我也知道白居易在杭州做过官。以我对这几位诗人朋友的了解,他们对作为官员的白居易没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诗。但我依然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将斗诗的主题定为西湖和白居易,而不是苏轼、杨万里、林升。据我所知,这些诗人都曾留下过写西湖的千古佳句,苏轼也在杭州做过官。为了掩饰我狭窄的知识面,他们斗诗的时候,我悄悄掏出手机,有些事要问问度娘。
网上一篇文章认为,西湖的名称源于白居易的两首诗:《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在这之前,西湖因钱塘江得名,叫钱塘湖。白居易之所以称之为西湖,因为它位于杭州城西边。这名字并不好听,本身也毫无诗意,不过是反映了地理位置罢了。可是,千年后的今天,恐怕杭州本地人大都也只知道西湖,不知道钱塘湖了吧,更何况我这样的外地游客。如果记载属实的话,一个闻名遐迩的湖泊因两首诗而更名,这应该是一段千古佳话。难怪这些诗人们会如此激动,非要斗诗到底,对雷峰夕照的美景视而不见。我甚至想,要是他们中某人写下一首诗,从而为西湖重新命名,那么,我陪他们走这一趟便可载入史册了。
晚饭后,他们意犹未尽,找夜市继续斗诗去了。我不愿班门弄斧,一个人出门瞎转。走出中国美术学院大门后,不知不觉又到了西湖边。晚上的游客似乎比白天更多。眼前有一座拱桥,桥上游人如织,络绎不绝。听周围的游客议论说,那就是传说中的断桥。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有断裂的痕迹,桥没有,桥上的游人也没有。在桥上驻足自拍的,多为情侣。我孤身一人,自然不好意思逗留。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下,我过桥用了不到一分钟。这让我感到诧异。在《新白娘子传奇》中,白蛇和许仙在断桥重逢,两人跑了好长时间才执手相看泪眼,由于跑得快,风把白素贞的头发都吹乱了。哎,慢镜头误我不浅啊。桥上拍照的男男女女走了一拨又一拨,难道他们都不知道白素贞跟许仙在断桥上的重逢是一出悲剧吗?
过了桥,就是白堤。我固执地认为,它是以白居易的名字命名的。可是百度上有文章指出,我脚下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当年治理西湖时修建的,它比白居易早几百年。在《钱塘湖春行》中,白居易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可见,这堤以前叫白沙堤。杭州百姓为感激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为老百姓作出的贡献,去掉了“沙”字,改叫“白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名字改得好。官是好官,民是好民,好官值得好民铭记。于是我就在想,西湖边应该还有更多地方可以寻觅白居易的踪迹。
一位年长的游客建议我调头,过断桥后右转,那里有一尊反映白居易离任时,杭州百姓惜别白公的铜雕。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路灯打在树叶上,斑斑驳驳。他说,铜雕就在树下。可能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我瞪大眼睛,还是看不见。一扭头,我看见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大门,这说明有铜雕的地方我来的时候曾路过,我竟然没发现。再一转身,只见夜幕笼罩下,雷峰塔屹立在眼前,灯火通明,金碧辉煌。
责任编辑 田冯太
对于我这样的半辈子没有离开过西南地区的人来说,雷峰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西湖,甚至整个杭州的。《新白娘子传奇》第一次热播的时候,我小学刚毕业。那时候重庆奉节的农村还没有有线电视,这部电视连续剧陪伴我度过了整个暑假,每天两集,雷打不动。那时候,黑白电视机还没有在我老家的那个村子里普及,而我家幸好有那么一台,14英寸的。每天中午,只要《千年等一回》的音乐响起,我家的堂屋里就挤满了人。一屋子的汗味、烟味、脚丫子味,现在想来,那空气质量实在堪忧。那时却乐在其中。当剧情进展到水漫金山、法海将白素贞镇压在雷峰塔下时,村里那些为了躲避酷暑而刮光头的小孩子们就倒霉了,其他孩子在我的带领下,追着他们打。光头,那是法海的象征。要是那光头不幸穿了件灰色的格子衣服,就更倒霉了,哪怕追三五个山头,我们也一定要将他“正法”。有了彩色电视机后我才知道,法海穿的袈裟其实不是深灰色的,而是红色的,嵌有金色的细条纹。
《新白娘子传奇》是我枯燥的乡村童年生活的调味剂。雷峰塔真正引发我的思考,那是上初中时的事情。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是鲁迅先生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那时候,我已经进城读书了,看过很多有关斩妖除魔的影视剧,读过《左传》和《论语》中的一些篇章,有了不少新的思想。譬如:人就是人,妖就是妖;妖虽然不全都是坏的,但毕竟跟人类不是同一物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跨物种的恋爱是不道德的……总之,我已经不再同情白素贞的遭遇了。白素贞有恩报恩,这固然是一种优良品质。她身上还有很多其它的优点,我都表示认可,惟独她报恩的方式,我不敢苟同。我想不明白,一条雌性爬行动物想要报答一个牧童的救命之恩,为何非要与他做夫妻。那时候,我已经学过生物课了,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一条蛇即使进化成了妖精,她终究是爬行动物,距离哺乳动物尚需千万年。我很好奇,许仙和白素贞的儿子许士林到底是胎生的还是卵生的。如果是卵生的,那么,这颗蛋是由谁孵化的呢?要知道,法海可没那么好的耐心等白素
贞孵完蛋再来收伏她。就在这些问题困扰我的时候,语文上到了《论雷峰塔的倒掉》一课。它让我感到无比震惊。
这之前,我学过(或在其它地方读过)鲁迅的《故乡》《阿 Q正传》和《孔乙己》,我想不通,像鲁迅这样拥有先进思想的人,在面对雷峰塔倒掉这件事上,何以如此幸灾乐祸。《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一句话我多年后还能背诵:“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田夫野老、蚕妇村氓,他们“为白娘娘抱不平”、“怪法海太多事”,我们就要人云亦云?只要对比他在《阿 Q正传》和《孔乙己》中表现出的思想,就不难发现,这简直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我在课堂上公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说即便是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许仙和白素贞结婚,本来就是有悖伦理的,一个人不能跟一条蛇结婚,就像儿子不能跟母亲结婚一样,这是天道;而法海收伏白素贞本是分内之事,职责使然;白素贞水漫金山,草菅人命,可谓罪孽深重。所以,当时的我认为,水漫金山这事,白素贞应该负全责,镇压在雷峰塔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要照我说,应该千刀万剐以谢杭州百姓。我话一说完,教室里哗然一片,我被定性为异端分子,被老师和同学们群起而攻之。可我认为,他们才是狡辩,是异端邪说,比如一位同学说:“白素贞在杭州城里做了多少好事?法海凭什么一厢情愿地认定她是坏妖精?”我那时颇为好辩,这个观点自然难不倒我。我说:“一个人做了一千件、一万件好事,可是后来他杀人了,难道我们就要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就赦免他的杀人罪吗?我只听说过将功折罪,没听说过可以用前功抵后罪的。”但是,我语文老师的观点,我一直没法驳倒。她说:“白娘娘跟许仙结婚,两厢情愿,并没有碍着谁,白娘娘虽是妖精,但从没害过谁。他们俩的婚姻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背道德,更没有危害社会,法海没必要加以干涉。鲁迅先生也只是怪法海多事,并没有做过多的批判。至于水漫金山,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应该各打五十大板。”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各打五十大板”是她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他在评价“京海之争”时说的。
漂在西湖平静的水面上,仰望着高高在上的雷峰塔。我想,今日之所以能跟这些诗人朋友们成行,应该归功于那次讨论。阳光明媚,雷峰塔在蓝天下显得异常巍峨,并不像鲁迅先生文中所描绘的那么“破破烂烂”,我想,大概是因为重修过吧。
太阳尚未西沉,诗人们意犹未尽。他们在斗诗,以“西湖”或者“白居易”为主题。我不懂诗,自然不敢贸然加入他们。说来不怕人笑话,十多年来的带兵生涯,我异常忙碌,没太多时间研究唐朝诗人们的生平。唐朝诗人中,白居易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他的诗通俗易懂,不炫技,没那些个弯弯绕绕的花花肠子——我始终坚信,文品跟人品是统一的。他还在我老家重庆做过官,距离我家祖屋不远的忠县,长江边上至今还保留着白公祠。当然,我也知道白居易在杭州做过官。以我对这几位诗人朋友的了解,他们对作为官员的白居易没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诗。但我依然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将斗诗的主题定为西湖和白居易,而不是苏轼、杨万里、林升。据我所知,这些诗人都曾留下过写西湖的千古佳句,苏轼也在杭州做过官。为了掩饰我狭窄的知识面,他们斗诗的时候,我悄悄掏出手机,有些事要问问度娘。
网上一篇文章认为,西湖的名称源于白居易的两首诗:《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在这之前,西湖因钱塘江得名,叫钱塘湖。白居易之所以称之为西湖,因为它位于杭州城西边。这名字并不好听,本身也毫无诗意,不过是反映了地理位置罢了。可是,千年后的今天,恐怕杭州本地人大都也只知道西湖,不知道钱塘湖了吧,更何况我这样的外地游客。如果记载属实的话,一个闻名遐迩的湖泊因两首诗而更名,这应该是一段千古佳话。难怪这些诗人们会如此激动,非要斗诗到底,对雷峰夕照的美景视而不见。我甚至想,要是他们中某人写下一首诗,从而为西湖重新命名,那么,我陪他们走这一趟便可载入史册了。
晚饭后,他们意犹未尽,找夜市继续斗诗去了。我不愿班门弄斧,一个人出门瞎转。走出中国美术学院大门后,不知不觉又到了西湖边。晚上的游客似乎比白天更多。眼前有一座拱桥,桥上游人如织,络绎不绝。听周围的游客议论说,那就是传说中的断桥。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有断裂的痕迹,桥没有,桥上的游人也没有。在桥上驻足自拍的,多为情侣。我孤身一人,自然不好意思逗留。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下,我过桥用了不到一分钟。这让我感到诧异。在《新白娘子传奇》中,白蛇和许仙在断桥重逢,两人跑了好长时间才执手相看泪眼,由于跑得快,风把白素贞的头发都吹乱了。哎,慢镜头误我不浅啊。桥上拍照的男男女女走了一拨又一拨,难道他们都不知道白素贞跟许仙在断桥上的重逢是一出悲剧吗?
过了桥,就是白堤。我固执地认为,它是以白居易的名字命名的。可是百度上有文章指出,我脚下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当年治理西湖时修建的,它比白居易早几百年。在《钱塘湖春行》中,白居易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可见,这堤以前叫白沙堤。杭州百姓为感激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为老百姓作出的贡献,去掉了“沙”字,改叫“白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名字改得好。官是好官,民是好民,好官值得好民铭记。于是我就在想,西湖边应该还有更多地方可以寻觅白居易的踪迹。
一位年长的游客建议我调头,过断桥后右转,那里有一尊反映白居易离任时,杭州百姓惜别白公的铜雕。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路灯打在树叶上,斑斑驳驳。他说,铜雕就在树下。可能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我瞪大眼睛,还是看不见。一扭头,我看见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大门,这说明有铜雕的地方我来的时候曾路过,我竟然没发现。再一转身,只见夜幕笼罩下,雷峰塔屹立在眼前,灯火通明,金碧辉煌。
责任编辑 田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