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利用2001—2018年HS-6位产品层面贸易数据，测算比较中俄两国对中亚国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贡献率，并建立引力模型考察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首先，从三元边际变化来看，我国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与数量边际虽明显提升，但仍远低于俄罗斯；两国对哈出口价格边际趋同，低于哈从世界进口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我国对哈出口总体表现为“量增价减”，出口产品质量未提升。其次，从贡献率来看，中俄对哈出口贸易波动均为数量主导型，但我国对哈出口的价格边际作用有所增強。再次，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汇率为影响中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因素，但是否产生作用和作用方向差异较大。为缩小与俄对哈出口差距，我国未来不仅需要增加出口产品数量，而且应该丰富出口产品种类，同时应灵活运用经济自由度、双边汇率等工具，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强化高技术型、机械电子类产品出口，以实现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中亚；哈萨克斯坦；出口；三元边际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9）12-0085-10
一、引言
中亚国家①自独立以来，因其连接亚欧的独特地缘位置以及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一环。21世纪初，中亚各国相继进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期，经济结构也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调整，对轻纺、机电等产品具有强烈的需求，市场潜力巨大[1]，成为大国争夺的热点。
中俄同为欧亚大陆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 2 ]，在中亚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俄罗斯作为中亚国家的传统宗主国，对中亚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力，一直以来都占据中亚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而随着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不断升温，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中俄两国在对中亚国家出口贸易结构上的相似性和竞争性也日趋明显。虽然我国在中亚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与俄罗斯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发展势头向好，前景广阔。以五国中与中俄贸易往来最为密切的哈萨克斯坦为例，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对哈出口额达53.84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46%，远高于俄罗斯同期增长率水平。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产品在哈市场占有率从2001年的不足3%上升至2018年的16%，与此同时，俄罗斯市场份额却从2001年的43.82%下落至2018年的39.33%，略显颓势。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带一路”建设以中亚地区为核心辐射开来。贸易互通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内容，而中亚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倡之地，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因此，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浓重一笔，也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一步。目前，虽然中亚已成为倡议参与国家中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但是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相比，我国与之贸易合作和市场份额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作为中亚市场的两大进口来源国，对中俄两国出口增长路径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对进一步深化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提高我国在中亚市场影响力大有裨益。那么，中俄出口增长路径有何异同；相较于俄罗斯，我国对中亚国家出口份额提升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如果明确了中俄两国出口增长的路径，哪些因素会影响该路径下的增长；我国相较于俄罗斯的高出口增长态势如何维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
鉴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在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本文将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框架下，通过测算三元边际对两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探讨中俄两国对中亚国家出口增长路径并分析其决定因素。
二、文献回顾
无论从地缘战略还是经贸发展来说，中亚国家都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3 ]。尤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问题。相关文献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通过指数测算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 4-5 ]，其中部分研究以农产品贸易为偏重点[ 6-7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与中亚五国无论在农产品还是全产品领域的贸易结构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贸易潜力较大；二是通过描述统计分析我国与中亚各国双边及多边贸易乃至经贸合作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8-9 ]；三是通过引力模型分析我国与中亚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 10-11 ]。本文拟从出口增长路径视角进行中俄对中亚国家出口贸易的比较。
论及出口增长的源泉，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现有产品的出口增长（即集约边际）是出口扩张的唯一途径[ 12 ]。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形成的“二元边际”分解，将宏观贸易总量分解为“广度”（即出口产品种类，广延边际）与“深度”（即出口产品额，集约边际），为探讨贸易增长提供了新思路。胡梅尔斯和克列诺（Hummels & Klenow）[ 13 ]则进一步将贸易的深度增长分解为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由此构建了贸易分解的三元框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对二元抑或三元边际的含义已基本达成共识，而边际分解的层面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产品层面的分解[ 14-15 ]，即“不同产品出口的增加”和“相同产品出口（数量及价格）的增加”；二是企业层面的分解[ 16-17 ]，即“已有企业出口的增加”和“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三是国家层面的分解[ 18 ]，即“国家间贸易关系加深”和“建立新的国家间贸易关系”。基于上述多层次、多角度的边际划分，也形成多种测度方法，应用较为广泛的有产品种类数量法、分解测度法、FI指数法、FR指数法和HK指数法[ 13，19-20 ]。
这些研究为探寻贸易增长路径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工具和方法。 三、中俄对哈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
考虑到产品分类过于粗略会影响分解的精度[ 21 ]，综合数据可得性，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2001—2018年细化至HS-6位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计算我国和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
1.中对哈出口产品种类趋于多样，与俄对哈出口多样性差距缩小。从广延边际来看，样本期间我国对哈出口广延边际明显提升。21世纪初期，我国向哈出口产品种类覆盖其进口种类的57.57%，至2018年该比值已增至84.22%，年均增长率为2.26%，说明我国对哈出口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出口多样性有所提升。而俄罗斯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一直在0.9以上，即其向哈出口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哈进口产品所有类别。2001年俄罗斯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为0.988 5，之后该值基本稳定在接近于1的水平，至2018年达到历年最高水平0.997 5。两国对比可见，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高于我国对哈出口的同期水平，我国对哈出口产品多样性仍低于俄对哈出口水平，但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有所缩小。
不同技术类型产品④的比较（表2）显示，中俄两国对哈出口的四大类产品的广延边际均呈增长态势，且我国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的广延边际增速均超过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中俄两国对哈出口产品中广延边际增速最快的品种分别为低技术型产品（2.58%）和高技术型产品（0.13%）。尽管我国对哈出口多样性得到快速发展，但俄罗斯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多样性水平均高于我国对哈出口水平，其中差距最大的为资源型产品，其他技术型产品出口多样性的差距已很小。典型部门产品比较（表3）显示，在中哈贸易较为密切的四个典型部门，即资本密集型机械电子类、资源密集型金属及制品类、技术密集型化学制品类、劳动密集型纺织服装类，我国对哈出口多样性均提升。至2018年，我国对哈纺织服装类产品出口的广延边际（0.987 1）略高于俄对哈出口水平（0.975 9），同时其他类产品的广延边际与俄罗斯水平也较接近，说明在主要部门产品上，中俄对哈出口多样性的差距已非常小。
2.中俄对哈出口产品数量一升一降，出口数量差距仍然明显。从数量边际变化（表1）来看，我国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从2001年的0.049 0波动增至2018年的0.211 1，年均增速达8.97%。而同期，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波动下降，从2001年0.507 8跌至2018年0.450 0。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一升一降的相反变化，使两国对哈出口产品数量差距有所缩减，但目前差距仍较为明显，俄对哈出口产品数量还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
我国对哈不同技术类型产品出口的数量边际都呈现快速增长，增速明显高于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高技术型产品数量边际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12.31%。但是我国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的数量边际仍低于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数量与俄差距最小。四个典型部门中，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均为一升一降，并且在机械电子类和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数量上已超过俄罗斯，而在金属及制品、化学制品类产品出口数量上仍处于劣势。
3.中俄对哈出口产品价格趋同，中对哈出口质量并未提升。从价格边际来看，俄对哈出口产品的价格边际先升后降，仅2012年超过1，到2018年为0.876 2。而我国对哈出口产品的价格边际先波动下降，至2009年达到最低值0.716 9，此后波动升至2018年的0.899 9，且价格边际一直小于1。尽管大多数年份我国对哈出口价格边际低于俄水平，但2018年后来居上，中俄对哈出口价格边际基本趋同，为哈进口均价的88%左右。结合数量边际的同期变化，样本期间中对哈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的同时，价格边际有所下降（年均增长率为-0.45%），根据胡梅尔斯和克列诺的质量提升界定⑤，“量增价减”的变化特征说明总体上我国对哈出口产品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俄对哈出口“量减价增”的整体特征也意味着俄对哈产品出口亦无质量优势。
除低、中技术型产品以外，我国对资源型、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边际水平均已高于俄，也高于哈从世界进口的平均价格，其中价格领先优势最明显的是高技术产品。结合数量边际变化，仅中对哈高技术型产品出口“量价齐增”，呈现出明显的质量优势，而俄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均未表现出质量提升。四大典型部门产品中，中对哈机械电子类、金属及制品类的出口价格超过俄水平，但仍略低于哈进口平均价格。同时这两种典型部门产品的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均增加，中对哈出口质量有所提升。而俄对哈典型部门产品出口基本表现为“量价齐减”，出口质量劣势明显。
4.中俄对哈出口波动为数量主导型，产品种类和价格作用较小
从表4来看，2001—2018年期间，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的增长率为1.76%，主要依靠已有产品种类出口数量的增长，数量边际的贡献率高达82.78%。新產品种类增加也有所贡献（21.55%），而价格边际表现为负增长，意味着总体上我国对哈出口增长表现为牺牲价格的“以量取胜”增长模式，以此为推手实现了产品进入哈市场。同期，俄在哈市场份额下降也主要源于数量边际影响，贡献率高达111.83%，已有种类产品对哈出口数量减少显著，而出口产品种类扩张和出口价格上升对出口份额下跌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由于研究年份跨度较大和经济数据的非稳定性[ 22 ]，为考察上述结论稳健性，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两个重要时点将样本期间分为三个阶段，进一步考察分阶段中俄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贡献率。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哈出口的数量边际贡献率最高（86.53%），其次为广延边际，而价格边际的贡献率为负，此阶段我国对哈出口表现为牺牲价格的“以量取胜”。2008—2012年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哈市场份额增长放慢，以出口产品种类扩张、出口数量增加和出口价格提高应对冲击，此阶段数量边际贡献率仍最高，“量价齐增”带来产品出口质量有所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后，2014年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随后缓慢下降，导致2013—2018年间市场份额微幅下滑。此阶段，出口数量减少主导了出口份额下滑，而价格增长挽回了数量边际的部分负影响。俄在哈出口市场份额波动较小，仅在金融危机前小幅下滑，主导因素是数量边际，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缓解作用。金融危机后，俄在哈出口市场份额基本稳定，仅有微幅提升。2008—2012年间，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数量减少冲击，俄罗斯以提升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出口产品种类重拾在哈市场份额，其中价格边际的贡献率最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之后，俄对哈出口价格下滑，广延边际贡献率稳定，数量边际又成为稳定在哈市场份额的主导因素。综上可以看出，分阶段分析中，数量边际是我国对哈出口贸易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价格边际的作用有所提升，而俄对哈出口贸易变化在大多数阶段也以数量边际为主要驱动力，与前文总体分析结果较为一致。
四、中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已被一些学者用于三元边际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并且研究表明经济规模、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关税、对外直接投资、外部冲击等均是影响一国贸易三元边际的重要因素[ 22-27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容，结合中俄对哈出口贸易发展情况，构建如下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扩展引力模型：
4.贸易成本（FREEh，t）。贸易成本包括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一般情况下，可变贸易成本用双边地理距离来表示，本文研究对象为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在研究跨度内不随时间变化，因此不考虑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固定贸易成本主要受多边体制和双边协定中非关税壁垒、国内行政干预等的影响。借鉴钱学锋和熊平[28]的做法，以经济自由度指数⑦作为固定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得分与固定贸易成本成反比。采用相对经济自由度指数即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得分之比，并以ln（FREEh，t+1）形式进入模型。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年度报告。
5.外商直接投资（FDIh，t）。为反映中国（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情况，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用中国（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总流入量衡量，以ln（FDIh，t+1）形式进入模型。数据来源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网站。
6.双边汇率（EXCHANGEh，t）。为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货币的实际兑换比率，借鉴魏浩和郭也[ 24 ]的做法，用GDP平减指数对官方汇率进行处理，得到实际双边汇率。计算公式为：
（三）计量结果
运用F检验、LSDV法和豪斯曼（Hausman）检验对模型类别进行识别[ 29 ]，检验结果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据其做进一步分析。
表5中第（1）至第（3）列显示了中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因素决定，可见各因素对三元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经济规模（GDP）仅对中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每增加1%，中对哈出口产品广度将会提高0.436%，中国GDP的相对提高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进步，就会促使生产产品种类得到一定程度创新，同时产生超额供给用于出口，从而对哈出口产品的种类增加。贸易成本（FREE）对数量边际有显著正影响（0.755），对价格边际有显著负影响（-1.541），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越高，即相对固定贸易成本越小，进行贸易的阻力就越小，那么中对哈出口的数量就越大，而同时由于贸易成本小和市场开放带来竞争激烈，对哈出口价格就越低。进一步比较系数大小，贸易成本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更强，即相较出口数量，中对哈产品出口价格对贸易成本更敏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负影响，系数达到-0.039，但对出口产品数量和价格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主要在能源、电信、农副产品加工、皮革加工等行业，这些外商进入哈市场增加了竞争压力，哈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减少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广度依赖。双边汇率（EXCHANGE）对广延边际和数量边际均有显著正影響，但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人民币相对哈萨克斯坦坚戈实际汇率的增加，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坚戈相对人民币升值时中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数量均增加，但并不会带来价格提升。所以，经济规模和双边汇率会促进中对哈广延边际，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广延边际；贸易成本和双边汇率会促进中对哈数量边际，但会降低价格边际，促使中国通过“高量低价”或“低量高价”的出口方式获利。 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作用如表5第（4）至第（6）列所示，经济规模（GDP）、贸易成本（FREE）仅对俄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负影响，俄对哈出口产品种类一直基本覆盖了哈进口产品的所有类别，广延边际受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影响有限，更多受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影响。当俄罗斯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下降时，即哈萨克斯坦相对经济规模较高时，国内消费能力增强，对多样性产品的进口需求提高，从而促使俄对哈出口种类增多。俄罗斯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越低，即哈市场越开放，俄多样性产品进入哈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对广延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均为正且显著，对数量边际为显著负影响。俄外商或外资企业进入哈市场，会带来新的产品，增加出口产品广度。同时，通过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出口结构，出口价格水平也相应提升。但最终贸易促进效应不敌替代效应，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系数值大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最明显，对广延边际的影响最小。
进一步比较中俄两国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各因素是否作用和作用方向的差异较大。经济规模（GDP）均对广延边际产生显著影响，但方向不同。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的提升将增加中对哈出口广度，而哈萨克斯坦相对俄罗斯经济规模的提升将增加俄对哈出口广度，并且经济规模对中国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贸易成本（FREE）同时对中对哈出口数量边际产生正影响、对价格边际产生负影响，仅对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产生负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小。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俄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均有显著影响，俄对哈直接投资增加将促进俄对哈出口“增类提价减量”，但僅对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有负影响，并且作用程度强于对俄罗斯的影响。双边汇率（EXCHANGE）仅对中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数据获取原因研究年份有限，且研究关注为中（俄）对哈的双边贸易，个体样本仅为16个产品部门，使得所用面板数据样本量较小（288）。同时，虽然相较混合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使用的固定效应模型稳健性最高，但显著性最差。导致回归显著性受到一定影响，个别因素如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未验证，有待后续开展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2001—2018年HS-6位贸易数据，测算比较了中俄两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并探寻了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一直接近于1，而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虽然明显提升，但出口产品多样性水平仍低于俄。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汇率影响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受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对中俄广延边际的影响方向不同，且对中国广延边际的影响大于俄罗斯。
第二，中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虽下降，但仍远高于我国水平。中俄对哈出口产品价格边际基本趋同，低于哈从世界进口均价，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综合数量和价格边际变化，中对哈出口呈现“量增价减”的整体特征，出口产品质量未明显提升。但中对哈高技术型产品表现为“量价齐增”的出口质量优势，且价格领先优势最明显，同时中对哈机械电子类、金属及制品类的典型部门产品出口质量也提升，而俄对哈产品出口均未表现出质量提升。影响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因素不同，贸易成本（FREE）和双边汇率（EXCHANGE）显著影响中对哈出口，俄对哈出口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方向不同，且对前者影响强度大于后者。
第三，中俄对哈出口贸易波动均表现为数量主导型，划分时间阶段分析也验证数量边际是中俄对哈出口贸易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且多阶段量价反向变动，但中对哈出口的价格边际作用有所提升。
基于以上结论，2001年以来，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表现为“数量主导型”，同时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价格有所下滑。但与俄罗斯相比，我国对哈出口广度和出口数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不仅需要出口产品数量增长，而且应该丰富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下，可通过推进我国相对经济自由度提升、减少贸易固定成本、人民币相对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来实现。其中，人民币适度贬值能够带来双重效果。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以来，由于出口数量边际下降，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微幅下滑，而俄市场份额继续微幅提升。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迅速恢复对哈出口数量，扩大出口在哈市场份额成为当务之急。利用提高我国经济自由度和适度人民币贬值使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数量边际提升的同时，会造成出口价格边际更大幅度下降。自2015年始，我国就提出要大力推动外贸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经贸强国。通过“高量低价”方式扩大我国在哈市场份额，并不符合贸易高质量发展目标，所以在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价格低于其进口平均价格现状下，应探寻如何实现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量价齐增”的质量提升。这需要灵活运用经济自由度、双边汇率等工具，同时应注重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加强数量边际大且增速快和价格优势明显且保持增长的高技术型产品出口，深化价格边际提升且附加值较高的机械电子类等典型优势产品出口。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价格边际的提升也将会超越俄罗斯对哈出口水平，促使相对俄罗斯出口的价格优势形成。
注释：
①中亚指亚洲中部地区，狭义上的中亚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五国。
②该方法采用的权重为每种产品在全世界向目的国j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而非在出口国h出口中所占份额，这样避免了出现由h国的出口份额单方面决定某种出口产品的权重，缺点是可能存在h国极少量的出口集中在目的国大量进口的类别，而导致多样性被高估[ 12 ]。 ③为了计算h国对j国出口的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我们实际上需要采用j国的进口数据。
④根据拉尔（Lall）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进行分类，该分类标准是建立在SITCRev2三分位数据基础之上的，而本文所用数据是HS92六分位数据，因此先按照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BACI数据提供的产品代码转变标准HS92六分位数据为SITCRev2三分位数据，再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分类。
⑤Hummels和Klenow认为质量提升表现为价格因素和数量因素的同时扩张。
⑥主要包括动物、蔬菜、食品、矿产、石油、化学制品、塑料或橡胶、生皮、木制品、纺织服装、鞋、石头和玻璃、金属制品、机电、交通、杂项。
⑦该分值为涵盖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知识产权和腐败等9个方面的总体得分，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参考文献：
[1]段秀芳.中亚国家市场潜力分析——以我国新疆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7（8）：48-54.
[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5.
[3]凌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及建议[J].国际观察，2010（5）：17-22.
[4]杨立卓，刘雪娇，余稳策.“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5（11）：94-103.
[5]高新才，王一婕.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2）：14-20.
[6]李婷，李豫新.中國与中亚5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53-62.
[7]孟高飞.“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中亚5国蔬菜类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J].世界农业，2018（3）：106-113.
[8]保建云.中国与中亚五国进出口中贸易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7）：40-46.
[9]陈俭，布娲鹣·阿布拉，陈彤.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模式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4）：78-89.
[10]袁洲，何伦志.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贸易关系分析与中国应对——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41-50.
[11]洪秋妹.“一带一路”背景下农产品贸易实证研究——以中国与中亚五国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7）：108-113.
[12]田聪颖，肖海峰.FTA背景下中韩双边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特征及前景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8（4）：97-109.
[13]HUMMELS D，KLENOW P J.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3）：704-723.
[14]LORZ O，WREDE M.Trade and variety in a model of en dogenou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J].SSRN electronic jour nal，2009，9（1）：145-174.
[15]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9（4）：1 311-1 330.
[16]FELBERMAYR G，KOHLER W.Exploring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world trade[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6，142（4）：642-674.
[17]杨连星，张杰，金群.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J].国际贸易问题，2015（4）：95-105.
[18]黄先海，周俊子.中国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及其结构优化[J].管理世界，2011（10）：20-31.
[19]FEENSTRA R C.New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measure 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157-177.
[20]FUNKE M，RUHWEDEL R.Product variety and 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OECD countries[J].IMF Economic review，2001，48（2）：225-242.
[21]BLONIGEN B A，SODERBERY A.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foreign product variety with an accurate variety s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82（2）：168-180.
[22]丁存振，肖海峰.中美双边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测度及关税效应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9（3）：118-130.
[23]COUGHLIN C C.Extensive and intensive trade margins：a state-by-state view[Z].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s No 2012-002，2012. [24]魏浩，郭也.中国进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2）：37-49.
[25]赵金鑫，潘彪，田志宏.价差驱动还是刚性需求：中国饲料粮进口激增的动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9（5）：98-109.
[26]高越，任永磊，冯志艳.贸易便利化与FDI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J].经济经纬，2014（6）：52-57.
[27]张瑛，赵露.中国对美国水产品出口边际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55（6）：56-68.
[28]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0（1）：65-79.
[29]连玉君，王闻达，叶汝财.Hausman检验统计量有效性的Monte Carlo模拟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4，33（5）：830-841.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s and Russia’s Export Growth to Central Asia Countries unde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ree Margins Decomposition and Gravity Model WANG Bei-bei1and LIU Chun-peng2
（1.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101149，China；2.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Zhengzhou，Henan450018，China）
Abstract：Using HS 6-digit trade data from 2001 to 2018，the authors decompose and compare the three margins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of China’s and Russia’s export growth to Kazakhstan，which is taken as an example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then they establish a gravity model to inspe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hree margi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Judging from the changes of three marginal change，the extensive and quantity margin of China’s export to Kazakhstan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however still remained less than Russia’s. The two countries’export price had come up to convergence，far below the average of Kazakhstan’s import price from the worl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China’s exports to Kazakhstan was“increase in quantity and decrease in price”，reflecting that the export products’quality had not been improved. Judging from the contribution rate，the growing quantity of existed export i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both countries’export growth path，but the price margin of China’s export to Kazakhstan had been increased. In the regression，economic scale，trade cos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bilateral exchange rate we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hree margins of China’s and Russia’s exports growth to Kazakhstan，but whether they play a role and the direction of action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order to narrow the gap with Russia，we should not only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export products，but also enrich the varieties in the future. Meanwhile，consider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economic freedom，bilateral exchange rate and other tools should be used flexibly，an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products，especially strengthening the export of hightech，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Key words：Russia；Central Asia countries；Kazakhstan；export；three margins
收稿日期：2019-11-15
基金項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计划一般项目“‘一带一路’物流绩效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SM20181003700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商户忠诚度视角下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疏解研究”（17YJC037）；北京物资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投资贸易便利化及中国贸易效率提升路径研究”（2017XJQN02）
作者简介：王贝贝（1989—），女，安徽省蚌埠市人，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经济和农产品贸易；刘春鹏（1991—），男，黑龙江省肇东市人，郑州商品交易所职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品期货。
关键词：俄罗斯；中亚；哈萨克斯坦；出口；三元边际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19）12-0085-10
一、引言
中亚国家①自独立以来，因其连接亚欧的独特地缘位置以及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一环。21世纪初，中亚各国相继进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期，经济结构也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调整，对轻纺、机电等产品具有强烈的需求，市场潜力巨大[1]，成为大国争夺的热点。
中俄同为欧亚大陆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 2 ]，在中亚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俄罗斯作为中亚国家的传统宗主国，对中亚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力，一直以来都占据中亚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而随着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不断升温，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中俄两国在对中亚国家出口贸易结构上的相似性和竞争性也日趋明显。虽然我国在中亚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与俄罗斯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发展势头向好，前景广阔。以五国中与中俄贸易往来最为密切的哈萨克斯坦为例，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对哈出口额达53.84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46%，远高于俄罗斯同期增长率水平。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产品在哈市场占有率从2001年的不足3%上升至2018年的16%，与此同时，俄罗斯市场份额却从2001年的43.82%下落至2018年的39.33%，略显颓势。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带一路”建设以中亚地区为核心辐射开来。贸易互通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内容，而中亚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倡之地，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因此，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浓重一笔，也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一步。目前，虽然中亚已成为倡议参与国家中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但是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相比，我国与之贸易合作和市场份额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作为中亚市场的两大进口来源国，对中俄两国出口增长路径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对进一步深化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贸易，提高我国在中亚市场影响力大有裨益。那么，中俄出口增长路径有何异同；相较于俄罗斯，我国对中亚国家出口份额提升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如果明确了中俄两国出口增长的路径，哪些因素会影响该路径下的增长；我国相较于俄罗斯的高出口增长态势如何维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
鉴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在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本文将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框架下，通过测算三元边际对两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探讨中俄两国对中亚国家出口增长路径并分析其决定因素。
二、文献回顾
无论从地缘战略还是经贸发展来说，中亚国家都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3 ]。尤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一度成为学术热点问题。相关文献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通过指数测算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 4-5 ]，其中部分研究以农产品贸易为偏重点[ 6-7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与中亚五国无论在农产品还是全产品领域的贸易结构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贸易潜力较大；二是通过描述统计分析我国与中亚各国双边及多边贸易乃至经贸合作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8-9 ]；三是通过引力模型分析我国与中亚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 10-11 ]。本文拟从出口增长路径视角进行中俄对中亚国家出口贸易的比较。
论及出口增长的源泉，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现有产品的出口增长（即集约边际）是出口扩张的唯一途径[ 12 ]。而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形成的“二元边际”分解，将宏观贸易总量分解为“广度”（即出口产品种类，广延边际）与“深度”（即出口产品额，集约边际），为探讨贸易增长提供了新思路。胡梅尔斯和克列诺（Hummels & Klenow）[ 13 ]则进一步将贸易的深度增长分解为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由此构建了贸易分解的三元框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对二元抑或三元边际的含义已基本达成共识，而边际分解的层面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产品层面的分解[ 14-15 ]，即“不同产品出口的增加”和“相同产品出口（数量及价格）的增加”；二是企业层面的分解[ 16-17 ]，即“已有企业出口的增加”和“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三是国家层面的分解[ 18 ]，即“国家间贸易关系加深”和“建立新的国家间贸易关系”。基于上述多层次、多角度的边际划分，也形成多种测度方法，应用较为广泛的有产品种类数量法、分解测度法、FI指数法、FR指数法和HK指数法[ 13，19-20 ]。
这些研究为探寻贸易增长路径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工具和方法。 三、中俄对哈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
考虑到产品分类过于粗略会影响分解的精度[ 21 ]，综合数据可得性，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2001—2018年细化至HS-6位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计算我国和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
1.中对哈出口产品种类趋于多样，与俄对哈出口多样性差距缩小。从广延边际来看，样本期间我国对哈出口广延边际明显提升。21世纪初期，我国向哈出口产品种类覆盖其进口种类的57.57%，至2018年该比值已增至84.22%，年均增长率为2.26%，说明我国对哈出口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出口多样性有所提升。而俄罗斯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一直在0.9以上，即其向哈出口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哈进口产品所有类别。2001年俄罗斯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为0.988 5，之后该值基本稳定在接近于1的水平，至2018年达到历年最高水平0.997 5。两国对比可见，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高于我国对哈出口的同期水平，我国对哈出口产品多样性仍低于俄对哈出口水平，但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有所缩小。
不同技术类型产品④的比较（表2）显示，中俄两国对哈出口的四大类产品的广延边际均呈增长态势，且我国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的广延边际增速均超过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中俄两国对哈出口产品中广延边际增速最快的品种分别为低技术型产品（2.58%）和高技术型产品（0.13%）。尽管我国对哈出口多样性得到快速发展，但俄罗斯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多样性水平均高于我国对哈出口水平，其中差距最大的为资源型产品，其他技术型产品出口多样性的差距已很小。典型部门产品比较（表3）显示，在中哈贸易较为密切的四个典型部门，即资本密集型机械电子类、资源密集型金属及制品类、技术密集型化学制品类、劳动密集型纺织服装类，我国对哈出口多样性均提升。至2018年，我国对哈纺织服装类产品出口的广延边际（0.987 1）略高于俄对哈出口水平（0.975 9），同时其他类产品的广延边际与俄罗斯水平也较接近，说明在主要部门产品上，中俄对哈出口多样性的差距已非常小。
2.中俄对哈出口产品数量一升一降，出口数量差距仍然明显。从数量边际变化（表1）来看，我国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从2001年的0.049 0波动增至2018年的0.211 1，年均增速达8.97%。而同期，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波动下降，从2001年0.507 8跌至2018年0.450 0。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一升一降的相反变化，使两国对哈出口产品数量差距有所缩减，但目前差距仍较为明显，俄对哈出口产品数量还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
我国对哈不同技术类型产品出口的数量边际都呈现快速增长，增速明显高于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高技术型产品数量边际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12.31%。但是我国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的数量边际仍低于俄对哈出口水平，其中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数量与俄差距最小。四个典型部门中，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均为一升一降，并且在机械电子类和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数量上已超过俄罗斯，而在金属及制品、化学制品类产品出口数量上仍处于劣势。
3.中俄对哈出口产品价格趋同，中对哈出口质量并未提升。从价格边际来看，俄对哈出口产品的价格边际先升后降，仅2012年超过1，到2018年为0.876 2。而我国对哈出口产品的价格边际先波动下降，至2009年达到最低值0.716 9，此后波动升至2018年的0.899 9，且价格边际一直小于1。尽管大多数年份我国对哈出口价格边际低于俄水平，但2018年后来居上，中俄对哈出口价格边际基本趋同，为哈进口均价的88%左右。结合数量边际的同期变化，样本期间中对哈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的同时，价格边际有所下降（年均增长率为-0.45%），根据胡梅尔斯和克列诺的质量提升界定⑤，“量增价减”的变化特征说明总体上我国对哈出口产品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俄对哈出口“量减价增”的整体特征也意味着俄对哈产品出口亦无质量优势。
除低、中技术型产品以外，我国对资源型、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边际水平均已高于俄，也高于哈从世界进口的平均价格，其中价格领先优势最明显的是高技术产品。结合数量边际变化，仅中对哈高技术型产品出口“量价齐增”，呈现出明显的质量优势，而俄对哈四大类产品出口均未表现出质量提升。四大典型部门产品中，中对哈机械电子类、金属及制品类的出口价格超过俄水平，但仍略低于哈进口平均价格。同时这两种典型部门产品的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均增加，中对哈出口质量有所提升。而俄对哈典型部门产品出口基本表现为“量价齐减”，出口质量劣势明显。
4.中俄对哈出口波动为数量主导型，产品种类和价格作用较小
从表4来看，2001—2018年期间，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的增长率为1.76%，主要依靠已有产品种类出口数量的增长，数量边际的贡献率高达82.78%。新產品种类增加也有所贡献（21.55%），而价格边际表现为负增长，意味着总体上我国对哈出口增长表现为牺牲价格的“以量取胜”增长模式，以此为推手实现了产品进入哈市场。同期，俄在哈市场份额下降也主要源于数量边际影响，贡献率高达111.83%，已有种类产品对哈出口数量减少显著，而出口产品种类扩张和出口价格上升对出口份额下跌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由于研究年份跨度较大和经济数据的非稳定性[ 22 ]，为考察上述结论稳健性，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两个重要时点将样本期间分为三个阶段，进一步考察分阶段中俄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贡献率。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哈出口的数量边际贡献率最高（86.53%），其次为广延边际，而价格边际的贡献率为负，此阶段我国对哈出口表现为牺牲价格的“以量取胜”。2008—2012年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哈市场份额增长放慢，以出口产品种类扩张、出口数量增加和出口价格提高应对冲击，此阶段数量边际贡献率仍最高，“量价齐增”带来产品出口质量有所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后，2014年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随后缓慢下降，导致2013—2018年间市场份额微幅下滑。此阶段，出口数量减少主导了出口份额下滑，而价格增长挽回了数量边际的部分负影响。俄在哈出口市场份额波动较小，仅在金融危机前小幅下滑，主导因素是数量边际，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缓解作用。金融危机后，俄在哈出口市场份额基本稳定，仅有微幅提升。2008—2012年间，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数量减少冲击，俄罗斯以提升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出口产品种类重拾在哈市场份额，其中价格边际的贡献率最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之后，俄对哈出口价格下滑，广延边际贡献率稳定，数量边际又成为稳定在哈市场份额的主导因素。综上可以看出，分阶段分析中，数量边际是我国对哈出口贸易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价格边际的作用有所提升，而俄对哈出口贸易变化在大多数阶段也以数量边际为主要驱动力，与前文总体分析结果较为一致。
四、中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已被一些学者用于三元边际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并且研究表明经济规模、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关税、对外直接投资、外部冲击等均是影响一国贸易三元边际的重要因素[ 22-27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容，结合中俄对哈出口贸易发展情况，构建如下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扩展引力模型：
4.贸易成本（FREEh，t）。贸易成本包括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一般情况下，可变贸易成本用双边地理距离来表示，本文研究对象为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在研究跨度内不随时间变化，因此不考虑可变贸易成本的影响。固定贸易成本主要受多边体制和双边协定中非关税壁垒、国内行政干预等的影响。借鉴钱学锋和熊平[28]的做法，以经济自由度指数⑦作为固定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得分与固定贸易成本成反比。采用相对经济自由度指数即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得分之比，并以ln（FREEh，t+1）形式进入模型。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年度报告。
5.外商直接投资（FDIh，t）。为反映中国（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情况，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用中国（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总流入量衡量，以ln（FDIh，t+1）形式进入模型。数据来源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网站。
6.双边汇率（EXCHANGEh，t）。为中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货币的实际兑换比率，借鉴魏浩和郭也[ 24 ]的做法，用GDP平减指数对官方汇率进行处理，得到实际双边汇率。计算公式为：
（三）计量结果
运用F检验、LSDV法和豪斯曼（Hausman）检验对模型类别进行识别[ 29 ]，检验结果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据其做进一步分析。
表5中第（1）至第（3）列显示了中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因素决定，可见各因素对三元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经济规模（GDP）仅对中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每增加1%，中对哈出口产品广度将会提高0.436%，中国GDP的相对提高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进步，就会促使生产产品种类得到一定程度创新，同时产生超额供给用于出口，从而对哈出口产品的种类增加。贸易成本（FREE）对数量边际有显著正影响（0.755），对价格边际有显著负影响（-1.541），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越高，即相对固定贸易成本越小，进行贸易的阻力就越小，那么中对哈出口的数量就越大，而同时由于贸易成本小和市场开放带来竞争激烈，对哈出口价格就越低。进一步比较系数大小，贸易成本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更强，即相较出口数量，中对哈产品出口价格对贸易成本更敏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负影响，系数达到-0.039，但对出口产品数量和价格的影响不显著。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主要在能源、电信、农副产品加工、皮革加工等行业，这些外商进入哈市场增加了竞争压力，哈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减少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广度依赖。双边汇率（EXCHANGE）对广延边际和数量边际均有显著正影響，但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人民币相对哈萨克斯坦坚戈实际汇率的增加，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坚戈相对人民币升值时中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数量均增加，但并不会带来价格提升。所以，经济规模和双边汇率会促进中对哈广延边际，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广延边际；贸易成本和双边汇率会促进中对哈数量边际，但会降低价格边际，促使中国通过“高量低价”或“低量高价”的出口方式获利。 俄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作用如表5第（4）至第（6）列所示，经济规模（GDP）、贸易成本（FREE）仅对俄对哈出口的广延边际有显著负影响，俄对哈出口产品种类一直基本覆盖了哈进口产品的所有类别，广延边际受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影响有限，更多受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影响。当俄罗斯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下降时，即哈萨克斯坦相对经济规模较高时，国内消费能力增强，对多样性产品的进口需求提高，从而促使俄对哈出口种类增多。俄罗斯相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越低，即哈市场越开放，俄多样性产品进入哈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对广延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均为正且显著，对数量边际为显著负影响。俄外商或外资企业进入哈市场，会带来新的产品，增加出口产品广度。同时，通过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出口结构，出口价格水平也相应提升。但最终贸易促进效应不敌替代效应，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系数值大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价格边际的影响最明显，对广延边际的影响最小。
进一步比较中俄两国对哈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各因素是否作用和作用方向的差异较大。经济规模（GDP）均对广延边际产生显著影响，但方向不同。中国相对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的提升将增加中对哈出口广度，而哈萨克斯坦相对俄罗斯经济规模的提升将增加俄对哈出口广度，并且经济规模对中国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贸易成本（FREE）同时对中对哈出口数量边际产生正影响、对价格边际产生负影响，仅对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产生负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小。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俄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均有显著影响，俄对哈直接投资增加将促进俄对哈出口“增类提价减量”，但僅对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有负影响，并且作用程度强于对俄罗斯的影响。双边汇率（EXCHANGE）仅对中对哈出口的三元边际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数据获取原因研究年份有限，且研究关注为中（俄）对哈的双边贸易，个体样本仅为16个产品部门，使得所用面板数据样本量较小（288）。同时，虽然相较混合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使用的固定效应模型稳健性最高，但显著性最差。导致回归显著性受到一定影响，个别因素如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未验证，有待后续开展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2001—2018年HS-6位贸易数据，测算比较了中俄两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并探寻了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一直接近于1，而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虽然明显提升，但出口产品多样性水平仍低于俄。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汇率影响中对哈出口广延边际，俄对哈出口广延边际受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对中俄广延边际的影响方向不同，且对中国广延边际的影响大于俄罗斯。
第二，中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快速增长，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虽下降，但仍远高于我国水平。中俄对哈出口产品价格边际基本趋同，低于哈从世界进口均价，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综合数量和价格边际变化，中对哈出口呈现“量增价减”的整体特征，出口产品质量未明显提升。但中对哈高技术型产品表现为“量价齐增”的出口质量优势，且价格领先优势最明显，同时中对哈机械电子类、金属及制品类的典型部门产品出口质量也提升，而俄对哈产品出口均未表现出质量提升。影响中俄对哈出口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因素不同，贸易成本（FREE）和双边汇率（EXCHANGE）显著影响中对哈出口，俄对哈出口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方向不同，且对前者影响强度大于后者。
第三，中俄对哈出口贸易波动均表现为数量主导型，划分时间阶段分析也验证数量边际是中俄对哈出口贸易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且多阶段量价反向变动，但中对哈出口的价格边际作用有所提升。
基于以上结论，2001年以来，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增长表现为“数量主导型”，同时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出口价格有所下滑。但与俄罗斯相比，我国对哈出口广度和出口数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不仅需要出口产品数量增长，而且应该丰富对哈出口产品种类。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下，可通过推进我国相对经济自由度提升、减少贸易固定成本、人民币相对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来实现。其中，人民币适度贬值能够带来双重效果。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以来，由于出口数量边际下降，我国出口在哈市场份额微幅下滑，而俄市场份额继续微幅提升。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迅速恢复对哈出口数量，扩大出口在哈市场份额成为当务之急。利用提高我国经济自由度和适度人民币贬值使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数量边际提升的同时，会造成出口价格边际更大幅度下降。自2015年始，我国就提出要大力推动外贸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经贸强国。通过“高量低价”方式扩大我国在哈市场份额，并不符合贸易高质量发展目标，所以在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价格低于其进口平均价格现状下，应探寻如何实现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量价齐增”的质量提升。这需要灵活运用经济自由度、双边汇率等工具，同时应注重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加强数量边际大且增速快和价格优势明显且保持增长的高技术型产品出口，深化价格边际提升且附加值较高的机械电子类等典型优势产品出口。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价格边际的提升也将会超越俄罗斯对哈出口水平，促使相对俄罗斯出口的价格优势形成。
注释：
①中亚指亚洲中部地区，狭义上的中亚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五国。
②该方法采用的权重为每种产品在全世界向目的国j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而非在出口国h出口中所占份额，这样避免了出现由h国的出口份额单方面决定某种出口产品的权重，缺点是可能存在h国极少量的出口集中在目的国大量进口的类别，而导致多样性被高估[ 12 ]。 ③为了计算h国对j国出口的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我们实际上需要采用j国的进口数据。
④根据拉尔（Lall）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进行分类，该分类标准是建立在SITCRev2三分位数据基础之上的，而本文所用数据是HS92六分位数据，因此先按照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BACI数据提供的产品代码转变标准HS92六分位数据为SITCRev2三分位数据，再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分类。
⑤Hummels和Klenow认为质量提升表现为价格因素和数量因素的同时扩张。
⑥主要包括动物、蔬菜、食品、矿产、石油、化学制品、塑料或橡胶、生皮、木制品、纺织服装、鞋、石头和玻璃、金属制品、机电、交通、杂项。
⑦该分值为涵盖商务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知识产权和腐败等9个方面的总体得分，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参考文献：
[1]段秀芳.中亚国家市场潜力分析——以我国新疆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7（8）：48-54.
[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5.
[3]凌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及建议[J].国际观察，2010（5）：17-22.
[4]杨立卓，刘雪娇，余稳策.“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5（11）：94-103.
[5]高新才，王一婕.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2）：14-20.
[6]李婷，李豫新.中國与中亚5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53-62.
[7]孟高飞.“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中亚5国蔬菜类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J].世界农业，2018（3）：106-113.
[8]保建云.中国与中亚五国进出口中贸易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7）：40-46.
[9]陈俭，布娲鹣·阿布拉，陈彤.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模式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4）：78-89.
[10]袁洲，何伦志.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贸易关系分析与中国应对——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41-50.
[11]洪秋妹.“一带一路”背景下农产品贸易实证研究——以中国与中亚五国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7）：108-113.
[12]田聪颖，肖海峰.FTA背景下中韩双边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特征及前景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8（4）：97-109.
[13]HUMMELS D，KLENOW P J.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3）：704-723.
[14]LORZ O，WREDE M.Trade and variety in a model of en dogenou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J].SSRN electronic jour nal，2009，9（1）：145-174.
[15]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9（4）：1 311-1 330.
[16]FELBERMAYR G，KOHLER W.Exploring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world trade[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6，142（4）：642-674.
[17]杨连星，张杰，金群.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J].国际贸易问题，2015（4）：95-105.
[18]黄先海，周俊子.中国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及其结构优化[J].管理世界，2011（10）：20-31.
[19]FEENSTRA R C.New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measure 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157-177.
[20]FUNKE M，RUHWEDEL R.Product variety and 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OECD countries[J].IMF Economic review，2001，48（2）：225-242.
[21]BLONIGEN B A，SODERBERY A.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foreign product variety with an accurate variety s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82（2）：168-180.
[22]丁存振，肖海峰.中美双边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测度及关税效应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9（3）：118-130.
[23]COUGHLIN C C.Extensive and intensive trade margins：a state-by-state view[Z].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s No 2012-002，2012. [24]魏浩，郭也.中国进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2）：37-49.
[25]赵金鑫，潘彪，田志宏.价差驱动还是刚性需求：中国饲料粮进口激增的动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9（5）：98-109.
[26]高越，任永磊，冯志艳.贸易便利化与FDI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影响[J].经济经纬，2014（6）：52-57.
[27]张瑛，赵露.中国对美国水产品出口边际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55（6）：56-68.
[28]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0（1）：65-79.
[29]连玉君，王闻达，叶汝财.Hausman检验统计量有效性的Monte Carlo模拟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4，33（5）：830-841.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s and Russia’s Export Growth to Central Asia Countries unde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ree Margins Decomposition and Gravity Model WANG Bei-bei1and LIU Chun-peng2
（1.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101149，China；2.Zhengzhou Commodity Exchange，Zhengzhou，Henan450018，China）
Abstract：Using HS 6-digit trade data from 2001 to 2018，the authors decompose and compare the three margins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of China’s and Russia’s export growth to Kazakhstan，which is taken as an example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then they establish a gravity model to inspe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hree margi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Judging from the changes of three marginal change，the extensive and quantity margin of China’s export to Kazakhstan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however still remained less than Russia’s. The two countries’export price had come up to convergence，far below the average of Kazakhstan’s import price from the worl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China’s exports to Kazakhstan was“increase in quantity and decrease in price”，reflecting that the export products’quality had not been improved. Judging from the contribution rate，the growing quantity of existed export i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both countries’export growth path，but the price margin of China’s export to Kazakhstan had been increased. In the regression，economic scale，trade cos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bilateral exchange rate we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hree margins of China’s and Russia’s exports growth to Kazakhstan，but whether they play a role and the direction of action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order to narrow the gap with Russia，we should not only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export products，but also enrich the varieties in the future. Meanwhile，consider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 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economic freedom，bilateral exchange rate and other tools should be used flexibly，an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products，especially strengthening the export of hightech，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Key words：Russia；Central Asia countries；Kazakhstan；export；three margins
收稿日期：2019-11-15
基金項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计划一般项目“‘一带一路’物流绩效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SM20181003700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商户忠诚度视角下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疏解研究”（17YJC037）；北京物资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投资贸易便利化及中国贸易效率提升路径研究”（2017XJQN02）
作者简介：王贝贝（1989—），女，安徽省蚌埠市人，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经济和农产品贸易；刘春鹏（1991—），男，黑龙江省肇东市人，郑州商品交易所职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品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