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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8月，红六军团主力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奉中央军委命令离开湘赣苏区进行长征。不久，湘赣苏区基本上被白军占领，只剩下江西安福西北的武功山和遂川、万安、泰和、牛田等小块地方。统属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领导的红一、二、三、四、五等5个独立团奉令留下坚持湘赣边的敌后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保卫苏区，保持革命阵地并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刘培善是湖南茶陵人，当时任湘赣独立三团政委，陈洪时是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后来叛变投敌充当蒋介石的“招抚员”。在以武功山为依托开展的游击战争中，刘培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顾全大局，敢于斗争，3次与陈洪时抗争，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胆略和气魄。
第一次：反对陈洪时将独立三团移至湘南
红六军团主力长征后，留在湘赣一带的红军5个独立团的兵力总共只有3000人，而敌人纠集6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还有外逃还乡的豪绅恶霸的民团武装，以10倍于留守苏区红军的优势兵力，向湘赣边分割“清剿”，妄图困死苏区红军。这些反动武装在苏区四周形成了包围圈，从四面八方向红军游击队扑来，疯狂叫嚣：“清洗匪区，人要换种，房要过火，石要过刀。”一时间，腥风血雨，苏区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当时，这支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游击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到哪里游击？在哪里立足、扎根、坚持发展？独立三团政委刘培善审时度势，主张以武功山为依托，坚持湘赣边游击战争。他认为，这里是老苏区，党的力量强，群众基础好，山高地方广，迂回范围大，又是十县交界处，便于向四面发展。独立三团曾活动于武功山一带。
可是，在湘赣省委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陈洪时却决定独立三团转移到湘南去。刘培善坚决反对这个错误决定。他据理力争，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比较湘赣两省的条件，阐明留赣去湘的利弊，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吃够了一味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苦头，你们现在还搞那一套！敌人的兵力那么多，我们的兵力这么少，只能平时分散游击，相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现在省委机关和兄弟团到湖南去，我们团再远征冒进到那里去，大家挤到一块，正好让敌人先集中兵力吃掉我们，然后再集中更多的兵力去追击长征的红军。这样的决定究竟对谁有利？孰吉孰凶，你们考虑了没有？”铿锵有力的一席话，使大家茅塞顿开。
但是，陈洪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在军事指挥上，冒险盲动，不顾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继续采用大部队集中行动的方式，对刘培善的意见充耳不闻。刘培善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服从组织决定，带领部队翻山越岭，长途行军，往湘南转移。结果正如刘培善所料，当部队行进至湘南时，就遭到敌人重兵包围。刘培善带领全团干部战士英勇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有100余人突出重围，历尽千辛万苦，重返武功山。
第二次：强烈抵制陈洪时对自己的错误处理
在武功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由于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全面封锁，部队经常买不到粮食。刘培善便发动大家挖野菜充饥，有时连野菜也找不到，只好忍饥挨饿，甚至用树叶、牛食充饥，经常过着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的“野人生活”。严寒、饥饿、疾病和敌人的疯狂进攻，严重地威胁着大家的生存，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壮烈牺牲，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保卫局长先后投敌叛变。
1935年2月，湘赣苏区同中央联络的唯一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毁了，从此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军区只得把武功山所有能作战的800人组织起来，前往宁冈、茶陵、永新三县交界地带活动，一面打击敌人，一面筹款筹粮。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担任湘赣省委挺进队政委的刘培善，仍然沉着坚定，无所畏惧，与谭余保、段焕竞等同志一道，率部坚持游击战争，遇过许多紧急情况，都转危为安，甚至反败为胜。
有一次，红三团在路口与敌人的一个加强保安团遭遇。刘培善政委与刘启明团长沉着指挥，全团英勇作战，终于歼灭了敌保安团。敌人调来一个师进行反扑，三团便主动撤至钱山，居高临下，奋力抵抗了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傍晚，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刘启明身旁，刘启明当场牺牲。刘培善悲切沉痛地脱下自己的军衣给刘启明穿上，换下刘启明的血衣保存起来，作为教育部队的证物。鉴于部队子弹已经打完，刘培善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脱离险境。
这两仗，第一仗取得胜利，第二仗被迫撤退。但陈洪时不顾客观事实，硬要追究刘培善的责任，逼他作检讨，并准备撤销其职务，调离三团。刘培善在军区会议上，不避个人得失之嫌，实事求是地申述自己的意见：“刘启明牺牲，我们感到悲痛，但钱山一仗没有获胜有其客观因素：一是我们团只有四五百人，路口战斗中减员后又来不及补充，而敌人调来一个师进行疯狂反扑，兵力占绝对优势。二是我们的武器弹药有限，唯有的两支马克沁重机枪打了一个多小时就要用水冷却，我们为了下山搞水，还先后牺牲了十几个同志。三是我们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他停了片刻，接着说：“我是团政委，应该把每一仗指挥好，但我不同意打了败仗就撤职的做法，何况这一仗并不能说是败仗哩。谁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呢？事实上的常胜将军是没有的呀！”会场上空气异常紧张，最后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三团打了那么多胜仗，那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全团指战员英勇战斗的结果。这次钱山战斗即使是个败仗，也该具体分析原因。我个人得失事小，党的干部政策事大，不分青红皂白撤一个干部的职，这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
他义正词严的发言，博得大多数同志的拥护，最后湘赣省委没有撤刘培善的职。
第三次：当面驳斥陈洪时叛变投敌的图谋
在严酷的斗争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有的脱离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尤其是作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陈洪时也散播出悲观的论调，欲叛变投敌。对此，刘培善挺身而出，向错误言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6月的一天，陈洪时叫刘培善带着部队跟他走，并威胁说：“挺进队是省委指挥的部队，敌人要向这里‘围剿’，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转移到敌人包围圈的外面去，那里的目标小，便于群众接近。虽然离敌人据点近，但敌人不太注意。”刘培善当场揭穿了他企图投敌的阴谋，严肃地说：“省委机关加上部队的人员，目标够大了，山小有情况不好转移，到新的地区群众基础差，你这样做不是叫我们去送死吗？”陈洪时听他这么一驳斥，便大发雷霆：“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不去，就把枪拿下来。”这时，早已等候在一旁的五六个战士一下子把刘培善围起来，他们把枪推上子弹对准刘培善，要下刘培善的枪。
刘培善威武不屈，正气浩然，一气之下把枪掏出来，对准陈洪时大声喝道：“我刘培善头可断，血可流，活着是革命的人，死了是革命的鬼，你叫我跟你去投敌，做反革命，绝对办不到。”接着他环视一下周围的战士，高声喊道：“不愿当反革命的，坚决革命到底的同志跟我来！”陈洪时被震慑了，顿时目瞪口呆，原来要下刘培善枪的战士被他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所折服，有4个人跟着刘培善走了。
不久，陈洪时带着老婆、秘书、译电员等12人到萍乡投敌，后来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招抚专员”，成了可耻的叛徒。
陈洪时叛变后，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斗争形势也越来越复杂，湘赣苏区3000余人的队伍剩下不到1000人。在此严重时刻，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于1935年7月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棋盘山会议，成立了中共湘赣边临时省委、军事委员会和游击队司令部，下辖3个大队。刘培善当选为省委常委，后任游击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一大队政委，非常信赖新的省委，坚决执行省委决议和命令，为开创湘赣边游击战争新局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第一次：反对陈洪时将独立三团移至湘南
红六军团主力长征后，留在湘赣一带的红军5个独立团的兵力总共只有3000人，而敌人纠集6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还有外逃还乡的豪绅恶霸的民团武装，以10倍于留守苏区红军的优势兵力，向湘赣边分割“清剿”，妄图困死苏区红军。这些反动武装在苏区四周形成了包围圈，从四面八方向红军游击队扑来，疯狂叫嚣：“清洗匪区，人要换种，房要过火，石要过刀。”一时间，腥风血雨，苏区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当时，这支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游击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到哪里游击？在哪里立足、扎根、坚持发展？独立三团政委刘培善审时度势，主张以武功山为依托，坚持湘赣边游击战争。他认为，这里是老苏区，党的力量强，群众基础好，山高地方广，迂回范围大，又是十县交界处，便于向四面发展。独立三团曾活动于武功山一带。
可是，在湘赣省委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陈洪时却决定独立三团转移到湘南去。刘培善坚决反对这个错误决定。他据理力争，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比较湘赣两省的条件，阐明留赣去湘的利弊，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吃够了一味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苦头，你们现在还搞那一套！敌人的兵力那么多，我们的兵力这么少，只能平时分散游击，相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现在省委机关和兄弟团到湖南去，我们团再远征冒进到那里去，大家挤到一块，正好让敌人先集中兵力吃掉我们，然后再集中更多的兵力去追击长征的红军。这样的决定究竟对谁有利？孰吉孰凶，你们考虑了没有？”铿锵有力的一席话，使大家茅塞顿开。
但是，陈洪时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在军事指挥上，冒险盲动，不顾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继续采用大部队集中行动的方式，对刘培善的意见充耳不闻。刘培善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服从组织决定，带领部队翻山越岭，长途行军，往湘南转移。结果正如刘培善所料，当部队行进至湘南时，就遭到敌人重兵包围。刘培善带领全团干部战士英勇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有100余人突出重围，历尽千辛万苦，重返武功山。
第二次：强烈抵制陈洪时对自己的错误处理
在武功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由于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全面封锁，部队经常买不到粮食。刘培善便发动大家挖野菜充饥，有时连野菜也找不到，只好忍饥挨饿，甚至用树叶、牛食充饥，经常过着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的“野人生活”。严寒、饥饿、疾病和敌人的疯狂进攻，严重地威胁着大家的生存，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壮烈牺牲，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保卫局长先后投敌叛变。
1935年2月，湘赣苏区同中央联络的唯一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毁了，从此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军区只得把武功山所有能作战的800人组织起来，前往宁冈、茶陵、永新三县交界地带活动，一面打击敌人，一面筹款筹粮。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担任湘赣省委挺进队政委的刘培善，仍然沉着坚定，无所畏惧，与谭余保、段焕竞等同志一道，率部坚持游击战争，遇过许多紧急情况，都转危为安，甚至反败为胜。
有一次，红三团在路口与敌人的一个加强保安团遭遇。刘培善政委与刘启明团长沉着指挥，全团英勇作战，终于歼灭了敌保安团。敌人调来一个师进行反扑，三团便主动撤至钱山，居高临下，奋力抵抗了一天，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傍晚，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刘启明身旁，刘启明当场牺牲。刘培善悲切沉痛地脱下自己的军衣给刘启明穿上，换下刘启明的血衣保存起来，作为教育部队的证物。鉴于部队子弹已经打完，刘培善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脱离险境。
这两仗，第一仗取得胜利，第二仗被迫撤退。但陈洪时不顾客观事实，硬要追究刘培善的责任，逼他作检讨，并准备撤销其职务，调离三团。刘培善在军区会议上，不避个人得失之嫌，实事求是地申述自己的意见：“刘启明牺牲，我们感到悲痛，但钱山一仗没有获胜有其客观因素：一是我们团只有四五百人，路口战斗中减员后又来不及补充，而敌人调来一个师进行疯狂反扑，兵力占绝对优势。二是我们的武器弹药有限，唯有的两支马克沁重机枪打了一个多小时就要用水冷却，我们为了下山搞水，还先后牺牲了十几个同志。三是我们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他停了片刻，接着说：“我是团政委，应该把每一仗指挥好，但我不同意打了败仗就撤职的做法，何况这一仗并不能说是败仗哩。谁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呢？事实上的常胜将军是没有的呀！”会场上空气异常紧张，最后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三团打了那么多胜仗，那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全团指战员英勇战斗的结果。这次钱山战斗即使是个败仗，也该具体分析原因。我个人得失事小，党的干部政策事大，不分青红皂白撤一个干部的职，这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
他义正词严的发言，博得大多数同志的拥护，最后湘赣省委没有撤刘培善的职。
第三次：当面驳斥陈洪时叛变投敌的图谋
在严酷的斗争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有的脱离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尤其是作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陈洪时也散播出悲观的论调，欲叛变投敌。对此，刘培善挺身而出，向错误言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5年6月的一天，陈洪时叫刘培善带着部队跟他走，并威胁说：“挺进队是省委指挥的部队，敌人要向这里‘围剿’，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转移到敌人包围圈的外面去，那里的目标小，便于群众接近。虽然离敌人据点近，但敌人不太注意。”刘培善当场揭穿了他企图投敌的阴谋，严肃地说：“省委机关加上部队的人员，目标够大了，山小有情况不好转移，到新的地区群众基础差，你这样做不是叫我们去送死吗？”陈洪时听他这么一驳斥，便大发雷霆：“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不去，就把枪拿下来。”这时，早已等候在一旁的五六个战士一下子把刘培善围起来，他们把枪推上子弹对准刘培善，要下刘培善的枪。
刘培善威武不屈，正气浩然，一气之下把枪掏出来，对准陈洪时大声喝道：“我刘培善头可断，血可流，活着是革命的人，死了是革命的鬼，你叫我跟你去投敌，做反革命，绝对办不到。”接着他环视一下周围的战士，高声喊道：“不愿当反革命的，坚决革命到底的同志跟我来！”陈洪时被震慑了，顿时目瞪口呆，原来要下刘培善枪的战士被他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所折服，有4个人跟着刘培善走了。
不久，陈洪时带着老婆、秘书、译电员等12人到萍乡投敌，后来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招抚专员”，成了可耻的叛徒。
陈洪时叛变后，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斗争形势也越来越复杂，湘赣苏区3000余人的队伍剩下不到1000人。在此严重时刻，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于1935年7月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棋盘山会议，成立了中共湘赣边临时省委、军事委员会和游击队司令部，下辖3个大队。刘培善当选为省委常委，后任游击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一大队政委，非常信赖新的省委，坚决执行省委决议和命令，为开创湘赣边游击战争新局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