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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亦庄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活工作，走在路上经常会经过博大公园。一棵挂了“树木激活液”打着吊针的病树引起我注意，它那不太好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从春天到夏天，营养液断断续续补充着。这是一种中国土生土长叫“悬铃木”的树种，喜光，喜温暖湿润的气候，颇耐寒，在湿地及干旱地均能生长。因为时不时会光顾，甚至有把它人格化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人，遇小恙挂点水就能好起来。
这事让我想起延安中央大礼堂外的两棵柳树和一排松树的故事——有名的“松柳之喻”。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用松树和柳树作了如下比喻：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今年春节前夕，在陕西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在瞻仰中央大礼堂时，他特别谈到了柳树和松树的寓意，指出，柳树精神和松树精神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克服艰难困苦，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前不久到浙江省调研，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强调指出：要有“啄木鸟”精神，治病树、拔烂树，保护森林。坚决惩治极少数党内腐败分子，惩最终还是为了治。在严格执纪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党的一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当然，现实中对病树进行救治的真事不少，北京12345政府热线就有市民来电反映身边的古树生长不良或遭到人为破坏。西城区前英子胡同一号院，有一棵上500年的古槐树，高超过10米，直径超过1米。然而树干上有一个半米来高的大洞，洞内几乎都空了。据园林工作人员说，雨季来临后，树上一根粗壮的树杈断了，树上的洞也是那时留下的。解决的办法是清理树洞内的残留物，并喷洒消毒液。然后，利用聚氨酯，对破损的树洞进行填充;最后可能要用其他树木的新鲜树皮，给古树来一个“植皮手术”。这是个案，而在西城区50.7平方公里范围内，生长着3253棵古树名木。去年北京市开展的绿化资源普查，使用的是卫星遥感技术，在定位时产生一定偏差。西城区委托测绘部门，用平板测试仪精确绘制出所有古树的位置图。不过树的问题处理起来还有麻烦，要确定产权，其中长在街巷胡同平房院子里的古树，得找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协调;长在单位宿舍、小区里的古树，得找物业处置。目前，北京市有4万多棵古树，要处理的病树有多少，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还真难说清楚，总之是一个大工程、持久战。
说持久战，就想起毛主席的历史名著《论持久战》。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美国著名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记录了一段关于《论持久战》的写作状况：他几天没睡，只吃了一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松弛手指。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他桀骜不驯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泽东的体重减轻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想一鼓作气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然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字的论文。
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集全党智慧的《论持久战》发表，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必须经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它是中国历史的几个最关键的节点之一。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论持久战》也被印刷发行，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把其中的精神内涵归结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再说说卢沟桥和宛平城。
卢沟桥位于京西南的永定河上，历史上的永定河水量较大，加上地处平原，经过大同、阳原、怀来带来灰黑色的淤泥，因为水质混浊被称为浑河、小黑河。在辽金时期，北方人称“卢”为黑，所以这条河又被叫作“卢沟”。金朝在北京建立金中都后，为解决洪水泛滥，保证南北畅通，于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开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完工，前后历时三年。开始正式名称是广利桥，意为“广而得利之桥”，虽然这个名字是皇帝钦赐，但老百姓和往来客商更习惯称其为卢沟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寇全面侵华的开始，驻守在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二十九军官兵，在日军的挑衅和攻击下，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宛平城是明王朝为保卫帝京，防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攻，由御马监太监武俊于崇祯十年（1637年）修建，成为两开门设兵防守的卫城，称“拱极”城。它的东门叫“顺治门”，西门叫“永昌门”，城东西640米，南北320米，城池总面积逾20公顷。民间称宛平城为“蝎子城”，因为这座城为长方形，正好像蝎子的肚子;城东门外左右两边有两口井，像蝎子的眼睛;城西门外斜着的卢沟桥，就像蝎子的尾巴。清朝时，宛平城兵营称拱极营，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卢沟桥祭炮活动，后来城内设有西路捕盗同知和巡检司，再后来又有游击营驻防。清代后期，逐步打破单一军营的格局，相继有了酒肆、茶楼、寺庙。
我进家族的祠堂，知道先祖曾经有人做过宛平县的知县，因此每次到2004年复建的宛平县衙就有几分激动，其实是孤陋寡闻了。过去的宛平县衙是在顺天府积庆坊，民国十七年（1928年）才迁移到宛平城内，并将河路厅、龙王庙等房屋作为县政府机关办公用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又建了60多间新的办公用房。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一位乡贤王冷斋，因为他1935年开始就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出生于福建福州仓山城门乡石步村，14岁那年考入福建陆军小学堂，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二期，他的同学有李宗仁、白崇禧等。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畔中国守军防区内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借口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中方拒绝。王冷斋作为县长出城和日军谈判的过程中，职业军人的特性使他敏锐地发现小日本说找士兵只是借口，事情没那么简单，而是日军已经开始大规模调动部队了。7月8日，在王冷斋谈判结束返回县城不久，日军就开始炮击宛平城，他提前几分钟撤出县署，才幸免于难。被炮轰后，他不惧生死，将桌子搬到院中继续办公。这个时候，周边的平汉线铁路桥、龙王庙等军事要地都受到日军进攻，大小战斗不断，形势对我方非常不利。好在这一天晚上，赫赫有名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成功，重创日军。到了7月10日，王冷斋又奉命去北平参加中日联席会议，可日本人谈判是假，拖延时间是真，日军正紧急从各地调派兵力向宛平集结。在达到目的后，谈判的日方代表竟中途开溜了。王冷斋此后也进入中国守军指挥所，参与组织抵抗日军的行动。
从7月7日夜事变发生，到7月10日谈判破裂，短短三天时间，王冷斋以一个小小的县长职务，在历史的大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还是个有心人，在战火纷飞的间隙，在被日军焚毁破坏的卢沟桥边、宛平城内外、县衙前留影，这些后来都成为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日本战犯的有力证据。据说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庭审中，曾经担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竟然诬陷是中国军队先发起战斗，王冷斋以时任宛平县最高军政长官的身份，再次临危受命，赶赴东京出庭作证。他当年留下的珍贵历史图片和《卢沟桥事变始记》《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五十首》等文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由此成为东京审判的“王牌证人”。解放后，王冷斋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史馆馆员，北京市文史馆第一任副馆长，1960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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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让我想起延安中央大礼堂外的两棵柳树和一排松树的故事——有名的“松柳之喻”。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用松树和柳树作了如下比喻：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今年春节前夕，在陕西考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在瞻仰中央大礼堂时，他特别谈到了柳树和松树的寓意，指出，柳树精神和松树精神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克服艰难困苦，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前不久到浙江省调研，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强调指出：要有“啄木鸟”精神，治病树、拔烂树，保护森林。坚决惩治极少数党内腐败分子，惩最终还是为了治。在严格执纪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党的一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当然，现实中对病树进行救治的真事不少，北京12345政府热线就有市民来电反映身边的古树生长不良或遭到人为破坏。西城区前英子胡同一号院，有一棵上500年的古槐树，高超过10米，直径超过1米。然而树干上有一个半米来高的大洞，洞内几乎都空了。据园林工作人员说，雨季来临后，树上一根粗壮的树杈断了，树上的洞也是那时留下的。解决的办法是清理树洞内的残留物，并喷洒消毒液。然后，利用聚氨酯，对破损的树洞进行填充;最后可能要用其他树木的新鲜树皮，给古树来一个“植皮手术”。这是个案，而在西城区50.7平方公里范围内，生长着3253棵古树名木。去年北京市开展的绿化资源普查，使用的是卫星遥感技术，在定位时产生一定偏差。西城区委托测绘部门，用平板测试仪精确绘制出所有古树的位置图。不过树的问题处理起来还有麻烦，要确定产权，其中长在街巷胡同平房院子里的古树，得找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协调;长在单位宿舍、小区里的古树，得找物业处置。目前，北京市有4万多棵古树，要处理的病树有多少，需要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还真难说清楚，总之是一个大工程、持久战。
说持久战，就想起毛主席的历史名著《论持久战》。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美国著名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记录了一段关于《论持久战》的写作状况：他几天没睡，只吃了一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松弛手指。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他桀骜不驯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泽东的体重减轻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想一鼓作气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然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字的论文。
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集全党智慧的《论持久战》发表，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必须经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它是中国历史的几个最关键的节点之一。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论持久战》也被印刷发行，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把其中的精神内涵归结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再说说卢沟桥和宛平城。
卢沟桥位于京西南的永定河上，历史上的永定河水量较大，加上地处平原，经过大同、阳原、怀来带来灰黑色的淤泥，因为水质混浊被称为浑河、小黑河。在辽金时期，北方人称“卢”为黑，所以这条河又被叫作“卢沟”。金朝在北京建立金中都后，为解决洪水泛滥，保证南北畅通，于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开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完工，前后历时三年。开始正式名称是广利桥，意为“广而得利之桥”，虽然这个名字是皇帝钦赐，但老百姓和往来客商更习惯称其为卢沟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寇全面侵华的开始，驻守在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二十九军官兵，在日军的挑衅和攻击下，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宛平城是明王朝为保卫帝京，防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攻，由御马监太监武俊于崇祯十年（1637年）修建，成为两开门设兵防守的卫城，称“拱极”城。它的东门叫“顺治门”，西门叫“永昌门”，城东西640米，南北320米，城池总面积逾20公顷。民间称宛平城为“蝎子城”，因为这座城为长方形，正好像蝎子的肚子;城东门外左右两边有两口井，像蝎子的眼睛;城西门外斜着的卢沟桥，就像蝎子的尾巴。清朝时，宛平城兵营称拱极营，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卢沟桥祭炮活动，后来城内设有西路捕盗同知和巡检司，再后来又有游击营驻防。清代后期，逐步打破单一军营的格局，相继有了酒肆、茶楼、寺庙。
我进家族的祠堂，知道先祖曾经有人做过宛平县的知县，因此每次到2004年复建的宛平县衙就有几分激动，其实是孤陋寡闻了。过去的宛平县衙是在顺天府积庆坊，民国十七年（1928年）才迁移到宛平城内，并将河路厅、龙王庙等房屋作为县政府机关办公用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又建了60多间新的办公用房。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一位乡贤王冷斋，因为他1935年开始就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出生于福建福州仓山城门乡石步村，14岁那年考入福建陆军小学堂，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二期，他的同学有李宗仁、白崇禧等。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畔中国守军防区内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借口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中方拒绝。王冷斋作为县长出城和日军谈判的过程中，职业军人的特性使他敏锐地发现小日本说找士兵只是借口，事情没那么简单，而是日军已经开始大规模调动部队了。7月8日，在王冷斋谈判结束返回县城不久，日军就开始炮击宛平城，他提前几分钟撤出县署，才幸免于难。被炮轰后，他不惧生死，将桌子搬到院中继续办公。这个时候，周边的平汉线铁路桥、龙王庙等军事要地都受到日军进攻，大小战斗不断，形势对我方非常不利。好在这一天晚上，赫赫有名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成功，重创日军。到了7月10日，王冷斋又奉命去北平参加中日联席会议，可日本人谈判是假，拖延时间是真，日军正紧急从各地调派兵力向宛平集结。在达到目的后，谈判的日方代表竟中途开溜了。王冷斋此后也进入中国守军指挥所，参与组织抵抗日军的行动。
从7月7日夜事变发生，到7月10日谈判破裂，短短三天时间，王冷斋以一个小小的县长职务，在历史的大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还是个有心人，在战火纷飞的间隙，在被日军焚毁破坏的卢沟桥边、宛平城内外、县衙前留影，这些后来都成为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日本战犯的有力证据。据说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庭审中，曾经担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竟然诬陷是中国军队先发起战斗，王冷斋以时任宛平县最高军政长官的身份，再次临危受命，赶赴东京出庭作证。他当年留下的珍贵历史图片和《卢沟桥事变始记》《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五十首》等文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由此成为东京审判的“王牌证人”。解放后，王冷斋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史馆馆员，北京市文史馆第一任副馆长，1960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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