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无法目睹过去，也无法目睹未来，当下定义了我们的存在，而那些伟大的诗人总是能将当下转换为一种面向永恒的努力
　　初唐诗歌是与新王朝相称的，围绕在唐太宗周围的台阁馆臣，只能写那种歌功颂德的应制奉和诗，宏丽雅正而心灵贫乏。到了武后朝，把持诗坛的仍是京城一群宫廷诗人，近体诗的形式技巧在他们手上更加成熟，讲究对偶声韵，绮错婉媚。只要看上官婉儿评选应制佳作，沈期的结句是“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宋之问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结果宋以“犹涉健举”略胜沈一筹，我们便可知道，这批京城诗人连“积极犯罪的心情”（闻一多语）都没有了。
　　对于这些处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宫廷诗人来说，创立新的诗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唐代的诗歌革新注定要由远离京城的诗人发起，于是蜀人陈子昂来了，怀着不屑时尚的书生意气与叛逆心理。边远的蜀地自古就与中原文化不同，读书人崇尚的仍是战国时期的士风，任侠使气，平揖公侯。陈子昂少时便曾因击剑伤人，后来立志学百家纵横之术，自负有经天纬地之才。但他效命武后，却坎廪失职，那遭际也像是先秦士人的结局。
　　政治上的失败却是文学上的成功。陈子昂为当时诗坛指出的是一条革新之路，诗歌的灵魂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应当重新强调传统，革除齐、梁艳风，恢复“汉魏风骨”。
　　有意思的是，熟悉诗歌史的人都知道陈子昂的大名，但却很少有人会愿意去背诵他的38首《感遇》。这些都是古体，而且充满古意。相比盛唐诗人的兴象蕴藉，陈子昂的诗未免抽象，太概念化。读他的《感遇》：“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幽居观天运，悠悠念群生”，你会觉得这完全是“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哲学概念取代文学意象，哪怕是宫廷诗人堕落的文学意象，这难道就能算是好诗？
　　但杜甫却称陈子昂：“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亦赞：“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在这些大诗人看来，诗歌是要有精神的，再好的技艺也只是技艺。有时候，复古就是革新。陈子昂41岁时遭家乡县令段简诬陷入狱，临终前筮卦，慨叹：“天命不佑，吾殆死矣！”且莫轻视了这种孔子就有过的谶语，在当时的赞扬声中，其友人卢藏用道出了其诗歌中的文化密码：“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存焉。”
　　与西方不同，中国士人一直是社会价值的承担者。自秦汉以来，士人秉承的便是天人合一的总体性世界观。按照余英时的说法，这个“天”是价值之源，“人”是个人本位。天道与人事构成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热情关怀现实的同时，保留对超验世界的向往，因而士人的最高个人理想是经世济时，功成身退。这不是做官的滑头，而是对永恒与生命关系的彻悟。唯有这样，才能对现实有真关怀、真坚持。杜甫、韩愈之所以赞赏陈子昂，其原因便在他道出了士人共有的世界观，给无病呻吟的诗坛带来了生机。
　　现在我们才来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会有一番新的体会了。进士及第后，陈子昂曾上疏反对将高宗灵驾移至长安，理由是这样会大兴徒役。武则天看后叹其才识，授以麟台正字，接着又迁右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但他却非常认真，认真到以为大展宏图的时候到了。公元696年，他随武攸宜北征契丹，多次直言谏事，结果反遭降职。于是他独自一人登上蓟北楼，情绪太炽烈，竟然面对眼前景物而不著一字，直抒思古之幽情：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历史在这里被超验化了。须知经过魏晋六朝，唐初仍是一个感叹人生短暂的时代。面对一处自然或古迹，同时的张若虚会想到“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东流水”，稍后的李白会想到“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那都是在永恒客体面前的怅惘。只有陈子昂将历史人物与自我实现置于无限的时空，表现了天道与人事的终极关系。它既是赋的手法，也是赋的体式，是楚辞“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那种先秦贵族的积极的孤独，同时又比屈原多了几百年的沧桑落寞。
　　我们既无法目睹过去，也无法目睹未来，当下定义了我们的存在，而那些伟大的诗人总是能将当下转换为一种面向永恒的努力，这就是“天人之际”的确切含义。读了陈子昂的这首诗，谁还能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超验世界？难怪金代的元好问想要用黄金来铸造子昂的雕像了。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