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因涉嫌性侵犯而离职，继任人的任命考验新兴市场国家是否能“叫板”发达国家。可惜不管金砖五国如何做出“废除旧传统”的声明，徒劳无功已成定局。一方面旧传统力量强大，欧美成员国握有半数的投票权；另一方面金砖国自己找不出一位大家可以支持的候选人，其中俄罗斯在多维尔八国峰会上干脆与发达国家达成了人选的共识。这种“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局面，正好反映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尴尬。
　　4年前卡恩当上总裁一职时，金融危机已见端倪，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诸多问题。当时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预言，卡恩将是最后一位垄断这个职位的欧洲人。这话当然说得太早了。
　　目前，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贷款都投入了欧洲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面对欧元区债务危机，只有欧洲人才了解复杂的情况，所以总裁一职非欧洲人莫属。这真荒谬，那么当年拉美债务危机时，就该找拉美人当总裁，亚洲金融危机时就该由亚洲人来处理，这种安排难道不涉及利益冲突吗?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前者的头儿一定是美国人，后者是欧洲人，这种“旧传统”持续至今。二次大战后，美国跃升世界第一霸权，欧洲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银行的宗旨是扶持经济落后的国家从事发展，美国顺理成章地取得影响支配这些国家经济的主导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是保持成员国的币值稳定，不能单边贬值，影响到固定汇率的格局。所以英国代表团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世界银行事实上更像一个基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像一个办理短期借贷的银行。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自由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稳住固定汇率的功能，转向担任“救火队”的任务，处理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它一贯的作法是，严厉要求债务国节衣缩食，全额偿还贷款，不能让持有这些主权国债券的银行蒙受损失，这种财政紧缩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带来大量失业，受灾国民怨沸腾。
　　这一轮金融危机，卡恩支持宽松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使得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为赞扬，认为是合乎人性，合乎经济规律。其实卡恩不过是顺水推舟——美国已经实行了货币宽松政策，他能板起脸来教训美国也得服从纪律削减财政赤字吗？他在任期间扩大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增加金砖国投票权，聘请了朱民当顾问，这也是势在必行，但是增加的幅度太小，和欧洲国家相比，还是差一大截。
　　卡恩黯然下台后，不少国际名人表示惋惜，声称无论定罪与否，他是改革者，甚至夸大其词地说，他的下台将意味着改革的停顿。这些外交辞令其实是意料中事，在位的人总要对人性的弱点宽容大度一点，不能棒打落水狗吧。
　　从历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来看，能够爬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是些四平八稳的政客，尤其是在美国人眼中不会制造麻烦的人物，所以寄望这些人推动改革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最近希腊债务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勒紧裤腰带，保护银行财团的利益，又回到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那套做法。
　　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牢不可破的观念还是劳心者（发达国家）治人，劳力者（发展中国家）治于人。一位读者致法国《世界报》信上说：“新兴经济体先弄走了欧美的科学技术，又以廉价劳工抢走了饭碗，现在居然还想觊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权，太可恶了，一定要把这些化外之人拒于门外。”乍看还以为是讲反话讥讽那些欧洲沙文主义者，可是仔细再看了一遍，就弄不清发信人的意图，至少可以说他写的反映了一些欧洲人的观点。
　　奥巴马在英国两院演说时说，英美主导世界一个世纪是基于理念的优势，一定要持续下去。这种议论等同辩护垄断国际组织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沃尔夫发出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权者不能再长期罔顾世界格局的变化，否则新兴力量将摈弃他们，成立分庭抗礼的组织。结果是全球经济协调的分化，长期来说，谁都得不到好处。
　　（作者为前路透社驻纽约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