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的语言与空间化的诗行——斯泰因和洛伊的形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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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女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米纳·洛伊是20世纪初英美先锋诗人中的先锋.两位诗人具有相似的族裔背景、流亡经历和现代艺术渊源,但都因诗歌的激进形式遭遇最多的误解和抵触.本文通过分析斯泰因对日常语词和传统语法规则的颠覆,以及洛伊的多语杂糅和空间化诗行建构,阐明两位诗人在对文学传统的质疑中,基于相同的语言和意识想象力,以殊途同归的形式实验协力将早期英美现代诗歌推至盛期现代主义才有的高峰样态,她们的审美先锋意识和语言观对同期及后代诗人的创作具有开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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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语言往往凸显作者理解的个性化和阐释身份的特殊化,诗歌翻译从某种程度上也就表现为语言、体裁和文化互相协调的再创作.庞德通过学者、译者和作者身份的转变,从中国古典诗歌汲取营养,构建意象主义诗歌创作,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和与世界文学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创新探索了维多利亚旧诗体新路径.
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对政治语言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梳理.文献分析发现:政治语言学是借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或方法所进行的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政治语言学既包含政治话语分析,也关注服务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等研究;目前学界对以上各研究方向的关注不均衡,忽视了政治语言学框架下的语言教育研究,特别是服务国家对外战略的外语教育,如外语学科的国别区域学教育.政治语言学研究者有必要关注外语学科的国别区域学教育研究,以增进对政治语言学学科的理解,增强其学科张力.
超语言学理论在巴赫金众多学术遗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其本质而言,超语言学是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哲学.它基于对语言社会交际性的认识,以对话主义为哲学基础,强调人文科学应该立“人”为研究对象,树“文本”为研究课题,认为这种研究应该是跨越学科界限的,从而将“对话主义”“文本”“人”“话语”“跨学科”等核心概念纳入其中并融为一体,体现出浓厚的后结构主义特点:那就是跨学科、跨层次的人类中心论.不仅如此,超语言学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十分相近.它
在典籍翻译过程中,诠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阶段,典籍文本有着广阔而深远的诠释空间.同时典籍的翻译诠释又是一个经学诠释学和西方诠释学交汇的场域,因此可以运用比较诠释学的方法审视翻译的诠释过程.于是,取法于经学诠释学的注译、疏译、说译和隐译就反映了典籍翻译的诠释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典籍翻译的诠释方法又需要落实到译文中去,对译文的修辞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翻译中诠释与修辞的界面性特征.本研究主要利用《道德经》的韦利和理雅各的英译,例示了翻译中的诠释和修辞的交互面,也就是它们相互构成的界面,从而揭示出翻译从诠释到
本文以张爱玲为例,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过程、原因及宏观制约因素.研究发现,翻译文学经典化有赖于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因素的合力.海外译者、出版社与学者参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价值生产,在其经典化译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受译入语地区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经典化过程未能摆脱对中国文学的偏见误识.同时,世界文学权力结构与入籍制度也制约着张爱玲的经典化之路,使其未能进入世界文学“超经典”行列.
动词、形容词、名词等结构入句,可组构为单环倚变句“越X越Y”、连环倚变句“越X越Y越Z”“越X越Y,越Y越Z”“越X越Y越Z越W”或反环倚变句“越X越Y,越Y越X”.本文以认知语法的基线/阐释组织模型为分析框架,以量范畴为视角,探讨倚变句具有多种句法结构形式的概念结构基础.研究发现,倚变句呈现上述句法特征,是主体运用典型、连锁型、辐射型、汇聚型、嵌套型和回溯型基线/阐释组织模型,在物量、动作量、时间量、空间量、程度量的量值总量变化之间搭建“基线结构→阐释操作→释化结构”关系,实现倚变关系概念化的句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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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研究是常用的外语教学研究方法,但是方法论质量未引起足够重视.本研究调查12种外语教学类核心期刊中139项相关性研究的样本质量、基本统计量报告和统计结论效度,比较2009-2020年3个阶段每项质量指标的占比.调查发现,样本来源普遍单一,样本量波动大.多数研究报告r值、p值和显著性水平.描述性统计量和测量信度的报告呈阶段性增加,但是报告的完整性欠缺.统计效力达到0.8以上的研究占比阶段性变化大.鲜有研究考虑统计假设、效应量大小标准和第一类错误率.本研究呼吁制定和实施相关性研究方法论标准.
美国当代南方作家科马克·麦卡锡在其最近一部小说《路》中呈现了明显的创作转型,以深刻的环境伦理主题、细腻的物质细节书写、丰富的科幻想象回应了所处时代和特定地域的生态危机.论文重点聚焦小说中与植物、食物相关的物质细节书写,借助“物转向”批评话语细读、品鉴物质书写的审美形态,探讨植物、食物书写如何回应末世生态灾难后的环境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危机.小说中两种不同维度的危机叙事不但有效拓展了新世纪生态文学创作路径,也巧妙传递了麦卡锡对于当下环境危机的严厉警示和人文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