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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被誉为“五金大王”的叶澄衷，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也是善举不断的慈善家。他凭借吃苦耐劳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少年发展成为腰缠万贯的工商巨子，其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历程的缩影。
叶澄衷(1840年～1899年)，宁波庄市人，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至少有数十位著名宁波商团人物曾是他手下的学徒。叶澄衷身上具备的各种品质，几乎就是宁波商团取得成功的秘诀。
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审慎又不失大胆的投资风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在萧条中仍旧昂首前行。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慎于敏的从商禀赋
1857年，上海滩大小报刊都报道了一则“小舢板”拾巨金物归原主的新闻，而拾巨金的孩子就是17岁的叶澄衷。
那时，黄浦江是外商船只的停泊中心，周围很多小贩都靠划小舢板为生，叶澄衷就是其中一个。一日，一位微醉的英国洋行经理把公文包遗失在他乘坐的舢板上。包中除了重要的生意单据，还有数千美金和英镑的钞票，当时叶澄衷为了学习英文积攒许久的学费只有一元钱，可知这笔财富对于他是多么巨大。但他耐心地等了一下午，将公文包还给了失主，并拒绝了他的巨额酬谢。
叶澄衷见财不贪，换得了洋行经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可贵建议——由其公司提供小五金供叶澄衷的小舢板代销，等货物卖出去后再付款。洋行经理很快发现叶澄衷在商业上也是难得的人才，于是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叶澄衷相当谨慎，刚开始他并没有急于接受洋行经理的好意，当他弄清楚了这笔借款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排除了自己将要开设的五金店会受控制或被吃掉的可能性后才接受了借款。叶澄衷的精明使这位洋行经理大为吃惊，他不得不佩服叶澄衷的从商禀赋。
1880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进入中国上海，但却难以立稳。最后，“美孚”找到了叶澄衷。
在见面之前，叶澄衷已经对有关煤油销售的背景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他知道当时在上海销售煤油的公司，除了美孚以外，还有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国的德士古石油公司，当时除租界外，使用煤油灯的用户还不多，所以，三家公司都急于扩展销售范围，而中国农村是煤油的最大潜在市场，可是面对中国复杂的地方势力，混乱的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洋行很难把煤油销往内地。
了解了三家外国石油公司竞争的态势，当然也就默察到美孚这时候的急迫心境。在谈判时，叶澄衷表现得很冷静，并没有马上答应。“美孚”石油公司生怕叶澄衷被其他两家石油公司聘去做代理，只能答应他提出的所有条件——代理人的佣金由常规的20％提高到25％，除老晋隆外，由叶澄衷独家长期经销，并且货到后90天结账。
根据这个合同，叶澄衷充分利用90天结交货款的时间差(他与内地商户结算的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周转资金，发展业务，做地产和钱庄放贷生意，而且无需支付分文利息。这样一来，他除了能获得经销权规定的利益外，还能获得其他额外利益，其他老顺记号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因经销美孚煤油而创造了一种无成本的广告效应(当时美孚石油为廉价推销，免费赠送煤油灯和灯罩)。据统计，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叶澄衷在经营煤油方面的盈利，就达10万元之巨。尽管以后美孚公司与叶澄衷在业务上发生矛盾，终止了代销合同，但顺记号经营煤油的业务并未中断，叶澄衷仍然是历年不变的“煤油董事”。
审时度势灵活机变
叶澄衷凭借审时度势，善于机变的本领，登上了“五金大王”的宝座，生意也越做越大，成为民族商业的巨子。
1883年，对上海来说是个很不幸的年头。这一年不仅时疫流行，还暴雨成灾。市场混乱，又因蚕丝价格大跌，上海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风潮，工商业刮起停歇倒闭之风，就连万贯家财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力有未逮，他在上海开设的钱庄也倒闭了。仅仅一个月内60％～70％的上海钱庄宣告歇业。由此又累及无数的中国商行、小型企业和手工作坊。
叶澄衷凭借他的敏感，在抢先抽回存放在银行或钱庄的资金的同时，又火速催讨客户欠交的煤油货款，尽一切办法回笼了所有的欠款。这时，美孚石油公司将更多的煤油运进上海，希望以增加销售来弥补1866年伦敦金融风潮带来的损失。叶澄衷抓住了这个时机，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避开多事之秋的上海滩，全力向长江中游和沿海的广大地区推进。他先在宁波、温州、镇江、天津、烟台、广东等地和通商口岸，设立了顺记的分号或联号达18家之多。因为他知道，金融风潮波及不到仍然过着小农经济生活的广大农村。金融风潮削弱了众多洋行和中国商行的实力，无形中减少了叶澄衷的竞争对手，他不但避过了这场危机，还趁机发了财。
在此之前，叶澄衷也懂得“货不停留利自生”的道理，但苦于运输不便，货滞于上海而未能及时运往各地分号。于是，他趁上海棉花行纷纷倒闭之机，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棉花行的10多艘原来运棉用的沙船，建立了自己的沙船队，后经不断扩充，沙船多达100余艘，频繁往来于沿海和长江航线，及时地运送煤油、煤、铁等货物来往于南北，美孚煤油的销量也因此骤增。在多难的1883年，许多商家朝不保夕，如履薄冰，而叶澄衷却大发利市，年盈利竟达10万两银子以上。
大胆投资新行业
叶澄衷先做贸易，再办实业，后进金融，从贫穷少年跃居为宁波帮首富，同时也是当时上海商界众所周知的顶尖富豪，经营范围广布于五金、煤油、机器、钢铁、洋烛、罐头食品、火柴、钱庄、运输等领域，如果没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意识，他也许不会有如此的大家业。
叶澄衷开设的万顺洋货号，是中国人独资经营的第一家五金店，它标志着我国近代民族五金商业的诞生；他开设的可炽顺记，是上海最早经营进口煤和铁的商号，是上海民族钢铁商业的开拓者；在进口铁板的同时，可炽顺记还买下外国的旧船，首创了上海的拆船业；他的新顺记洋货店，是上海第一家专售进口罐装食品的食品店，也被称为上海第一家“吃食五金”店；他还在上海创办了最大的华商火柴厂——燮昌火柴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火柴制造业主；在票号和钱庄中他也有投资，他曾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办票号与钱庄，在鼎盛时期多达100余家；他还独资创设三元保险公司，并成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9个董事之一。
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叶澄衷规定每天商店打烊后，各分号的店员集中到老顺记店号，延聘洋人教习，教授英语及商务、关税等知识，让店员人人能精通英语和商务。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职工业余夜校”。
地产也是叶澄衷甚为关注的一个行业。当时上海有一家钱庄以4万银两押进苏州河北虹口一带几百亩地产，押期至年底，但到了年终结账清算时，业主却无力赎回。钱庄经理急着向叶澄衷求助。叶没有当即表态，而是先向租界工部局调查问讯。当他获悉当局原打算在吴淞江上造桥以沟通两岸，只因资金不足尚未动工，马上意识到，一旦此桥建成，苏州河北的地价必定升值，于是，他一面向工部局表示愿意资助造桥费用的三分之一，一面答应钱庄经理购进该块土地。数月之后，此桥建成，苏州河北岸的地价果然涨至100万两以上，他以4万银两购进的地产一下子增值20多倍，他既解了钱庄经理之急，又赢得资助造桥的赞誉，还获得地价升值的厚利，真可谓是“一箭三雕”。
叶澄衷在事业逐渐发达之后，一面经营工商业，一面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建立了“怀德堂”、“广益堂”、义庄等，抚恤孤寡，赈济贫民。他还建立了牛痘局，为穷人免费接种牛痘，并捐建“同济医院”。1899年，叶澄衷去世前做了一个决定，创办一所与外国学校一模一样的班级授课学校——澄衷蒙学堂，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但在学校破土动工之际，他突发疾病，不久就离开人世。
后来，这所学校建成后为中国培养了4万多名学生，其中不少是著名学者、科学家和实业家，如胡适、倪征燠、竺可桢等，实业家包玉刚、邵逸夫也在这家义学接受了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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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澄衷(1840年～1899年)，宁波庄市人，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至少有数十位著名宁波商团人物曾是他手下的学徒。叶澄衷身上具备的各种品质，几乎就是宁波商团取得成功的秘诀。
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审慎又不失大胆的投资风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在萧条中仍旧昂首前行。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慎于敏的从商禀赋
1857年，上海滩大小报刊都报道了一则“小舢板”拾巨金物归原主的新闻，而拾巨金的孩子就是17岁的叶澄衷。
那时，黄浦江是外商船只的停泊中心，周围很多小贩都靠划小舢板为生，叶澄衷就是其中一个。一日，一位微醉的英国洋行经理把公文包遗失在他乘坐的舢板上。包中除了重要的生意单据，还有数千美金和英镑的钞票，当时叶澄衷为了学习英文积攒许久的学费只有一元钱，可知这笔财富对于他是多么巨大。但他耐心地等了一下午，将公文包还给了失主，并拒绝了他的巨额酬谢。
叶澄衷见财不贪，换得了洋行经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可贵建议——由其公司提供小五金供叶澄衷的小舢板代销，等货物卖出去后再付款。洋行经理很快发现叶澄衷在商业上也是难得的人才，于是资助他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叶澄衷相当谨慎，刚开始他并没有急于接受洋行经理的好意，当他弄清楚了这笔借款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排除了自己将要开设的五金店会受控制或被吃掉的可能性后才接受了借款。叶澄衷的精明使这位洋行经理大为吃惊，他不得不佩服叶澄衷的从商禀赋。
1880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进入中国上海，但却难以立稳。最后，“美孚”找到了叶澄衷。
在见面之前，叶澄衷已经对有关煤油销售的背景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他知道当时在上海销售煤油的公司，除了美孚以外，还有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国的德士古石油公司，当时除租界外，使用煤油灯的用户还不多，所以，三家公司都急于扩展销售范围，而中国农村是煤油的最大潜在市场，可是面对中国复杂的地方势力，混乱的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洋行很难把煤油销往内地。
了解了三家外国石油公司竞争的态势，当然也就默察到美孚这时候的急迫心境。在谈判时，叶澄衷表现得很冷静，并没有马上答应。“美孚”石油公司生怕叶澄衷被其他两家石油公司聘去做代理，只能答应他提出的所有条件——代理人的佣金由常规的20％提高到25％，除老晋隆外，由叶澄衷独家长期经销，并且货到后90天结账。
根据这个合同，叶澄衷充分利用90天结交货款的时间差(他与内地商户结算的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周转资金，发展业务，做地产和钱庄放贷生意，而且无需支付分文利息。这样一来，他除了能获得经销权规定的利益外，还能获得其他额外利益，其他老顺记号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因经销美孚煤油而创造了一种无成本的广告效应(当时美孚石油为廉价推销，免费赠送煤油灯和灯罩)。据统计，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叶澄衷在经营煤油方面的盈利，就达10万元之巨。尽管以后美孚公司与叶澄衷在业务上发生矛盾，终止了代销合同，但顺记号经营煤油的业务并未中断，叶澄衷仍然是历年不变的“煤油董事”。
审时度势灵活机变
叶澄衷凭借审时度势，善于机变的本领，登上了“五金大王”的宝座，生意也越做越大，成为民族商业的巨子。
1883年，对上海来说是个很不幸的年头。这一年不仅时疫流行，还暴雨成灾。市场混乱，又因蚕丝价格大跌，上海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风潮，工商业刮起停歇倒闭之风，就连万贯家财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力有未逮，他在上海开设的钱庄也倒闭了。仅仅一个月内60％～70％的上海钱庄宣告歇业。由此又累及无数的中国商行、小型企业和手工作坊。
叶澄衷凭借他的敏感，在抢先抽回存放在银行或钱庄的资金的同时，又火速催讨客户欠交的煤油货款，尽一切办法回笼了所有的欠款。这时，美孚石油公司将更多的煤油运进上海，希望以增加销售来弥补1866年伦敦金融风潮带来的损失。叶澄衷抓住了这个时机，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避开多事之秋的上海滩，全力向长江中游和沿海的广大地区推进。他先在宁波、温州、镇江、天津、烟台、广东等地和通商口岸，设立了顺记的分号或联号达18家之多。因为他知道，金融风潮波及不到仍然过着小农经济生活的广大农村。金融风潮削弱了众多洋行和中国商行的实力，无形中减少了叶澄衷的竞争对手，他不但避过了这场危机，还趁机发了财。
在此之前，叶澄衷也懂得“货不停留利自生”的道理，但苦于运输不便，货滞于上海而未能及时运往各地分号。于是，他趁上海棉花行纷纷倒闭之机，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棉花行的10多艘原来运棉用的沙船，建立了自己的沙船队，后经不断扩充，沙船多达100余艘，频繁往来于沿海和长江航线，及时地运送煤油、煤、铁等货物来往于南北，美孚煤油的销量也因此骤增。在多难的1883年，许多商家朝不保夕，如履薄冰，而叶澄衷却大发利市，年盈利竟达10万两银子以上。
大胆投资新行业
叶澄衷先做贸易，再办实业，后进金融，从贫穷少年跃居为宁波帮首富，同时也是当时上海商界众所周知的顶尖富豪，经营范围广布于五金、煤油、机器、钢铁、洋烛、罐头食品、火柴、钱庄、运输等领域，如果没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意识，他也许不会有如此的大家业。
叶澄衷开设的万顺洋货号，是中国人独资经营的第一家五金店，它标志着我国近代民族五金商业的诞生；他开设的可炽顺记，是上海最早经营进口煤和铁的商号，是上海民族钢铁商业的开拓者；在进口铁板的同时，可炽顺记还买下外国的旧船，首创了上海的拆船业；他的新顺记洋货店，是上海第一家专售进口罐装食品的食品店，也被称为上海第一家“吃食五金”店；他还在上海创办了最大的华商火柴厂——燮昌火柴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火柴制造业主；在票号和钱庄中他也有投资，他曾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办票号与钱庄，在鼎盛时期多达100余家；他还独资创设三元保险公司，并成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9个董事之一。
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叶澄衷规定每天商店打烊后，各分号的店员集中到老顺记店号，延聘洋人教习，教授英语及商务、关税等知识，让店员人人能精通英语和商务。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职工业余夜校”。
地产也是叶澄衷甚为关注的一个行业。当时上海有一家钱庄以4万银两押进苏州河北虹口一带几百亩地产，押期至年底，但到了年终结账清算时，业主却无力赎回。钱庄经理急着向叶澄衷求助。叶没有当即表态，而是先向租界工部局调查问讯。当他获悉当局原打算在吴淞江上造桥以沟通两岸，只因资金不足尚未动工，马上意识到，一旦此桥建成，苏州河北的地价必定升值，于是，他一面向工部局表示愿意资助造桥费用的三分之一，一面答应钱庄经理购进该块土地。数月之后，此桥建成，苏州河北岸的地价果然涨至100万两以上，他以4万银两购进的地产一下子增值20多倍，他既解了钱庄经理之急，又赢得资助造桥的赞誉，还获得地价升值的厚利，真可谓是“一箭三雕”。
叶澄衷在事业逐渐发达之后，一面经营工商业，一面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建立了“怀德堂”、“广益堂”、义庄等，抚恤孤寡，赈济贫民。他还建立了牛痘局，为穷人免费接种牛痘，并捐建“同济医院”。1899年，叶澄衷去世前做了一个决定，创办一所与外国学校一模一样的班级授课学校——澄衷蒙学堂，让中国孩子接受西方教育。但在学校破土动工之际，他突发疾病，不久就离开人世。
后来，这所学校建成后为中国培养了4万多名学生，其中不少是著名学者、科学家和实业家，如胡适、倪征燠、竺可桢等，实业家包玉刚、邵逸夫也在这家义学接受了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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