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供需及环境变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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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支持“三农”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要求和重要内容。本文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对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变化、金融供给现状、金融生态环境开展了实证研究,提出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金融生态环境
  Abstract:Support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is the key requirement and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finance serving econom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Tai’an of Shandong Province to illustrate the changes in rural financial demand,current situation of financial supply,and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this paper proposes its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inancial market.
  Key Words:rural finance,demand and supply,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3-0025-05
  一、引言
  自戈德史密斯(Goldsmith)、麦金农(Mckinnon)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以来,各国学者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形成了“深化金融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共识。在中国,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三农”问题事关改革发展战略全局。如何构建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推动“三农”事业发展,是金融应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尤其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已突破了“拐杖理论”中“生存小农”阶段①,农民越来越多地扮演着市场“理性经济人”角色,农业生产更加市场化、产业化和规模化,使得金融对“三农”的商业化支持更有基础,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更加强烈。
  泰安市位于山东省中部,2011年末农业产值占比9.5%,农业总产值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居全省第9位,农业发展处于全省中游水平,与全省趋势基本一致,涵盖了农林牧副渔各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该市为例,对农村金融供需和生态环境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市场的思考和建议。研究采取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发放问卷450份,收回450份;调查范围涵盖了泰安市郊的岱岳区、百强县新泰市和国家贫困县东平县,每个县区各选择了5个乡镇;调查对象分为5类,其中农户占比37.33%,务工者占比23.78%,种养殖大户占比18.44%,个体经营者占比17.78%,农村企业主占比2.67%。
  二、农村金融需求变化
  (一)改革和城市化红利缓释低端农村金融需求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农民也享受到了城市化进程的红利,收入增长较快。根据调查,2012年泰安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5万元,有劳力外出打工的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在3萬—5万元间,问卷中家庭年收入达到3万以上的占比达到72%。在无重大疾病、购房买车、孩子高等教育学费等重大支出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年支出在1万—1.5万元间;一般农村家庭收入会有一定盈余,对于支农小额贷款的需求弱化。问卷显示,贷款用途中购买农药化肥等传统农业生产的占比为10.15%,婚丧嫁娶、教育及看病的为4.42%。年收入在1万—3万元间的农村家庭贷款需求率较低,为30.16%;但同时,由于这部分群体仍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自身收入较低、缺少有效抵押物和担保,对于商业金融而言属于无效需求,需求满足率也很低,仅为15.79%。
  (二)农村经济发展催生致富金融需求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催生以致富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性金融需求,呈现出收入越高、金融需求越强的特点。贷款用途主要是购买农机具和农用车(12.93%)、种养殖(22.91%)、农产品流通销售(11.95%)、扩大生产规模(24.55%)等更高层次生产需求及购买房车家电(13.09%)的高端消费需求。一是家庭年收入3万—6万的群体。此群体初步摆脱了贫困,依靠打工或副业生产取得了较之传统农业更好的收入,金融需求主要是从事种养殖或小生意的启动资金、回乡创业的投资或扩大再生产。有贷款需求的占比为35.35%,需求满足率为42.84%,仍然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未来收入不确定、缺少抵押物等,对包括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商业金融而言,大部分仍属于无效需求。对其金融需求的满足除亲属圈互助外,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真正的合作性金融,能发挥其信息畅通、交易成本低、信用约束力强的优势。二是家庭收入6—10万的群体。这一群体已基本不再依靠传统农业生产,开始从事一定规模的种养殖、作坊型生产、小规模农业商业流通。有贷款需求的占比和需求满足率均有了大幅提升,分别到了51.61%和52.08%。其金融需求主要是维持和扩大再生产,是商业金融的重要服务对象和未来金融需求的潜在主体。陈雨露、马勇(2010)对中国首家外资小贷公司的研究发现②,只要开发出有效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技术,此类金融需求可以成为有效需求。本文通过对泰安农村的调查,认为此类需求至少是准有效需求。三是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群体。此群体主要是农村企业主、种养殖销售大户、高端的个体经营或打工者。其金融贷款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满足,有贷款需求占比和需求满足率分别为73.8%、70.97%。无法满足部分往往是结构性的。   (三)农村产权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深化金融需求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房产、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的确权、登记、评估、流转为主要内容。一是土地承包权和林权改革。截至2012年末,泰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达到了65万亩;已颁发林权证林田98万亩,流转达到8万亩。过去农业生产是单户的分散化状态,对金融信贷的需求较少,随着土地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和聚集,农业生产可以规模化和集中化,流动资金、采购农机器具等的融资需求会大幅增加。同时,土地确权流转还可以提供大量的担保潜能。按照当前土地流转面积65万亩、亩承包费1000元/年、30年的承包期计算,可以释放195亿元的担保潜能。二是农村集中居住和房屋产权改革。2009年以来,泰安市探索推行农村集中居住,新建农房15万户,正在推进登记确权和发证。农村集中居住的房屋购置产生了金融需求,截至2012年末,泰安市共办理农民住房贷款0.70亿元。并且随着集中居住推广和房屋的确权发证,农村房产的流转处置成为可能,进一步刺激了农村金融需求,提供了更强的担保能力。按照泰安新建集中居住房屋50万户,其中50%有贷款需求、每套房产价值10万元、50%的抵押比例折算,可释放125亿元的贷款需求和担保能力。三是农业生产组织化、合作化。2011年底,泰安全市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925家,注册资金94.25亿元,入社社员38.5万户,覆盖20多个特色产业,2011全年合作社共销售农产品价值278.6亿元,其中统一组织销售的农产品总值195.8亿元。合作社中有不少属于紧密的集中型组织,农民以劳动力或土地等入股形式参与生产。农村金融需求开始更多地以合作社的形式出现,2012年10月底,泰安市银行业机构向农村合作社提供贷款余额达到3.2亿元。农村金融未来的需求和服务将逐步由零散客户为主向规模化农业生产者以及为农业配套服务的个体工商业者为主转变。未来的农村金融市场将成为金融增长的蓝海。
  三、农村金融供给现状
  (一)政策性扶贫金融效力不足
  满足贫困人群的金融需求是构建商业金融体系的基础性环节。我国当前扶贫贷款操作模式主要是由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商业性金融机构负责发放,政府进行贴息补贴,政策性银行并不负责扶贫贷款。由于扶贫金融与商业化经营之间的先天矛盾,负责扶贫贷款发放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加之实际操作中贫困户界定困难、对贷款贫困户经营缺乏有效引导,扶贫贷款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二)组织化的互助金融难内生
  合作互助金融是适用于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模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亲属朋友之间的信任和“血缘关系”的人情借贷,以往的很多研究都认为,这是中国农民满足资金需求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金融组织的兴起,农民借贷次序选择方面,认为“人情成本”过高时,就会选择向金融组织的契约型借贷。问卷显示,亲戚朋友间周济仍是满足融资需求的重要形式,占比为32.38%;但不及向信用社及银行借款的44.24%。第二层,是突破亲属朋友群的资金合作互助。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分散经营,农民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较低,对家族外人群缺乏信任感,互助性合作金融很难依靠农民自发探索而普遍内生。调查中,融资选择合作社内或同行间互助的仅占比6.16%。如果将其发展成互助合作资金组织更加困难,中国还缺乏真正的农村合作互助金融。农村信用社已出现商业化趋势;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仍处于探索性的起步试点阶段。在缺乏内生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外生的制度安排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对这一制度安排的探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体系内正规金融整体供给仍不足
  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贷款、农村基础设施贷款、农业龙头企业商业贷款等,商业化贷款比例低,且都是高端客户,覆盖率很低。农业銀行推动了“返乡”进程,但服务对象也是农业企业或经营农户中的高端部分。邮储银行开始做贷款业务,但由于业务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增长较为缓慢。农村信用社是服务农村和农户的主要力量,但其经营和发展遇到较多问题。问卷显示,43.89%的受访者认为从正规金融贷款较难。
  (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短期内难成规模
  为健全农村金融体系,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布局,但其发展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目前规模相对较小,服务覆盖面较低,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还不够坚决,村镇银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业主,对农户的贷款占比较低。问卷显示,56.72%的受访者不知道有村镇银行或身边没有,27.1%的受访者不看好这一形式,16.18%的受访者支持这一形式。
  (五)民间借贷为重要补充,但有待规范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并存的“二元化”状态。农村民间借贷的对象主要是本村或邻村村民,由于信息透明、“乡土信用”约束力强,效率往往较高。在农村金融资源稀缺的状态下,这一金融形式有其合理性。调查中,22.89%的受访者认为民间借贷较为灵活,可以满足自身需求。但受行业特点限制,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都不会有过高的利润,一旦借贷利率过高就会对利润形成严重侵蚀。民间借贷一般只能用于临时周转,还不能作为一种资金来源长期支持农业生产。同时,民间借贷还存在着经营行为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管、向正规金融风险传递等问题,且其吸储利率明显高于正常的农业生产,可能导致农村资金脱实入虚,影响农村金融稳定。34.19%的受访者认为民间借贷利率难以承受;42.92%的受访者认为民间借贷较为混乱,需要规范或取缔。
  (六)金融产品趋于多元,但丰富程度和契合度仍不足
  首先是信贷产品,近年来,银行业机构在涉农贷款产品创新方面开展了有益尝试。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林权质押贷款、农机具抵押贷款、农产品仓单或存货质押贷款等。但由于一些质押权还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产权估值难、登记难、监管难、处置难,抵质押品市场价格波动大,使创新应用范围受到限制,不少产品仅是试点尝试,还难以全面推广。其次是理财类产品,当前农民积蓄主要形式是存款,另有少量的分红型保险。由于理财产品的门槛较高,对农民风险取向评估不乐观,银行普遍未将农村市场作为开发对象,一些理财产品直接不分配给农村网点。再次是农业保险。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疫病风险等因素影响较大,农业保险非常必要。但当前农业保险的覆盖率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融资支持。   四、农村金融环境分析
  (一)农业生产弱质性仍是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
  传统农业具有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市场行情波动大及增产增收难等特点。问卷显示,对于影响获取正规金融贷款的原因,有25.29%的受访者认为是自身收入不足;28.21%认为是缺少有效抵押物;23.25%认为是经营行情波动大,风险较高。对于可承受的利率水平,76.45%的受访者表示在8%以下,与当前商业金融普遍8%以上的利率定价缺少交集。
  (二)“社会契约信用”尚未形成,金融生态环境仍不理想
  当前农村正处于从“乡土亲缘信用”向“社会契约信用”的过渡期,农户的个人信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化”的社会资本,在社会化的关系网络中,尤其是在亲属圈、日常生活圈中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一旦离开这个圈子,这种信用约束力就会弱化,仍未形成有效的“社会契约信用”。如泰安某银行机构在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向3个五户联保体发放贷款,基本都流向民间借贷领域,成为不良贷款,联保体农户拒绝归还贷款。后在司法部门的介入下,选取了一户有还款能力的农户为突破口,督促其还款并履行了部分担保还款责任,其他农户见到他人代为偿还,碍于情面开始筹钱还贷。总体看,农村的信用环境仍不理想,在调查中,22%的受访者认为农村金融诚信意识为一般或差,“社会契约信用”意识有待加强。
  (三)农村金融信用环境建设仍需持续加强
  有57.68%的受访者认为信用工程建设很好,有助于自己获取贷款。信用工程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信用工程建设主要依靠当地信用社推动,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人员投入及素质等因素制约,覆盖面仍然不足,还存在信用信息不全、数据失真等问题,不能真实反映资信状况,更主要的是仍未建立起有效的信用奖惩体系,诚信者未直接感受到贷款的便利和优惠,对于失信者的惩戒还缺少有效手段。同时,针对农村金融的评级中介、评估机构、担保机构等均严重缺失,对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意识不强,信用环境建设还需加强。
  五、构建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一)加大政策扶持,满足弱势群体金融需求
  一是加强扶贫开发金融建设。建议为农业发展银行增加扶贫金融功能,或者成立专门的扶贫金融组织,借鉴孟加拉扶贫小额贷款的有关经验,加强对处于“贫困陷阱”阶段农户脱贫发展的金融支持。二是对解决生活问题的赤贫群体,主要是增加政府补贴,完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民增收。
  (二)进一步加强体系内金融供给
  一是改革完善存量金融。进一步深化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提升竞争力和服务能力,尤其是推动农村信用社坚持商业化运营原则,加快银行化改革步伐,完善股权和公司治理,强化地方法人主体作用和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二是积极引入增量因素。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进一步推进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布局,积极探索其他适用于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模式,允许层次不同、水平各异的民间金融发展,促进农村金融的有效竞争。三是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引导涉农银行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的创新力度,尤其是创新担保抵押品,原则上凡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财产权益归属清晰、风险能够有效控制、可用于贷款担保的各类动产和不动产都可用于贷款担保。同时充分考虑农村理财需求,推出适合农村特点的理财类产品。四是发挥政策扶持杠杆。通过税收优惠、利差补贴等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引导扶持, 增强农村金融机构抵抗风险的能力和信用创造功能。
  (三)积极引导和规范内生性金融发展
  一是探索推广合作互助金融。高度重视合作互助性金融对农村金融的重要性,在充分总结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经验、深入研究农村内生合作金融组织运行机理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实情的农村合作金融机制。二是整合民间金融。正视农村民间金融的存在,并在政策和法律上给予其公开和合法身份,在温州金融试点改革探索的基础上,对一些具备一定资金实力、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民间金融,引导其在一定期限内转化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
  (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土地使用权可自由流转和抵押担保;进一步规范产权登记和证书颁发工作,完善抵押登记系统;发展完善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产的有效处置平台,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转;推进农村产权物权评估专业机构、专业队伍、专业标准建设;鼓励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产权保险品种,完善风险保障或补偿机制。同时,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抓手,以农业产业化企业为龙头,加强农民的横向联合和产业链条整合,鼓励产业化组织和合作模式创新,走高质高效发展之路。
  (五)逐步打破资金价格“双轨制”,提高利率自由化程度
  重视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关键性作用。随着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不断完善,逐步放松对农村利率的管制, 适当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让其充分地反映资金的实际供求状况, 甄别贷款风险,扩大资金供应规模。
  (六)加强信用环境与中介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积极培育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开发适用于中国农村的信用评级体系,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的评审,并将不同的信用等级与信贷政策和差别化利率挂钩,对恶意逃废债务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构建守信重信的信用氛围。二是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建设。由政府主导推动,建立政策性的 “三农”保险、融资担保机构,并引导商业化机构积极跟进,完善农村融资保障体系。三是推进农村支付体系建设,扩大非现金结算、新型支付工作的覆盖范围,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七)加强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保護
  将对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列为金融监管目标和内容之一,加强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强化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建设,坚持机构自律、行业监督、外部监管相结合,切实维护好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纠正和打击各类不当行为,确保农村金融市场稳健有序发展。
  注:
  ①黄宗智(1986)较早提出了“拐杖理论”,认为中国农民属于“生存小农”,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其他一切非农生产都是“拐杖”。基于这一理论,农业和农村市场对于商业金融往往是无效的。
  ②对中国首家外资小额贷款公司四川南充美信服务公司的调查表明,通过开发适用于低端市场(包括农户、作坊主、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的小额信贷技术和金融服务方法,大量被正规金融机构所“抛弃”(视为无效需求)的所谓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者不仅具备还款能力和可持续性,而且违约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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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 军;校对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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