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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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演既是一种有效的募捐方式，也是中国慈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连年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义演不仅帮助了饥困民众，也与大众娱乐相交织，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现象。慈善义演在赈灾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日渐受到学界关注，文献整理也在不断丰富，从慈善史的角度和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此进行观察，无论在内涵解析还是在思考点拓展方面，均有待深入。随着历史文献的逐步大量发现，慈善义演问题日益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本组笔谈特约几位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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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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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03）课题组特约人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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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演既是一种有效的募捐方式，也是中国慈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频繁的自然灾害与连年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义演不仅帮助了饥困民众，也与大众娱乐相交织，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现象。慈善义演在赈灾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目前相关研究日渐受到学界关注，文献整理也在不断丰富，从慈善史的角度和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对此进行观察，无论在内涵解析还是在思考点拓展方面，均有待深入。随着历史文献的逐步大量发现，慈善义演问题日益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本组笔谈特约几位资深研究者就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思考，下列文章对义演问题及其具体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阐述，所涉评述及展望、问题探讨或具象考察等，反映了作者目前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希望引起学界对近代中国慈善义演问题的深入关注，对城市文化史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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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渐受重视。一般而言,＂战略＂在传统上即指＂军事战略＂,适用范围是战争,所用的是军事手段,所追求的是胜利。与战略的观念和解释限制在战争领域不同,大战略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在战时,也在平时;威胁来源不仅是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一国所制定和采取的经济、外交、科技等政策措施,均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捍卫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目标,不仅是军队和政府的事情、需要采用军事手段,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国家资源。
所谓受命,是周人为了争取其他方国和部族的拥戴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与殷商王朝以上帝为至上神而排斥天神不同,周人强调敬天,但也接纳上帝,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方国和部族的支持。文王受命肇端于＂太姒之梦＂,周原庙祭甲骨表明,为了祈请商远祖策命文王代商,周人进行了祭祀。随着受命之君文王的离世,周人的这场政治造势运动受到很大的冲击。＂文武受命＂和＂武王受命＂表述的出现,彰显了受命主体身份的转换,武王时期的祥瑞吉兆集中出现在观兵孟津这一军事行动的过程中。而金文中的＂文武受命＂则到了共王时期,这或许与周初分封时所形成
清初迁海后,地方官府需要处理相关的善后问题,重点是民生安置与赋税问题。朝廷下达了安置百姓的指令,浙江在巡抚朱昌祚的主持下制定了迁民安置方案,但该方案本身缺乏可行性,朝廷也未给予必要的支持,最终实效不大,迁民大量地沦为饥民。迁海之后,界外田地被弃置,然清廷仍要求全额征收当年的赋税,并继续催征历年逋欠。浙江官员一再恳请蠲免,但朝廷坚持全额征收,并严厉惩处催征不力的府县官员,迫使地方官府将工作重点转向催科。迁界对百姓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善后工作本应以安抚迁民、保全民生为目标,尽管浙江巡抚也有意抚民,但在朝廷的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它的出台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规范慈善团体管理运作的客观需要。《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基本内容包括慈善团体的目的与分类、慈善团体的设立及呈报办法、慈善团体所办事业之限制、发起人与会员的资格、会期与财务账目、募捐的许可与监管、褒奖等项。随后,国民政府各级主管官署着力从慈善团体的立案、监管以及慈善事业的褒扬等方面予以施行之。该法奠定了民国后期慈善法制的基石,但也有概念界定不准、内容未尽详备、法理不够充足等局限。
孟子答齐宣王问时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页）此段中部分文字,在孟子回答滕文公之问时亦有出现（杨伯峻：《孟子译注》,第89页）。以上文句,乃孟子仁政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牵涉到很多问题。现理解基本没有什么障碍。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
一思想史的本体论与整体感
一定意义上,中国思想史似乎被赋予了一种对中国历史进行总体批判的学术使命。这使它在深刻之余,难免显得有些简单。但问题不在于把批判弄得多么复杂,而在于通过本质性的批判和阐释来揭示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本质。思想史的本质是指,历史上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批判＂处士横议＂是孟子人生中的大举措,然而当代学者对处士身份的认识并不统一,有学者将处士释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之人＂。这一解释不仅违背战国史实,也消解了孟子批判＂处士横议＂的合理性。孟子以＂善言＂为标准,以立言行仁为主旨,以＂知言＂为前提,评判战国处士言说,断以＂横议＂,折射出其注重道德功用的语言伦理,既要求言说者的言语行为要担负一定的社会道义责任,接受公众道德规范的制约,也强调接受主体的话语理解须有道义责任的约束。
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未及半年,即在张静江领导下从交通部接收了对全国无线电事业的管理事务。在从1928年6月到1929年6月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建设委员会在对国内无线电事业全面整理的同时,还大刀阔斧地清理外国在华无线电事业。建设委员会不仅建立了上海真茹国际电台与中菲转播电台,还逐步取消了外人在华所设的一些电台,并适时推动无线电机件材料的正常国内外贸易。在此基础上,全国无线电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建设委员会对国外在华无线电事业的管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国家民族利权,还推动了中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国内无
邓之诚（1887—1960）的青年时代是在云南度过的,原籍江苏江宁,生于四川成都。他与李根源为同学,二人都毕业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末边疆省份开办较早的高等学校之一,其中走出过众多杰出人才。邓之诚从该校＂选科＂毕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