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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取决于如何面对新常态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以及采取的行动。在新秩序、新挑战、新矛盾的面前，我们该如何面对并积聚新的力量，从而更从容地面对变化的世界？本书试图通过分析和回答这些新秩序、新挑战、新矛盾出现的原因、目前的情势，以及应对的策略，对我们无法确定的未来给予更多的指导。
《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
推荐指数：★★★★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京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停留在纸上文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麻烦。今天，老百姓对改革的期待越来越高，如果不能兑现，那么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落实执行政策的意义就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為重大。改革就是要干活的，无论是包括反腐败、吏治，还是反垄断、反寡头，顶层设计出台之后，人们期待的下一步就是执行。重在执行，舍此无他。可以想见，如果两次全会的几百项改革举措执行下去的话，那就会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社会。民意如流水。政府应当把民意对改革设计的广泛支持转化成为政策执行动力，而不是等待民意转化成为社会怨言。行动当是今天中国政治的主题。
显然，如果干部官员不作为成为常态，那么国家就很危险。应该说，中国步入经济新常态后，面临的挑战非常多。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尽管这种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而非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描绘的那种塌方式衰退，但要顺利逃脱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和市场必须都要有作为。只要中国经济巩固住、稳定住，就能顺利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不过，这个过程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那么，怎样才能使得干部官员有所作为呢？那就是要执行改革，好好干活。一些官员对新常态和如何干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们眼中，反腐败是和不干活联系起来的，那就索性不作为。这种不作为显然危害巨大。在某种意义上，地方主管官员是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如果在经济下行时毫无作为，势必带来巨大损害。实际上，不作为也是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再者，这种不作为会直接弱化改革，影响全局。
要广大政府官员有所作为，就要有分权。中央做完顶层设计之后，要执行就必须多条腿走路，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需要中央、地方、企业、社会一起动起来。而目前看来，中央层面的力度和决心不小，其他角色并无很大的作为。中央政府已经在抑制国企扩张、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冲动方面做了两件好事，并且在自贸区、行政审批权下放等方面推进改革举措，这些都令地方上的改革进展相形失色。各级政府的一些官员不作为、政府空转的现象，正是令人担忧的大问题。
衡量改革进展如何，并不只在改革设计做得如何宏大，而是在于如何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推出的改革方案实施下去。反腐败运动重在遏制官员的乱作为，整治一些“乱作为”的政府机构;而在此后要整治不作为，让政府转向有作为。现在看来，要实现这种转变困难重重。从实践上看，整治乱作为是相对简单的，有时候一纸禁令就能发挥作用;“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不做”要难得多，对官员而言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执政党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下一个要实现的目标。“依法治国”也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治理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现象。通过告别GDP评比、以“作为”和“不作为”来提拔考核干部，强化“重在执行”，真正避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设计停留于纸上的局面。从过去几年习近平、李克强对不作为官员的频繁喊话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努力建立新的干部考核体系。
不过如何让整个官员体系都动起来、有作为，这是一门大学问。我觉得，对一线改革者，不妨宽容些。顶层设计有了，不作为被盯住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那就是动员改革者。这些改革者是哪些人呢？他们其实就是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线改革者。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给县委书记们上课，就是因为在推动改革过程中，一线政府、一线改革者负有重大的责任。要意识到，改革主体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者，在财政体制、税收、货币改革等方面是改革主体，但在更多的方面并不是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社会，需要企业和社会组织继续发挥活力，积极创新。很可惜的是，地方官员不作为，企业没有权力，而上面干着急，这就是今天一些地方本不应该出现的新情况。
怎么办？下放权力是关键。但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改革到了“好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的阶段。“啃硬骨头”就是如今中国社会改革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他们要啃硬骨头，就需要权力，否则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中央一直在强调审批权下放，将其作为改革先手棋，一口气取消和下放了数百项行政审批权。这些举动其实都是在帮助一线改革者。可以说，在一些领域，上级政府部门甚至可以“不作为”，但必须要把相关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一旦权力下放，他们的活力就会被激发出来，成为改革的发力部门。
（文章节选自本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改）
《改革的逻辑》
作者：
周其仁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本书中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了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作者：
吴敬琏
《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
推荐指数：★★★★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京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停留在纸上文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麻烦。今天，老百姓对改革的期待越来越高，如果不能兑现，那么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落实执行政策的意义就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為重大。改革就是要干活的，无论是包括反腐败、吏治，还是反垄断、反寡头，顶层设计出台之后，人们期待的下一步就是执行。重在执行，舍此无他。可以想见，如果两次全会的几百项改革举措执行下去的话，那就会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社会。民意如流水。政府应当把民意对改革设计的广泛支持转化成为政策执行动力，而不是等待民意转化成为社会怨言。行动当是今天中国政治的主题。
显然，如果干部官员不作为成为常态，那么国家就很危险。应该说，中国步入经济新常态后，面临的挑战非常多。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尽管这种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而非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描绘的那种塌方式衰退，但要顺利逃脱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和市场必须都要有作为。只要中国经济巩固住、稳定住，就能顺利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不过，这个过程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那么，怎样才能使得干部官员有所作为呢？那就是要执行改革，好好干活。一些官员对新常态和如何干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们眼中，反腐败是和不干活联系起来的，那就索性不作为。这种不作为显然危害巨大。在某种意义上，地方主管官员是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如果在经济下行时毫无作为，势必带来巨大损害。实际上，不作为也是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再者，这种不作为会直接弱化改革，影响全局。
要广大政府官员有所作为，就要有分权。中央做完顶层设计之后，要执行就必须多条腿走路，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需要中央、地方、企业、社会一起动起来。而目前看来，中央层面的力度和决心不小，其他角色并无很大的作为。中央政府已经在抑制国企扩张、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冲动方面做了两件好事，并且在自贸区、行政审批权下放等方面推进改革举措，这些都令地方上的改革进展相形失色。各级政府的一些官员不作为、政府空转的现象，正是令人担忧的大问题。
衡量改革进展如何，并不只在改革设计做得如何宏大，而是在于如何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推出的改革方案实施下去。反腐败运动重在遏制官员的乱作为，整治一些“乱作为”的政府机构;而在此后要整治不作为，让政府转向有作为。现在看来，要实现这种转变困难重重。从实践上看，整治乱作为是相对简单的，有时候一纸禁令就能发挥作用;“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不做”要难得多，对官员而言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执政党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下一个要实现的目标。“依法治国”也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治理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现象。通过告别GDP评比、以“作为”和“不作为”来提拔考核干部，强化“重在执行”，真正避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设计停留于纸上的局面。从过去几年习近平、李克强对不作为官员的频繁喊话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努力建立新的干部考核体系。
不过如何让整个官员体系都动起来、有作为，这是一门大学问。我觉得，对一线改革者，不妨宽容些。顶层设计有了，不作为被盯住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那就是动员改革者。这些改革者是哪些人呢？他们其实就是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线改革者。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给县委书记们上课，就是因为在推动改革过程中，一线政府、一线改革者负有重大的责任。要意识到，改革主体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者，在财政体制、税收、货币改革等方面是改革主体，但在更多的方面并不是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社会，需要企业和社会组织继续发挥活力，积极创新。很可惜的是，地方官员不作为，企业没有权力，而上面干着急，这就是今天一些地方本不应该出现的新情况。
怎么办？下放权力是关键。但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改革到了“好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的阶段。“啃硬骨头”就是如今中国社会改革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他们要啃硬骨头，就需要权力，否则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中央一直在强调审批权下放，将其作为改革先手棋，一口气取消和下放了数百项行政审批权。这些举动其实都是在帮助一线改革者。可以说，在一些领域，上级政府部门甚至可以“不作为”，但必须要把相关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一旦权力下放，他们的活力就会被激发出来，成为改革的发力部门。
（文章节选自本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改）
《改革的逻辑》
作者：
周其仁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本书中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了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作者：
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