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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汇》编辑部为总结２０年正反两面办刊经验，从本期起开辟《〈党史文汇〉２０年》专栏，并邀我参与其中。
《党史文汇》创刊于１９８５年。此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刊物。１９８４年，我从山西青年杂志社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同时撤销，与当代山西研究所一起组建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记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格曾对我说：“调你来党史研究室，任务之一就是要筹办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刊物，更好地宣传党的历史。”后经半年筹备，调入五名编辑人员，邀集省内名流共同策划，商定了办刊方案，并以《党史文汇》为刊名。
１９８５年４月，第一期《党史文汇》公开出版发行。当时，我和五名编辑人员都不是毕业于大专院校的党史专业，又都没干过党史编研工作，编出第一期刊物待要付印时，经过反复品评，自觉存在三个明显不足——思想还不够解放，内容还不够全面，形式还不够活泼。于是，我们撤掉了已经写就的《告读者》的创刊词，由我代编辑部重写一篇《〈党史文汇〉创刊号的检讨(代创刊词)》，发表在创刊号首页。这个别具一格的创刊词，通过检讨创刊号的三个不足，公示了我们的十六字的办刊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肃活泼，考史为今。”还提出了四句话的办刊宗旨：“要使《党史文汇》成为发表党史研究成果的园地，汲取党的历史经验的史萃，进行党的传统教育的教材，开展党史征研工作的参谋。”为写这篇回顾文章，我查阅了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８年２２期《党史文汇》的文章，看出创刊初期的《党史文汇》总体上贯彻了１６字的办刊方针和四句话的办刊宗旨。
关于解放思想
１９８５年秋，我和总编郄智到北京向时任中共中央顾委委员李锐同志约稿。当时我们知道李锐同志任过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思想解放，敢于直言。我们二人见到李锐，说明来意，他快言快语，劈头就问：你们怎么敢发表揭露“大跃进”的文章?我们简略地回答：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两句话：“大跃进”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认为，“大跃进”损失很大，但教训深刻，现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再不能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了。李锐爽朗地说：你们思想够解放了，冲这一点，我给你们写一篇文章(果然，１９８６年第二期《党史文汇》发表了李锐的文章《深入群众办实事》)。
李锐提及的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发表在创刊号后的第二期，标题是《“风”是怎样刮起来的?——一九五八年山西“大跃进”运动部分大事记》。文章以当年省委文件和报刊文章为依据，摘录了１９５８年１月至１２月山西“大跃进”的过程，文中还插录了两幅当年报纸上歌颂“大跃进”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侯马东方红人民公社红薯高产“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七百八十九斤”。为了突出文章的主旨，我们写了长达８００多字的编者按，其中引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话：越是发展顺利，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习惯的做法，就是很喜欢一拥而上，一哄而起。在国际贸易上已经给外国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中国人很容易“刮风”，搞不清楚一个时期刮什么风。编者按结尾提出：针对这种“刮风的恶习，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上探讨“刮风”的原因，“刮风”的教训和不再“刮风”的正确做法。故本文的标题冠以《“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当时，敢于发表这篇文章，并把文章主旨定在“刮风”上，对编辑部来说，确是解放思想的产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党史征研工作重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尤其是工作失误的历史，还很少涉及。公开宣传这方面的历史，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一点眼光。好在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握好这段历史的主题还是可以做到的。与这篇文章构成姐妹篇的，是同期刊物发表的《六十年代初有关农业出路的一次争议》的一组文章，包括《〔６２.１０〕中共山西省委工作会议文件三十二·包产到组、到户，行吗?——田雨润同志的一封信》、田雨润于１９６２年８月９日写给中共雁北地委的建议信《关于农村生产关系问题的一些情况和意见的反映》、田雨润新写的文章《包产到户建议信的回顾》。编辑部为这组文章也写了近４００字的编者按，指出：“《建议信》及其遭遇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按组织原则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报告情况，陈述建议，这本来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党性和权利，但却遭到长达１８年的批斗甚至处分。此事恰恰发生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度过，形势开始好转之时”，“仔细回顾，认真思考，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正确总结了这段历史和这方面的教训。今天，回顾这一典型案例，定会加深我们对《决议》的理解”。
关于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能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但又包括实事与求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含义。实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是，是指探讨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山西从抗日战争初期即开始在根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学大寨，更对全国有多方面的影响，有经验有教训，其深层含义就是如何按照中国国情解决“三农”问题。为此，《党史文汇》创刊初期，连载在太行根据地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撰写的《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怎样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记述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此后，又设《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晋绥土改专题探讨》两个专栏。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７年，三年共发表１５篇这方面的文章，约１５万字，其中，有长篇记述，有调查报告，也有史实述评和典型事例。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充分挖掘历史档案和当事人掌握的真实而准确的史料，从正反两面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为以后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要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还必须严把史实关。１９８８年春夏，一位作者送来长篇“纪实文学”稿《最初的抗争——彭真在“文革”前夕》。内容是写１９６６年２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随后，会议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为副组长、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开始了长达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题材，事件的主人又恰是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作者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故事性强，文笔流畅，颇具可读性。编辑部略加删节后决定发表，但先决条件是必须经彭真本人审阅同意。当时编辑部一位副总编正在北京约稿，于是要作者去北京同这位副总编一起请彭真审稿。为了加重文章份量，也为了多一人审稿，我们还要作者找“文革”前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题写文章标题。约一周后，作者匆匆赶来编辑部，绘声绘色“传达”彭真和夫人张洁清审稿情况，大意是“颇为满意”，“同意发表”，并要“恢复编辑部删去的情节”，一口气谈了４０分钟，并拿出有廖沫沙落款题写的标题两份。我们当即信以为真，立即决定按编辑部的删节稿分三期连载，１９８８年第四期《党史文汇》发表第一、二章共２８节。谁知没过几天，廖沫沙告知编辑部：“文章中说我去吴晗家同吴晗、邓拓见面如何如何，没有的事。这篇文章我没看，作者说彭真同意发表，让我题写标题”……编辑部感到情况有诈，立即决定停止连载，由总编到彭真处核对。原来，作者只身到彭真处，被秘书告知：此类文章，首长不看，也不同意发表。真象大白，如何收场?文章不再连载，需向读者交待。几经考虑，编辑部严肃批评作者的欺骗行为，但公开则予保护，在第六期刊物上刊登《告读者》，称：根据作者要求，续篇停发，请读者谅解。《告读者》下附作者信，表示文章要“进一步的搜集和研究”。此后，编辑部接受教训，建立严格的审稿制度，防止报道失实和违纪问题的发生。
关于严肃活泼
一般而言，党委部门主办的党史刊物，常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如何做到严肃而不刻板，活泼而不低俗，这既要重形式，比如图文并茂，版式新颖；更要重内容，把严肃的主题表现得鲜明、生动，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创刊初期的《党史文汇》从四方面作了尝试。一是重人物。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核心是人物活动。彭真曾说：“写山西党的历史，应该从高君宇写起。”“山西要多宣传高君宇、贺昌、王振翼(三人均为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党史文汇》报道党史人物，主要报道大事要事的决策者，典型精神的代表者，经验教训的体现者。为此，刊物设有《一代风流》、《伟人轶事》、《共产党人的真正优势》、《党员风范百例》、《理想之光》、《他们年轻的时候》、《山西党史人物》、《黄土地》等诸多栏目，可以说，每期刊物的主体都是各方面的人物报道。二是重情节。１９８６年刊物设《“文化大革命”专题史话》专栏，开篇报道“文革”初期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发表了《聂荣臻谈“二月逆流”》，同时连载《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二月逆流”史话》，用１８回较完整地报道了这个斗争的主要情节。三是重典型。在《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栏目中，发表了《农村合作制的曲折历程——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四十八年概述》(连载六期)，同时还发表三个典型：山西长治地区试办的１０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广灵县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走了弯路还得折回来”的教训、山西左云县在合作化中高估产高征购的典型。有较全面、较系统的报道，又有典型事件的报道，就加深了读者对农村合作制曲折历程的了解。四是重标题。１９８８年第二期报道“伍豪事件”真相，作者开笔写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周恩来准备作癌手术，却迟迟等待，等待在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上签字……。这篇长文开始时以《伍豪事件真相》为标题，但总觉这只“眼睛”不够明亮、尖锐，于是改了个标题《周恩来为什么迟迟不进手术室》，原标题作了副题，文中还配发了一幅照片——周恩来进手术室前亲手签字的“文件”。１９８５年第二期，在《生活，在动荡岁月》栏目中，发表龚澎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自重庆发出的一封信，悼念新婚一月便离开，随后永远离他而去的丈夫刘文华。刊物发表时，标题冠以《一位新婚妻子的悼亡信》，并加编者按：“战士英名垂千古，烽火书信抵万金。这是一篇充满深情的战士颂，是一封感人至深的悼亡信。刘文华同志是龚澎同志的丈夫，一个驰骋在太行山上，一个战斗在山城重庆。关山阻隔，战火连天，春秋几度，竟成死别”。“‘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读者朋友们，读这封信可以使你更好地体会生活，珍惜青春和爱情。”一个悲壮的标题，一段深情的按语，引导读者急切地去读那封信。
关于考史为今
历史是一面镜子。党史刊物“考史为今”，可以起到立证、借鉴、鼓舞三方面作用。为此，编辑部比较注意两点：一是认真学习和调研，关心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热点问题、热点理论，关心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善于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探寻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编发每篇稿件，都要力争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内涵。在这方面，编辑部还强调绝不能为了现实而去搞“四人帮”时代的“影射文学”，也不能为了现实而去搞狭隘的实用主义。刊物还设有直接服务现实的栏目。一类是纪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栏目，如１９８５年第３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纪念上党战役４０周年；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纪念红军东征５０周年；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纪念赵树理诞辰８０周年；１９８６年第５期纪念朱德诞辰１００周年……。另一类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如，配合农业体制改革，开设《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专栏；配合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开设《“文化大革命”专题史话》；配合执政党建设，开设《共产党人的真正优势》专栏、《党员风范百例》专栏……还有一类是普及党史知识宣传，如，从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开始，设《党史知识ＡＢＣ》专栏，发表中共历史知识自测２００题及答案；分历史阶段发表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照片……为此，我曾在刊物上发表《大家都来学习党史知识ＡＢＣ》一文，说明“一部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历史。学习党的历史，不仅可以懂得过去，而且可以指导现在，预测将来”。
要善于宣传党的历史，是《党史文汇》创刊初期和以后的主旨。创刊初期的实践为随后办刊开了个头。相信《党史文汇》会越办越好。
《党史文汇》创刊于１９８５年。此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刊物。１９８４年，我从山西青年杂志社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同时撤销，与当代山西研究所一起组建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记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格曾对我说：“调你来党史研究室，任务之一就是要筹办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刊物，更好地宣传党的历史。”后经半年筹备，调入五名编辑人员，邀集省内名流共同策划，商定了办刊方案，并以《党史文汇》为刊名。
１９８５年４月，第一期《党史文汇》公开出版发行。当时，我和五名编辑人员都不是毕业于大专院校的党史专业，又都没干过党史编研工作，编出第一期刊物待要付印时，经过反复品评，自觉存在三个明显不足——思想还不够解放，内容还不够全面，形式还不够活泼。于是，我们撤掉了已经写就的《告读者》的创刊词，由我代编辑部重写一篇《〈党史文汇〉创刊号的检讨(代创刊词)》，发表在创刊号首页。这个别具一格的创刊词，通过检讨创刊号的三个不足，公示了我们的十六字的办刊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肃活泼，考史为今。”还提出了四句话的办刊宗旨：“要使《党史文汇》成为发表党史研究成果的园地，汲取党的历史经验的史萃，进行党的传统教育的教材，开展党史征研工作的参谋。”为写这篇回顾文章，我查阅了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８年２２期《党史文汇》的文章，看出创刊初期的《党史文汇》总体上贯彻了１６字的办刊方针和四句话的办刊宗旨。
关于解放思想
１９８５年秋，我和总编郄智到北京向时任中共中央顾委委员李锐同志约稿。当时我们知道李锐同志任过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思想解放，敢于直言。我们二人见到李锐，说明来意，他快言快语，劈头就问：你们怎么敢发表揭露“大跃进”的文章?我们简略地回答：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两句话：“大跃进”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认为，“大跃进”损失很大，但教训深刻，现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再不能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了。李锐爽朗地说：你们思想够解放了，冲这一点，我给你们写一篇文章(果然，１９８６年第二期《党史文汇》发表了李锐的文章《深入群众办实事》)。
李锐提及的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发表在创刊号后的第二期，标题是《“风”是怎样刮起来的?——一九五八年山西“大跃进”运动部分大事记》。文章以当年省委文件和报刊文章为依据，摘录了１９５８年１月至１２月山西“大跃进”的过程，文中还插录了两幅当年报纸上歌颂“大跃进”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侯马东方红人民公社红薯高产“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七百八十九斤”。为了突出文章的主旨，我们写了长达８００多字的编者按，其中引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话：越是发展顺利，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习惯的做法，就是很喜欢一拥而上，一哄而起。在国际贸易上已经给外国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中国人很容易“刮风”，搞不清楚一个时期刮什么风。编者按结尾提出：针对这种“刮风的恶习，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上探讨“刮风”的原因，“刮风”的教训和不再“刮风”的正确做法。故本文的标题冠以《“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当时，敢于发表这篇文章，并把文章主旨定在“刮风”上，对编辑部来说，确是解放思想的产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党史征研工作重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尤其是工作失误的历史，还很少涉及。公开宣传这方面的历史，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一点眼光。好在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握好这段历史的主题还是可以做到的。与这篇文章构成姐妹篇的，是同期刊物发表的《六十年代初有关农业出路的一次争议》的一组文章，包括《〔６２.１０〕中共山西省委工作会议文件三十二·包产到组、到户，行吗?——田雨润同志的一封信》、田雨润于１９６２年８月９日写给中共雁北地委的建议信《关于农村生产关系问题的一些情况和意见的反映》、田雨润新写的文章《包产到户建议信的回顾》。编辑部为这组文章也写了近４００字的编者按，指出：“《建议信》及其遭遇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按组织原则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报告情况，陈述建议，这本来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党性和权利，但却遭到长达１８年的批斗甚至处分。此事恰恰发生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度过，形势开始好转之时”，“仔细回顾，认真思考，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正确总结了这段历史和这方面的教训。今天，回顾这一典型案例，定会加深我们对《决议》的理解”。
关于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能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但又包括实事与求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含义。实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是，是指探讨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山西从抗日战争初期即开始在根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学大寨，更对全国有多方面的影响，有经验有教训，其深层含义就是如何按照中国国情解决“三农”问题。为此，《党史文汇》创刊初期，连载在太行根据地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撰写的《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怎样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记述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此后，又设《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晋绥土改专题探讨》两个专栏。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７年，三年共发表１５篇这方面的文章，约１５万字，其中，有长篇记述，有调查报告，也有史实述评和典型事例。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充分挖掘历史档案和当事人掌握的真实而准确的史料，从正反两面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为以后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要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还必须严把史实关。１９８８年春夏，一位作者送来长篇“纪实文学”稿《最初的抗争——彭真在“文革”前夕》。内容是写１９６６年２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随后，会议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为副组长、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开始了长达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题材，事件的主人又恰是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作者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故事性强，文笔流畅，颇具可读性。编辑部略加删节后决定发表，但先决条件是必须经彭真本人审阅同意。当时编辑部一位副总编正在北京约稿，于是要作者去北京同这位副总编一起请彭真审稿。为了加重文章份量，也为了多一人审稿，我们还要作者找“文革”前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题写文章标题。约一周后，作者匆匆赶来编辑部，绘声绘色“传达”彭真和夫人张洁清审稿情况，大意是“颇为满意”，“同意发表”，并要“恢复编辑部删去的情节”，一口气谈了４０分钟，并拿出有廖沫沙落款题写的标题两份。我们当即信以为真，立即决定按编辑部的删节稿分三期连载，１９８８年第四期《党史文汇》发表第一、二章共２８节。谁知没过几天，廖沫沙告知编辑部：“文章中说我去吴晗家同吴晗、邓拓见面如何如何，没有的事。这篇文章我没看，作者说彭真同意发表，让我题写标题”……编辑部感到情况有诈，立即决定停止连载，由总编到彭真处核对。原来，作者只身到彭真处，被秘书告知：此类文章，首长不看，也不同意发表。真象大白，如何收场?文章不再连载，需向读者交待。几经考虑，编辑部严肃批评作者的欺骗行为，但公开则予保护，在第六期刊物上刊登《告读者》，称：根据作者要求，续篇停发，请读者谅解。《告读者》下附作者信，表示文章要“进一步的搜集和研究”。此后，编辑部接受教训，建立严格的审稿制度，防止报道失实和违纪问题的发生。
关于严肃活泼
一般而言，党委部门主办的党史刊物，常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如何做到严肃而不刻板，活泼而不低俗，这既要重形式，比如图文并茂，版式新颖；更要重内容，把严肃的主题表现得鲜明、生动，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创刊初期的《党史文汇》从四方面作了尝试。一是重人物。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核心是人物活动。彭真曾说：“写山西党的历史，应该从高君宇写起。”“山西要多宣传高君宇、贺昌、王振翼(三人均为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党史文汇》报道党史人物，主要报道大事要事的决策者，典型精神的代表者，经验教训的体现者。为此，刊物设有《一代风流》、《伟人轶事》、《共产党人的真正优势》、《党员风范百例》、《理想之光》、《他们年轻的时候》、《山西党史人物》、《黄土地》等诸多栏目，可以说，每期刊物的主体都是各方面的人物报道。二是重情节。１９８６年刊物设《“文化大革命”专题史话》专栏，开篇报道“文革”初期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发表了《聂荣臻谈“二月逆流”》，同时连载《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二月逆流”史话》，用１８回较完整地报道了这个斗争的主要情节。三是重典型。在《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栏目中，发表了《农村合作制的曲折历程——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四十八年概述》(连载六期)，同时还发表三个典型：山西长治地区试办的１０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广灵县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走了弯路还得折回来”的教训、山西左云县在合作化中高估产高征购的典型。有较全面、较系统的报道，又有典型事件的报道，就加深了读者对农村合作制曲折历程的了解。四是重标题。１９８８年第二期报道“伍豪事件”真相，作者开笔写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周恩来准备作癌手术，却迟迟等待，等待在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上签字……。这篇长文开始时以《伍豪事件真相》为标题，但总觉这只“眼睛”不够明亮、尖锐，于是改了个标题《周恩来为什么迟迟不进手术室》，原标题作了副题，文中还配发了一幅照片——周恩来进手术室前亲手签字的“文件”。１９８５年第二期，在《生活，在动荡岁月》栏目中，发表龚澎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自重庆发出的一封信，悼念新婚一月便离开，随后永远离他而去的丈夫刘文华。刊物发表时，标题冠以《一位新婚妻子的悼亡信》，并加编者按：“战士英名垂千古，烽火书信抵万金。这是一篇充满深情的战士颂，是一封感人至深的悼亡信。刘文华同志是龚澎同志的丈夫，一个驰骋在太行山上，一个战斗在山城重庆。关山阻隔，战火连天，春秋几度，竟成死别”。“‘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读者朋友们，读这封信可以使你更好地体会生活，珍惜青春和爱情。”一个悲壮的标题，一段深情的按语，引导读者急切地去读那封信。
关于考史为今
历史是一面镜子。党史刊物“考史为今”，可以起到立证、借鉴、鼓舞三方面作用。为此，编辑部比较注意两点：一是认真学习和调研，关心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热点问题、热点理论，关心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善于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探寻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编发每篇稿件，都要力争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内涵。在这方面，编辑部还强调绝不能为了现实而去搞“四人帮”时代的“影射文学”，也不能为了现实而去搞狭隘的实用主义。刊物还设有直接服务现实的栏目。一类是纪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栏目，如１９８５年第３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纪念上党战役４０周年；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纪念红军东征５０周年；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纪念赵树理诞辰８０周年；１９８６年第５期纪念朱德诞辰１００周年……。另一类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如，配合农业体制改革，开设《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专栏；配合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开设《“文化大革命”专题史话》；配合执政党建设，开设《共产党人的真正优势》专栏、《党员风范百例》专栏……还有一类是普及党史知识宣传，如，从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开始，设《党史知识ＡＢＣ》专栏，发表中共历史知识自测２００题及答案；分历史阶段发表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照片……为此，我曾在刊物上发表《大家都来学习党史知识ＡＢＣ》一文，说明“一部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历史。学习党的历史，不仅可以懂得过去，而且可以指导现在，预测将来”。
要善于宣传党的历史，是《党史文汇》创刊初期和以后的主旨。创刊初期的实践为随后办刊开了个头。相信《党史文汇》会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