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1978年生，湖北武汉人。山东艺术学院书法硕士毕业，导师于明诠先生，花鸟画导师沈光伟先生。曾先后师从袁德扶、高昭业、杨凤仪、张建会、周诗福诸先生。2009年在济南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同年出版《张鹏书画篆刻集》。现为云南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教师、中国书法网总版主。论文、札记、作品散见于各类书法专业报刊。
　　主要论文有：《楷书结构体式的演变》（《渊源与流变——晋唐楷书研究论文集》）、《董其昌临唐人行草》（《东方艺术·书法》杂志）、《汉隶形态与隶书创变格局》（《书法》杂志）、《“书圣”别议》（《诗书画》杂志）等。
　　一
　　心系居延塞北，身归爨乡云南。
　　这是我落户云南后的自撰联，以它开场，自认为有几分意思。居延是两汉简牍的故乡，我魂牵梦绕的灵魂圣地。云南是我从不曾计划过的“他乡”，因缘巧合偶尔及此，瞬间便感动于它的蓝天白云、民风质朴，遂有终老之志。之前，生长于长江汉水之滨，辗转求学于津沽两年、齐鲁三年。经历不算复杂，却也是由南入北，由帖转碑，又由北入南，不论碑帖。故有闲章一枚，云：“不南不北，非碑非帖”。
　　一个草民，学的是古贤眼中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本无须走出书斋，这么多年居然走南闯北，身似浮萍，不免感到造化弄人。自孔老夫子将艺术定位于“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游”以后，书法家即使“爱”，也“擅”，总不敢以此过分标榜，生怕一作书家便误了人生大事。赵壹更是明确地说：“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要求先博学，闲下来或无聊的时候，才操弄几笔。这在今天看来，奢侈而近乎不可思议。社会越发展，分门别类渐趋精细繁琐，书法家也开始恃才自傲般矜持起来，或正襟危坐，或装模作样，一心想在书法的田地里高深之、学术之、系统之。现在要想从专业的角度说清楚书法，繁难矣！字体、风格、流派、用笔、结构、章法……简直无穷无尽，让人殆难措手。假如可以回归本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认为：书法，就是以笔墨代言，浇胸中块垒？
　　言，是用来传达心志的。无心志，就不需要言。心志了了不异于众人，即使言出来，也不过尔尔。古人在书法中不说“心志”二字，而喜欢代之以“意”这个内涵似乎不清、外延又极大的字。个中原因，我揣测有二：其一，心志所寓意的，是人生的大理想、大出处，用在书法上，等同于杀鸡用牛刀。“意”则要含蓄低调得多，就好像汹涌潜流只示人以浪花几朵；其二，“意”是游移、动感、只可意会的。匹配于心灵游戏，可隐可显，可文可质，若即若离，如此才显出怡情修身的文艺本色。所以王羲之的书法被形容为“其意转深”，东坡道 “我书意造本无法”，孙过庭言“意涉瑰奇”。无论是“心志”还是“意”，其实都无妨，真正的潜台词在于：笔墨这个“言”，一定要言之有物，要传达出笔墨之外的另一层意思，如此才有味。
　　书法的味，最说不清，喻之为“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毫不为过。徐生翁自言写隶书二十年，却不以隶书本身擅场。他的字，无隶书之“形”，有隶书之大、之拙、之奇。一无一有之间，在乎的其实就是“味”。苏东坡很少在笔墨上作大起大落、大开大合之举，用今天的话说，是形式感严重缺乏的类型。但从他对陶诗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的评价以及“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高论来看，他着意的，也仍只是一个“味”字。笔墨游戏始于感官，终究还须离形去相指向内心，指向作品背后的“人”，这是书法艺术的悖论处，也是它与传统文化割裂不开的纽带所在。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后的中国读书人，对传统文化先是怀疑，继而自省，然后是嫁接、融合。直至近几十年，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几乎就要连根铲除了。我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不中，西不西，既非人格教育，也非公民教育，勉强可称之为“知识灌输”或“岗前培训”。所以就我所见的大多数书法家而言，年龄大些的，多少还有些旧学余绪，写起字来十分在意文辞，在意作品所流露的气质和意蕴；年龄越小的，越敏感于“空间”、“视觉效应”等新鲜词汇。前者因为时局与客观条件的关系，手头工夫往往不逮，以至辞不能达。后者则技巧每新，效果每炫，却少有人蒙养呵护自己的心灵，留意书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书法艺术最打动人的，莫过于笔墨转化为诗意的陈述，让人品之不尽，赏之无穷。这是古代书法之所以垂青于文化精英的高度所在，与他们的知识结构、人生态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古人已经创造的辉煌，我们其实只能叹息和无力。
　　当然，书法没必要也不可能非得回到古代的状态。大凡有一点使命感和焦虑意识的人，近年来也确实在苦苦思索未来书法的出路，出现了许许多多全新的流派、主义、冲动。我不能因为自己眷念这逝去的背影就说这样做不对，但我也实在无法苟同打着时代的旗号其实是在降低书法品格的种种“成果”。我不知道时代的要义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或该怎样去体现它，但我坚持一点：既然是继承传统，就要知道传统高在哪里，哪怕明知不可为，也必须努力去接近它、守护它。否则，我们玩什么不好？
　　二
　　额济纳考古研究所的杜庆军兄曾嘱我写过一件四个字的横幅“居延戍卒”，想寄托他入籍边陲的使命感，还有几分无可言表的寂寞与清苦。我欣然命笔，一任笔纸沙沙作响，仿佛要跟随这些线条去游曳远古，直到居延城下、弱水之滨……
　　作品工拙与否，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只记得杜兄与我皆欣欣然有喜色：他可以将作品挂在自己的卧室，偶尔一瞥，提醒自己所在的时空与状态；我则藉此获得了一种恍然大悟，寻寻觅觅这么多年，碑来帖往，五体交杂，其实都不过是门墙外的一种修行错乱。我的灵魂，一旦触碰了两汉魏晋曾经照彻的大地，便欲归于宁静，囿于此，遨游不疲。
　　……
　　汉人若想靠一支毛笔谋生，进而跻身仕途，就需要从孩提时代开始便刻苦练习，直到掌握九千个正字，篆、隶、草皆能。成为文吏后，面对大量皇帝诏书、官府文书、战场檄文，一需快，二需慎。不快，上司责其无能；不慎而有错漏，轻则降级丢饭碗，重则治罪。可以想见，这碗饭并不好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实践中获得了某种平衡，留下了大量既实用、又艺术，既迅疾、又精湛的“作品”。
　　幸而除此之外，汉人还可以放手写些家书、信函或是草稿之类。在这片天地中，他们如同累囚获释，自由自在，奔放，激昂，不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书法才毫无忌惮地展现出她的艺术之美，示人以诱惑，系人以穷年累月不知所止。赵壹《非草书》中描述过这群似已中毒的西州书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随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划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两千多年过去了，那群靠写字吃饭同时又着魔痴狂的文吏如今投胎转世换了模样，那就是今天的我们。对他们而言，什么是实用，什么是艺术，是说不清的。尽管说不清，却极为真实，以至于摩挲每一片简牍，都能带给我们以充沛的生命美感，每一片简牍的背后，都隐约耸立着一个王朝，有一个雷厉风行的上司和一个既无奈又快乐的书写者。阅读其文字，尽是沉甸甸的尘封往事与悲欢离合。据说当代书法已完全脱离实用，是一门纯粹的艺术，投胎过来的仅是西州中毒的那一群，果真如此么？
　　任何社会都不依赖艺术家，任何艺术家却不得不依赖社会。市场经济离开艺术家照样运转，艺术家离开市场经济就会跑掉百分之九十。如何界定一个艺术家，社会早已设置了一整套评价体系：水平、圈子、资历、职称、地位……或许可以更纯情一些吧？快乐就好，精神至上就好，天天进步就好。也许吧！我也希望如此。可惜，我是背着“专业”的帽子别无他技的一族，激情、彷徨、困惑、欣喜、窘迫，时刻都五味杂陈地贯穿于我的生活，浸透进了我的每一件作品。你不能说我投入时的忘我是假忘我，愉悦是假愉悦。但你也不可据此便认为我的生活只有纯纯的、萌萌的艺术。一切，其实都和居延文吏当年一样，痛并快乐着。书法在我的生命中，重，也不重。无它，我便失却了一个梦想和精神驰骋的舞台；有它，就如同多了一个陪我走这人世一遭的伴侣。如此而已。
　　我的书法作品如何，解说一番其实是多余的，最好的解说是作品本身。如果一定要勉强说说，那就是：我拒绝一切矫情的、涂脂抹粉的、千人一面的所谓“情调”，尽管自己有时在所难免；我向往一切直率的、质朴的、阳刚的、充满生气的“流露”，虽然自己始终无法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