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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创造时代摇滚精神的寻找与摸索
1986年5月9日，工人体育馆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以蓝布褂加一条垮了吧唧白裤子的刺眼装扮，像一个理直气壮的农民一样登上了这个彬彬有礼的光辉舞台。一曲《一无所有》，是中国人第一首自己的摇滚乐，也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公开演出。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先驱性符号，崔健的诞生也意味着摇滚乐在中国大地的扎根。当时，港台音乐已开始迅速涌入中国大陆，港台味的审美风已席卷了内地，而这个25岁青年的装扮，一扫内地大腕的严肃正经与海外歌星的脂粉气，就因为这么不和谐地“插”了一下，便完全颠覆了当时中国年轻人的时尚观。此后，中国大街上无数的青年在效仿崔健的装扮，红星军帽、蓝布褂、红卫兵书包。如果连一身属于自己的装扮都没有，那么还谈什么个性？就在对崔健式造型的效仿中，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反思自我的定义。
“他为什么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却没有？”
上世纪80年代是最饥渴、也最富有激情的一个时代，人们似乎有种从噩梦中胜利大逃亡的欣喜若狂，抓到什么就吸收什么，找到什么就信仰什么。看电影、读诗歌、翻小说、学英语、练气功、学音乐、逛迪厅、买磁带、看录像……人们只有一点点工资，就愿意投注所有的热情在文化和时尚消费上，因为要把那长时间被禁止的欲望释放出来。
事实上，中国摇滚乐，一切从Copy开始。
1982年，马达加斯加籍吉他手和几名老外在北京组建的“大陆”乐队被誉为：“直接构成了中国摇滚乐产生的催化剂。”这个细节透露了一根重要的线索：是西方人首先把摇滚乐带到了中国播种，后来才孕育生长出无数的品种。
1984年，23岁、时任北京歌舞团交响乐队的崔健果断辞职组建了中国第一代摇滚乐团，七合板乐队，当时他们还没有创作的意识，翻唱一下欧美流行歌曲，在当时已经非常牛逼了。因为没有几个人听过欧美流行音乐，当时社会上比的就是胆大，谁敢第一个做谁就是老大。中国摇滚之父的青春启蒙，就是从那阵舶来的呼吸起跑的。
而“一无所有”以后，“摇滚”这个词语才开始了在中国的广泛流通。整个80年代，可以在全国举行巡演的摇滚艺人，似乎只有崔健一个。崔健为北京亚运筹款的全国巡演，让中国摇滚乐迷第一次体验到在家门口看演唱会的滋味。那时候人们可以为了一张门票在寒夜里哆哆嗦嗦地排一晚上的队。
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老百姓已厌倦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民族歌舞和男女声大合唱，人们更有感觉的是电声乐队、吉他大奖赛，哪怕霹雳舞也行。那时候公开的演出都是政府各级有关部门组织主办的，民间的演出则带有半地下的性质。1980年代，人们看到的是各种歌舞团草台班子的走穴表演，尽管参差不齐，但至少满足了人们对现场的饥渴感。中国摇滚的野种，就是在这阵痛与快感交融的十年里播下的。虽然寥寥无几，但已经赋予了大地新的含义。一方面是大众对摇滚的供不应求，一方面是摇滚乐队刚进入启蒙阶段，80年代留下的更多是摇滚精神的寻找与摸索。
1990 制造时代乐队时尚的疯长与消失
1994年，魔岩三太子窦唯、何勇、张楚与中国摇滚第一代天团唐朝乐队登上了向来只重视偶像与巨星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了一场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3万观众在三个半小时的摇滚演唱会中，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疯狂状态，挥手舞动、跳跃旋转、嘶吼顿足，摇滚乐队文化成为了中国人标新立异的时尚符号，也逐渐遍及内地的校园角落。
1990年代开始，卡拉OK在中国遍地开花，这一民间娱乐传播的盛行，也标志着电视这一权威级国家主导式传播的衰落。资讯传播开始多样化，音乐杂志、都市报纸、时尚画报、音乐电台、录像带、CD、VCD……在越来越多的资讯管道中，年轻人搜寻着摇滚乐的蛛丝马迹。
1994年魔岩三杰红磡体育馆放的那把火，我们就是在这些资讯管道里得悉的。这把中国火已燃烧了快20年，它似乎已永久定格在我们的青年记忆中。
就在1990年代中期，地下打口音乐制品登陆中国，及时地补充了中国青年的摇滚梦想，可以说，中国做摇滚乐的，几乎没有不听打口带、打口碟的。打口文化，是我们的一部逆袭青春巨著，我们彻底忘记了仅仅就是在十多年前，摇滚乐还被我们的舆论导向批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流毒”。就在这场西方摇滚乐的瞻仰与洗礼中，中国的摇滚青年也开始自觉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1980年代是关于创造的，那么1990年代则是属于制造的。
在1980年代自由的空气中，组摇滚乐队的热潮逐渐从首都蔓延到了地方，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到了90年代中期，很多大城市的高中甚至都有了摇滚乐队。中国人的理想与命运终于狂奔到了90年代，人们措手不及地发现：一个更加斩钉截铁的时代来了——每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说，但又陷于失语的境地。
1990年代是中国摇滚雨后春笋的成长期，在这十年里，中国摇滚从少年长为了青年。让资深摇滚乐迷津津乐道的中国摇滚90年代中坚力量，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从舞台的灯光下和人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何勇、指南针、郑钧、王磊、盘古、舌头、张浅潜、木马、沼泽、痛苦的信仰、二手玫瑰……与21世纪组建的摇滚乐队相比，在他们身上似乎凝聚了乐迷更多的感情因素与历史情结。
人们发现：当一个个信仰短路崩盘之后，呐喊其实可以更加自我。1990年代末，地下音乐节开始在中国出现，当时没有演出费，也没有星级酒店和双飞，几张卧铺或硬座、免费食宿就可以让一支内地的地下乐队欣喜若狂了。1998年4月，张晓舟和龙民音乐在广州策划的“中国音乐新势力”音乐节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期的摇滚音乐节。但当时的资源是如此简陋，没有政府的扶持，没有企业赞助，没有媒体宣传，没有互联网与微信，所有的消息只能靠传呼机和固定电话相互传递。那时候，为了宣传，他们可以把音乐节的海报贴到公共汽车的屁股上。但就凭着人们对摇滚现场的饥渴与期盼，摇滚音乐节在自由的南中国率先发声了。后来是各地的群起效仿。 这个年代的中国地下乐队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只能靠有限的酒吧演出来挣一点可怜的生活费，因为中国大众的精神选择已繁忙得不可开交了，对中国地下音乐关注的仅仅是那一小撮铁杆乐迷。谁能想象到，一支2013年已跑了38场音乐节、出场费12万的中国当红摇滚天团，12年前在酒吧一场演出的分成还不够回家的打的费。然而，这个苦熬时代在迈入21世纪以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21世纪 改造时代摇滚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21世纪，“摇滚”这个词回归大众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音乐时尚。中国摇滚终于扭亏为盈，以前连房租都交不上，现在可以供房供车了。国情变了、政策也变了，中国摇滚乐艺人除了还没上央视，似乎都体验过了。摇滚音乐节已成为中国今天城市建设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2000年代，人们则重新回到了改造的时代。在这又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人人都进行着一种自我检讨：我以前坚持的真的是对的吗？我是否错过了一些宝贵的东西？现在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去做、去补救的？
重型的改轻便型的，摇滚玩不动就改行整民谣了。十年前，不少民谣歌手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是搞民谣的，在这十年里，民谣的股市一直看涨。而新生代的摇滚乐队中依然有一些言之有物的佼佼者：马木尔与IZ、杭盖、宋雨喆与大忘杠、顶楼的马戏团、五条人、低苦艾、Gala、万能青年旅店。
最近的10年里，中国摇滚乐正走进大众的生活中。音乐人的作品在面对出版审查这一环节比20年前宽容多了。很多音乐人写出了强烈关注现实的作品，这些歌除了在乐迷中间传唱，也被音乐圈外的普通大众和媒体界讨论：克拉玛依大火十二年半后，周云蓬唱出了《中国孩子》；杨佳被执行死刑一年后，左小祖咒唱出了《北京画报》；钱云会意外死亡八个半月后，左小祖咒帮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录制制作出了一首《我的儿子叫钱云会》；昂山素季被缅甸军政府关押十五年获释三年后，二手玫瑰乐队唱出了《白花（致昂山素季）》。音乐人勇于表达的行为令大众对他们会更增添敬意。
在一场场目不暇接的音乐节中，我们是否已进入到一个中国摇滚全民狂欢的时代？摇滚乐，曾经仅仅向“一群被竞争资本主义经验所分化的群众”特供的反抗者文化，在30年的迂回作战中，它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在质变。当音乐家们停止了孤注一掷的冒险转身认清形势，而普通大众在物质文明改造战完胜后开始寻找精神需求，一首摇滚乐或一场音乐节刚好成为一次交流的契机。中国摇滚与大众的亲密互动必将热乎下去，最终谁到底能改变谁，谁又能感动谁，这一定是又一个生动的故事。
1986年5月9日，工人体育馆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以蓝布褂加一条垮了吧唧白裤子的刺眼装扮，像一个理直气壮的农民一样登上了这个彬彬有礼的光辉舞台。一曲《一无所有》，是中国人第一首自己的摇滚乐，也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公开演出。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先驱性符号，崔健的诞生也意味着摇滚乐在中国大地的扎根。当时，港台音乐已开始迅速涌入中国大陆，港台味的审美风已席卷了内地，而这个25岁青年的装扮，一扫内地大腕的严肃正经与海外歌星的脂粉气，就因为这么不和谐地“插”了一下，便完全颠覆了当时中国年轻人的时尚观。此后，中国大街上无数的青年在效仿崔健的装扮，红星军帽、蓝布褂、红卫兵书包。如果连一身属于自己的装扮都没有，那么还谈什么个性？就在对崔健式造型的效仿中，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反思自我的定义。
“他为什么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却没有？”
上世纪80年代是最饥渴、也最富有激情的一个时代，人们似乎有种从噩梦中胜利大逃亡的欣喜若狂，抓到什么就吸收什么，找到什么就信仰什么。看电影、读诗歌、翻小说、学英语、练气功、学音乐、逛迪厅、买磁带、看录像……人们只有一点点工资，就愿意投注所有的热情在文化和时尚消费上，因为要把那长时间被禁止的欲望释放出来。
事实上，中国摇滚乐，一切从Copy开始。
1982年，马达加斯加籍吉他手和几名老外在北京组建的“大陆”乐队被誉为：“直接构成了中国摇滚乐产生的催化剂。”这个细节透露了一根重要的线索：是西方人首先把摇滚乐带到了中国播种，后来才孕育生长出无数的品种。
1984年，23岁、时任北京歌舞团交响乐队的崔健果断辞职组建了中国第一代摇滚乐团，七合板乐队，当时他们还没有创作的意识，翻唱一下欧美流行歌曲，在当时已经非常牛逼了。因为没有几个人听过欧美流行音乐，当时社会上比的就是胆大，谁敢第一个做谁就是老大。中国摇滚之父的青春启蒙，就是从那阵舶来的呼吸起跑的。
而“一无所有”以后，“摇滚”这个词语才开始了在中国的广泛流通。整个80年代，可以在全国举行巡演的摇滚艺人，似乎只有崔健一个。崔健为北京亚运筹款的全国巡演，让中国摇滚乐迷第一次体验到在家门口看演唱会的滋味。那时候人们可以为了一张门票在寒夜里哆哆嗦嗦地排一晚上的队。
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老百姓已厌倦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民族歌舞和男女声大合唱，人们更有感觉的是电声乐队、吉他大奖赛，哪怕霹雳舞也行。那时候公开的演出都是政府各级有关部门组织主办的，民间的演出则带有半地下的性质。1980年代，人们看到的是各种歌舞团草台班子的走穴表演，尽管参差不齐，但至少满足了人们对现场的饥渴感。中国摇滚的野种，就是在这阵痛与快感交融的十年里播下的。虽然寥寥无几，但已经赋予了大地新的含义。一方面是大众对摇滚的供不应求，一方面是摇滚乐队刚进入启蒙阶段，80年代留下的更多是摇滚精神的寻找与摸索。
1990 制造时代乐队时尚的疯长与消失
1994年，魔岩三太子窦唯、何勇、张楚与中国摇滚第一代天团唐朝乐队登上了向来只重视偶像与巨星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了一场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3万观众在三个半小时的摇滚演唱会中，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疯狂状态，挥手舞动、跳跃旋转、嘶吼顿足，摇滚乐队文化成为了中国人标新立异的时尚符号，也逐渐遍及内地的校园角落。
1990年代开始，卡拉OK在中国遍地开花，这一民间娱乐传播的盛行，也标志着电视这一权威级国家主导式传播的衰落。资讯传播开始多样化，音乐杂志、都市报纸、时尚画报、音乐电台、录像带、CD、VCD……在越来越多的资讯管道中，年轻人搜寻着摇滚乐的蛛丝马迹。
1994年魔岩三杰红磡体育馆放的那把火，我们就是在这些资讯管道里得悉的。这把中国火已燃烧了快20年，它似乎已永久定格在我们的青年记忆中。
就在1990年代中期，地下打口音乐制品登陆中国，及时地补充了中国青年的摇滚梦想，可以说，中国做摇滚乐的，几乎没有不听打口带、打口碟的。打口文化，是我们的一部逆袭青春巨著，我们彻底忘记了仅仅就是在十多年前，摇滚乐还被我们的舆论导向批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流毒”。就在这场西方摇滚乐的瞻仰与洗礼中，中国的摇滚青年也开始自觉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1980年代是关于创造的，那么1990年代则是属于制造的。
在1980年代自由的空气中，组摇滚乐队的热潮逐渐从首都蔓延到了地方，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到了90年代中期，很多大城市的高中甚至都有了摇滚乐队。中国人的理想与命运终于狂奔到了90年代，人们措手不及地发现：一个更加斩钉截铁的时代来了——每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说，但又陷于失语的境地。
1990年代是中国摇滚雨后春笋的成长期，在这十年里，中国摇滚从少年长为了青年。让资深摇滚乐迷津津乐道的中国摇滚90年代中坚力量，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从舞台的灯光下和人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何勇、指南针、郑钧、王磊、盘古、舌头、张浅潜、木马、沼泽、痛苦的信仰、二手玫瑰……与21世纪组建的摇滚乐队相比，在他们身上似乎凝聚了乐迷更多的感情因素与历史情结。
人们发现：当一个个信仰短路崩盘之后，呐喊其实可以更加自我。1990年代末，地下音乐节开始在中国出现，当时没有演出费，也没有星级酒店和双飞，几张卧铺或硬座、免费食宿就可以让一支内地的地下乐队欣喜若狂了。1998年4月，张晓舟和龙民音乐在广州策划的“中国音乐新势力”音乐节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期的摇滚音乐节。但当时的资源是如此简陋，没有政府的扶持，没有企业赞助，没有媒体宣传，没有互联网与微信，所有的消息只能靠传呼机和固定电话相互传递。那时候，为了宣传，他们可以把音乐节的海报贴到公共汽车的屁股上。但就凭着人们对摇滚现场的饥渴与期盼，摇滚音乐节在自由的南中国率先发声了。后来是各地的群起效仿。 这个年代的中国地下乐队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只能靠有限的酒吧演出来挣一点可怜的生活费，因为中国大众的精神选择已繁忙得不可开交了，对中国地下音乐关注的仅仅是那一小撮铁杆乐迷。谁能想象到，一支2013年已跑了38场音乐节、出场费12万的中国当红摇滚天团，12年前在酒吧一场演出的分成还不够回家的打的费。然而，这个苦熬时代在迈入21世纪以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21世纪 改造时代摇滚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21世纪，“摇滚”这个词回归大众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音乐时尚。中国摇滚终于扭亏为盈，以前连房租都交不上，现在可以供房供车了。国情变了、政策也变了，中国摇滚乐艺人除了还没上央视，似乎都体验过了。摇滚音乐节已成为中国今天城市建设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2000年代，人们则重新回到了改造的时代。在这又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人人都进行着一种自我检讨：我以前坚持的真的是对的吗？我是否错过了一些宝贵的东西？现在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去做、去补救的？
重型的改轻便型的，摇滚玩不动就改行整民谣了。十年前，不少民谣歌手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是搞民谣的，在这十年里，民谣的股市一直看涨。而新生代的摇滚乐队中依然有一些言之有物的佼佼者：马木尔与IZ、杭盖、宋雨喆与大忘杠、顶楼的马戏团、五条人、低苦艾、Gala、万能青年旅店。
最近的10年里，中国摇滚乐正走进大众的生活中。音乐人的作品在面对出版审查这一环节比20年前宽容多了。很多音乐人写出了强烈关注现实的作品，这些歌除了在乐迷中间传唱，也被音乐圈外的普通大众和媒体界讨论：克拉玛依大火十二年半后，周云蓬唱出了《中国孩子》；杨佳被执行死刑一年后，左小祖咒唱出了《北京画报》；钱云会意外死亡八个半月后，左小祖咒帮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录制制作出了一首《我的儿子叫钱云会》；昂山素季被缅甸军政府关押十五年获释三年后，二手玫瑰乐队唱出了《白花（致昂山素季）》。音乐人勇于表达的行为令大众对他们会更增添敬意。
在一场场目不暇接的音乐节中，我们是否已进入到一个中国摇滚全民狂欢的时代？摇滚乐，曾经仅仅向“一群被竞争资本主义经验所分化的群众”特供的反抗者文化，在30年的迂回作战中，它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在质变。当音乐家们停止了孤注一掷的冒险转身认清形势，而普通大众在物质文明改造战完胜后开始寻找精神需求，一首摇滚乐或一场音乐节刚好成为一次交流的契机。中国摇滚与大众的亲密互动必将热乎下去，最终谁到底能改变谁，谁又能感动谁，这一定是又一个生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