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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或者说公共阅读有两种状态，一种安静，如蔷薇般绽放；另一种热烈，如樱花般飘舞。
英国人把读书会叫做reading group。跟一些沙龙类似，reading group往往针对一个小问题，召集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或有主讲人或没有，大家围坐在圆桌旁，细细地讨论。读书会的重点不在于主讲人讲了什么，或者阅读材料本身的内容，而在于最后的讨论和博弈。
我的博士导师Phil Crang教授组织了一个名为October group的读书会。每隔一周，中午12点45分，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画廊里，一群二三十岁的学生和一群四五十岁的老师一边喝酒吃饭，一边聊着阅读。最初，这个松散的活动仅仅是Phil为了让学生们认真读书而举办的。后来，随着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又有了自己的学生，Octobergroup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始终固定在20人左右，以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讨论中来。针对物质文化的研究，October group面向伦敦的学者，探讨时尚和“舒适”的生活模式。每次的话题都会提前在邮件群里发给所有可能来参加的人。
2012年的初冬，Phil让我和我的同学Priya一起主持一场有关饮食的读书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一起定主题、找文章，把文章发给每个读书会的成员。我们打算探讨国际商品网络中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和意义的变化。甚至，我们带了一个在英国超市里售卖的，贴有“fair trade”（公平交易）标签的木瓜。意料之中，讨论在觥筹交错中渐行渐远。话题从最初的道德消费偏离到抵制消费，从最初的全球化谈论到本土剥削，从最初的文化多元讲到量化幸福感和全民普查的弊端。吵吵闹闹，喝酒，吃芝士。大笑、愤怒、争吵、妥协。甚至牵扯出了国际地理学上对不同语言和权力不公平对待的批判。一个半小时之后，一切戛然而止。大家关上电脑，合上笔记本，穿上外套，各自出门。那天，画廊正在布展，一棵枯树上挂着一朵大红色的花。
毕业之后，我离开了伦敦，到北英格兰的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因为研究兴趣使然，被同事Megan叫去参加了一个讨论食品问题的reading group。这个读书会每个月举行一次，在各个成员的家中轮流举行。最初，这个组织由谢菲尔德大学研究食品政策的几个学者发起，定期讨论与吃喝相关的话题。慢慢地，通过口口相传以及学者之间的联络，这个FoodReading Group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邮件群、固定的参与人群和轮值秘书。与其说是读书会，还不如说是以讨论食品问题为名的家庭聚会。
第一次去的时候，坐了半小时公共汽车来到主持人Peter的家中。一进门，Peter的女朋友扑面而来一句：“你要红酒、白酒还是啤酒？”一时没反应过来的我拿出了一叠打印的资料问：“我们今天不是来探讨粮食安全的问题吗？”而Peter的女朋友说：“亲爱的，先喝一杯吧！”于是，在喝着酒，吃着零食，闹腾地寒暄之后，所有人切换成静音模式，开始轮流讲述自己对粮食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见解。轮到我的时候，我说，自己曾经把“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弄混过，闹了个笑话。但日常生活中，谁会去考虑粮食安全的问题呢？又有谁会去考虑粮食主权的问题呢？这么一说，整个reading group炸了锅。有说日常的政治和国家治理原本就是一体的，也有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个人负起社会责任的。跟October group一样，这个松散的Food Reading Group一讨论起来就热闹非凡，绅士淑女们平时的温和不知去了哪里。大家借着酒劲高谈阔论，直到邻居前来敲门，让我们说话小声点。讨论结束后，一切归为平静。回家的路上Megan问我感想如何。我说：“你们太闹了。”Megan却说：“不这样讨论的话，如何批判性思考？”诚然，如果不这样吵吵闹闹，何来讨论？何来思想的碰撞？我们都是怀着深入探讨社会问题的初衷而来，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再后来，因缘际会之下，我来到南京展开一个对比英国、中国和乌干达的代际文化、消费和可持续性的研究项目。为了探寻不同的社会如何将不同年龄的人组织在一起，打造联合国所说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我探访了不同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有一天，一个朋友发来邮件，说有两个青年读书会不知我是否感兴趣，一个在桦墅的乡间（嘤鸣读书会），另一个在紫金山上（群学书院）。跟英格兰工业化和城市化浓烈的喧嚣不同，南京的读书会带着那么一点乡野和山林的静美。
去嘤鸣读书会的那天刚过小暑，辗转坐了地铁、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好不容易找到读书会所在的嘤栖书院，却只见一片农田，听见吱吱呀呀的蝉鸣。在我等待访谈的时候，拿出kindle，静静地读完了一本买了很久的《肥肉》。书院里有老人、姑娘和瘦狗，一切安宁。其时，书院正在进行“半农半x”的活动，呼应那句“两件事读书耕田”。书院的创始人告诉我，读书会实质是在推动全民阅读。通过环境氛围的营造，让人们自觉或被动地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达到读书会友、读书为乐的目的。
嘤鸣读书会的活动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读书演讲会，即依靠知名作家来现场讲演，吸引年轻人来参加活动，让年轻人感受到这个城市中的读书氛围。第二种活动可以称之为读诗会和读剧会，这些活动比较注重参与读书的过程，鼓励年轻人不但做一个听众，也能做一个表达者，用他们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第三种是精读会，就是深入阅读，在阅读后写出一些成果与大家分享。读书是为了以书为友，耕田是为了以自然为师。那天，暑气正盛的下午，一群青年在听完有关如何写诗的课程后，扛起锄头拎起桶，走向田间地头。读书和耕田两不误。晚间风起，关于诗与未来的话题还在继续。
刚入秋时，初见群学书院。同样是为了推广全民阅读，同样是远离城市的喧嚣。书院在每个周末的时候会有面向公众的学术讲演，探讨社会问题，或者寻求心灵的安息。每年还会组织几次游学的活动，让人们换个环境好好阅读。我去的那天暑气已经消散，夏日的浮躁也渐渐褪去。虽是周末，地铁上人却不多。在地铁上，我还是拿出了kindle，静静地把看到一半的《世事如烟》看了下去。
那日，山里正在进行“心理学视野中的自我与社会”深度研修班的初次讲演。跟大多数的读书会类似，有演讲人，有听众，有书，有主持人。刚上山的时候，觉得这种安静的、程式化的读书会让我有点水土不服——我似乎已经习惯了那种喧闹的讨论方式，也许是因为很久没有走进课堂，心总是静不下来。但听到最后，却发现远离城市的山林或许更适合一起读书，因为这里更加自由和广阔，是思想需要的地方。安静地坐下、听讲，带着思想回家，阅读、思考，也是另一种读书之道。
所以读书的意义不在于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书，也不在于如何去读书，而在思考、交流、批判和深入骨髓地践行。
不管在画廊里、家里、田间还是山上，阅读都是一个程序化的实践和社会化的过程。作为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阅读本身可能不具备什么社会性。而公共阅读，却能让人们带上自己的思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更多的人探讨一切。无论是以蔷薇般绽放的从容，还是以樱花般飘舞的热情，公共阅读总能推动社会的改变和发展。
（本文作者为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员）
英国人把读书会叫做reading group。跟一些沙龙类似，reading group往往针对一个小问题，召集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或有主讲人或没有，大家围坐在圆桌旁，细细地讨论。读书会的重点不在于主讲人讲了什么，或者阅读材料本身的内容，而在于最后的讨论和博弈。
我的博士导师Phil Crang教授组织了一个名为October group的读书会。每隔一周，中午12点45分，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画廊里，一群二三十岁的学生和一群四五十岁的老师一边喝酒吃饭，一边聊着阅读。最初，这个松散的活动仅仅是Phil为了让学生们认真读书而举办的。后来，随着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又有了自己的学生，Octobergroup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始终固定在20人左右，以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讨论中来。针对物质文化的研究，October group面向伦敦的学者，探讨时尚和“舒适”的生活模式。每次的话题都会提前在邮件群里发给所有可能来参加的人。
2012年的初冬，Phil让我和我的同学Priya一起主持一场有关饮食的读书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一起定主题、找文章，把文章发给每个读书会的成员。我们打算探讨国际商品网络中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和意义的变化。甚至，我们带了一个在英国超市里售卖的，贴有“fair trade”（公平交易）标签的木瓜。意料之中，讨论在觥筹交错中渐行渐远。话题从最初的道德消费偏离到抵制消费，从最初的全球化谈论到本土剥削，从最初的文化多元讲到量化幸福感和全民普查的弊端。吵吵闹闹，喝酒，吃芝士。大笑、愤怒、争吵、妥协。甚至牵扯出了国际地理学上对不同语言和权力不公平对待的批判。一个半小时之后，一切戛然而止。大家关上电脑，合上笔记本，穿上外套，各自出门。那天，画廊正在布展，一棵枯树上挂着一朵大红色的花。
毕业之后，我离开了伦敦，到北英格兰的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因为研究兴趣使然，被同事Megan叫去参加了一个讨论食品问题的reading group。这个读书会每个月举行一次，在各个成员的家中轮流举行。最初，这个组织由谢菲尔德大学研究食品政策的几个学者发起，定期讨论与吃喝相关的话题。慢慢地，通过口口相传以及学者之间的联络，这个FoodReading Group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邮件群、固定的参与人群和轮值秘书。与其说是读书会，还不如说是以讨论食品问题为名的家庭聚会。
第一次去的时候，坐了半小时公共汽车来到主持人Peter的家中。一进门，Peter的女朋友扑面而来一句：“你要红酒、白酒还是啤酒？”一时没反应过来的我拿出了一叠打印的资料问：“我们今天不是来探讨粮食安全的问题吗？”而Peter的女朋友说：“亲爱的，先喝一杯吧！”于是，在喝着酒，吃着零食，闹腾地寒暄之后，所有人切换成静音模式，开始轮流讲述自己对粮食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见解。轮到我的时候，我说，自己曾经把“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弄混过，闹了个笑话。但日常生活中，谁会去考虑粮食安全的问题呢？又有谁会去考虑粮食主权的问题呢？这么一说，整个reading group炸了锅。有说日常的政治和国家治理原本就是一体的，也有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个人负起社会责任的。跟October group一样，这个松散的Food Reading Group一讨论起来就热闹非凡，绅士淑女们平时的温和不知去了哪里。大家借着酒劲高谈阔论，直到邻居前来敲门，让我们说话小声点。讨论结束后，一切归为平静。回家的路上Megan问我感想如何。我说：“你们太闹了。”Megan却说：“不这样讨论的话，如何批判性思考？”诚然，如果不这样吵吵闹闹，何来讨论？何来思想的碰撞？我们都是怀着深入探讨社会问题的初衷而来，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再后来，因缘际会之下，我来到南京展开一个对比英国、中国和乌干达的代际文化、消费和可持续性的研究项目。为了探寻不同的社会如何将不同年龄的人组织在一起，打造联合国所说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我探访了不同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有一天，一个朋友发来邮件，说有两个青年读书会不知我是否感兴趣，一个在桦墅的乡间（嘤鸣读书会），另一个在紫金山上（群学书院）。跟英格兰工业化和城市化浓烈的喧嚣不同，南京的读书会带着那么一点乡野和山林的静美。
去嘤鸣读书会的那天刚过小暑，辗转坐了地铁、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好不容易找到读书会所在的嘤栖书院，却只见一片农田，听见吱吱呀呀的蝉鸣。在我等待访谈的时候，拿出kindle，静静地读完了一本买了很久的《肥肉》。书院里有老人、姑娘和瘦狗，一切安宁。其时，书院正在进行“半农半x”的活动，呼应那句“两件事读书耕田”。书院的创始人告诉我，读书会实质是在推动全民阅读。通过环境氛围的营造，让人们自觉或被动地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达到读书会友、读书为乐的目的。
嘤鸣读书会的活动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读书演讲会，即依靠知名作家来现场讲演，吸引年轻人来参加活动，让年轻人感受到这个城市中的读书氛围。第二种活动可以称之为读诗会和读剧会，这些活动比较注重参与读书的过程，鼓励年轻人不但做一个听众，也能做一个表达者，用他们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第三种是精读会，就是深入阅读，在阅读后写出一些成果与大家分享。读书是为了以书为友，耕田是为了以自然为师。那天，暑气正盛的下午，一群青年在听完有关如何写诗的课程后，扛起锄头拎起桶，走向田间地头。读书和耕田两不误。晚间风起，关于诗与未来的话题还在继续。
刚入秋时，初见群学书院。同样是为了推广全民阅读，同样是远离城市的喧嚣。书院在每个周末的时候会有面向公众的学术讲演，探讨社会问题，或者寻求心灵的安息。每年还会组织几次游学的活动，让人们换个环境好好阅读。我去的那天暑气已经消散，夏日的浮躁也渐渐褪去。虽是周末，地铁上人却不多。在地铁上，我还是拿出了kindle，静静地把看到一半的《世事如烟》看了下去。
那日，山里正在进行“心理学视野中的自我与社会”深度研修班的初次讲演。跟大多数的读书会类似，有演讲人，有听众，有书，有主持人。刚上山的时候，觉得这种安静的、程式化的读书会让我有点水土不服——我似乎已经习惯了那种喧闹的讨论方式，也许是因为很久没有走进课堂，心总是静不下来。但听到最后，却发现远离城市的山林或许更适合一起读书，因为这里更加自由和广阔，是思想需要的地方。安静地坐下、听讲，带着思想回家，阅读、思考，也是另一种读书之道。
所以读书的意义不在于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书，也不在于如何去读书，而在思考、交流、批判和深入骨髓地践行。
不管在画廊里、家里、田间还是山上，阅读都是一个程序化的实践和社会化的过程。作为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阅读本身可能不具备什么社会性。而公共阅读，却能让人们带上自己的思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更多的人探讨一切。无论是以蔷薇般绽放的从容，还是以樱花般飘舞的热情，公共阅读总能推动社会的改变和发展。
（本文作者为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