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很大，它来自孟德斯鸠的名言；事件很小，这是一位农民工“扒火车”的故事：贵州打工者黄思贵，乘坐上海虹口开往武汉汉口的动车，途经安徽合肥站时，临时下车抽根烟，动车只停靠两分钟，他误点了，情急之下，抓住车门，扒上动车，跟着飞驰了5分钟，车内乘客发现后，才紧急停车，被平安救下。
　　这是不要命的行为，而在一些文明人眼里，这更是“不文明行为”。不过，黄思贵没有在不能抽烟的车厢里抽烟而到车外“过下瘾”，也已是比较文明了。在那“想也没想”的时刻，他一定想到了车上还有他的行李，惦记着那么昂贵的动车火车票，想着自己落在半路上那如何是好，他恐怕是下意识地飞奔过去扒上火车。可这已不是铁道游击队时代的蒸汽机车了，没有掉下来丢掉小命还真算是他老兄命大。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确实不易。记得那段话吗：“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先要感谢农民工兄弟姐妹们，你们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许多工厂、矿山，一些繁重的岗位，你们常年坚守在那里，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你们盖的，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你们干的。”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干的，但他们拿到的报酬是最低的，甚至还不一定拿得到工钱。有人给划分身份等级——最高等：公务员(机关干部)；第二等：事业编制；第三等：事业单位招聘人员；第四等：企业职工；第五等：农民工；第六等；农民……你可不能将打工的民工与那什么“打工皇帝”唐骏相提并论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工黄思贵为什么飞身扒动车了。
　　于是，我们看待黄恩贵的基调，是同情而非谴责。但看到报道说，“他正在被责令写检查”，我想问：凭什么啊?此刻，孟德斯鸠的那句名言涌现于脑海：“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孟德斯鸠认为：“政治法使人获得自由，民法使人获得财产。”我更愿意把这里的“民法”看成是广义的概念，一个国家的民法，是尊重它的公民的法律。惟有把每一个个人看成是“整个的国家”，国家及其政府及其官员才会在理念上、在行动上真正呵护公民的人权。如果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观照黄思贵扒动车事件，那么，黄思贵这个属于“无心之失”、也仅仅只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行动，就不必“被责令写检查”。他扒动车的危险动作，是无奈而为，已无任何“尊严”可言，又责令他写检查，更是没有把他当成有尊严的人看待了。
　　国家是为了保障每个具体个人的人权与尊严而设立、而存在的。孟德斯鸠的名言，体现的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这样的情怀与关怀，“以人为本”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一座海市蜃楼，就只有“以国为本”“以政府为本”，具体到黄恩贵，就会变成“以火车为本”“以铁道为本”，而不是“以乘客为本”，更不是“以人为本”。“思贵扒车”当然成不了“新成语”，但“农民工黄思贵扒动车”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入的思索。刚刚又看到一个关于农民工的新闻：7月14日，在郑州，睡在立交桥下的200名农民工，被子又一次被收走了。今年5月12日，他们的被子就被收走过一次。理由是“影响市容、不安全”。这些农民工如果租得起“蚁族的蜗居”，何苦要住在立交桥下?20岁的民工小樊说，他试过背着被子给人家修下水道，自己累不说，别人觉得“太穷酸”“修下水道”这样的脏活累活他们干了，但他们的收入远远不足以在城市“蜗居”；他们当然也是人，难道他们就不希望过上有温暖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哪怕是最平凡的生活?
　　相比之下，被子被收走、扒动车被责令写检讨之类，对民工的人生来说，还实在是“小事一桩”。四川达州农民工程代富，到江西打工时，为中铁三局修建铁路桥，从5米高钢架上不慎掉下，颈椎骨折致使高位截瘫，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用工方给他一次性支付了20万元“了断”，今年春节期间，他们派人将程代富送回达州，“遗弃”在火车站广场马路上……我不能想像，扒动车的民工黄思贵如果也像程代富那样摔成高位截瘫，将会是如何的境遇?
　　不说把每个人看成“整个国家”，就是看成一个最基本的“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真切切地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