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李君如家的客厅里，他手书的范仲淹的名句放在醒目的位置上，那是2009年，他参加范仲淹诞辰1020周年书画大赛时的作品留念。同样，也是在2009年秋冬之交，他还写过一幅字，语出顾炎武：“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范仲淹与顾炎武的这两句话，李君如每每吟咏，内心总会生出无限感慨。
　　2016年年初，窗外寒冬料峭，在安静的茶馆内，李君如手持一杯热茶，看着茶叶在水中翻飞舒卷，言及他的工作研究，他言辞切切，娓娓道来，不由自主地又吟诵出范仲淹的名句——是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出世的心愿，更有入世济世的追求，对范仲淹、顾炎武都是有共鸣心境的。李君如尤其如是。
　　过去的一年，李君如笔耕不辍，他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每个话题都紧扣时代热点，比如《四个全面与治国理政》、《时代大潮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廉政新规”热销的思考》、《中国梦与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等等，无一不是紧扣社会脉搏，及时为社会思潮做清晰的理论阐释。
　　人生的重要节点
　　“每当有所改革，新政策新措施推出之后，总免不了有质疑、抱怨的声音，这时，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是最不应该抱怨的，因为，他的社会职责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李君如带着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平和温润，普通话中略带南方口音，语气平缓中透着坚毅。他先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他多次参与中央重要课题的调研和重要文件的起草。作为一名来自理论界的全国政协常委，前几年每年的全国两会，他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有心的媒体还会总结出他的两会精彩语录以飨读者。
　　不论是在访谈中，还是在演讲中或是文章里，读者总能在李君如的文章中看到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感谢我的中学阶段，让我打下了良好的逻辑思考基础。”李君如说。李君如的中学时代，是在上海的重点中学松江二中就读的，那里留给李君如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小桥流水，曲径绿山”的优美环境，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学习氛围。“我从15岁进入松江二中，到22岁离开母校下乡插队，在松江二中度过的这七年，是人的一生中最有朝气，也最富有想象力的7年。”刚进学校第一年，有一次期中考试，李君如各门功课的平均分数达99分，学校奖给全校考试最高分的9名同学每人一支英雄牌金笔。许多同学因此戏称他们为“九支笔”。他很珍惜这支笔，到了高二，笔丢了，他为此懊恼了很久。松江二中以数理化著名，一度他以为以后自己会从事与数理化有关的工作。后来，机缘巧合中，他走上了理论研究的道路，然而中学时坚实的数学逻辑思维与物理空间思维能力对他以后的理论研究都大有裨益。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身处校园的青春学子们被时代大潮冲击着。那一年，李君如19岁，他在学校感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革命狂潮，他的命运不知不觉深受影响。“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也就是1968年10月，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松江二中67届高中生李君如，戴着大红花，在老師、同学和居民的夹道欢送下，去了松江县城东公社卫星大队第十生产队，他由一名知识青年迅速成為为一个“农民”。
　　后来，有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会问他，“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时间，会觉得荒废了时间了吗？他总是好脾气地笑笑，以他惯有的逻辑性思辨性思维说，任何时间都不会是荒废的，只要有心，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感受到收获和成长。
　　上山下乡的那些年，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农民的善良——下乡不久，身为企业干部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被迫害致死，当地老百姓得知他的身世后，他并未遭遇到出身的歧视，更多的却是周围人对他的关爱。他也振奋起精神，期待为爱护他的农民多做一些事情，他运用自己所长，拿起笔，写他看到的农民，写他亲历的事情，向公社和县广播站投稿，当起了“土记者”。他还在生产队开办了“政治夜校”，给乡亲们讲时事政治，他自己结合实际，自己编写了《农民学哲学读本》作为夜校教材——“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想起来，还觉得可惜。”李君如回忆说。这本装帧简陋的钢板油印教材受到了乡亲们的欢迎。他的做法很快被作为经验推广到公社。
　　“在农村的那几年，我由衷地感到，中国的农民是最结合实际的哲学家。”李君如感慨道。他记得，他刚到上海郊区松江县插队时，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金在回忆了土地改革前后农民地位的变化后对他们这批知青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新农民了。你要记住，种田要靠自己，是为你自己的。在当时，社会上充斥着“一切为革命”的口号声中，这种“种田靠自己”的说法让李君如感到很新鲜。那几年里，他住在一间原为牛棚的小屋子里，劳动、做饭，一切全都靠自己。
　　更为切实的感受是，那时的阶级斗争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各个地方开展，李君如所在的村落也未能幸免。有心的李君如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阶级斗争多么激烈，人们却并没有把粮食生产这一农民生存的根本所丢弃。“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知道批斗大会思想斗争是不能当粮食吃的。”李君如非常欣赏农民的务实精神，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农村。在县委党校工作的时候，在参加每年一度的县三级干部会议时，他也注意到“大会做典型发言的，都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有一年，李君如作为县三级干部会议文件起草组的成员，重点总结了一个狠抓阶级斗争的生产队，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确做得很细，文章他也认真地写了，故事生动，文辞优美，然而，大会发言后，许多人问：“既然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那么好、阶级斗争抓得那么紧，为什么粮食没有增产、农民没有增收呢？”一句话让他思考良久——一切思想活动都是有一个终极实践目标和方向的，离开了具体的实践目标和方向，思想理论终究会成为空中楼阁。“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歌德在《浮世德》中的这句话让李君如在生活中找到了最好的注脚。 　　这为以后李君如从事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理论研究要以实践为基础。上山下乡的那几年，农村工作的那几年，成为李君如人生的重要节点。“到实践中去”成为他此后理论研究中一直秉持的观念。
　　一同谱写一段杏林佳话
　　由于在农村插队期间的优异表现，1971年他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上大学，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当地人推荐他到政治历史系学习，等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调剂到了工基系，理由是因为父亲的问题，他政审无法通过。经过县教卫组领导和学校协商，他最终还是进入了政史系深造。“既学政治理论又学历史有很大的益处，研究任何一个理论问题都要放入当时的历史中去，才更有意义。”李君如说。
　　入校后，李君如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等一门门课。在听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他被老师滚瓜烂熟的讲解吸引住了，在老师的指点下他啃了《资本论》。
　　他有一个很好的读书方式，“在精读每本大部头的书时，都会结合其相关的背景书来看，这样更有助于了解书中的论据来源。”李君如说，“我在读《资本论》时结合着作者的自传来看，读《毛泽东选集》时结合着党史来看，这样就会了解到，书中思想来源，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个具体的形成过程。”
　　在上海师大临近毕业前夕，发生了林彪事件。李君如写了一篇批判“天才论”的文章。该文于1972年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是“孙逊、李镜如”。这时，李君如已经在松江县新桥公社一所乡村学校工作。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他都会说，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篇文章，是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进理论殿堂的起点。
　　毕业后，他先是在松江新桥公社一所农村学校任教，不久被调到县委党校当理论教员。期间，他通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并深读了大量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名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
　　回忆过往，李君如充满感恩，“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松江二中的各位老师们，还有我的导师，著名的哲学家周抗……要感谢的人很多。”
　　1978年秋天，真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当时李君如在松江县委党校工作，经常参加一些上海市哲学学会的学术活动。李君如第一次见周抗，是在听周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讲座上，周老的讲座活泼中见深刻，他的大胆敢言更是让李君如佩服不已。
　　周抗认识李君如也是在一次研讨会上，1979年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理论界依旧十分活跃，在一次专题讨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讨论会上，李君如在会上谈了考察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那次，周老也参加了，他听了李君如的观点，十分感兴趣并大加赞扬，并决定将李君如的发言加“编者按”发表在《社联通讯》上。李君如这位理论研究新秀第一次走入了周抗的视野。
　　1980年李君如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第一志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周老已经是哲学所的党委书记、所长，正在无锡华东疗养院养病，哲学所的领导同志向他报告说“松江县委党校的李君如考到我们所来了”。周抗听后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由我亲自来带。”
　　1981年初，李君如到哲学所工作时，周抗在所党委会议上正式提出，让李君如做他的助手。在做周抗助手这一阶段，李君如受益匪浅。周老是从抗大走出来的哲学家，在延安、太行山、山东经历过血和火的考验，他经常对李君如说：我是“幸存者”，多少战士为保护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话语中不仅抱有缅怀战友之情，而且含有严于律己之意。至今，恩师的谆谆教诲依旧响在耳边——“要注意从左、右两个方面同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做学术文章也要有思想”……


　　后来，当李君如将他潜心研究的著作《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等系列專著完成后，第一时间拿给他的恩师周老，周老用饱蘸情感的笔墨为李君如写序，从学术角度给予这本书以高度的评价，并毫不吝惜对这位得意学生的赞美。2002年，周老病逝，一年后，缅怀周老的怀念文集集结准备出版，李君如受周老家人委托，为周老的怀念文集写下深情的序言，在序言中，李君如写道：作为他的学生，我想说的是，周老的思想、情操和风范不仅是我们这些后生和晚辈应该学习的，而且正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需要弘扬的。周抗与李君如，两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同谱写了一段杏林佳话。
　　发出历史的清音
　　李君如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佳绩不断，事业也一步步走向高点。1993年3月，李君如被调到中宣部，担任理论局副局长。1997年8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题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一文，文章首次提出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1998年11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5月，李君如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李君如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及其治国理政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文章，出版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专著。
　　三十多年年间，李君如以“贴着中国社会的现实，展开理论思维的翅膀”的治学作风，获得了理论研究的大丰收。他的诸多专著，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和重视。
　　继他研究毛泽东的系列著作《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研究邓小平等相关专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在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方面李君如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卓有成就。他的诸多专著被翻译成外文，他的文字成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的窗口，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理论研究这片丰饶的世界中，李君如以农人的勤勉、智者的深邃、工匠的严谨，以纸笔为器，走出了一条恢宏宽阔的路。他的思想脉络紧扣时代主题，三十余年来，与中国激荡而迅猛的发展一起共振，向国人乃至世界传递声音。
　　李君如信奉的格言是：学思相兼，不罔不殆。他站在长长的书柜边，右手边第一格书架上全是他的个人著作，放得满满，可谓著作等身。“看着这些书，好像我还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如果把这些书放入浩瀚的图书馆，我的这些成果也算不了什么了。”他微笑着，言语间满满的谦逊。
　　李君如曾说：“在急剧变动的世界和不断进步的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我深知，在今天，无论是‘庙堂’之仕，还是‘江湖’中人，无论是‘明道’，还是‘救世’，都十分不易，都要有自信、理性，创新、务实。”
　　他在理论研究的浩瀚书海中驻足，目光却始终凝视着中国的变革，他的人生路径中，有时代车辙的烙印，有个体融入历史洪流的共振，他目光如炬，观察着、也参与着中国在历史大变革中的种种，并在纷繁庞杂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条清理晰地发出时代的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