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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的认识与批判,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起点,而之后对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蒲鲁东的批判,乃是其在一般方法论上将归纳法和演绎法融合在一起的连接点。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经济理论,而庸俗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从革命走向保守的经济理论。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李嘉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001-02
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认识与批判,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起点,而之后对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蒲鲁东的批判,乃是其在一般方法论上将归纳法和演绎法融合在一起的连接点。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经济理论,而庸俗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从革命走向保守的经济理论。虽然在马克思具体的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中没有把它们截然分开,但他对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差异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上具有客观性的成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中顺应历史发展的精神;而庸俗经济学则基本上属于对资产阶级经济进行辩护,对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实质进行掩饰、遮蔽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背离历史总体发展时的庸人心态。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尽管具有一定的道理,可以称作“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它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斯密和李嘉图就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是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在英国是从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决定了他们比较客观地分析社会经济事实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决定了他们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待经济活动,本质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规律上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曾经提出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他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上来就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2]马克思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同上)经过《伦敦笔记》,马克思已经可以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的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只是在18世纪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类生存情境的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因为只是“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将这种历史的个人假象表述成天然的人,并将其当做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回过头去追溯历史,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2]这也就是说,个人,作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生存,实际上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及其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之总和。
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上,马克思对斯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不断矛盾性进行了揭露。他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4]。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第一种方法使他的经济学或多或少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包含着宝贵的科学因素;而第二种方法则使他的经济学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外部联系的现象主义表面描述上。而不从历史总体的角度进行考察,不挖掘资本主义经济潜藏的内在联系,以“实证”、“客观”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现象主义的表面描述和浅层概括,就必然做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批判解释,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5]。马克思说:“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3]
李嘉图被马克思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把劳动价值论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从而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经济学提供了直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曾经称赞李嘉图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分析中具有科学上的诚实精神,并充分肯定了他对经济学发展和历史理论发展的贡献。李嘉图的观点已不是要把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它们的一系列简单成分,而是从一个简单的实体中引出一切复杂的现象。李嘉图的思维的严格的演绎性质在政治经济学上早已有口皆碑。但是只有马克思才能正确估价这种演绎法的意义,指出它是李嘉图对事物的理论态度。李嘉图由于自发的遵循事物的逻辑,便达到了马克思后来完全自觉采用的理论出发点。但是李嘉图的演绎法实际上仍旧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演绎法,这种演绎法只能从想象中区分出已经包含在一般概念规定中的东西,而他的归纳法则仍旧是纯粹经验主义的,纯粹形式主义的归纳法,而不是理论的归纳法;形式主义的归纳法不可能从现象中抽象出现象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现象所必然具有的,在属性上是和现象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由于各种同现象的性质没有联系的外部情况的影响才出现在现象之中。
马克思同时也看到了李嘉图经济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他指出,“不顾一切地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是李嘉图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的观点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的。马克思首先对李嘉图的经济学理念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斯密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和谐性和无矛盾、无对立性的观点不同,李嘉图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并且有意识地把这种对立当做他研究的出发点。但是他同时认为,这种对立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并不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这样,李嘉图就把本应当予以解决的社会对立永恒化,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化和永恒化了。李嘉图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生产唯一可能的、绝对进步的自然形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保证个人的最大幸福,也保证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把资本主义当做自古以来社会的唯一形式。他认为,人类一直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甚至原始社会的渔夫和猎人也是资本家。社会的发展不是社会形式的发展,而只是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此揭露并指出,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兴趣:仅仅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把它说成是生产的绝对形式。
尽管李嘉图对待事实及其理论表现过程也自发地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方法,但是他自觉坚持的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立场。在他那里演绎仍旧只是阐述概念的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特殊现象中只能发现已经包含在大前提中,包含在起始的一般概念及其规定中的东西,从而归纳在他那里则保持了片面的经验的性质。后者不可能区分出那些必然属于现象并形成理论抽象的现象特点,而正是这种抽象在现象的纯粹形式上,在现象的固有内容上反映各种现象。演绎和归纳,一般概念和表现现象特点的概念,所有这些范畴在李嘉图那里都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对立物,他怎么也不能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李嘉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001-02
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认识与批判,是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起点,而之后对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蒲鲁东的批判,乃是其在一般方法论上将归纳法和演绎法融合在一起的连接点。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经济理论,而庸俗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从革命走向保守的经济理论。虽然在马克思具体的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中没有把它们截然分开,但他对两者的态度是有所差异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上具有客观性的成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中顺应历史发展的精神;而庸俗经济学则基本上属于对资产阶级经济进行辩护,对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实质进行掩饰、遮蔽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背离历史总体发展时的庸人心态。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尽管具有一定的道理,可以称作“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它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斯密和李嘉图就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是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在英国是从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决定了他们比较客观地分析社会经济事实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决定了他们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待经济活动,本质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规律上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曾经提出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他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上来就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2]马克思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同上)经过《伦敦笔记》,马克思已经可以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的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只是在18世纪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类生存情境的一种“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因为只是“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将这种历史的个人假象表述成天然的人,并将其当做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回过头去追溯历史,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2]这也就是说,个人,作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生存,实际上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存及其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之总和。
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上,马克思对斯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不断矛盾性进行了揭露。他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4]。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第一种方法使他的经济学或多或少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包含着宝贵的科学因素;而第二种方法则使他的经济学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外部联系的现象主义表面描述上。而不从历史总体的角度进行考察,不挖掘资本主义经济潜藏的内在联系,以“实证”、“客观”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现象主义的表面描述和浅层概括,就必然做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批判解释,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5]。马克思说:“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3]
李嘉图被马克思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把劳动价值论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从而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经济学提供了直接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曾经称赞李嘉图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分析中具有科学上的诚实精神,并充分肯定了他对经济学发展和历史理论发展的贡献。李嘉图的观点已不是要把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它们的一系列简单成分,而是从一个简单的实体中引出一切复杂的现象。李嘉图的思维的严格的演绎性质在政治经济学上早已有口皆碑。但是只有马克思才能正确估价这种演绎法的意义,指出它是李嘉图对事物的理论态度。李嘉图由于自发的遵循事物的逻辑,便达到了马克思后来完全自觉采用的理论出发点。但是李嘉图的演绎法实际上仍旧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演绎法,这种演绎法只能从想象中区分出已经包含在一般概念规定中的东西,而他的归纳法则仍旧是纯粹经验主义的,纯粹形式主义的归纳法,而不是理论的归纳法;形式主义的归纳法不可能从现象中抽象出现象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现象所必然具有的,在属性上是和现象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由于各种同现象的性质没有联系的外部情况的影响才出现在现象之中。
马克思同时也看到了李嘉图经济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他指出,“不顾一切地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是李嘉图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的观点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的。马克思首先对李嘉图的经济学理念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斯密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和谐性和无矛盾、无对立性的观点不同,李嘉图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并且有意识地把这种对立当做他研究的出发点。但是他同时认为,这种对立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并不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这样,李嘉图就把本应当予以解决的社会对立永恒化,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化和永恒化了。李嘉图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生产唯一可能的、绝对进步的自然形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保证个人的最大幸福,也保证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把资本主义当做自古以来社会的唯一形式。他认为,人类一直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甚至原始社会的渔夫和猎人也是资本家。社会的发展不是社会形式的发展,而只是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此揭露并指出,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兴趣:仅仅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把它说成是生产的绝对形式。
尽管李嘉图对待事实及其理论表现过程也自发地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方法,但是他自觉坚持的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立场。在他那里演绎仍旧只是阐述概念的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特殊现象中只能发现已经包含在大前提中,包含在起始的一般概念及其规定中的东西,从而归纳在他那里则保持了片面的经验的性质。后者不可能区分出那些必然属于现象并形成理论抽象的现象特点,而正是这种抽象在现象的纯粹形式上,在现象的固有内容上反映各种现象。演绎和归纳,一般概念和表现现象特点的概念,所有这些范畴在李嘉图那里都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对立物,他怎么也不能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