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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黑格尔和萨特的定义:“他者”是指:“主导型主体之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者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性的边界才得以界定,权威才得以建立。”[1]据此定义来审视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论,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趋势:“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是一部“他者”对主流话语权的争夺史。本文以流行于20世纪后半期的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为例做简要的描述。
关键词:文论趋向他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333.3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5(b)-0222-01
在汉语中,“她(他)”似乎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人称代词。从偏旁部首来看,“我”与“你”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需要做性别区分,而“她(他)”就完全相反,当两者的谈话涉及到第三者时,文字上的表述就应该小心翼翼了。那么不妨关注一下英语:“I”和“you”并没有性别上的区分,而一旦遇到了他就有了“he”和“she”之分。从这个浅显的的语言现象中,“我”和“你”似乎显得亲密无间,两者仿佛有了足够的了解和尊重,而“他”在交谈中离却很远,这就引发了“他者”在学术上的思考空间。
1 生态主义中的“他者”
西方自古希腊开始,“自我中心”和“人类至上”的思想就弥漫其整个文明史,到近代出现了西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无论现实中的哥伦布,还是小说中的鲁滨逊,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示,人类欲望的迅速膨胀将自然看成是与人类相对的他者。人类之间以你我相称,对自然却永远称其为它。人从自然中获利,更加激发了人对自然征服的无限欲望。而一旦人从自然中受挫,便会从经验中摸索,探寻出若干条规律,便导致了所谓的科学的繁荣。自然科学使人们更加清楚的了解自然,并在理论上以人类为中心规划人类改造自然的进程,自然完全被“他者化”。终有一天,所谓的科学进程面对自然惩罚力不从心时,才将征服的欲望冷静的蜷缩,而去思考一些更加智慧的问题,这时生态主义便游然而生。在文学艺术领域也需要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反生态秩序”进行颠覆,最后重新建构,这也许就是生态主义文学批评在当前理论界合法存在的前提。
2 后殖民主义中的“他者”
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东方”和“西方”。其实这是西方国家的东方学里的概念,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想象出来的,“东方”和“西方”以此建构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其所批评的:“任何个体,要建构自我的主体,必需树立一个他者,离开他者,任何存在都是虚无”[2]。对此,是后殖民主义指出:西方眼中的东方不是不偏不倚的,纯客观的,而是充满了偏见和误解,是殖民主义思维在新的历史,文化境遇的表现。不难看出如果将西方理解为主体,那么东方便是客体,这样一种认识论关系,将东方他者化,东方成了名副其实的“他者”。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东方主义所理解的东方,是西方作为观察者、东方作为被观察着的东方,东方是一个一级的存在物,是西方人用文本构建的一个‘他者’形象”[3]。并将东方的“他者”形象划分为三大类:
一是作为西方的理想梦幻,东方历来是浪漫传奇之地;
二是作为失落了的人类的过去,东方是西方失去了的伊甸园;
三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物,东方是野蛮落后的象征。
他指出,这三种形象都不是真正的东方的形象,而是西方为其自身目的、利益建构起来的话语系统。昭示了后殖民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找回东方的真正含义,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达到“去他者化”的目的。
3 女性主义中的“他者”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的“他者”仿佛更加直观。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建构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体系,男性的话语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女性则在这个秩序中被放逐到边缘。这反映在文学上,即文学史都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标准编写的,即使有少量女性文学作品,也点缀似的淹没在男性话语的海洋中,不断被吞噬。女性的行为、言语、性格乃至身体都为男性服务,她们成为失语的看客。正如戴锦华在《人,鬼,情—— 一个女人的困境》中所讲:“一个女人的主题首先是一个沉默的主题,她们始终是象喻性的,那是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个被囚禁的,被沉默的,只有以仇恨之火将她的牢狱变成一片废墟的女人,关于她的一切和她的阐释是男人们给出的”。“她的功绩和故事始终在男性的背后,点缀在男人故事富丽堂皇的画屏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人类文明之城因她而建造,为囚禁她而建造的。而女人在其中注定永远缺席的城市”[4]。这也是千百年来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命运。在这部文学史中,女性从来都是作为“他者”形象出现的,因此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就被确立为:以女性为中心,对以往的、当今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对男性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进行猛烈的批判,声讨男性主义传统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写作和批评方式,由此来推翻女性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他者”身份。
4 新历史主义理论中的“他者”
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批评家们没有明确“他者”的概念,却比上述更具有颠覆性,它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发生根本的变化。历史已不是通常意义上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是一种文本,真实的、可观可感的历史我们无法获得,只能从遗留下来的文本中去挖掘历史的真相。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这个文本化的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新历史主义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历史分为大写的历史和小写的历史,所谓大写的历史就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反映到现实里,必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小写的历史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的历史叙事,它只能是叉枝旁鹜。既然新历史已经被文本化了,那么这时的文学就不仅反映着历史,而且还建构着历史。因此,新历史主义把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伪,事实与故事之间存在的界限打破,使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变的更加暧昧,也同时使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学研究中与文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那么历史中的主体和他者的关系也就转化为“主流”和“边缘”的关系。处在历史边缘的小事件、小人物,变成了旧历史主义中的“他者”。新历史主义正是力图关注将边缘叙事话语“他者化”的理论。
西方文论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去他者化”趋势不仅促使其走向后现代和多元化。而且也推动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范围的扩大,由文学领域伸向更广的文化领域,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新的趋向,将社会文化引向更深刻的内涵中。
参考文献
[1] 艾勒克.博埃默.盛宁,等[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半第33页.
[2] 转引自张德明《批评的视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1页.
[3] 赛义德,谢少波,等.赛义德自选集,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4] 戴锦华.人鬼情—— 一个女人的困境.
关键词:文论趋向他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333.3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5(b)-0222-01
在汉语中,“她(他)”似乎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人称代词。从偏旁部首来看,“我”与“你”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需要做性别区分,而“她(他)”就完全相反,当两者的谈话涉及到第三者时,文字上的表述就应该小心翼翼了。那么不妨关注一下英语:“I”和“you”并没有性别上的区分,而一旦遇到了他就有了“he”和“she”之分。从这个浅显的的语言现象中,“我”和“你”似乎显得亲密无间,两者仿佛有了足够的了解和尊重,而“他”在交谈中离却很远,这就引发了“他者”在学术上的思考空间。
1 生态主义中的“他者”
西方自古希腊开始,“自我中心”和“人类至上”的思想就弥漫其整个文明史,到近代出现了西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无论现实中的哥伦布,还是小说中的鲁滨逊,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示,人类欲望的迅速膨胀将自然看成是与人类相对的他者。人类之间以你我相称,对自然却永远称其为它。人从自然中获利,更加激发了人对自然征服的无限欲望。而一旦人从自然中受挫,便会从经验中摸索,探寻出若干条规律,便导致了所谓的科学的繁荣。自然科学使人们更加清楚的了解自然,并在理论上以人类为中心规划人类改造自然的进程,自然完全被“他者化”。终有一天,所谓的科学进程面对自然惩罚力不从心时,才将征服的欲望冷静的蜷缩,而去思考一些更加智慧的问题,这时生态主义便游然而生。在文学艺术领域也需要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反生态秩序”进行颠覆,最后重新建构,这也许就是生态主义文学批评在当前理论界合法存在的前提。
2 后殖民主义中的“他者”
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东方”和“西方”。其实这是西方国家的东方学里的概念,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想象出来的,“东方”和“西方”以此建构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其所批评的:“任何个体,要建构自我的主体,必需树立一个他者,离开他者,任何存在都是虚无”[2]。对此,是后殖民主义指出:西方眼中的东方不是不偏不倚的,纯客观的,而是充满了偏见和误解,是殖民主义思维在新的历史,文化境遇的表现。不难看出如果将西方理解为主体,那么东方便是客体,这样一种认识论关系,将东方他者化,东方成了名副其实的“他者”。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东方主义所理解的东方,是西方作为观察者、东方作为被观察着的东方,东方是一个一级的存在物,是西方人用文本构建的一个‘他者’形象”[3]。并将东方的“他者”形象划分为三大类:
一是作为西方的理想梦幻,东方历来是浪漫传奇之地;
二是作为失落了的人类的过去,东方是西方失去了的伊甸园;
三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物,东方是野蛮落后的象征。
他指出,这三种形象都不是真正的东方的形象,而是西方为其自身目的、利益建构起来的话语系统。昭示了后殖民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找回东方的真正含义,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达到“去他者化”的目的。
3 女性主义中的“他者”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的“他者”仿佛更加直观。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建构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体系,男性的话语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女性则在这个秩序中被放逐到边缘。这反映在文学上,即文学史都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标准编写的,即使有少量女性文学作品,也点缀似的淹没在男性话语的海洋中,不断被吞噬。女性的行为、言语、性格乃至身体都为男性服务,她们成为失语的看客。正如戴锦华在《人,鬼,情—— 一个女人的困境》中所讲:“一个女人的主题首先是一个沉默的主题,她们始终是象喻性的,那是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个被囚禁的,被沉默的,只有以仇恨之火将她的牢狱变成一片废墟的女人,关于她的一切和她的阐释是男人们给出的”。“她的功绩和故事始终在男性的背后,点缀在男人故事富丽堂皇的画屏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人类文明之城因她而建造,为囚禁她而建造的。而女人在其中注定永远缺席的城市”[4]。这也是千百年来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命运。在这部文学史中,女性从来都是作为“他者”形象出现的,因此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就被确立为:以女性为中心,对以往的、当今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对男性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进行猛烈的批判,声讨男性主义传统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写作和批评方式,由此来推翻女性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他者”身份。
4 新历史主义理论中的“他者”
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批评家们没有明确“他者”的概念,却比上述更具有颠覆性,它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发生根本的变化。历史已不是通常意义上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是一种文本,真实的、可观可感的历史我们无法获得,只能从遗留下来的文本中去挖掘历史的真相。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这个文本化的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新历史主义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历史分为大写的历史和小写的历史,所谓大写的历史就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反映到现实里,必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小写的历史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的历史叙事,它只能是叉枝旁鹜。既然新历史已经被文本化了,那么这时的文学就不仅反映着历史,而且还建构着历史。因此,新历史主义把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伪,事实与故事之间存在的界限打破,使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变的更加暧昧,也同时使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学研究中与文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那么历史中的主体和他者的关系也就转化为“主流”和“边缘”的关系。处在历史边缘的小事件、小人物,变成了旧历史主义中的“他者”。新历史主义正是力图关注将边缘叙事话语“他者化”的理论。
西方文论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去他者化”趋势不仅促使其走向后现代和多元化。而且也推动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范围的扩大,由文学领域伸向更广的文化领域,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新的趋向,将社会文化引向更深刻的内涵中。
参考文献
[1] 艾勒克.博埃默.盛宁,等[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半第33页.
[2] 转引自张德明《批评的视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1页.
[3] 赛义德,谢少波,等.赛义德自选集,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4] 戴锦华.人鬼情—— 一个女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