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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奶者被“断奶”
9月14日，村子里的狗在凌晨1点多叫了起来。对于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来说，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李老汉心里咯噔了一下，再听听又没了动静，还是很快又入睡了。一觉醒来，他才知道，村子东头的耿金平和耿金珠兄弟被抓了。
耿家一共兄弟三个，被抓的耿金平和耿金珠是老二和老三。他们经营的三鹿科学养殖基地是在2004年4月挂出牌子的，占地大约十亩。经过4年多的风吹雨打，写着“三鹿科学养殖基地”的牌子已经破烂不堪。自建立以来，耿氏兄弟的养牛场一直为三鹿集团提供原奶，每天大概送3吨左右。
“耿金平和耿金珠都是初中毕业，根本就不懂什么化学物质，怎么可能会去添加呢?他们家现在被监视着，不能和外人接触，但是耿金平的老丈人总是对我说，他们是被冤枉的，是有人陷害的。”李老汉对《商务周书刊》说。
李老汉告诉记者，耿氏兄弟在村里人缘特别好，这么多年来从没有和人发生过争执。兄弟三人平时都不太爱说话，但见着村民总会主动打招呼。在这个小村庄，很多村民靠耿氏兄弟赚钱，耿氏兄弟靠三鹿赚钱，但这样的日子戛然而止。
9月11号，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1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公布，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13号，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调查此次事件。14号，河北省宣布公安部门刑事拘留了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19名嫌犯，只有耿氏兄弟被提及名字——他们被不荣誉地冠以“奶贩子”称呼。
15号，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
16号，国务院公布奶粉检验结果：包括伊利、蒙牛在内的22家企业69批次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17号，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组长陈竺透露，从2008年9月12日至17日8时，各地报告临床诊断患儿一共有6244例。
随着事情的一步步发展，人们在恐慌中开始提出质疑。三聚氰胺到底是如何闯过奶业产业链的，仅仅这十几个被抓的“奶贩子”，又如何能将三鹿700吨奶粉甚至整个中国乳业更多的奶粉、液态奶污染?这中间是否存在更大的行业潜规则?
带着这些疑问，9月18日，《商务周刊》记者来到了最先被抓的耿金平和耿金珠两兄弟养牛场所在地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
被监控的村庄
东宿村最早是叫宿村，后来随着村民人口的增加，以一条十字路口为界，宿村被划分为东宿村和西宿村。耿金平和耿金珠兄弟就住在东宿村紧邻西宿村的边界，他们在东宿村北边经营的这家养牛场，名为三鹿科学养殖基地，当地村民习惯性称为三鹿金河奶源基地。东宿村南边也有一家养牛场，名叫胜利奶牛养殖场，耿家兄弟被抓之后，村里奶农把奶牛从三鹿金河奶源基地赶到了胜利奶牛养殖场。当天中午，记者还看到陆陆续续有奶农把牛往南边赶。
李老汉帮记者细算了一下：“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2000多人，养牛户有200多户，大概养牛1500多头。”
和以往众多安全事故一样，当地政府采取了“捂盖子”的方式阻挠记者们前往东宿村采访。
18日下午1点，记者首先来到南楼乡北边的几家养牛场想先摸摸情况，但是没想到，这里也戒备森严。出租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门外原本坐着吃饭的十几个“护卫”立刻站了起来。有的开始打电话，有的围过来不让记者下车。当记者说明来意，这些明显是村民的“护卫”们劝记者马上离开。
10分钟过后，一辆面包车驶来。车子里下来了三位自称是乡政府干部的人，二话没说，就把记者带上了车，一直拉到南楼乡政府。乡政府的人为了阻止记者前往东宿村，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时间把记者留住。整个下午，除了本刊记者之外，还有10多名记者在现场被驱离，或带到乡政府后专车护送返城。晚上8点，本刊记者也被“送”回正定县城，护送者说酒店外有人看着，要求记者第二天一大早就返回北京。
19日黎明，记者离开酒店，在当地农民李老汉的帮助下，终于进入了东宿村。
东宿村的每个路口都有人把守，他们不停地四处张望。村里的值保会成员骑着摩托车来回转悠。耿家兄弟经营的三鹿金河奶源基地门口，除了有乡政府的人看守外，还有一些充满警惕目光的大汉站着。似乎整个村庄都处于一级戒备。
李老汉告诉记者，这些天来宿村的外地人特别多，尤其是记者。乡政府告诫村民不要和外人说话，后来发现这样控制不了村民，干脆就直接派人驻守整个村子，一旦发现有外人进入，就立刻派人跟踪，并将其赶出村子。
记者跟着李老汉偷偷来到耿金平家对面的草堆旁，虽然不能进去，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见院里院外的动静。村里两名值保会成员骑着摩托车守在耿金平家的两侧墙角。耿金平家房子砖瓦已经褪色了，暗红色的铁门紧锁着，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几把倒斜的椅子。“耿家兄弟几个家里都很困难，虽然开了个养牛场，但实际上没有赚到钱。”李老汉悄悄对记者说。
“耿金平家孩子吃的也是三鹿奶粉”
52岁的村民张贵花(化名)从2004年开始养牛，两年后就把牛卖了。孩子们现在都外出打工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带着孙子和孙女。
东宿村的村民基本上都是拿贷款养牛的，张贵花自然也不例外。“起初看着别人养牛我以为有钱赚，可真正喂养起来之后才发现根本赚不了钱。”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卖给耿家兄弟的原奶价格8毛钱一斤，可是成本就得7毛8左右，杂七杂八细算一下，只亏不赚。
东宿村有两家养牛场，张贵花养牛的那两年都是把奶卖给耿金平家。“他们家人好，对我们养牛户也很照顾，从来不拖欠我们的钱。”张贵花解释说，她每天按点把牛拉到耿金平的奶牛场挤奶，耿金平每天再把奶卖给三鹿。她从来不和三鹿的人直接打交道，也没有见过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三鹿要是对上缴的奶不满意，她就拿不到钱。至于奶农在原奶中作假，张贵花坦承，她以前的确也在奶中加过水，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加过别的。
当记者问到既然对奶价不满意，为什么不向三鹿主动争取权利的时候，张贵花使劲地摇头：“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就是一奶农，我们只要按时把奶交给耿家兄弟，就再也没有我们的事了。”坚持了两年后，她实在养不下去了，最后干脆就把牛给卖了。一些散户奶农也和她一样，慢慢地都养不起牛了。
虽然已经有两年没再去耿家奶牛场了，但当提到耿金平兄弟往奶里加入三聚氰胺，张 贵花还是一脸不相信：“据我了解耿金平的孩子吃的也是三鹿奶粉，你说他要是故意这么做，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喝毒奶粉呢?”
东宿村奶农王发(化名)也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在三鹿自身。他介绍说，过去三鹿检查的比较严格，奶农丝毫不敢马虎。这几年，牛奶市场突然就乱了很多，比如东宿村南边的养牛基地就是给光明提供奶的。为了争夺奶源，三鹿对原奶质量的监控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鹿想怎么说我的奶就怎么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它说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它又说没有问题。这个隋况可能让一些奶农或者奶站钻了空子吧。”王发说。
王发认为耿氏兄弟可能是在不知情下被别人利用了。2004年底，有奶农往奶里加水，但很快被耿金平发现，立刻把奶退给了奶农。从那之后每次挤奶的时候耿金平都会自己或派人在挤奶现场监督。
三鹿集团和养牛场或奶站的合同里一般有这样的规定，非物质、蛋白质、脂肪三者必须达标，才能算是一级奶。有一项指标低了，就按照三级奶走。而实际上奶农提供的奶很多时候蛋白质是很难达标的。蛋白质含量低的话，自然就会被压价。
对于在原奶里加三聚氰胺来提高蛋白质含量，王发肯定这不是奶农的过错：“奶农连这三个指标都不清楚，又怎么会想点子去调节?何况以往用手挤奶的时候还有可能作假，往里面加点东西，但现在并不经过奶农的手，而是直接被机器挤走的。”
至于牛吃的饲料，王发认为也应该没有问题，即使他们想检查也检查不了，三鹿从来不过问他们喂什么给牛吃，只要有奶就行。
出事后，村民们也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事，有几个人回想起一件有些可疑的事情，2007年底的时候，有个外地人经常过来找耿金平兄弟，时不时还和他们一起去养牛场看看。他们猜，会不会这个人就是来怂恿耿家兄弟往原奶里加三聚氰胺的?
“当然这都是乱猜的，耿家兄弟养牛场经营不下去想卖掉也说不定。”王发马上补充说。
倒奶：村子里的“资本主义现象”
王发养牛已经有6年了，目前有13头牛。记者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把自家的牛往南边胜利奶牛场赶。
2004年之前，耿家兄弟和他一样都是散户奶农，他们一起把奶卖给其他村子里的养牛场。后来，耿家兄弟觉得这样赚不到钱，干脆自己开了家养牛场。养牛场建立后，耿金平和三鹿签订了合同，将这里作为三鹿的一个奶源基地。此后，村子里的奶农基本上都是把奶卖给耿家。“耿家养牛场大概有十几个牛棚，我们把牛赶进养殖场里需要占用牛棚，一个牛棚可以放十几头牛，一个牛棚每年交600元。”王发告诉记者，他一天给牛挤三次奶，早晨5点半，中午1点半，晚上8点半。
“耿金平兄弟对我们奶农特别照顾，我们是一个月结一次钱，有的时候我们奶农有困难了，他们都会提前把钱给我们。不过现在我们很着急，因为自从耿家兄弟被抓起来之后，我们上个月的奶钱至今还没有结给我们。”对于奶价，王发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不认为是“奶贩子”从中压价。“现在市场上什么都涨了，可就是原奶不涨价，最高的时候也就1斤1块4，低的时候甚至低于1斤1块。”他指了下车中拉的牛饲料，除了给牛喂玉米秸秆之外，他还要买大量的牛料，牛料1斤要1块多钱。
“我们卖奶其实不是受到耿家弟兄的压价，而是牛奶企业的压榨。”他表示，耿金平兄弟赚取的差价其实并不大，有时候甚至还得以低于收的价格卖给三鹿，“我们一个村的都知根知底，耿家办的这个三鹿金河奶源基地，不仅把个人家产都搭进去了，至今还欠了一屁股债没还清。”
王发对记者说道，乳品企业和奶农的合作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都是乳品企业说的算，他们自己没有一点权利，“三鹿说有问题就有问题，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市场销量好的时候，我们交什么样的奶三鹿都认为是合格的，市场销量不好的时候，我们动不动就不合格。这对我们实在不公平”。
2007年夏天有一次，三鹿将金河奶源基地的原奶定为不合格，坚决不收，且以扣款、撤点相要挟，可是下半年的时候又大批量收奶，短短几个月态度变化非常大，让他们这些奶农和耿家兄弟都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三鹿公司收奶的真正标准是什么。“市场销售淡季经常拒收我们牛奶，到了销售旺季的时候，比如秋冬天，就要求我们大批量提高供奶量。”王发总结说，“他们是按销售淡旺季来定奶的质量标准的。”
像王发这样的奶农，没有和耿金平兄弟签订任何合同，只要把牛放进他们的养牛场里，牛奶自然就得卖给他们。而对于耿氏兄弟和三鹿之间是否有合同以及合同的具体内容，王发和张贵花都表示自己不清楚，唯一听耿金平提过的就是原奶的价格必须由三鹿来定。
王发来回赶了4趟，才把自家的牛全部赶进南边的胜利奶牛养殖场，记者拿着相机跟进去拍照，但是很快被一群人给拦住了，并被“扭送”到头一天刚去的乡政府。一路上，记者看到在胜利奶牛养殖场旁的小河边，几位奶农正在把一桶桶的牛奶往河里倒。
“你要奶吗?5毛钱一斤。不要?那我送你吧，我给你提几桶去。”这是记者在南楼乡的两天里听到奶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9月14日，村子里的狗在凌晨1点多叫了起来。对于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来说，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李老汉心里咯噔了一下，再听听又没了动静，还是很快又入睡了。一觉醒来，他才知道，村子东头的耿金平和耿金珠兄弟被抓了。
耿家一共兄弟三个，被抓的耿金平和耿金珠是老二和老三。他们经营的三鹿科学养殖基地是在2004年4月挂出牌子的，占地大约十亩。经过4年多的风吹雨打，写着“三鹿科学养殖基地”的牌子已经破烂不堪。自建立以来，耿氏兄弟的养牛场一直为三鹿集团提供原奶，每天大概送3吨左右。
“耿金平和耿金珠都是初中毕业，根本就不懂什么化学物质，怎么可能会去添加呢?他们家现在被监视着，不能和外人接触，但是耿金平的老丈人总是对我说，他们是被冤枉的，是有人陷害的。”李老汉对《商务周书刊》说。
李老汉告诉记者，耿氏兄弟在村里人缘特别好，这么多年来从没有和人发生过争执。兄弟三人平时都不太爱说话，但见着村民总会主动打招呼。在这个小村庄，很多村民靠耿氏兄弟赚钱，耿氏兄弟靠三鹿赚钱，但这样的日子戛然而止。
9月11号，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1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公布，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13号，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调查此次事件。14号，河北省宣布公安部门刑事拘留了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19名嫌犯，只有耿氏兄弟被提及名字——他们被不荣誉地冠以“奶贩子”称呼。
15号，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
16号，国务院公布奶粉检验结果：包括伊利、蒙牛在内的22家企业69批次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17号，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组长陈竺透露，从2008年9月12日至17日8时，各地报告临床诊断患儿一共有6244例。
随着事情的一步步发展，人们在恐慌中开始提出质疑。三聚氰胺到底是如何闯过奶业产业链的，仅仅这十几个被抓的“奶贩子”，又如何能将三鹿700吨奶粉甚至整个中国乳业更多的奶粉、液态奶污染?这中间是否存在更大的行业潜规则?
带着这些疑问，9月18日，《商务周刊》记者来到了最先被抓的耿金平和耿金珠两兄弟养牛场所在地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东宿村。
被监控的村庄
东宿村最早是叫宿村，后来随着村民人口的增加，以一条十字路口为界，宿村被划分为东宿村和西宿村。耿金平和耿金珠兄弟就住在东宿村紧邻西宿村的边界，他们在东宿村北边经营的这家养牛场，名为三鹿科学养殖基地，当地村民习惯性称为三鹿金河奶源基地。东宿村南边也有一家养牛场，名叫胜利奶牛养殖场，耿家兄弟被抓之后，村里奶农把奶牛从三鹿金河奶源基地赶到了胜利奶牛养殖场。当天中午，记者还看到陆陆续续有奶农把牛往南边赶。
李老汉帮记者细算了一下：“我们这个村有600多户，2000多人，养牛户有200多户，大概养牛1500多头。”
和以往众多安全事故一样，当地政府采取了“捂盖子”的方式阻挠记者们前往东宿村采访。
18日下午1点，记者首先来到南楼乡北边的几家养牛场想先摸摸情况，但是没想到，这里也戒备森严。出租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门外原本坐着吃饭的十几个“护卫”立刻站了起来。有的开始打电话，有的围过来不让记者下车。当记者说明来意，这些明显是村民的“护卫”们劝记者马上离开。
10分钟过后，一辆面包车驶来。车子里下来了三位自称是乡政府干部的人，二话没说，就把记者带上了车，一直拉到南楼乡政府。乡政府的人为了阻止记者前往东宿村，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时间把记者留住。整个下午，除了本刊记者之外，还有10多名记者在现场被驱离，或带到乡政府后专车护送返城。晚上8点，本刊记者也被“送”回正定县城，护送者说酒店外有人看着，要求记者第二天一大早就返回北京。
19日黎明，记者离开酒店，在当地农民李老汉的帮助下，终于进入了东宿村。
东宿村的每个路口都有人把守，他们不停地四处张望。村里的值保会成员骑着摩托车来回转悠。耿家兄弟经营的三鹿金河奶源基地门口，除了有乡政府的人看守外，还有一些充满警惕目光的大汉站着。似乎整个村庄都处于一级戒备。
李老汉告诉记者，这些天来宿村的外地人特别多，尤其是记者。乡政府告诫村民不要和外人说话，后来发现这样控制不了村民，干脆就直接派人驻守整个村子，一旦发现有外人进入，就立刻派人跟踪，并将其赶出村子。
记者跟着李老汉偷偷来到耿金平家对面的草堆旁，虽然不能进去，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见院里院外的动静。村里两名值保会成员骑着摩托车守在耿金平家的两侧墙角。耿金平家房子砖瓦已经褪色了，暗红色的铁门紧锁着，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几把倒斜的椅子。“耿家兄弟几个家里都很困难，虽然开了个养牛场，但实际上没有赚到钱。”李老汉悄悄对记者说。
“耿金平家孩子吃的也是三鹿奶粉”
52岁的村民张贵花(化名)从2004年开始养牛，两年后就把牛卖了。孩子们现在都外出打工了，她一个人在家里带着孙子和孙女。
东宿村的村民基本上都是拿贷款养牛的，张贵花自然也不例外。“起初看着别人养牛我以为有钱赚，可真正喂养起来之后才发现根本赚不了钱。”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卖给耿家兄弟的原奶价格8毛钱一斤，可是成本就得7毛8左右，杂七杂八细算一下，只亏不赚。
东宿村有两家养牛场，张贵花养牛的那两年都是把奶卖给耿金平家。“他们家人好，对我们养牛户也很照顾，从来不拖欠我们的钱。”张贵花解释说，她每天按点把牛拉到耿金平的奶牛场挤奶，耿金平每天再把奶卖给三鹿。她从来不和三鹿的人直接打交道，也没有见过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三鹿要是对上缴的奶不满意，她就拿不到钱。至于奶农在原奶中作假，张贵花坦承，她以前的确也在奶中加过水，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加过别的。
当记者问到既然对奶价不满意，为什么不向三鹿主动争取权利的时候，张贵花使劲地摇头：“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就是一奶农，我们只要按时把奶交给耿家兄弟，就再也没有我们的事了。”坚持了两年后，她实在养不下去了，最后干脆就把牛给卖了。一些散户奶农也和她一样，慢慢地都养不起牛了。
虽然已经有两年没再去耿家奶牛场了，但当提到耿金平兄弟往奶里加入三聚氰胺，张 贵花还是一脸不相信：“据我了解耿金平的孩子吃的也是三鹿奶粉，你说他要是故意这么做，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喝毒奶粉呢?”
东宿村奶农王发(化名)也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在三鹿自身。他介绍说，过去三鹿检查的比较严格，奶农丝毫不敢马虎。这几年，牛奶市场突然就乱了很多，比如东宿村南边的养牛基地就是给光明提供奶的。为了争夺奶源，三鹿对原奶质量的监控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鹿想怎么说我的奶就怎么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它说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它又说没有问题。这个隋况可能让一些奶农或者奶站钻了空子吧。”王发说。
王发认为耿氏兄弟可能是在不知情下被别人利用了。2004年底，有奶农往奶里加水，但很快被耿金平发现，立刻把奶退给了奶农。从那之后每次挤奶的时候耿金平都会自己或派人在挤奶现场监督。
三鹿集团和养牛场或奶站的合同里一般有这样的规定，非物质、蛋白质、脂肪三者必须达标，才能算是一级奶。有一项指标低了，就按照三级奶走。而实际上奶农提供的奶很多时候蛋白质是很难达标的。蛋白质含量低的话，自然就会被压价。
对于在原奶里加三聚氰胺来提高蛋白质含量，王发肯定这不是奶农的过错：“奶农连这三个指标都不清楚，又怎么会想点子去调节?何况以往用手挤奶的时候还有可能作假，往里面加点东西，但现在并不经过奶农的手，而是直接被机器挤走的。”
至于牛吃的饲料，王发认为也应该没有问题，即使他们想检查也检查不了，三鹿从来不过问他们喂什么给牛吃，只要有奶就行。
出事后，村民们也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事，有几个人回想起一件有些可疑的事情，2007年底的时候，有个外地人经常过来找耿金平兄弟，时不时还和他们一起去养牛场看看。他们猜，会不会这个人就是来怂恿耿家兄弟往原奶里加三聚氰胺的?
“当然这都是乱猜的，耿家兄弟养牛场经营不下去想卖掉也说不定。”王发马上补充说。
倒奶：村子里的“资本主义现象”
王发养牛已经有6年了，目前有13头牛。记者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把自家的牛往南边胜利奶牛场赶。
2004年之前，耿家兄弟和他一样都是散户奶农，他们一起把奶卖给其他村子里的养牛场。后来，耿家兄弟觉得这样赚不到钱，干脆自己开了家养牛场。养牛场建立后，耿金平和三鹿签订了合同，将这里作为三鹿的一个奶源基地。此后，村子里的奶农基本上都是把奶卖给耿家。“耿家养牛场大概有十几个牛棚，我们把牛赶进养殖场里需要占用牛棚，一个牛棚可以放十几头牛，一个牛棚每年交600元。”王发告诉记者，他一天给牛挤三次奶，早晨5点半，中午1点半，晚上8点半。
“耿金平兄弟对我们奶农特别照顾，我们是一个月结一次钱，有的时候我们奶农有困难了，他们都会提前把钱给我们。不过现在我们很着急，因为自从耿家兄弟被抓起来之后，我们上个月的奶钱至今还没有结给我们。”对于奶价，王发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不认为是“奶贩子”从中压价。“现在市场上什么都涨了，可就是原奶不涨价，最高的时候也就1斤1块4，低的时候甚至低于1斤1块。”他指了下车中拉的牛饲料，除了给牛喂玉米秸秆之外，他还要买大量的牛料，牛料1斤要1块多钱。
“我们卖奶其实不是受到耿家弟兄的压价，而是牛奶企业的压榨。”他表示，耿金平兄弟赚取的差价其实并不大，有时候甚至还得以低于收的价格卖给三鹿，“我们一个村的都知根知底，耿家办的这个三鹿金河奶源基地，不仅把个人家产都搭进去了，至今还欠了一屁股债没还清。”
王发对记者说道，乳品企业和奶农的合作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都是乳品企业说的算，他们自己没有一点权利，“三鹿说有问题就有问题，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市场销量好的时候，我们交什么样的奶三鹿都认为是合格的，市场销量不好的时候，我们动不动就不合格。这对我们实在不公平”。
2007年夏天有一次，三鹿将金河奶源基地的原奶定为不合格，坚决不收，且以扣款、撤点相要挟，可是下半年的时候又大批量收奶，短短几个月态度变化非常大，让他们这些奶农和耿家兄弟都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三鹿公司收奶的真正标准是什么。“市场销售淡季经常拒收我们牛奶，到了销售旺季的时候，比如秋冬天，就要求我们大批量提高供奶量。”王发总结说，“他们是按销售淡旺季来定奶的质量标准的。”
像王发这样的奶农，没有和耿金平兄弟签订任何合同，只要把牛放进他们的养牛场里，牛奶自然就得卖给他们。而对于耿氏兄弟和三鹿之间是否有合同以及合同的具体内容，王发和张贵花都表示自己不清楚，唯一听耿金平提过的就是原奶的价格必须由三鹿来定。
王发来回赶了4趟，才把自家的牛全部赶进南边的胜利奶牛养殖场，记者拿着相机跟进去拍照，但是很快被一群人给拦住了，并被“扭送”到头一天刚去的乡政府。一路上，记者看到在胜利奶牛养殖场旁的小河边，几位奶农正在把一桶桶的牛奶往河里倒。
“你要奶吗?5毛钱一斤。不要?那我送你吧，我给你提几桶去。”这是记者在南楼乡的两天里听到奶农说的最多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