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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固辑《汉书 ·艺文志》承袭《七略》“诸子略”的分类方法，专设“杂家”一类，并安排杂家同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小说家十类学派入流。《汉志》的成书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关乎其各方面的著作颇丰，但从微观看来，有关“杂家”身份之文体涵义的研究动态，呈现出明显的短板。恰逢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对解释和考察《汉志》的著录体例，予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效。爬梳张舜徽先生的研究成果，便可观之，《汉书 ·艺文志》中“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具有集成性、综融性、鉴议性的三重特质。
关键词： 《汉书 ·艺文志》;杂家;班固;文体特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28-04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有关目录之学的书目，是我国目录学文献集成的大宗。该书是《汉书》的子篇目，属“十志”之一，为班固对刘歆所著《七略》进行充分借鉴并加以删改编辑的经典之作。《漢书·艺文志》总序中谈及此书创作缘由，回顾史实，言及汉成帝时期，朝廷“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于是诏请刘向编定国家藏书总目，安排整理校书一事，以此来记录先秦至西汉二百三十年的封建王朝文化发展历程。
班固在《汉志》序中指明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班固对《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颜师古对班固所进行的工作就此补充：“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此所言之“指要”，即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行文结构主要是承袭自刘氏父子的工作成果，就编定的基本版式而言，班氏依据刘氏的原有基础对其编纂加工。
此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汉书·艺文志》明显依从刘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方式：《汉志》将书目划分为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总共著录三十八类、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其中，“六略”里的“诸子略”主要记录从先秦到西汉初年诸子的哲学论作，其下细分，列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共十家。这是中国古代目录书中首次出现“杂家”，这一门类，被《汉志》属位于“诸子略”，且名列第八。
《汉志》的编定，开启并奠基了“杂家”成为“诸子百家”其中一家的重要地位，同时此书也能给予人们对研究“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以更多明确的界定方式。
“杂家”一词，最先出现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但此处的“杂家”暂且并不能定义为一个学派名称，只能特指小部分人群。而到了《汉志》中，班固给予“杂家”一个特定的框架，将其与其他的诸子百家并列。
自此，各代目录图书著作都对杂家类别予以重视，在唐朝魏征《隋书·经籍志》、宋朝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和后晋赵莹主持编修的《旧唐书·经籍志》都有“杂家”的身影。
杂家从始至终都是目录学著作中的重要一环，甚至流转到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中，也沿袭《汉书·艺文志》的做法，专列“杂家”类，对诸子百家的传统表示默认。
《汉志》赋予“杂家”初生，给予其内涵。“诸子略”中“杂家”类总计著录二十家：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荆轲论》五篇，《吴子》一篇，《公孙尼》一篇，《博士臣贤对》一篇，《臣说》三篇，《解子簿书》三十五篇，《推杂书》八十七篇，《杂家言》一篇。
在这些著作中，多数从汉代就已散佚，能流传至今的只有先秦《尸子》（原书已佚，有重被后人辑本）、秦代《吕氏春秋》和西汉《淮南内》三家，这就导致研究“杂家”并对其界说，始终怀抱芥蒂、恐不能尽善尽美。
但可以肯定，杂家既然能单列一家，就说明所有的杂家著作，有贯彻明确又与其他家相异的宗旨。值得庆幸的是，班固在“杂家”末尾的小序中有明确的论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观此句所言，或许能对探求“杂家”身份，及其对应的文体内涵界定，给出更为明晰的答案。
一、撮众家言论，一以贯之
就“杂”的本义来看，《说文解字》中释义为：“杂，五采相合也。”《玉篇》释：“糅也。”《易·坤卦》：“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其实，“杂”的本义并非带有贬义色彩偏向，与后来繁衍的驳杂、不纯不同，“杂”是一个中性词，指不同颜色的规组和集合。扬雄在《方言》中将“杂”释为“集”，韦昭注《国语》把释“杂”为“合”，《广雅》：“杂，聚也”，《吕氏春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高诱释“杂”为“会”。这些足以说明，在《汉志》成书时，主流思想中的“杂”就是“聚集”“汇合”之义。那么，在《汉志》中杂家文体的正式形成，就是由于在特定标准之下的不同学说的有条理聚集。
根据张舜徽先生考证，《汉志》中列杂家首篇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实为托名孔甲，“盖汉以前人所搜录”。《伯象先生》一篇沈钦韩注引：“《御览》八百十一引《新序》云：‘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日久矣。’”这就说明此篇实属伯象先生搜罗四方之术，杂取天下要闻所著成。《荆轲论》五篇，班氏自注云：“司马相如等论之。”张舜徽解释说：“五篇盖五人所作，故云相如等也。非止一人之论，而裒为一书，梁启超谓‘此乃总集嚆矢。《汉志》无集部，故以附杂家’”。杂家在数量和动机方面有着共同的特质，他们被杂取集成，与之后《隋志》中的集部有相对应之处。 在《汉志》杂家有史料可被考证的著作中，以《吕氏春秋》与《淮南内篇》最具有代表性。观察这两部书的作者，可以发现《汉志》中，班固辑《吕氏春秋》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张舜徽加按：“此乃我国成于秦世、众手撰述之一部大书。”在《史记·吕不韦傅》中，司马迁称吕不韦撰书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可观察《十二诸侯年表》，其中亦有吕不韦集书的片段：“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明朗的成书原因所不同，有关《淮南子》内外篇的论辨众说纷纭。
《淮南子》是集体劳动成果这一看法，在《汉书》亦或者《史记》等众多史料文献中，没有直接记录和指明。但是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序》中有明确地指出，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后世学者亦大多认可此看法。可以见得，刘安广招宾客、论道著书，对《淮南子》的成书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淮南子·泛论篇》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依张舜徽按：“大抵百家之说，各有短长;舍短取长，皆足资治。是以古之善为国者，率能博观约取，相互为用”。“百川”“百家”之精要，只有“博观约取”，才得以“相互为用”，杂家可以搜罗百家优势，杂取所长，并在总揽全局中精取部分，为自己所用。
由此可知，杂家书目之所以能入选其中，有一定的条件是因为这些著作非一人独成，而是由众人合作著成。反之，足以窥见《汉志》中，杂家类书目或多或少都有众人笔端的支撑，集成采集数量之“众”与形成过程之“杂”的优势。
二、兼多方辞调，不限一隅
在《汉志》诸子略杂家小序中班固指出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杂家类兼得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吸收各方长处，有杂兼儒、墨，杂合名、法的收集动机。
杂家中录《子晚子》三十五篇，张按：“子晚子好议兵，特其术之一耳。《汉志》著录之三十五篇，盖所包甚广，故列之杂家也”。子晚除善于用兵之术外，还有格外值得留存的政论或者其他方面的涉略，所以杂家整合子晚众多门类和思想，收其三十五篇论作。杂家另收《公孙尼》一篇，然儒家已收录公孙尼二十八篇，故此杂家一篇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杂学思想，为公孙尼所著杂论。此外《博士臣贤对》一篇，作者为汉武帝时期韦贤，“实为儒学重臣。既博通经义，则言治必与法家异趣。此一篇盖其为博士时对朝廷之问也”。在此问中，博士臣贤以一己之思采纳各方学术，必定有杂糅儒学与法学思想。
杂家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对杂家兼多方辞调的特征有云：“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的杂家著作，从各家诸子中剔除冗杂和值得诟病的观点，精确摄取最能被吸收融合的精华理论，用以给自身养分，他们“大出諸子之右”，兼收其他各家之长处和优点，从而使得杂家展现出能达到与其他诸子百家并列的身份特质，甚至具有超越众多小家的能力。
“有此一书，而著述之体，为之一变……保藏先秦学说思想，至为丰赡。举凡道德、阴阳、儒、法、名、墨、兵、农诸家遗论，悉可考见其大要”。《吕氏春秋》对其他各家理论进行了挑选筛除，有关道德、阴阳、儒、法、名、墨、兵、农等家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吸收接纳。它的无为思想吸取了各派的有关主张就可以用一个“杂”字来概括。它所崇尚的是其余诸子的精要绝学：“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正如王启才在《吕氏春秋研究》中指出《吕氏春秋》：“它继承了儒家的‘德政’‘重民’思想，却摒弃了其繁琐的礼节，不切实际的说教;它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却反对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它选取墨家‘节葬’、‘用贤’‘尚俭’之说，却摒弃‘明鬼’‘非攻’‘非乐’的主张;它选取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却抛弃其以自然排斥社会的主张。”
至于《淮南子》，刘知几在《史通自叙》言：“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绝无。”对于《淮南子》来说，只有“无遗力”地“兼于数家”，广泛杂取数家绝学，才能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评价间站稳脚跟。这同时也能窥察出，在采集各家精华之上，杂家的“兼儒、墨，合名、法”已成绝学。此外，在政治方面，《淮南子》主要吸取了道家“无为而治”观，而对于儒家学说的礼义制度和仁义，它在《淮南子·淑真训》中认为：“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义制度……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对于法家的汲取，《淮南子》提倡以法治国，肯定法家“因时变法”的思想。并且《淮南子》还将法治与儒家的仁义礼制相结合，《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及：“目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淮南子》对于阴阳五行、兵家以及墨家等家的思想也都有所接纳和摄取。毫不偏颇地说，《淮南子》的成书“应视作汉代的一次学术总结”。
在《诸子略》中，有著录其书于某家，而其术兼擅他家之长者，其例甚多。故一人既有此家之著述，亦可有他家之著述，似未能以一方一隅限之。此等的“学术总结”，是《淮南子》为代表的对诸子百家之学的集成。其中兼涉的，不仅仅是数量庞大的个体，还有各家学派的异彩纷呈的思想体系，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在思想体系上，表现为多方辞调相汇合，在创作上具有综融性的基本特质。
三、议政事得失，鉴讽沟通 班固在杂家小序中明确指明：“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就学派出身来说，杂家来源于议官。而在《周礼》中不能找到“议官”一职。对此，江瑔提出想法：“杂家出于议官。古之议官亦史之流。史官之职在于历记成败存亡褥福古今之道，议官即本其意，陈王道之大规，议时政之得失，以人君之勤戒。”议官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谏议疏弊来匡救时政，他们虽然被设官职，但代表的是远离朝政的百姓。
在《汉志》杂家著录的书策中，绝大多数都直接对当朝政治有明显的谏议指示功能。结合杂家著录篇目，孔甲《盘盂》班固注：“孔甲，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李注引《七略》曰：“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史官记录黄帝之时的史实，被放置在杂家首篇，以达到观察议论、警醒时政的目的。与《盘盂》创作动机相似的还有数篇：《大禹》，杂家收录三十七篇，记治水之功，以从侧面提升上层阶级的德性。《伍子胥》八篇，班固注：“为吴将忠直，遇谗而死。”无论此目是伍子胥本人撰写，还是在既死之后时人录其行事言论而成，可以肯定的是内容都是伍子胥痛论吴政的辞论。《子晚子》三十五篇、《尉缭》二十九篇均为议论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书策，《尸子》二十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于内篇论道，外篇杂说，都是畅论时政得失之语。
吕本中在《先秦寓言史》中试图把《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看作为一个整体，并加以审视：“《吕氏春秋》寓言重点阐明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治国，二是处世，三是养生。而且这三个方面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这个中心就是政治。也就是说，在一部《吕氏春秋》中，所有寓言故事，无论作者属于何家何派，但在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都是从政治角度来阐明道理，或者点明寓意的;文章的思想理论指向，不仅是哲学的，道德的，而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吕氏春秋》的政治性一览无余。此外，《东方朔》二十篇，是东方朔以滑稽语调借古以讽今之作。《伯象先生》为隐者痛论当朝世治事之态而作。《荆轲论》五篇通过引录荆轲刺秦一事赞扬忠义，警诫为政者。《博士臣贤对》是博士臣贤为批驳韩非子与商鞅变法法令所写的专著。《杂家言》署名王伯，颜师古云：“言伯王之道。伯读曰霸。”张舜徽进一步解释道：“此乃诵习杂家书者撮抄要言之作。所抄止于霸王之道，故为书仅一卷。”
联系所录众书，均从正面侧面言及王霸之道，以王治为中心进行论述。此外，颜师古在小序后注云：“治國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所以基于此，可以得出杂家的身份主要演化于议官，而不同于直接身处于朝廷的当朝臣子，议官介于皇帝和百姓的中间，身居草野但享有参议国家政治的权利，这就说明杂家对国家政治有谏议性，能起到议于上而源于下的鉴讽沟通职能。
综上，盖可以判定杂家学派对于治国之体的演进推动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说明，杂家文体是具有议政事得失、起到讽谏沟通上下层阶级功效的独特性质。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我国图书编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继承和开创的编排方式和原则，使其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图书集成馆。而在班固首列杂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杂家概念，并非具有后代所讹变的杂凑含义，“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同时具有集成性、综融性、鉴议性三重特质。杂家也正是因为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才能单成一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吕不韦著，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7]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江瑔.读子卮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 《汉书 ·艺文志》;杂家;班固;文体特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28-04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有关目录之学的书目，是我国目录学文献集成的大宗。该书是《汉书》的子篇目，属“十志”之一，为班固对刘歆所著《七略》进行充分借鉴并加以删改编辑的经典之作。《漢书·艺文志》总序中谈及此书创作缘由，回顾史实，言及汉成帝时期，朝廷“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于是诏请刘向编定国家藏书总目，安排整理校书一事，以此来记录先秦至西汉二百三十年的封建王朝文化发展历程。
班固在《汉志》序中指明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班固对《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颜师古对班固所进行的工作就此补充：“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此所言之“指要”，即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行文结构主要是承袭自刘氏父子的工作成果，就编定的基本版式而言，班氏依据刘氏的原有基础对其编纂加工。
此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汉书·艺文志》明显依从刘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方式：《汉志》将书目划分为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总共著录三十八类、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其中，“六略”里的“诸子略”主要记录从先秦到西汉初年诸子的哲学论作，其下细分，列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共十家。这是中国古代目录书中首次出现“杂家”，这一门类，被《汉志》属位于“诸子略”，且名列第八。
《汉志》的编定，开启并奠基了“杂家”成为“诸子百家”其中一家的重要地位，同时此书也能给予人们对研究“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以更多明确的界定方式。
“杂家”一词，最先出现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但此处的“杂家”暂且并不能定义为一个学派名称，只能特指小部分人群。而到了《汉志》中，班固给予“杂家”一个特定的框架，将其与其他的诸子百家并列。
自此，各代目录图书著作都对杂家类别予以重视，在唐朝魏征《隋书·经籍志》、宋朝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和后晋赵莹主持编修的《旧唐书·经籍志》都有“杂家”的身影。
杂家从始至终都是目录学著作中的重要一环，甚至流转到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中，也沿袭《汉书·艺文志》的做法，专列“杂家”类，对诸子百家的传统表示默认。
《汉志》赋予“杂家”初生，给予其内涵。“诸子略”中“杂家”类总计著录二十家：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荆轲论》五篇，《吴子》一篇，《公孙尼》一篇，《博士臣贤对》一篇，《臣说》三篇，《解子簿书》三十五篇，《推杂书》八十七篇，《杂家言》一篇。
在这些著作中，多数从汉代就已散佚，能流传至今的只有先秦《尸子》（原书已佚，有重被后人辑本）、秦代《吕氏春秋》和西汉《淮南内》三家，这就导致研究“杂家”并对其界说，始终怀抱芥蒂、恐不能尽善尽美。
但可以肯定，杂家既然能单列一家，就说明所有的杂家著作，有贯彻明确又与其他家相异的宗旨。值得庆幸的是，班固在“杂家”末尾的小序中有明确的论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观此句所言，或许能对探求“杂家”身份，及其对应的文体内涵界定，给出更为明晰的答案。
一、撮众家言论，一以贯之
就“杂”的本义来看，《说文解字》中释义为：“杂，五采相合也。”《玉篇》释：“糅也。”《易·坤卦》：“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绘之事，杂五色。”其实，“杂”的本义并非带有贬义色彩偏向，与后来繁衍的驳杂、不纯不同，“杂”是一个中性词，指不同颜色的规组和集合。扬雄在《方言》中将“杂”释为“集”，韦昭注《国语》把释“杂”为“合”，《广雅》：“杂，聚也”，《吕氏春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高诱释“杂”为“会”。这些足以说明，在《汉志》成书时，主流思想中的“杂”就是“聚集”“汇合”之义。那么，在《汉志》中杂家文体的正式形成，就是由于在特定标准之下的不同学说的有条理聚集。
根据张舜徽先生考证，《汉志》中列杂家首篇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实为托名孔甲，“盖汉以前人所搜录”。《伯象先生》一篇沈钦韩注引：“《御览》八百十一引《新序》云：‘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日久矣。’”这就说明此篇实属伯象先生搜罗四方之术，杂取天下要闻所著成。《荆轲论》五篇，班氏自注云：“司马相如等论之。”张舜徽解释说：“五篇盖五人所作，故云相如等也。非止一人之论，而裒为一书，梁启超谓‘此乃总集嚆矢。《汉志》无集部，故以附杂家’”。杂家在数量和动机方面有着共同的特质，他们被杂取集成，与之后《隋志》中的集部有相对应之处。 在《汉志》杂家有史料可被考证的著作中，以《吕氏春秋》与《淮南内篇》最具有代表性。观察这两部书的作者，可以发现《汉志》中，班固辑《吕氏春秋》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张舜徽加按：“此乃我国成于秦世、众手撰述之一部大书。”在《史记·吕不韦傅》中，司马迁称吕不韦撰书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可观察《十二诸侯年表》，其中亦有吕不韦集书的片段：“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明朗的成书原因所不同，有关《淮南子》内外篇的论辨众说纷纭。
《淮南子》是集体劳动成果这一看法，在《汉书》亦或者《史记》等众多史料文献中，没有直接记录和指明。但是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序》中有明确地指出，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后世学者亦大多认可此看法。可以见得，刘安广招宾客、论道著书，对《淮南子》的成书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淮南子·泛论篇》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依张舜徽按：“大抵百家之说，各有短长;舍短取长，皆足资治。是以古之善为国者，率能博观约取，相互为用”。“百川”“百家”之精要，只有“博观约取”，才得以“相互为用”，杂家可以搜罗百家优势，杂取所长，并在总揽全局中精取部分，为自己所用。
由此可知，杂家书目之所以能入选其中，有一定的条件是因为这些著作非一人独成，而是由众人合作著成。反之，足以窥见《汉志》中，杂家类书目或多或少都有众人笔端的支撑，集成采集数量之“众”与形成过程之“杂”的优势。
二、兼多方辞调，不限一隅
在《汉志》诸子略杂家小序中班固指出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杂家类兼得诸子百家的优秀思想，吸收各方长处，有杂兼儒、墨，杂合名、法的收集动机。
杂家中录《子晚子》三十五篇，张按：“子晚子好议兵，特其术之一耳。《汉志》著录之三十五篇，盖所包甚广，故列之杂家也”。子晚除善于用兵之术外，还有格外值得留存的政论或者其他方面的涉略，所以杂家整合子晚众多门类和思想，收其三十五篇论作。杂家另收《公孙尼》一篇，然儒家已收录公孙尼二十八篇，故此杂家一篇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杂学思想，为公孙尼所著杂论。此外《博士臣贤对》一篇，作者为汉武帝时期韦贤，“实为儒学重臣。既博通经义，则言治必与法家异趣。此一篇盖其为博士时对朝廷之问也”。在此问中，博士臣贤以一己之思采纳各方学术，必定有杂糅儒学与法学思想。
杂家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对杂家兼多方辞调的特征有云：“是以著在《录》《略》。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的杂家著作，从各家诸子中剔除冗杂和值得诟病的观点，精确摄取最能被吸收融合的精华理论，用以给自身养分，他们“大出諸子之右”，兼收其他各家之长处和优点，从而使得杂家展现出能达到与其他诸子百家并列的身份特质，甚至具有超越众多小家的能力。
“有此一书，而著述之体，为之一变……保藏先秦学说思想，至为丰赡。举凡道德、阴阳、儒、法、名、墨、兵、农诸家遗论，悉可考见其大要”。《吕氏春秋》对其他各家理论进行了挑选筛除，有关道德、阴阳、儒、法、名、墨、兵、农等家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吸收接纳。它的无为思想吸取了各派的有关主张就可以用一个“杂”字来概括。它所崇尚的是其余诸子的精要绝学：“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正如王启才在《吕氏春秋研究》中指出《吕氏春秋》：“它继承了儒家的‘德政’‘重民’思想，却摒弃了其繁琐的礼节，不切实际的说教;它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却反对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它选取墨家‘节葬’、‘用贤’‘尚俭’之说，却摒弃‘明鬼’‘非攻’‘非乐’的主张;它选取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却抛弃其以自然排斥社会的主张。”
至于《淮南子》，刘知几在《史通自叙》言：“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绝无。”对于《淮南子》来说，只有“无遗力”地“兼于数家”，广泛杂取数家绝学，才能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评价间站稳脚跟。这同时也能窥察出，在采集各家精华之上，杂家的“兼儒、墨，合名、法”已成绝学。此外，在政治方面，《淮南子》主要吸取了道家“无为而治”观，而对于儒家学说的礼义制度和仁义，它在《淮南子·淑真训》中认为：“天之所为，禽兽草木，人之所为，礼义制度……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对于法家的汲取，《淮南子》提倡以法治国，肯定法家“因时变法”的思想。并且《淮南子》还将法治与儒家的仁义礼制相结合，《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及：“目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淮南子》对于阴阳五行、兵家以及墨家等家的思想也都有所接纳和摄取。毫不偏颇地说，《淮南子》的成书“应视作汉代的一次学术总结”。
在《诸子略》中，有著录其书于某家，而其术兼擅他家之长者，其例甚多。故一人既有此家之著述，亦可有他家之著述，似未能以一方一隅限之。此等的“学术总结”，是《淮南子》为代表的对诸子百家之学的集成。其中兼涉的，不仅仅是数量庞大的个体，还有各家学派的异彩纷呈的思想体系，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在思想体系上，表现为多方辞调相汇合，在创作上具有综融性的基本特质。
三、议政事得失，鉴讽沟通 班固在杂家小序中明确指明：“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就学派出身来说，杂家来源于议官。而在《周礼》中不能找到“议官”一职。对此，江瑔提出想法：“杂家出于议官。古之议官亦史之流。史官之职在于历记成败存亡褥福古今之道，议官即本其意，陈王道之大规，议时政之得失，以人君之勤戒。”议官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谏议疏弊来匡救时政，他们虽然被设官职，但代表的是远离朝政的百姓。
在《汉志》杂家著录的书策中，绝大多数都直接对当朝政治有明显的谏议指示功能。结合杂家著录篇目，孔甲《盘盂》班固注：“孔甲，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李注引《七略》曰：“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史官记录黄帝之时的史实，被放置在杂家首篇，以达到观察议论、警醒时政的目的。与《盘盂》创作动机相似的还有数篇：《大禹》，杂家收录三十七篇，记治水之功，以从侧面提升上层阶级的德性。《伍子胥》八篇，班固注：“为吴将忠直，遇谗而死。”无论此目是伍子胥本人撰写，还是在既死之后时人录其行事言论而成，可以肯定的是内容都是伍子胥痛论吴政的辞论。《子晚子》三十五篇、《尉缭》二十九篇均为议论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书策，《尸子》二十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于内篇论道，外篇杂说，都是畅论时政得失之语。
吕本中在《先秦寓言史》中试图把《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看作为一个整体，并加以审视：“《吕氏春秋》寓言重点阐明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治国，二是处世，三是养生。而且这三个方面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这个中心就是政治。也就是说，在一部《吕氏春秋》中，所有寓言故事，无论作者属于何家何派，但在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都是从政治角度来阐明道理，或者点明寓意的;文章的思想理论指向，不仅是哲学的，道德的，而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吕氏春秋》的政治性一览无余。此外，《东方朔》二十篇，是东方朔以滑稽语调借古以讽今之作。《伯象先生》为隐者痛论当朝世治事之态而作。《荆轲论》五篇通过引录荆轲刺秦一事赞扬忠义，警诫为政者。《博士臣贤对》是博士臣贤为批驳韩非子与商鞅变法法令所写的专著。《杂家言》署名王伯，颜师古云：“言伯王之道。伯读曰霸。”张舜徽进一步解释道：“此乃诵习杂家书者撮抄要言之作。所抄止于霸王之道，故为书仅一卷。”
联系所录众书，均从正面侧面言及王霸之道，以王治为中心进行论述。此外，颜师古在小序后注云：“治國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所以基于此，可以得出杂家的身份主要演化于议官，而不同于直接身处于朝廷的当朝臣子，议官介于皇帝和百姓的中间，身居草野但享有参议国家政治的权利，这就说明杂家对国家政治有谏议性，能起到议于上而源于下的鉴讽沟通职能。
综上，盖可以判定杂家学派对于治国之体的演进推动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说明，杂家文体是具有议政事得失、起到讽谏沟通上下层阶级功效的独特性质。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我国图书编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继承和开创的编排方式和原则，使其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图书集成馆。而在班固首列杂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杂家概念，并非具有后代所讹变的杂凑含义，“杂家”身份所对应的文体内涵同时具有集成性、综融性、鉴议性三重特质。杂家也正是因为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才能单成一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吕不韦著，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7]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江瑔.读子卮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