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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不兴,脱贫攻坚的效果要大打折扣,然而,乡村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适龄学生不断流失、老师无心恋教、学校不断萎缩。为了助推乡村教育,国家在2015年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尽管近年来不少农村地区校舍等硬件设施有所改善,但与城区教育资源的投入、教育质量的提升相比,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阻碍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更好地构筑基层基础教育的根基?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雷万鹏。
《人民周刊》:在今年两会期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关注了一组数据——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全国乡村教学点有8.68万个,远不及1995年时19.36万个教学点的一半。您认为,部分乡村学校消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雷万鹏:乡村学校数量锐减与2001年开始实施的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密切相关。2001年以来,面对适龄儿童数量大幅度减少、城乡人口流动等问题,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集中化办学”“规模化办学”和“城镇化办学”的策略,大量的乡村教学点、村小及中心小学被撤并、兼并,乡村小规模学校(包括教学点)不断消失,城乡学校布局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当大量乡村学校被撤并后,许多儿童不得不离开村庄和家乡异地求学。儿童远距离求学引发的交通安全、家庭陪读、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及寄宿制学校管理等问题暴露出盲目“撤点并校”政策的弊端。田野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强制性的撤并学校行为,因程序不公正、不民主导致村民不满意,甚至出现“村民护校”和“集体上访”等极端现象。
为遏制一刀切的盲目撤点并校行为,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自此,盲目撤并乡村学校的现象已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必要的乡村学校得以保留,甚至还有一些被撤并的乡村学校得以恢复和重建。
《人民周刊》:在很多县市,农村学生进城读书现象已持续多年,并愈演愈烈,尽管一些地方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但硬件的改善难以遏制农村学校生源加速减少的趋势。农村教师短缺让学生流失,农村学生流失又令基层师资不稳,类似恶性循环在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您认为,城镇学校缘何会展现出如此强大的虹吸效应?学校硬件设施缘何没有对农村地区适龄学童的流向起到决定性作用?
雷万鹏:与其说农村学生向城镇学校流动是城镇学校展现出强大的虹吸效应,不如说这是在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背景下,农村家庭“用脚投票”的主动性教育选择。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育教学质量普遍优于乡村学校,薄弱的乡村学校难以满足农村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家庭或是选择将孩子送往城镇学校寄宿,或是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或是支付额外的交通费用接送孩子上学,而留在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教学点就读的学生往往是来自农村最弱势的家庭。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改造乡村薄弱学校的硬件设施,但农村家长更为关注的是家门口的学校里有没有好老师,教学质量高不高?当前教育财政投入上“重物轻人”“重生轻师”的政策,导致乡村教师收入和社会地位难有根本改善,优秀教师不断“逃离”乡村,由此导致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扩大,乡村适龄儿童不断离开村庄到城镇择校、到城镇就学。这种城乡教育师资差异与教育质量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县域普遍存在的“城镇大班额”与“村校空壳化”问题。
《人民周刊》: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考上大学、进城工作、定居城市,是理想的人生发展之路,很多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比城市差,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许多家庭不惜代价,送孩子进城读书,子女就学的支出在家庭生活支出中占比很高。城市化带来学生外流,造成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这将会对农村教育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
雷万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曾经在东、中、西部11省份做过大规模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希望子女到城镇学校就读。从家长的选择意愿看,61.3%的家长希望孩子在县城学校读书,25.3%的家长希望孩子在镇上的学校读书,13.4%的家长希望孩子在乡村学校读书。希望孩子在乡村学校读书的家庭,多为乡村贫困家庭或多子女家庭,有限的家庭经济能力难以负担在城镇学校上学所产生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如果城乡差距和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没有根本改善,这种进城读书的趋势依然不可逆转。
在中西部地区的调研中,我们观察到的普遍现象是,县域内的优秀师资、信息化设备等往往会优先配置给城镇学校。即使瞄准乡村教学点的专项教育经费,也可能因为教学点缺乏合法身份而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被边缘化。如,中部地区某山区乡镇有8所不足100人的村小和教学点,2011年秋季起有4所小学被邻近的中心学校托管,其公用经费拨付额度由中心学校统筹分配,教学点实际拨付的额度远低于国家规定标准。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源于在教育法规和政策层面对农村教育发展定位的不明确。农村教育之发展不应是“离乡离农”的城市化教育,而是应亲近自然、回归乡土的绿色田园教育。
《人民周刊》: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其中对乡村教师的来源、待遇、培训、职称评审等都有所改善。至今三年过去了,是否取得了较好成效?您认为,怎样才是解决优秀乡村教师流失问题的有效途径?
雷万鹏:总体而言,近年来在一系列乡村教师政策的影响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大量年轻教师补充到乡村学校,保证了课程开齐开足。以湖北省为例,近五年来,湖北省通过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补充新机制政策为全省乡村学校补充了12000余名年轻教师,并迅速成长为乡村学校发展的骨干力量。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乡村教师的年收入水平仅为3万元/年,而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乡村教师的年收入水平接近5万元/年,乡村教师待遇大幅度提高。
当前乡村教师仍然存在“边补充,边流失”的现象,如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乡村教师,依然任重道远。关键的应对措施如下:第一,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收入,制定科学的教师工资补偿标准。第二,重视并加强乡村学校建设,提升岗位吸引力。进一步推进农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在加强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教师生活设施建设力度,保证教师住房、用水用电、互联网接入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第三,科學制定乡村教师筛选和准入机制,实施乡村教师培养模式创新。
调研发现,优秀乡村教师最主要的特质是对乡村教育的深厚情感与职业忠诚度。建议积极总结和借鉴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师模式”,以优惠的政策选拔和培养一批“来自本土,回归本土”、有着深厚乡村教育情怀和高水平教学能力的师资。
《人民周刊》:在今年两会期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关注了一组数据——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全国乡村教学点有8.68万个,远不及1995年时19.36万个教学点的一半。您认为,部分乡村学校消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雷万鹏:乡村学校数量锐减与2001年开始实施的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密切相关。2001年以来,面对适龄儿童数量大幅度减少、城乡人口流动等问题,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集中化办学”“规模化办学”和“城镇化办学”的策略,大量的乡村教学点、村小及中心小学被撤并、兼并,乡村小规模学校(包括教学点)不断消失,城乡学校布局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当大量乡村学校被撤并后,许多儿童不得不离开村庄和家乡异地求学。儿童远距离求学引发的交通安全、家庭陪读、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及寄宿制学校管理等问题暴露出盲目“撤点并校”政策的弊端。田野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强制性的撤并学校行为,因程序不公正、不民主导致村民不满意,甚至出现“村民护校”和“集体上访”等极端现象。
为遏制一刀切的盲目撤点并校行为,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自此,盲目撤并乡村学校的现象已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必要的乡村学校得以保留,甚至还有一些被撤并的乡村学校得以恢复和重建。
《人民周刊》:在很多县市,农村学生进城读书现象已持续多年,并愈演愈烈,尽管一些地方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但硬件的改善难以遏制农村学校生源加速减少的趋势。农村教师短缺让学生流失,农村学生流失又令基层师资不稳,类似恶性循环在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您认为,城镇学校缘何会展现出如此强大的虹吸效应?学校硬件设施缘何没有对农村地区适龄学童的流向起到决定性作用?
雷万鹏:与其说农村学生向城镇学校流动是城镇学校展现出强大的虹吸效应,不如说这是在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背景下,农村家庭“用脚投票”的主动性教育选择。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育教学质量普遍优于乡村学校,薄弱的乡村学校难以满足农村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家庭或是选择将孩子送往城镇学校寄宿,或是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或是支付额外的交通费用接送孩子上学,而留在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教学点就读的学生往往是来自农村最弱势的家庭。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改造乡村薄弱学校的硬件设施,但农村家长更为关注的是家门口的学校里有没有好老师,教学质量高不高?当前教育财政投入上“重物轻人”“重生轻师”的政策,导致乡村教师收入和社会地位难有根本改善,优秀教师不断“逃离”乡村,由此导致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扩大,乡村适龄儿童不断离开村庄到城镇择校、到城镇就学。这种城乡教育师资差异与教育质量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县域普遍存在的“城镇大班额”与“村校空壳化”问题。
《人民周刊》: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考上大学、进城工作、定居城市,是理想的人生发展之路,很多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比城市差,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许多家庭不惜代价,送孩子进城读书,子女就学的支出在家庭生活支出中占比很高。城市化带来学生外流,造成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这将会对农村教育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
雷万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曾经在东、中、西部11省份做过大规模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希望子女到城镇学校就读。从家长的选择意愿看,61.3%的家长希望孩子在县城学校读书,25.3%的家长希望孩子在镇上的学校读书,13.4%的家长希望孩子在乡村学校读书。希望孩子在乡村学校读书的家庭,多为乡村贫困家庭或多子女家庭,有限的家庭经济能力难以负担在城镇学校上学所产生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如果城乡差距和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没有根本改善,这种进城读书的趋势依然不可逆转。
在中西部地区的调研中,我们观察到的普遍现象是,县域内的优秀师资、信息化设备等往往会优先配置给城镇学校。即使瞄准乡村教学点的专项教育经费,也可能因为教学点缺乏合法身份而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被边缘化。如,中部地区某山区乡镇有8所不足100人的村小和教学点,2011年秋季起有4所小学被邻近的中心学校托管,其公用经费拨付额度由中心学校统筹分配,教学点实际拨付的额度远低于国家规定标准。
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源于在教育法规和政策层面对农村教育发展定位的不明确。农村教育之发展不应是“离乡离农”的城市化教育,而是应亲近自然、回归乡土的绿色田园教育。
《人民周刊》: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其中对乡村教师的来源、待遇、培训、职称评审等都有所改善。至今三年过去了,是否取得了较好成效?您认为,怎样才是解决优秀乡村教师流失问题的有效途径?
雷万鹏:总体而言,近年来在一系列乡村教师政策的影响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大量年轻教师补充到乡村学校,保证了课程开齐开足。以湖北省为例,近五年来,湖北省通过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补充新机制政策为全省乡村学校补充了12000余名年轻教师,并迅速成长为乡村学校发展的骨干力量。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乡村教师的年收入水平仅为3万元/年,而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乡村教师的年收入水平接近5万元/年,乡村教师待遇大幅度提高。
当前乡村教师仍然存在“边补充,边流失”的现象,如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乡村教师,依然任重道远。关键的应对措施如下:第一,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收入,制定科学的教师工资补偿标准。第二,重视并加强乡村学校建设,提升岗位吸引力。进一步推进农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在加强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教师生活设施建设力度,保证教师住房、用水用电、互联网接入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第三,科學制定乡村教师筛选和准入机制,实施乡村教师培养模式创新。
调研发现,优秀乡村教师最主要的特质是对乡村教育的深厚情感与职业忠诚度。建议积极总结和借鉴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师模式”,以优惠的政策选拔和培养一批“来自本土,回归本土”、有着深厚乡村教育情怀和高水平教学能力的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