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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但是他伟大一生所创立的革命业绩、理论和战略思想依然炯炯发光，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同志在其一生国内、国际的丰富革命实践中，党的对外工作是他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多次亲自指挥重大的党的对外活动，倾注了很大精力，亲自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也即通常称之为接见党宾的活动，同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他会见了各国政党领导人300多次，仅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他病重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就先后会见了68批（次），其中不少是执政党的党政第一把手。这些重要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涉及国内、国际重大问题和党际关系三大领域中的许多战略思想，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若干重大问题
邓小平同党宾的谈话中，几乎都谈到改革开放，有的简明扼要地点题，有时则全面有重点地展开阐明。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培养干部的要求等等。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是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时指出：“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后，同他共进午餐自由交谈时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重要论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首次提出来的。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的重要发展。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个论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此为思想武器不断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是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所在。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科罗舍茨时说：“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他还强调说：“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的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是邓小平先期阐明精神文明和要以四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论断。
采取“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语重心长地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邓小平还有针对性地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当时代表团听后，团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二、关于世界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若干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和党宾谈话中，多数都涉及广泛而深刻的国际战略、世界形势、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
关于对和平与战争形势判断的转变。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发动战争都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使得它们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过去乐观一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减少一百万军队，都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作出的决定。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
和平和南北问题是世界带全局性的两个问题。1985年5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指出：“现在世界的问题，带全局性的是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其他问题还很多，但带有战略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这两个问题。”21年多过去了，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断至今仍有现实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调整“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不称霸。1985年5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吴奈温主席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主席阿金洛耶一行时说：“我们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声明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25年多以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是说话算数的。邓小平的庄严宣告将永远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严正立场。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关系。1985年5月4日，在会见缅甸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邓小平说：“中缅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起国，也是执行五项原则的典范。”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指出：“对我们来说，发展中美关系这是一贯的政策，今后还继续这个政策”，但“中美关系中存在一个信任的问题”。他还强调美国要注意不干涉别国内政。1985年10日16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时指出：“美国总是到处指手划脚”。“干预别人的内政，好象他们比别人高一些”。“采取这种态度，这种立场来制定政策是不行的”。
当谈到中苏关系时邓小平强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个大字。“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待。”“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关于开辟未来则注重“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当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着重指出以中日世代友好教育后代的重要性。1982年10月24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说：“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谓世世代代，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所以，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
在谈到中欧关系时，邓小平很重视欧洲独立自主的政策。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共总书记纳塔时谈到：“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有利于和平，如果欧洲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也有利于和平。”
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谈到了中东问题和阿拉伯世界，指出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说过去巴尔干是世界第一火药库，那么现在第一个火药库是中东。只要中东问题一解决，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全球战略都有好处。我们对整个中东是希望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一亿二千万阿拉伯人民如果联合起来，即使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也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很遗憾的是你们那个阿拉伯世界处于分裂状态。”26年多以来的风风雨雨充分证明邓小平当年对中东问题症结所在的论断，至今仍很有现实意义。
总之，邓小平同志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
三、关于党际关系的若干原则问题
在邓小平和党宾特别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方面的一些原则问题。这些谈话深刻阐明了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方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我党在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这对我党的对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1983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由巴勃罗·戈麦斯总书记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这个历史总结不仅对我党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有重要借鉴作用。当时戈麦斯总书记就表示：“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
对国际共运大论战的评价。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谈到对国际共运大论战的评价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这个重要论断实际上是对国际共运大论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刻总结，对澄清国际共运重大问题的是非、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恢复同各国共产党的正常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由于中苏分歧导致国际共运大论战，我党先后同绝大多数共产党中断了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根据双方意愿，本着“向前看”和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入交换意见，陆续恢复了同世界主要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并亲自会见各主要共产党领导人，首先以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坦诚相见，心平气和，平等相待，得到广泛好评，取得显著效果。例如，1980年4月17日，在会见由恩里科·贝林格总书记率领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邓小平说：“我们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讲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贝林格当场表示同意，说：“我们并不认为，一切正确的东西都在我们方面。”我党同分歧最大的苏共，经过双方努力，也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宣布：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恢复了两党关系。
坚持各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在恢复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过程中，我党认真总结了在处理党与党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1980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一行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着重指出：“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这方面我们自己是有经验的，但还没有总结好。”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到党与党关系时又强调说：“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已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明：“我们党支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随着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我们坚持党与党的关系不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相联系，主张不仅同各国共产党，而且同世界各类政党在上述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党际关系。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党已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党际关系更趋活跃，为国家的总体外交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处理党与党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了全面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搞好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和东盟等一些邻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引起有关邻国的关注。为了及时解开这个疙瘩，邓小平亲自做有关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的工作。1980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共主席巴顿顶时指出：“党是党的关系，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在道理上讲这是个历史问题。中国人是讲信义的。都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支持兄弟党，我们不能这样做。但这个不妨碍国家关系。” 1985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说： “我们希望你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深入交换意见，消除疑虑，有关国家领导人理解了我们的政策，包括不干涉别国别党内政的政策，逐渐消除了误解，从而顺利推进了同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等一些邻国的睦邻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四、高度重视干部的年轻化，率先垂范，培养接班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核心，面对10年“文化大革命”遭受的破坏和引领全党全国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同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干部老化、培养年轻接班人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战略性的头等大事，抓得紧而又紧，并且亲自带头，雷厉风行。
从战略高度耐心阐明解决老化问题的迫切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全党、全国人民，而且国际舆论都盼望邓小平出任中国党政第一把手。但是，邓小平从战略上考虑，把解决干部老化问题作为最紧迫的头等大事。他在会见党宾时多次耐心和不厌其烦地阐明解决老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使各国党领导人对此有一个正确理解。1980年6月21日，邓小平会见缅共主席巴登顶时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干部老化。我们要把那些政治思想好、有能力、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拔上来。”
解放思想，大胆提拔使用年轻人。邓小平在会见党宾时多次强调要放手让年轻人干，他说：“我们一些同志觉得年轻同志不行，担心上来后胜任不了工作。我们不能看不起年轻人，过去我们很多同志干大事时年纪并不大。”“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年轻人经验不够，但精力充沛，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的知识水平比较高。他们都在学校里学习过，他们学的东西比较多，他们的新知识要比老人多一些。如果要使我们党的事业始终充满活力、很活跃、很健康地向前发展，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就要逐步实现年轻化。”
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落实。邓小平领导全党采取实际措施来推动干部年轻化。这些措施包括党的十二大建立顾问委员会。1985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你们注意到，十二大我们建立了顾问委员会，安排了比较老的同志，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年轻化一些。开党的代表会议真正的目的就是使干部进一步年轻化，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这是我们政策连续性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在1988年5月25日会见捷克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还说：“除确定了干部‘四化’的原则外，我们还确定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逐步确立了退休制度的原则。”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邓小平在向雅克什阐明了上述制度后指出：“10年前我们就确定了这些原则。这些制度做起来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在这方面要自觉，要带头。”事实上，正是邓小平率先在全党带头提倡落实。
小平同志在晚年集中精力解决干部年轻化问题，充分体现了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全局思想和无畏无私的高风亮节。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领会其深刻含义，准确把握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更好地武装自己的头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迎接十七大的胜利召开。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部长）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邓小平同志在其一生国内、国际的丰富革命实践中，党的对外工作是他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多次亲自指挥重大的党的对外活动，倾注了很大精力，亲自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也即通常称之为接见党宾的活动，同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他会见了各国政党领导人300多次，仅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他病重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就先后会见了68批（次），其中不少是执政党的党政第一把手。这些重要谈话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涉及国内、国际重大问题和党际关系三大领域中的许多战略思想，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若干重大问题
邓小平同党宾的谈话中，几乎都谈到改革开放，有的简明扼要地点题，有时则全面有重点地展开阐明。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培养干部的要求等等。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是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时指出：“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后，同他共进午餐自由交谈时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重要论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首次提出来的。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断的重要发展。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个论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此为思想武器不断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是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所在。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科罗舍茨时说：“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他还强调说：“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的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是邓小平先期阐明精神文明和要以四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论断。
采取“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语重心长地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邓小平还有针对性地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当时代表团听后，团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二、关于世界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若干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和党宾谈话中，多数都涉及广泛而深刻的国际战略、世界形势、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
关于对和平与战争形势判断的转变。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发动战争都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使得它们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过去乐观一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减少一百万军队，都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作出的决定。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
和平和南北问题是世界带全局性的两个问题。1985年5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指出：“现在世界的问题，带全局性的是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其他问题还很多，但带有战略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这两个问题。”21年多过去了，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断至今仍有现实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调整“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不称霸。1985年5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吴奈温主席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主席阿金洛耶一行时说：“我们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声明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25年多以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是说话算数的。邓小平的庄严宣告将永远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严正立场。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关系。1985年5月4日，在会见缅甸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邓小平说：“中缅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起国，也是执行五项原则的典范。”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指出：“对我们来说，发展中美关系这是一贯的政策，今后还继续这个政策”，但“中美关系中存在一个信任的问题”。他还强调美国要注意不干涉别国内政。1985年10日16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时指出：“美国总是到处指手划脚”。“干预别人的内政，好象他们比别人高一些”。“采取这种态度，这种立场来制定政策是不行的”。
当谈到中苏关系时邓小平强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个大字。“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待。”“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关于开辟未来则注重“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当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着重指出以中日世代友好教育后代的重要性。1982年10月24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说：“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谓世世代代，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所以，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
在谈到中欧关系时，邓小平很重视欧洲独立自主的政策。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共总书记纳塔时谈到：“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有利于和平，如果欧洲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也有利于和平。”
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谈到了中东问题和阿拉伯世界，指出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说过去巴尔干是世界第一火药库，那么现在第一个火药库是中东。只要中东问题一解决，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全球战略都有好处。我们对整个中东是希望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一亿二千万阿拉伯人民如果联合起来，即使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也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很遗憾的是你们那个阿拉伯世界处于分裂状态。”26年多以来的风风雨雨充分证明邓小平当年对中东问题症结所在的论断，至今仍很有现实意义。
总之，邓小平同志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
三、关于党际关系的若干原则问题
在邓小平和党宾特别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涉及到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方面的一些原则问题。这些谈话深刻阐明了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方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我党在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这对我党的对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1983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由巴勃罗·戈麦斯总书记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这个历史总结不仅对我党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有重要借鉴作用。当时戈麦斯总书记就表示：“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
对国际共运大论战的评价。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谈到对国际共运大论战的评价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这个重要论断实际上是对国际共运大论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刻总结，对澄清国际共运重大问题的是非、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恢复同各国共产党的正常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由于中苏分歧导致国际共运大论战，我党先后同绝大多数共产党中断了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根据双方意愿，本着“向前看”和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入交换意见，陆续恢复了同世界主要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并亲自会见各主要共产党领导人，首先以多做自我批评的精神，坦诚相见，心平气和，平等相待，得到广泛好评，取得显著效果。例如，1980年4月17日，在会见由恩里科·贝林格总书记率领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邓小平说：“我们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讲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贝林格当场表示同意，说：“我们并不认为，一切正确的东西都在我们方面。”我党同分歧最大的苏共，经过双方努力，也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宣布：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恢复了两党关系。
坚持各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在恢复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过程中，我党认真总结了在处理党与党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1980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一行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着重指出：“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这方面我们自己是有经验的，但还没有总结好。”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到党与党关系时又强调说：“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已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明：“我们党支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随着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我们坚持党与党的关系不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相联系，主张不仅同各国共产党，而且同世界各类政党在上述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党际关系。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党已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党际关系更趋活跃，为国家的总体外交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处理党与党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了全面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搞好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和东盟等一些邻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引起有关邻国的关注。为了及时解开这个疙瘩，邓小平亲自做有关国家和政党领导人的工作。1980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共主席巴顿顶时指出：“党是党的关系，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在道理上讲这是个历史问题。中国人是讲信义的。都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支持兄弟党，我们不能这样做。但这个不妨碍国家关系。” 1985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说： “我们希望你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深入交换意见，消除疑虑，有关国家领导人理解了我们的政策，包括不干涉别国别党内政的政策，逐渐消除了误解，从而顺利推进了同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等一些邻国的睦邻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四、高度重视干部的年轻化，率先垂范，培养接班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核心，面对10年“文化大革命”遭受的破坏和引领全党全国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同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干部老化、培养年轻接班人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战略性的头等大事，抓得紧而又紧，并且亲自带头，雷厉风行。
从战略高度耐心阐明解决老化问题的迫切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全党、全国人民，而且国际舆论都盼望邓小平出任中国党政第一把手。但是，邓小平从战略上考虑，把解决干部老化问题作为最紧迫的头等大事。他在会见党宾时多次耐心和不厌其烦地阐明解决老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使各国党领导人对此有一个正确理解。1980年6月21日，邓小平会见缅共主席巴登顶时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干部老化。我们要把那些政治思想好、有能力、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拔上来。”
解放思想，大胆提拔使用年轻人。邓小平在会见党宾时多次强调要放手让年轻人干，他说：“我们一些同志觉得年轻同志不行，担心上来后胜任不了工作。我们不能看不起年轻人，过去我们很多同志干大事时年纪并不大。”“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年轻人经验不够，但精力充沛，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的知识水平比较高。他们都在学校里学习过，他们学的东西比较多，他们的新知识要比老人多一些。如果要使我们党的事业始终充满活力、很活跃、很健康地向前发展，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就要逐步实现年轻化。”
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落实。邓小平领导全党采取实际措施来推动干部年轻化。这些措施包括党的十二大建立顾问委员会。1985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你们注意到，十二大我们建立了顾问委员会，安排了比较老的同志，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年轻化一些。开党的代表会议真正的目的就是使干部进一步年轻化，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这是我们政策连续性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在1988年5月25日会见捷克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还说：“除确定了干部‘四化’的原则外，我们还确定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逐步确立了退休制度的原则。”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邓小平在向雅克什阐明了上述制度后指出：“10年前我们就确定了这些原则。这些制度做起来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在这方面要自觉，要带头。”事实上，正是邓小平率先在全党带头提倡落实。
小平同志在晚年集中精力解决干部年轻化问题，充分体现了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全局思想和无畏无私的高风亮节。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领会其深刻含义，准确把握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更好地武装自己的头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迎接十七大的胜利召开。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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