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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银行家中，社会活动之多、涉猎领域之广者，徐新六令人印象深刻：留学英国时最初学的是冶金学，后来是新月社的重要成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副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当然，他的主要身份是银行家，在中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十八年，做了十三年总经理，最后被日本军机射杀成为烈士时，年不及半百。
欧洲岁月
1908年10月，18岁的徐新六远渡重洋，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冶金学。几个月前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时，徐新六本有机会获派留洋，但被他科学生取代，于是北上入读唐山路矿学堂。不久，浙江铁路公司考选西洋留学生，徐新六南返考中。然而，他眼病突发，耽误了派往美国留学的行程。两个月后，徐新六被改派英国，终于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
徐新六12岁考入南洋公学时，父亲徐珂受张元济之邀，赴上海创办《外交报》，全家从杭州迁沪。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徐珂，主持编译大量西方著作，影响了同时代许多人，也同样影响了独生子徐新六。
来到欧洲，置身工业革命发源地的伯明翰大学，徐新六寒窗苦读，三年后如愿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徐新六来到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经济学，一年后再获商学士学位。随后，徐新六赴巴黎政治学院，继续学习政治经济学。
1914年，留学六载的徐新六回国，任审计院顾问室秘书。第二年，参加政府设立的留学毕业生考试，列经济科第一，分配到财政部。1917年7月，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对徐新六欣赏有加，邀徐担任秘书。四个月后，梁启超辞财长职，徐新六也離开财政部，进入中国银行，在银行界初露头角。
1918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开展国民外交活动，邀徐新六、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六人随行。于是，徐新六辞去中国银行工作，开始了一年多的欧洲之旅。
当梁启超一行1919年抵达巴黎时，正值巴黎和会召开，徐新六获任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深深刺痛着徐新六。随后，梁启超、徐新六等离开巴黎，赴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
1920年3月，徐新六回国，在上海筹备新通贸易公司，决意在实业救国方面有所作为。
兴业巅峰
徐新六留学英法和游历欧洲，以及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经验，吸引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的目光，因此向徐发出加盟邀请。浙兴银行1915年将总部从杭州迁至上海后，叶景葵和银行大股东蒋抑卮等人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也许是留美回来的陈光甫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日新月异，浙兴银行高层期望留学欧洲的徐新六加盟，以新的管理方法改进银行旧有的经营。
徐新六以正在筹建新通贸易公司为由复函婉辞。1921年，叶景葵再次致函诚挚邀请。徐新六思酌良久，遂加入出任总办事处书记长，开始了十八年的浙兴银行生涯。1923年，徐新六出任浙兴银行协理；两年后任总经理，主持银行业务经营。
加盟浙兴银行，徐新六以其学识和才干，向握有实权的董事会提出各项建议。在银行内部，选拔有才能、懂业务者担任部门及分支行负责人，帮助行员树立视顾客为皇帝的意识；对外则通过代理汇兑、联合贷款、互相开户等业务，使浙兴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等建立起密切联系。浙兴银行开始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1921—1927年间存款总额在全国民营银行中名列前茅。
不仅自身壮大，浙兴银行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当时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几乎都与它有着血肉关系，不少企业受其扶持而摆脱困境。
曾任国民政府秘书的钱昌照论及徐新六时写道：“他人缘极好，中外朋友很多，没有银行家的脾气。在上海地区银行界知识分子中，他不卑不亢，诚诚恳恳，易于亲近，不随便同别人唱同一个调子，不冲动，能忍耐，不迁就流氓集团，不得意忘形，也不想接近权贵，对进步党人如梁启超等较为接近。他在担任浙江兴业银行经理时，不做投机买卖，对好的企业则乐于帮助。”
兼职无算
浙兴银行的绚烂之花开在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南京政府成立，浙兴银行逐渐从巅峰滑落。1927年，南京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库券”，叶景葵不愿承担分配给浙兴银行的40万元库券认购任务，蒋介石大怒，叶不得已照数认购，但从此为蒋忌恨。浙兴银行逐渐由“南三行”（浙兴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之首沦为“南三行”之末，存款额从当年的第一降至1936年的第六。
不过，这时期徐新六的社会活动却日益增多。在徐去世后不久印行的《徐新六先生事略》称：十七年（1928年）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及警务两委员会委员，十八年（1929年）起连任该局华董十年。其他尚兼任国民党中央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财政部币制研究会委员，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企业银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上海自来水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杭州电气公司、汉镇阮济水电公司董事，上海大陆报、大晚报、时事新报、申报电讯社董事长，中国国货银行、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监察，以及其他商业兼职甚多。因此，少有闲暇，早晨出门，非到午夜不能回家睡觉。
在文艺圈和民间外交方面，徐新六同样异常活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新月社的沙龙上，时常有徐新六的身影。新月书店便是由徐新六与胡适、徐志摩等人于1927年6月创办。
在以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也能看到徐新六活跃的身影。1932年春，徐新六被选为学会副会长。徐新六在外交方面的识见非同一般，因此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提议组织过渡政府时，推荐“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不过，徐新六并不愿当官——南京政府曾多次拟任其为部级高官而遭婉拒，但并不吝惜以在野之身供政府咨询和出力，中英借款、白银协定、币制改革均有徐的贡献。
民国时期，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崛起，是这一代银行家奋发努力的结果。他们不仅奠定了银行业在金融界的主导地位，而且在银行界之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就经营银行而言，有人说凭徐新六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像上海银行陈光甫、金城银行周作民那样，成为一代银行大家，但是他所在的浙兴银行在南京政府时期并没有大的作为，因为兼职太多，社会活动频繁，导致精力分散。浙江实业银行原副总经理孔绶蘅晚年透露，浙兴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不得欢于叶景葵，因此无实权。他说：“叶为什么不满于徐？因徐当时已任公共租界华董，叶以为栽培徐成了名，徐却不因此为‘浙兴’干些什么大事，而只搞自己的政治活动。及后来徐与胡笔江坐飞机遇难后，‘浙兴’对徐遗属一无抚恤。”
其实，浙兴银行走下坡路，亦如一些银行界老人所说，有叶景葵与蒋介石政府关系不佳之因，但浙兴银行的体制为董事长大权独揽，徐新六虽为总经理，受牵制和约束过多，难像陈光甫、周作民那样舒展自如。
为国捐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新六积极投身抗战之中，出任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委、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委等职。上海沦陷后，徐新六和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同被国民政府指派，以民间金融界人士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
1938年8月，徐新六应邀赴香港讨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业务。这时，国民政府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电邀徐新六参加。8月24日，徐新六与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从香港飞赴重庆时，所乘“桂林号”民航班机遭到5架日机追击扫射，徐新六不幸罹难，年仅48岁，被国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徐新六乃至一代中国人的事业，因日本入侵而遭受重大挫折。
胡适收到了徐新六上飞机之前的最后一封信，哭了一场，写诗追念道：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
……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欧洲岁月
1908年10月，18岁的徐新六远渡重洋，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冶金学。几个月前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毕业时，徐新六本有机会获派留洋，但被他科学生取代，于是北上入读唐山路矿学堂。不久，浙江铁路公司考选西洋留学生，徐新六南返考中。然而，他眼病突发，耽误了派往美国留学的行程。两个月后，徐新六被改派英国，终于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
徐新六12岁考入南洋公学时，父亲徐珂受张元济之邀，赴上海创办《外交报》，全家从杭州迁沪。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徐珂，主持编译大量西方著作，影响了同时代许多人，也同样影响了独生子徐新六。
来到欧洲，置身工业革命发源地的伯明翰大学，徐新六寒窗苦读，三年后如愿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徐新六来到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经济学，一年后再获商学士学位。随后，徐新六赴巴黎政治学院，继续学习政治经济学。
1914年，留学六载的徐新六回国，任审计院顾问室秘书。第二年，参加政府设立的留学毕业生考试，列经济科第一，分配到财政部。1917年7月，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对徐新六欣赏有加，邀徐担任秘书。四个月后，梁启超辞财长职，徐新六也離开财政部，进入中国银行，在银行界初露头角。
1918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开展国民外交活动，邀徐新六、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六人随行。于是，徐新六辞去中国银行工作，开始了一年多的欧洲之旅。
当梁启超一行1919年抵达巴黎时，正值巴黎和会召开，徐新六获任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深深刺痛着徐新六。随后，梁启超、徐新六等离开巴黎，赴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
1920年3月，徐新六回国，在上海筹备新通贸易公司，决意在实业救国方面有所作为。
兴业巅峰
徐新六留学英法和游历欧洲，以及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经验，吸引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的目光，因此向徐发出加盟邀请。浙兴银行1915年将总部从杭州迁至上海后，叶景葵和银行大股东蒋抑卮等人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也许是留美回来的陈光甫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日新月异，浙兴银行高层期望留学欧洲的徐新六加盟，以新的管理方法改进银行旧有的经营。
徐新六以正在筹建新通贸易公司为由复函婉辞。1921年，叶景葵再次致函诚挚邀请。徐新六思酌良久，遂加入出任总办事处书记长，开始了十八年的浙兴银行生涯。1923年，徐新六出任浙兴银行协理；两年后任总经理，主持银行业务经营。
加盟浙兴银行，徐新六以其学识和才干，向握有实权的董事会提出各项建议。在银行内部，选拔有才能、懂业务者担任部门及分支行负责人，帮助行员树立视顾客为皇帝的意识；对外则通过代理汇兑、联合贷款、互相开户等业务，使浙兴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等建立起密切联系。浙兴银行开始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1921—1927年间存款总额在全国民营银行中名列前茅。
不仅自身壮大，浙兴银行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当时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几乎都与它有着血肉关系，不少企业受其扶持而摆脱困境。
曾任国民政府秘书的钱昌照论及徐新六时写道：“他人缘极好，中外朋友很多，没有银行家的脾气。在上海地区银行界知识分子中，他不卑不亢，诚诚恳恳，易于亲近，不随便同别人唱同一个调子，不冲动，能忍耐，不迁就流氓集团，不得意忘形，也不想接近权贵，对进步党人如梁启超等较为接近。他在担任浙江兴业银行经理时，不做投机买卖，对好的企业则乐于帮助。”
兼职无算
浙兴银行的绚烂之花开在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南京政府成立，浙兴银行逐渐从巅峰滑落。1927年，南京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库券”，叶景葵不愿承担分配给浙兴银行的40万元库券认购任务，蒋介石大怒，叶不得已照数认购，但从此为蒋忌恨。浙兴银行逐渐由“南三行”（浙兴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之首沦为“南三行”之末，存款额从当年的第一降至1936年的第六。
不过，这时期徐新六的社会活动却日益增多。在徐去世后不久印行的《徐新六先生事略》称：十七年（1928年）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及警务两委员会委员，十八年（1929年）起连任该局华董十年。其他尚兼任国民党中央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财政部币制研究会委员，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企业银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上海自来水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杭州电气公司、汉镇阮济水电公司董事，上海大陆报、大晚报、时事新报、申报电讯社董事长，中国国货银行、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监察，以及其他商业兼职甚多。因此，少有闲暇，早晨出门，非到午夜不能回家睡觉。
在文艺圈和民间外交方面，徐新六同样异常活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新月社的沙龙上，时常有徐新六的身影。新月书店便是由徐新六与胡适、徐志摩等人于1927年6月创办。
在以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也能看到徐新六活跃的身影。1932年春，徐新六被选为学会副会长。徐新六在外交方面的识见非同一般，因此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提议组织过渡政府时，推荐“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不过，徐新六并不愿当官——南京政府曾多次拟任其为部级高官而遭婉拒，但并不吝惜以在野之身供政府咨询和出力，中英借款、白银协定、币制改革均有徐的贡献。
民国时期，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崛起，是这一代银行家奋发努力的结果。他们不仅奠定了银行业在金融界的主导地位，而且在银行界之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就经营银行而言，有人说凭徐新六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像上海银行陈光甫、金城银行周作民那样，成为一代银行大家，但是他所在的浙兴银行在南京政府时期并没有大的作为，因为兼职太多，社会活动频繁，导致精力分散。浙江实业银行原副总经理孔绶蘅晚年透露，浙兴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不得欢于叶景葵，因此无实权。他说：“叶为什么不满于徐？因徐当时已任公共租界华董，叶以为栽培徐成了名，徐却不因此为‘浙兴’干些什么大事，而只搞自己的政治活动。及后来徐与胡笔江坐飞机遇难后，‘浙兴’对徐遗属一无抚恤。”
其实，浙兴银行走下坡路，亦如一些银行界老人所说，有叶景葵与蒋介石政府关系不佳之因，但浙兴银行的体制为董事长大权独揽，徐新六虽为总经理，受牵制和约束过多，难像陈光甫、周作民那样舒展自如。
为国捐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新六积极投身抗战之中，出任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委、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委等职。上海沦陷后，徐新六和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同被国民政府指派，以民间金融界人士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
1938年8月，徐新六应邀赴香港讨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业务。这时，国民政府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电邀徐新六参加。8月24日，徐新六与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从香港飞赴重庆时，所乘“桂林号”民航班机遭到5架日机追击扫射，徐新六不幸罹难，年仅48岁，被国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徐新六乃至一代中国人的事业，因日本入侵而遭受重大挫折。
胡适收到了徐新六上飞机之前的最后一封信，哭了一场，写诗追念道：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
……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