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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之中，蒋廷黻有着从中国外交史研究专家转为著名外交家的特殊经历。他主持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十多年，开拓了中国外交史研究新学科，后又入仕政界，担任过许多高级外交职务，成为著名民国外交家。
中国外交史新学科奠基人
蒋廷黻，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人。父亲和伯父经商，家中略有地产。蒋廷黻6岁起，接受私墪教育。1906年起赴长沙，学习新学课程。1912年由基督教青年会介绍赴美，进入密苏里派克学堂半工半读。1914年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历史系学习，获文学士学位。
1918年毕业，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招募，赴法国参与战地服务一年。先后在里昂附近的圣芳斯军需厂和勒克列索的斯耐达兵工厂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期间，曾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有所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
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是专攻新闻，继而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积极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担任英文刊物主编之一，声援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努力。1923年春，蒋廷黻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同年回到中国。
蒋廷黻先是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又接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主张撰写外交史必须搜罗有关各国文件，在写作形式与内容上开始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的新学派。他编著的《评<清史稿 邦交志>》（1929）、《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1931，1934）、《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32）、《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中国近代史》（1938）等，为民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的“主和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1932年春，他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氏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
出任驻苏大使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 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氏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次年10月，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氏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氏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氏的冷遇。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氏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参与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外交
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2年8月27日，蒋廷黻应重庆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纪念《南京条约》签署100周年，从一个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的起因，主张“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一面促进友邦的友好关系”，在舆论界、外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42年8月9日，他以政务处长身份发表正式谈话，希望联合国通过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保证韩国在战后独立。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正式对战后韩国独立问题表明立场。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1944年7月，他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联总”基本协定》。1946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1947年4月，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筹划自由派内阁的干将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经解放，美国已经放弃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蒋廷黻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筹划胡适组阁，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6月12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蒋廷黻不仅赞成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且主张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出面组织自由派内阁。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缺乏一个在野党的监督，为此，积极推动创建以胡适为党魁的新自由派政党，草拟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胡适商定了该党的核心人物名单。蒋廷黻设想以该政党为新内阁支撑。6月中旬开始，他与宋子文、顾维钧、胡适频繁磋商，认为胡适出面组阁“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蒋廷黻等企图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并于第六届大会通过该案。同时，他利用窃据之席位，年复一年地阻挠和反对联大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其间，他发生婚外恋，原妻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1962年，他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2/3，即于当年10月病逝。
中国外交史新学科奠基人
蒋廷黻，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人。父亲和伯父经商，家中略有地产。蒋廷黻6岁起，接受私墪教育。1906年起赴长沙，学习新学课程。1912年由基督教青年会介绍赴美，进入密苏里派克学堂半工半读。1914年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历史系学习，获文学士学位。
1918年毕业，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招募，赴法国参与战地服务一年。先后在里昂附近的圣芳斯军需厂和勒克列索的斯耐达兵工厂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期间，曾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有所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
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是专攻新闻，继而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积极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担任英文刊物主编之一，声援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努力。1923年春，蒋廷黻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同年回到中国。
蒋廷黻先是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又接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主张撰写外交史必须搜罗有关各国文件，在写作形式与内容上开始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的新学派。他编著的《评<清史稿 邦交志>》（1929）、《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1931，1934）、《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32）、《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中国近代史》（1938）等，为民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的“主和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1932年春，他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氏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
出任驻苏大使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 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氏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次年10月，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氏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氏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氏的冷遇。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氏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参与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外交
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2年8月27日，蒋廷黻应重庆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纪念《南京条约》签署100周年，从一个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的起因，主张“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一面促进友邦的友好关系”，在舆论界、外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42年8月9日，他以政务处长身份发表正式谈话，希望联合国通过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保证韩国在战后独立。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正式对战后韩国独立问题表明立场。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1944年7月，他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联总”基本协定》。1946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1947年4月，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筹划自由派内阁的干将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经解放，美国已经放弃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蒋廷黻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筹划胡适组阁，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6月12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蒋廷黻不仅赞成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且主张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出面组织自由派内阁。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缺乏一个在野党的监督，为此，积极推动创建以胡适为党魁的新自由派政党，草拟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胡适商定了该党的核心人物名单。蒋廷黻设想以该政党为新内阁支撑。6月中旬开始，他与宋子文、顾维钧、胡适频繁磋商，认为胡适出面组阁“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蒋廷黻等企图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并于第六届大会通过该案。同时，他利用窃据之席位，年复一年地阻挠和反对联大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其间，他发生婚外恋，原妻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1962年，他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2/3，即于当年10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