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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了孤儿。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就有难童400万,需要救济的至少10万。为了抢救这些难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龄与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大后方(包括延安)。本文作者便是保育会收容的28900多名难童之一。
2006年8月,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南京开会庆祝成立68周年纪念时,请到了保育院创办领导者蒋夫人的孙媳蒋孝勇夫人方智怡女士演讲。她对台下几百位年逾花甲的保育生说:“你们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她重复地问了两三次,台下的听众既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蒋方智怡1949年在高雄出生,她听人说过1938年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但我当时身在重庆保育院中,所知甚详。
■ 保育院生活
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到了我在皖北的故乡。当时我才六岁,父母双亡,姨妈带着姐姐和我乘木船沿淮河逆水西逃。过了蒙城,因冬天水浅无法继续行船,只好下船用马车运行李,人跟着马车走。由于路上有土匪,姨妈只好把行李埋在一个熟人的厨房的地下。我们走走停停了几个月,直到1938年初夏才到河南信阳。当时己听到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炮声。我们爬上火车车顶,当夜碰上倾盆大雨,第二天清晨到汉口时,我们淋得和落汤鸡一样。大家先到难民收容所,每人每天发一个黄馒头,第三天我就被送去战时儿童保育院了。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换小船经三峡到重庆的万寿宫,在那儿等待分发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我是随第十六批在当年七月底到重庆的。当时万寿宫里住进了几百个难童,把大殿、走廊及天井挤得水泄不通。万寿宫后面还有一个大殿,双门紧闭。我从门缝一看,发现里面放了上百具棺材,在等吉日下葬。天井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露天厕所,墙角到处都是大小便,臭气冲天。虽是炎夏,我们却无法洗澡,几乎每人都长疥疮,流脓再互相传染。每个孩子头上都有虱子,所以男女童都被剃了光头。我们每天两餐,吃饭的时候,伙夫抬出两个25加仑的军用大铁锅,里面只有浓稀饭。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十二两的瓷杯,大家蜂拥而上,就像非洲秃鹰抢食兽尸一样。能抢到一杯稀饭不但不是易事,有时还会被稀饭烫伤。两位年轻的女老师看着大家抢饭,爱莫能助,根本控制不了。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蒋夫人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
几天后, 一位女老师叫女童出来集合,说要上船去五通桥的四川第三保育院。我因万寿宫的日子太困苦,又怕和十岁的姐姐分离,抢不到稀饭,所以就鱼目混珠,和姐姐手牵手冒充女孩子,坐上木船,四天后到了五通桥。当时大家都是剃的光头,穿的都是短袖衣裤,男女不分,没有名册,没有人怀疑我是个男童。我跟一百多名女孩子到了第三保育院后,我学女童一样蹲下去小便,晚上姐姐帮我冲澡,我们两人睡一张床。好在两三个月后,第三保育院开始接受男童。姐姐带我去自首,校长了解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也就没有处罚我。
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错,有新衣穿,三餐都有四菜,弦歌不辍。只是好景不常,抗日进入第四年,人穷财尽,物价上涨,政府无暇他顾,第三保育院就合并到自贡市的第六保育院了。
第六保育院是四川最大的一个保育院,有一千个儿童,听说开始也办得不错,但当我1940年夏去时,很多儿童连裤子都没有,三餐都是糙米饭、青菜及黄豆。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又多,结果有十分之一的儿童死去。因为吃不饱,大家就把衣服典当卖掉,换钱买吃的。我从川三院带去的衣服,当夜就被偷光了,好在还有一条短裤蔽体。老师每天晚餐后带大家去旭川河边洗澡,大家把裤子脱下放在河边。有一天,我的裤子在河边也被偷了,此后我就无衣蔽体了。
不久,蒋夫人要路过成渝公路的中点内江,距自贡市只有四十公里,要求来保育院看看。但因为很多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不可见人,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最后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才使蒋夫人未来成。在全国所有的保育院中,川六院办得最坏。
有段时间川六院附近满山遍野都是到处找吃食的孩子,把农民用大便做肥料种的花生、番薯等都拔出来生吃,因而都患了大便传染的寄生虫病。我看到一个孩子,一次吐出来二十多条蛔虫。后来保育院实施军训维持秩序,有时把犯规的孩子打得半死,有一次孩子们在夜里纠合起来去偷击教官。
我在保育院患了两次疟疾,两次痢疾,夜肓症时来时去,肚子里还有蛔虫,打出来后,仍时有隐痛,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国防医学院。我去医务室及三军总医院验查大便,都未找到寄生虫。直到我在医学院三年级学寄生虫时,把自己的大便浓缩,用显微镜一看,原来是钩虫病,经教官证实开药后而愈。
1940年夏,姐姐升学去四川万县的印川中学,她来信说有位亲戚给她五块钱。她寄了两元邮政汇票给我。但邮局要我用图章才能兑现。我去信告诉姐姐,她用她的两元给我刻了一个图章,另一块钱为往返的邮费。我领到两元前后,不舍得用,但赤身无口袋放,最后把那两元塞在川六院所在的井神庙墙上一块松砖下,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五十年后我旧地重游,井神庙别来无恙,己改为粮仓,砖墙仍在,但那两元老法币仍末找到。
■ 我与蒋妈妈
1960年,我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做内科住院总医师。这年双十节,蒋夫人要来院劳军,院长令我准备招待蒋夫人去内科病房。我又喜又紧张,决定自我介绍,认个娘。因为在战时儿童保育院时,提到蒋夫人,我们都称为蒋妈妈。
当她的车到空军总医院的大门时,我正要迎上,却被政治部主任一把推开,他和一位年轻漂亮的助理护士长把夫人带去内科病房,安全人员围在四周,我只好站在他们的外边。近在咫尺,我终于见到蒋夫人了,但未能认娘问候她。
1979年我在纽约行医,蒋夫人在纽约号召救济越南难民,我投稿一日报响应,说明我是她四十一年前在汉口救助的难童,想知恩图报。蒋夫人看到我的投稿后,给我一信:
“毓霖医师惠鉴:来信阅悉。从你的信中知道,四十一年以前你是汉口数万难童之一。现在你在美国已正式开业十年,而且被美籍同僚推选在一大医院任内科主任。从一个难童奋斗成为一位卓越的医师,这是漫长的人生,所经过的艰辛和坎坷,是想象得到的。若非你有坚强的信心和勇往的毅力,恐怕不会获致今天这样重大的成果。你在事业上的成就,特别是在美国高度竞争之下,不仅替我们中国人争气,更可以说是为国争光,实在值得大家为你庆幸,为你道贺。若说我对难童曾经尽过力,那更使我心里感觉安慰。尤其值得称赞的,那就是你所提到的‘饮水思源’的意义。在此道德日渐沦落的今天,在外国的中国人能有多少人还记得这句话,对国家、对领袖愿作感恩图报之想?但愿你的奋斗精神和‘饮水思源’的中国美德能够为后起青年之嘉模,激发起他们更高度的向心力。专此作复并问近好。蒋宋美龄 九月廿六日。”
1995 年7月26日,蒋夫人由纽约去华盛顿美国国会接受数十位参众议员的致敬。我挤在很多的华侨中夹道欢呼,看到了她,但警察要保持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时我距离她要比在空军总医院时远得多了。
2003年蒋夫人去世。我从报上看到当年11月5日将在纽约市 Bartholomew 教堂举行追掉会。没有人邀请我,但我还是从宾州赶了过去。门口接待人要我出示请帖,问我代表哪个单位。我说代表战时儿童保育院,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坐定后,前纽约市的市长 Giuliani坐在我的旁边。他来参加追悼会使我很感动。他已从市长职位上下台,与过世的蒋夫人再无利害关系,但他仍凭友情及尊重中国而来了。那个教堂有1,500 个坐位,那天坐无虚席,还有很多人站着。但我没有碰到战时儿童保育院的老同学。
抗日战争时,全国有53个保育院,分布在大陆各省和香港,教养了28,900多个难童。其中延安保育院的 370 名保育生里出了如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其他的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斗个不休,说他们是宋美龄留下来的“潜伏间谍”。■
2006年8月,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南京开会庆祝成立68周年纪念时,请到了保育院创办领导者蒋夫人的孙媳蒋孝勇夫人方智怡女士演讲。她对台下几百位年逾花甲的保育生说:“你们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她重复地问了两三次,台下的听众既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蒋方智怡1949年在高雄出生,她听人说过1938年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但我当时身在重庆保育院中,所知甚详。
■ 保育院生活
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到了我在皖北的故乡。当时我才六岁,父母双亡,姨妈带着姐姐和我乘木船沿淮河逆水西逃。过了蒙城,因冬天水浅无法继续行船,只好下船用马车运行李,人跟着马车走。由于路上有土匪,姨妈只好把行李埋在一个熟人的厨房的地下。我们走走停停了几个月,直到1938年初夏才到河南信阳。当时己听到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炮声。我们爬上火车车顶,当夜碰上倾盆大雨,第二天清晨到汉口时,我们淋得和落汤鸡一样。大家先到难民收容所,每人每天发一个黄馒头,第三天我就被送去战时儿童保育院了。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换小船经三峡到重庆的万寿宫,在那儿等待分发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我是随第十六批在当年七月底到重庆的。当时万寿宫里住进了几百个难童,把大殿、走廊及天井挤得水泄不通。万寿宫后面还有一个大殿,双门紧闭。我从门缝一看,发现里面放了上百具棺材,在等吉日下葬。天井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露天厕所,墙角到处都是大小便,臭气冲天。虽是炎夏,我们却无法洗澡,几乎每人都长疥疮,流脓再互相传染。每个孩子头上都有虱子,所以男女童都被剃了光头。我们每天两餐,吃饭的时候,伙夫抬出两个25加仑的军用大铁锅,里面只有浓稀饭。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十二两的瓷杯,大家蜂拥而上,就像非洲秃鹰抢食兽尸一样。能抢到一杯稀饭不但不是易事,有时还会被稀饭烫伤。两位年轻的女老师看着大家抢饭,爱莫能助,根本控制不了。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蒋夫人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
几天后, 一位女老师叫女童出来集合,说要上船去五通桥的四川第三保育院。我因万寿宫的日子太困苦,又怕和十岁的姐姐分离,抢不到稀饭,所以就鱼目混珠,和姐姐手牵手冒充女孩子,坐上木船,四天后到了五通桥。当时大家都是剃的光头,穿的都是短袖衣裤,男女不分,没有名册,没有人怀疑我是个男童。我跟一百多名女孩子到了第三保育院后,我学女童一样蹲下去小便,晚上姐姐帮我冲澡,我们两人睡一张床。好在两三个月后,第三保育院开始接受男童。姐姐带我去自首,校长了解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也就没有处罚我。
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错,有新衣穿,三餐都有四菜,弦歌不辍。只是好景不常,抗日进入第四年,人穷财尽,物价上涨,政府无暇他顾,第三保育院就合并到自贡市的第六保育院了。
第六保育院是四川最大的一个保育院,有一千个儿童,听说开始也办得不错,但当我1940年夏去时,很多儿童连裤子都没有,三餐都是糙米饭、青菜及黄豆。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又多,结果有十分之一的儿童死去。因为吃不饱,大家就把衣服典当卖掉,换钱买吃的。我从川三院带去的衣服,当夜就被偷光了,好在还有一条短裤蔽体。老师每天晚餐后带大家去旭川河边洗澡,大家把裤子脱下放在河边。有一天,我的裤子在河边也被偷了,此后我就无衣蔽体了。
不久,蒋夫人要路过成渝公路的中点内江,距自贡市只有四十公里,要求来保育院看看。但因为很多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不可见人,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最后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才使蒋夫人未来成。在全国所有的保育院中,川六院办得最坏。
有段时间川六院附近满山遍野都是到处找吃食的孩子,把农民用大便做肥料种的花生、番薯等都拔出来生吃,因而都患了大便传染的寄生虫病。我看到一个孩子,一次吐出来二十多条蛔虫。后来保育院实施军训维持秩序,有时把犯规的孩子打得半死,有一次孩子们在夜里纠合起来去偷击教官。
我在保育院患了两次疟疾,两次痢疾,夜肓症时来时去,肚子里还有蛔虫,打出来后,仍时有隐痛,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国防医学院。我去医务室及三军总医院验查大便,都未找到寄生虫。直到我在医学院三年级学寄生虫时,把自己的大便浓缩,用显微镜一看,原来是钩虫病,经教官证实开药后而愈。
1940年夏,姐姐升学去四川万县的印川中学,她来信说有位亲戚给她五块钱。她寄了两元邮政汇票给我。但邮局要我用图章才能兑现。我去信告诉姐姐,她用她的两元给我刻了一个图章,另一块钱为往返的邮费。我领到两元前后,不舍得用,但赤身无口袋放,最后把那两元塞在川六院所在的井神庙墙上一块松砖下,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五十年后我旧地重游,井神庙别来无恙,己改为粮仓,砖墙仍在,但那两元老法币仍末找到。
■ 我与蒋妈妈
1960年,我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做内科住院总医师。这年双十节,蒋夫人要来院劳军,院长令我准备招待蒋夫人去内科病房。我又喜又紧张,决定自我介绍,认个娘。因为在战时儿童保育院时,提到蒋夫人,我们都称为蒋妈妈。
当她的车到空军总医院的大门时,我正要迎上,却被政治部主任一把推开,他和一位年轻漂亮的助理护士长把夫人带去内科病房,安全人员围在四周,我只好站在他们的外边。近在咫尺,我终于见到蒋夫人了,但未能认娘问候她。
1979年我在纽约行医,蒋夫人在纽约号召救济越南难民,我投稿一日报响应,说明我是她四十一年前在汉口救助的难童,想知恩图报。蒋夫人看到我的投稿后,给我一信:
“毓霖医师惠鉴:来信阅悉。从你的信中知道,四十一年以前你是汉口数万难童之一。现在你在美国已正式开业十年,而且被美籍同僚推选在一大医院任内科主任。从一个难童奋斗成为一位卓越的医师,这是漫长的人生,所经过的艰辛和坎坷,是想象得到的。若非你有坚强的信心和勇往的毅力,恐怕不会获致今天这样重大的成果。你在事业上的成就,特别是在美国高度竞争之下,不仅替我们中国人争气,更可以说是为国争光,实在值得大家为你庆幸,为你道贺。若说我对难童曾经尽过力,那更使我心里感觉安慰。尤其值得称赞的,那就是你所提到的‘饮水思源’的意义。在此道德日渐沦落的今天,在外国的中国人能有多少人还记得这句话,对国家、对领袖愿作感恩图报之想?但愿你的奋斗精神和‘饮水思源’的中国美德能够为后起青年之嘉模,激发起他们更高度的向心力。专此作复并问近好。蒋宋美龄 九月廿六日。”
1995 年7月26日,蒋夫人由纽约去华盛顿美国国会接受数十位参众议员的致敬。我挤在很多的华侨中夹道欢呼,看到了她,但警察要保持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时我距离她要比在空军总医院时远得多了。
2003年蒋夫人去世。我从报上看到当年11月5日将在纽约市 Bartholomew 教堂举行追掉会。没有人邀请我,但我还是从宾州赶了过去。门口接待人要我出示请帖,问我代表哪个单位。我说代表战时儿童保育院,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坐定后,前纽约市的市长 Giuliani坐在我的旁边。他来参加追悼会使我很感动。他已从市长职位上下台,与过世的蒋夫人再无利害关系,但他仍凭友情及尊重中国而来了。那个教堂有1,500 个坐位,那天坐无虚席,还有很多人站着。但我没有碰到战时儿童保育院的老同学。
抗日战争时,全国有53个保育院,分布在大陆各省和香港,教养了28,900多个难童。其中延安保育院的 370 名保育生里出了如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其他的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斗个不休,说他们是宋美龄留下来的“潜伏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