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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8年9月16~18日，笔者会同李并成、李春元等专家学者，联合对瓜州境内的汉敦煌郡渊泉、冥安、广至三县城址，宜禾都尉昆仑障，西晋晋昌郡、隋常乐郡城址、唐瓜州城址、玉门关址，汉、唐、宋、元交通干道、水系遗址，长城烽燧遗址等进行了考察，并就瓜州历史地理沿革问题作了详细探讨。
［关键词］瓜州；历史地理；交通干道；水系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70-07
一、瓜州政区的沿革
按《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及《唐书·地理志》所记，唐瓜州下属两县即晋昌县与常乐县。唐瓜州领域基本相当于今甘肃省瓜州县领域。
唐代瓜州的领域，最早形成于西晋时期，据《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总叙》记：“本汉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置敦煌郡，今州即酒泉，敦煌之地。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三年（583）罢郡，置瓜州，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大业三年（617）改瓜州为敦煌郡。唐武德四年（621）改瓜州为沙州以别于晋昌置瓜州。”
关于晋昌郡的创设，《晋书·地理志》“凉州”条下记：“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渊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对这八县的地址，兹谨作叙说如下：
宜禾，本汉置宜禾都尉昆仑障。东汉曹魏（220～265）扩建置宜禾县，故址在今瓜州县城西南20公里之六工城。
伊吾，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地境。《元和郡县图志》卷40伊州总叙云：“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资治通鉴》卷45记：“永平十五年（73），秉议边事，伊吾句下胡注：‘贤曰：……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晋昌县北。’”参据二者，晋伊吾县约在今敦煌西北之哈密地境。
冥安，今锁阳城东北4.5公里处冥水古道南岸南岔大坑故城。
渊泉，《大清一统志》卷279，“安西州古迹”门渊泉故城”条下记其在清柳沟卫东。清柳沟卫曾设在布隆吉尔，依据文献记载方位，1987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张淳、李春元、李宏伟、王俊英等在今三道沟镇四道沟村（当地居民称“城壕湾子”）发现汉渊泉故城，仅存北城墙；东、西城墙辟为田埂，南城墙没于河底，正式命名汉“渊泉县遗址”。1989年8月29日，瓜州县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广至，今瓜州县踏实乡政府西北8公里破城子故城。自汉置广至县延续至隋唐改置常乐县。1962年2月，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沙头，按《大清一统志·安西州·古迹门》记，在今玉门镇东南5公里巩昌河西岸。姑从之。
会稽，《大清一统志》安西州古迹门引晋、唐诸史书，认为晋会稽县在清玉门县（今玉门镇）东南；而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卷5《玉门县》条下，则认为会稽县在今县城左右，两说相近。
新乡，《大清一统志》举出两说：一说在安西州东南，又引《通典》说在瓜州城南180里新乡镇。而据1987年4～6月瓜州、肃北两县文物普查队联合调查，唐瓜州（锁阳城）南8公里便是祁连山余脉长山子，再80公里便是石包城（在肃北县石包城乡西南1.5公里），属蒙古族游牧区，除石包城外，为当时肃北县鱼儿红乡东南30公里一高岗上有城址，按旧华里180折今90公里计算，唐瓜州城南180里新乡镇，莫属此城了。
八个县的地址既经初步考证，再把它们分别填画在现代地图上，这就可以大致弄清晋昌郡的领域。从各县的地理分布看，在疏勒河中游玉门市境内的沙头、会稽二县，在今疏勒河下游十工山南的，有位在布隆吉乡东南的深泉（渊泉）县、桥子乡的冥安县、踏实乡的广至县和地址待查的新乡县。而在今十工山北的则只有两县，即疏勒河下游绿洲上的宜禾县和远在疏勒河北戈壁滩上的伊吾县。八县中除会稽和新乡两县是元康五年（296）新设外，宜禾县也是历史很短的县，《元和郡县图志》记“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其历史不过几十年。而伊吾县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记：“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不但历史短，而且是寄理在敦煌北界上的一个县。
按《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总叙所记，西晋晋昌郡的领域也就是后来唐代晋昌郡瓜州的领域。这里回顾并叙论一下晋昌郡政区的沿革，对于了解现在瓜州县的地区开发必将会有所裨益。按《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相当于晋、唐晋昌郡的广大地区，在汉代属于酒泉郡沙头县和敦煌郡的渊泉（后汉改并渊泉、冥安、广至等四县所领），四个县全设在疏勒河岸的十工山以南地区，山北是未曾设县的。这种设县格局表明，十工山以南，相当今布隆吉、桥子、踏实三个乡，在今天乃是开辟较早的地区，包括今瓜州县城所在的疏勒河绿洲，则是开辟较晚的地区。
但《汉书·地理志》在“广至县”条下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那么这个昆仑障又在何处？查《元和郡县图志》“瓜州常乐县”条下记：“本汉广至县地，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后魏明帝改置常乐镇。武德五年置常乐县也。”1985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在汉广至县城勘测时，发现两层文化堆积：上层为唐文化层，内含石磨、砖瓦、“开元通宝”钱等；下层为汉文化层，内含压印绳纹、水波纹、垂幛纹灰陶片、夹砂红陶片、“五铢”钱等。依据明《肃镇志》、清《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通志》、民国《安西县新志》等文献记载，正式命名汉“广至县城遗址”，隋唐常乐镇、常乐县在一城。这说明唐之常乐县址最早乃是曹魏从广至县分置的宜禾县址，县名宜禾则应是它设在汉之昆仑障，从而沿用了宜禾都尉之名。这样推测，不仅有地名沿袭方面的依据，还可以从地理方面找到依据。昆仑障的“障”字，按《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记“居一障间”句下《正义》注：“障为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依注则广至县的昆仑障乃是广至县的一座边防要塞。那么，有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宜禾县乃是冲要之处、要险之处？查《资治通鉴》卷107，晋太元十二年（387）记，吕光西征敦煌，先克张掖，又拔酒泉，进屯凉兴，胡注：“凉兴郡，河西张氏置，在唐瓜州常乐县界。”王穆自敦煌引军东还，途中兵散，王穆被杀。这表明了当时的凉兴乃是冲要之地。又《通鉴》卷111，晋隆安四年（405）记，段业进、李暠为镇西将军，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胡注：“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为凉兴郡……隋、唐瓜州之常乐县即其地也。”《晋书·凉兴郡》、《旧唐书·地理志》“瓜州常乐县”条也记：“汉广至县，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李暠于此置凉兴郡。隋废，置常乐镇。武德五年改镇为县。”上述记载也表明了凉兴郡可治的宜禾县地理位置之重要。又《通鉴》卷119，晋永初元年（420）记，沮渠蒙逊以索元绪为敦煌太守，索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心，敦煌人攻之，元绪东奔凉兴。另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条下注云：“宜禾都尉昆仑障，莽曰广桓。”可见汉昆仑障在广至县境。《辞海》云：“昆仑塞，又名昆仑障，系古代障塞名，西汉置，故址在今瓜州县西南，为宜禾都尉治所。”今据《安西县新志》载：“西晋宜禾古城在（瓜州）镇西南四十里。”与1987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实地勘察距县城西南20公里相吻合。
至于汉、晋宜禾都尉昆仑障之历史沿革状况，酒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兴义、瓜州县博物馆李春元另撰一文详述，?譹?訛这里不再纠缠，以免喧宾夺主。上述诸事实足以显示凉兴郡宜禾县地理位置之要冲，也可以证明把宜禾县推定为汉宜禾都尉所驻之昆仑障是可信的。
在论证了宜禾县即设在汉宜禾都尉所驻之昆仑障之后，可以看出，今瓜州县城所在的疏勒河绿洲，在前汉时期已有宜禾都尉驻治，其治所昆仑障即在今六工古城址上（《后汉书·郡国志》在“广至县”条下记），曹魏时期分广至县在此设立宜禾县。十六国时期，前凉在此设立了凉兴郡，下辖三县。后魏改凉兴郡为常乐郡。隋废郡改置常乐镇。唐改常乐县。据此可知现在瓜州县城所在地区的开辟有其悠久的历史，而这片地区中的六工古城也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西晋开设的晋昌郡，在十六国割据时期曾经几番变动。前凉张氏在宜禾县设立了凉兴郡已如上述，西凉李暠则又在晋昌郡内设立过会稽与广夏等郡。《晋书·梁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有田畴不辟，亦徙七千余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按洪亮吉《十六国疆域记》所考，其会稽郡在今玉门市，广夏郡在广至县，至于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则是李暠所侨置，地址不详。总体看来，原晋昌郡内曾设立过几个郡，但晋昌郡的领域基本未变，唐代的晋昌郡、瓜州，承继的也就是这片地方。
唐得晋昌郡后，对郡内的政区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即把全部划分为晋昌与常乐两个县，《元和郡县图志》记瓜州为下府，晋昌与常乐均为中下县。两县的境界虽然史无明文，但从地理角度看，常乐县治在今六工古城，它在十六国时期曾是凉兴郡的中心。《沙州图经》又有常乐南山之记，可以推测说它的辖境是今十工山北的广大地区，而十工山南的地区则属于晋昌县领。旧晋昌郡的广至、深泉（渊泉）、冥安、沙头、会稽、新乡六县被并为晋昌郡，它包括了从今踏实乡向东直到玉门市西部的大片地方；而旧郡的伊吾和宜禾二县则被并为常乐县（旧凉兴郡有凉兴、乌泽、宜禾三县，前两县无考），辖境已有上述，然晋昌与常乐二县城各在今之何处？谨作考证如下：
晋昌县城亦即瓜州城，对于它们的地址前人多有考究，《重修肃州新志》记在“安西卫古迹门内”，泛指晋昌古城在清安西卫西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在“安西州古迹门晋昌故城”条下则泛指其在肃州西520里（今酒泉城距瓜州县城287公里，瓜州县城东南距瓜州城70公里，除去瓜州县城折向东至瓜州城70公里数，与志书记载里数基本吻合）。清末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卷5内提出，布隆吉尔以西的窟窿河（今名葫芦河又名大东河），注入疏勒河处是唐玉门关所在，再西的双塔堡疑是唐瓜州晋昌县城也。陶保廉此说，是参据俞浩的意见，按瓜州与肃沙两州间的距离而推定的，此说较其前人固然较具科学性，也确乎进一步。但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相差较大，因而是不可信的。按《慈恩传》载，玄奘法师西行至瓜州，“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依记则瓜州在葫芦河以南50里外，若设今双塔堡为瓜州城，则城北即是疏勒河，过河西行50里为砾石戈壁和山上，更无大河，这岂不与《慈恩传》之记相差太远？因而陶说是不足信的。
解放前夕，向达先生撰写了《两关杂考》，收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他参考了《慈恩传》和陶保廉等人的看法，提出了“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欲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向达先生的看法，超过了前人旧说，指出了锁阳城即唐瓜州故址。曾随向达先生西行考察的阎文儒先生，在考察过锁阳城后，在其《河西考古杂记·安西南湖与双塔堡考察记》一文中，也认为锁阳城或者就是唐之瓜州城。
对于锁阳城，笔者在未去之前曾草写一稿，题为《甘肃锁阳城历史演变》。当时笔者曾怀疑锁阳城北面的桥子村是唐瓜州故城，并推测说锁阳城或者是瓜州城南的新乡镇。1988年9月，笔者有幸到瓜州看到了锁阳城。经过短暂的实地考察后，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也认为锁阳城的前身就是唐瓜州晋昌郡。理由有三：其一，《慈恩传》所说之葫芦河是指今之疏勒河；自河而南50里以外的瓜州城，那就非锁阳城莫属了。其二，笔者此前过分拘泥于《慈恩传》所记瓜州人报告的里数，其实瓜州人报告的里数并不会精确，也不必过分拘泥。按锁阳城至双塔堡的70多里距离而论，玄奘法师于日落后乘马急行，则午夜时足可到达疏勒河畔，因而把锁阳城所定为瓜州城，并不悖于《慈恩传》所记。其三，据《重修肃州新志》载，锁阳城东半里原有大寺（今已无），寺内有断碑歌颂张议潮、曹议金大兴屯垦、水利疏通之功。其事反映出锁阳城在唐末仍是大兴屯垦与水利的指挥中心，仍是一个政治中心，从而可以推断它必是唐瓜州城。
瓜州城址确定之后，就可以按《慈恩传》的记载去考求唐玉门关的旧址了。《慈恩传》载，玄奘法师在瓜州做好了直趋伊吾（今哈密）的准备后，“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依记则唐玉门关应在今锁阳城北方、疏勒河入双塔乱山口之东8公里南岸。从传文中看，玄奘法师在途中并未越过山地（十工山东段）西北，乃是沿平地道路而去的。笔者在当地考察时，承李春元同志介绍，得知在现公路东残留有一条古道，它大致从锁阳城通往双塔村。古道深陷约1米余，当地人至今仍称其为“唐道”，非机动车仍能利用它，从古道的走向推测，唐玉门关应在双塔堡北的疏勒河岸上。
从地形角度上看，双塔堡附近也是宜于建关的地方。现在由于双塔堡的河段已经建成了双塔水库（1958建成），大片原有的地形已被淹没在水库下无法直接观察，不得已只好引用两种清人观察记录，以为推测关址的凭据。
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卷3中记：“苏勒河自月牙湖敦西流十里迳双塔北，又西流里许，南岸有二沙埠，相去半里，埠头各有小白塔，是堡所由命名也。”《肃州志》云：“双塔不知创于何代，其地峰回路转，河水湾环，林木葱郁，徘徊瞻眺，顿涤尘襟。余登降冈麓，危径临流，河曲平沙，差勘步马，而山非苍翠，树泛青红，滚滚浑波，殊非佳观。”“苏勒河自双塔而西，两岸山促，河啮南山之趾，山巅置汛，是为乱山墩，墩东距双塔堡三十里。”
这段描述表明，双塔堡以西，两岸山逼河道，河岸则有“危径临流，差堪步马”，可知这段疏勒河谷是险要的。又辛亥年间，袁大化奉命西行，撰有《抚新记程》一书，他对双塔堡以西的疏勒河描述云：“双塔堡居民七家，千总李正祥带老兵数人来接。见西面两山南北对峙，中贯一河，南山则双塔矗立，北山则一墩高耸。”?譺?訛“中央则疏勒河西流也，望之如边门大启，而则山宽三十余里，土名乱山子。卡房左近，怪石……汉置关于此，玉门之名或有所取欤？”
把这两段描述结合起来读，可知双塔堡正位于疏勒河谷的东口上，自堡以东是开阔地带，自堡而西就进入了疏勒河谷。自堡眺望则“如边门大启”，所以连袁大化都认为置兵于此是得地利的（袁大化不知有唐玉门关，无足为怪）。看来唐玉门关故址确应在今双塔堡附近的疏勒河岸上，其地即可扼制疏勒河的道路，又可扼制瓜州的道路，正合于“西境之襟喉”的评价。既然玉门关址必在双塔堡水库之下某地，那么昔年玄奘法师趁夜渡河地点，很可能就在今水库东口或稍东的石路口湾一带了。
关于唐玉门关址，陶保廉曾推测其在窟窿河口处，他依据是按史书所记瓜州与肃、沙二州间的距离，晋昌县应在双塔堡；而《元和郡县图志》又记玉门关在晋昌县东20步（或作20里），所以把玉门关比定在双塔堡东的窟窿河口。后来向达先生也疑其在双塔堡，《两关杂考》中云：“唐瓜州治晋昌县，今人考证谓约在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葫芦河，其形状似葫芦，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私意为唐瓜州晋昌县当地人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惟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是莫能决也!”陶保廉把晋昌县推定在双塔堡是错了，而向达先生认为锁阳城是晋昌县城，又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推测是玉门关在锁阳城北的双塔堡一带则是卓见。美中不足的是，向达先生误把窟窿河比作古之葫芦河。查窟窿河今名店子河、兔葫芦河，它是自双塔村南4公里大沙丘北侧洼地诸泉汇流向北注入疏勒河的一条小水，长不过10多公里，并非横在锁阳城北的河水，那么，玄奘法师在向北直趋伊吾的途中又须渡它。而且即使渡过了它又岂能去伊吾？这在现代地形图上是一目了然的。这种误解，盖来自《重修肃州新志》，它不但把窟窿河当作了古之葫芦河，而且误引了岑参的《苜蓿烽寄家人诗》为证，后来的《西域水道记》又沿袭了这个错误，乃至于贻误后人。
又《元和郡县图志》在“瓜州晋昌县”下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或在二十里）。”这种说法也是错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查今锁阳城东乃是一片平坦的半荒漠，一片沙地，不但没有足以与玉门关相应的遗迹，唐玉门关也无建置在大片平沙地上之理，倘若在锁阳城东建关，它的防御作用又将何在？若说在晋昌县东20步，那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岂有建关当时会把诺大一个州城置于关外20步之理，若在瓜州东20步或20里，那么玄奘法师怎么会疾行几小时后，在葫芦河上又望到了这座关？总之，《元和志》的这条记载显然是错了。
唐玉门关址既确定，便回过头来考证汉冥安县城遗址。1988年9月18日，在考察锁阳城的同时，承李春元同志向导，又看了锁阳城东北约3公里的两座古城址。两城相距很近，不过3公里，一在低洼地，一在高坡上。当地人称其为“南岔大坑”，从而古城也就被称作了“南岔大坑古城”。古城残破殊甚，几乎已被夷平，两处均只留下几段很低的残墙，无复城郭之形。李春元同志介绍说两城均为汉之冥安县城，其在洼地上者应为旧城，在高坡上者应为新城。极可能是因为旧城虽然有近水之利，但也常受水淹之害，后来又另选在高坡上避水淹之处修建新城。查《元和志》在“瓜州晋昌县”条下记：“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其界冥水为名也。”这就是说，冥安县乃晋昌县原身，晋昌县乃是冥安县的改称，然则晋昌县城东的古城址显然是冥安县城故址了（冥水问题见后）。因而笔者赞同当地同志的意见，也认为南岔大坑古城即是汉冥安故城。发现了南岔大坑古城并指出了它是汉冥安县城，这是瓜州县博物馆在学术上的一项贡献。
关于唐常乐县城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兹引敦煌文书《沙州图经》：
一十九所驿，并废
州城驿
右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东去清泉驿卅里。
清泉驿
右在州东北三十里，去横涧驿廿里。承前驿路在瓜州常乐县西南。刺史李无亏，以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其驿置在神泉观庄侧，水名神泉驿。今为清泉戍置在驿傍，因改为清泉驿。
横涧驿
右在州东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驿廿里。刺史陈玄珪，为中间迂曲奏请，奉证圣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敕置。驿侧有涧，因以为名。
白亭驿
右在州东八十里，东北长亭驿卅里，同前奉敕移。为置白亭烽下，因烽为名。
长亭驿
右在州东北一百廿里，东去甘草驿廿五里。同前奉敕移。为置在长亭烽下，同烽为号。
甘草驿
右在州东北百三十里，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前刺史李无亏、为中间路还，兼有沙卤，奏请，奉敕置。驿侧有甘草，因以为号。
阶亭驿
右在州东一百七十里，东去瓜州常乐驿三十里，同前奉敕移。为置在阶亭侧，因烽为号。
这段文字记的是起自沙州城（今敦煌），迄于瓜州常乐县城的驿路。其中各驿虽多不可考，但沙州与常乐是明白的。已知唐里略等于市里，兹按原文所记的方位、距离，在现代甘肃省瓜州县地图（1∶750000）上填画出唐代沙、瓜州间的驿程。
从沙州到瓜州并无直达晋昌城的驿路，只有经过常乐转去晋昌城的驿路。按《沙州图经》所记，现在于瓜州县西南的六工古城恰是唐常乐县城的故址。如《元和志》所记，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宜禾至唐为常乐县，今既明确六工古城是常乐县故址，那么广至县城故址又是何地？对于广至故址问题，诸志书如《重修肃州新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虽考论纷纭但终不能确指，直到清末陶保廉方在《辛卯侍行记》卷5“广至县”条下提出一个明白的看法。北魏改大至，唐改常乐，《元和志》记载，“常乐县至瓜州115里或作150里……踏实盖大至之转音……今踏实西北20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而章怀注《盖勋传》云：“广至县在常乐县东，今谓之悬泉堡，按此‘东’字传写讹也……”陶保廉虽误以双塔堡为晋昌，又误把“广至在常乐东”的“东”指为讹字，但他从地名入手，结合当地古城，指出了破城子应是广至县的故址，乃是合理的看法。至于所引《盖勋传》的章怀注，则也早见于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中。本书记20世纪40年代，阎文儒先生考察过踏实的破城子后，也认为破城子当为广至县故址，笔者赞同上述看法，因为合乎《后汉书·盖勋传》，“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句下李贤注：“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故址所在，误信了《太平寰宇记》。”汉广至故城在常乐县西北的误记，所以竟指“东”字为讹，其实“东”字是对的。
把六工古城所定为常乐县故址，也合于《元和志》在常乐县条下“东至瓜州一百一十五里”之记。今从六工古城向东行，再转南穿过十工山（《沙州图经》记作常乐南山），经破城子、踏实乡至锁阳城，大致是112里，与《元和志》基本相合。
二、瓜州的交通干线
如前引《沙州图经》“驿路”项下所载，从沙州通往瓜州的驿路，并非经过旧广至而直趋瓜州城，乃是先趋山北的常乐，再越过今十工口子，经旧广至转趋瓜州城的。这反映出瓜州趋向沙州也取此路。究其原因，从政区沿革看，广至县在隋时已撤废，而常乐则方兴未艾；从自然条件看，常乐所在乃是疏勒河穿出山地后进入开阔地的一片绿洲，自此向西又是水草较好直近于沙州的地带，如《图经》所记，清泉驿有泉，横间驿近水，甘草驿多甘草等皆是。与山北的驿路相对（长乐）山南原也设有驿路，后来因其“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其易受吐蕃侵扰）”而撤移北道。
瓜州、肃州之间的道路：因为现在地面上还残留有“唐道”，可知瓜州通往肃州的道路是从锁阳城东北行，沿兔葫芦河经双塔堡，入玉门关而东去的。
瓜州、伊州之间的道路：瓜州通往伊州的驿路也是必经常乐的，《沙州图经》第185～207行记云：
双泉驿
右在州东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州常乐县界。唐仪风三年(678年)闰十月，奉敕移稍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奉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改第五道来往。南去瓜州常乐县界为乌山驿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北去第五驿六十里八十步。
第五驿
右在州东北五百一十一里卅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双泉驿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驿六十八里卅步。
冷泉驿
右在州东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第五驿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驿八十四里。
胡桐驿
右在州东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冷泉驿八十四里，北去伊州柔远县界赤崖驿八十里。
文中的瓜州常乐县界乌山驿所在不明，也不知其南距常乐的里数。自乌山驿向北，历经双泉、第五、冷泉、胡桐等驿而抵伊州柔远县上的赤崖驿，这条驿路总长361里。笔者怀疑柔远县界上的赤崖驿在今星星峡一带。这条驿路就是证圣元年（695）正月敕改移用的“第五道”。《沙州图经》另记有稍竿道（《太平寰宇记》伊州、四至八到项下也记“正南微系取稍竿管路至沙州七百里”），不明。
除史书有记的驿路外，《慈恩传》所记玄奘法师渡过的葫芦河，经各烽，过莫贺延碛去哈密的一路，沙碛中虽无标识，但据瓜州胡翁的介绍，这条无路之路也系有人穿行过的。此外，从常乐向东沿疏勒河也当有直去玉门关的道路，惟以史料缺乏，笔者无从考证。
瓜州通路已略如上述，那么，沙、瓜、肃三州间的州际道路又是如何？由于《沙州图经》所记仅止于沙、瓜之间，不足以显示三州之间的州际道路，所以在这里将从若干有关的历史活动中去探索一下三州之间的道路。以下即按《资治通鉴》的编年，列举于下：
《通鉴》卷106载，晋太元十年（385），吕光自龟兹东还，留秦凉州刺史梁熙谋拒之，但策略失宜。吕光先入汉玉门故关，进至宜禾，摛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先后以郡降，光乃东攻酒泉等皆下之，终于姑臧。反映出吕光东归是经过敦煌、宜禾、晋昌而至酒泉的。
同书卷111，晋隆安四年（400），酒泉太守王德叛北凉，北凉王段业使沮渠蒙逊讨之。王德焚城，将部曲奔晋昌太守唐瑶，蒙逊追至沙头而返。这反映了酒泉、晋昌之间的道路。
同书卷123，晋元嘉十六年记：“初牧犍以其弟无讳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从弟唐儿为敦煌太守……（魏军）进项酒泉，无讳宜得收遣民奔晋昌，遂就唐儿于敦煌。”这显示了酒泉、晋昌、敦煌的道路。
同书卷159，晋大同十一年至中大同元年（545～546）记，瓜州人张保杀刺史而据瓜州（故注：敦煌郡旧置瓜州，按此瓜州治在敦煌）遣令狐整东救凉州，整进至玉门县（今玉门镇），“召豪，口述保罪状，驰还袭之。先克晋昌，斩吕兴，进击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弃保来降，保奔吐谷浑”。此事再度证明，酒泉、晋昌、敦煌间有大路。
同书卷213，开元十五年（727）记，九月吐蕃军攻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免比大)之父，进攻玉门军（胡注：玉门军在肃州之西二百里）。《元和志》记，开元中于玉门县置玉门军，分别遣军攻常乐县。此事表明，瓜州有路东通玉门军、酒泉郡，西经常乐县通往敦煌。
同书卷181，大业七年（611）记，西突厥处罗可汗，为其酋长射匮所袭，败奔高昌。炀帝命裴矩驰至玉门关（隋、唐之玉门关）、晋昌城，遣使高昌，晓谕处罗入朝。不久，处罗果然来朝。此事表明，要去高昌应出隋唐玉门关，经晋昌城、常乐、敦煌而往。如前引《慈恩传》所记，玄奘法师所取的西行路也即传统的道路，他原拟经瓜州西趋敦煌，走“阳关大道”（其归途乃取阳关路），后因避敦煌官吏的拦阻，才不得已而从瓜州直趋伊吾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瓜州道路的重要。
上举各事表明，因晋迄唐（汉代可能也如此），酒泉西行的大路并非沿今疏勒河而直趋，乃是每经过晋昌（汉冥安）、常乐、敦煌再西出两关。大路这样迂回，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渊泉、冥安、广至三县都在今十工山南地区，而今乱山子（十工山东段）、疏勒河以北在早期是没有县的，宜禾之设县则晚于曹魏时期。直到明代，这条交通干线仍未变动，《明史·西域传》“沙州卫”项下记这段道路云：“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锁阳城），自苦峪南折而西九十里曰瓜州（明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达沙州。”又《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34册九道四夷门内引明代佚名作者的《西域土地人物略》一书云：“赤斤西四百五十里为苦峪城（原注均略下同），苦峪西二十里为古墩子，西六十里为阿丹城。阿丹西南三十里为哈剌大速城。西为西阿丹城。阿丹城西南二百里为沙州城。沙州城西三百里为哈密城。”文中苦峪城即锁阳城，文中的瓜州城指明瓜州而言，非唐之瓜州。
又明人马文升（1426～1510）经略哈密，撰有《兴复哈密记》一书，其记交通云：“吐鲁番至哈密十数程，中经黑风川。哈密至苦峪又数程，皆绝水草，贡使径返必驮水草然后行也。”
上引三条史料表明，直到明末，哈密、敦煌、酒泉间的大路仍是经过晋昌故址苦峪城（锁阳城）的。明代苦峪城被最后废弃。它的废弃既是环境退化、沙化的结果，也是明朝放弃嘉峪关外政策的恶果，这里暂不作论证。随着环境的退化，随着苦峪城的放弃，待到清朝再度经略嘉峪关外时，瓜州道路也就不再是州际交通的干线了。当前，在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时，不应忘记这条“瓜州古道”。
三、冥水与冥泽
唐晋昌郡，瓜州境内重要地理因素即是冥水和冥泽，冥水、冥泽的演化，对整个瓜州地理环境的演化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探讨唐瓜州的地理时应该充分重视它。
冥水和冥泽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敦煌郡冥安县”条下，文云：“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对于这段可贵的记载，清人作了有益的文字校订。王先谦引王念孙及《太平御览》谓，应为出羌中，“南”字衍；其泽或应作冥泽，或其字衍。依清人之校订，《汉志》原文应是“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冥泽，溉民田”。
下至唐代，《元和志》“瓜州晋昌县”条下记：“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
那么，这条冥水（籍端水）及其所注的冥泽应在何处？首先从文义上看，县既以水而得名，则其水必流经瓜州县而不会在县界之外；其水既然是从南入境内的北部或西部，而不会在县界之外，不会在邻县界内；须知冥安县东邻渊泉县和广至县内，《汉书·地理志》是都未注明有泽的。前文已考，渊泉县址在今九道沟下游西岸肖家地古城，广至县址在今踏实乡破城子，而冥安县址则在桥子乡的南岔大坑古城，这就大致显现出了三个县的领域，从而也就须以汉冥安县址和唐瓜州城故址为中心去探求冥水和冥泽的故址了。
关于冥水，笔者仅找到三条可供参考的史料。《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记，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寇瓜州，以守珪为瓜州刺史，“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坛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水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这段记载很可贵，一则记载了自州南山地有山水沿河床直到瓜州城下；二则说明每年雨少，以高山积雪融化的山水溉田，从而可推想冥水并非长流水，乃雨后河流，最好也不过是季节河流；三则说明瓜州是地多沙碛，可知沙碛是自古已然。这段文字把瓜州的干旱少雨、地多沙碛与雪水融化为山水溉田的地理环境反映得很全面也很形象。当然，还不能说这条涧即是冥水。
第二条史料是前引《西域地理人物略》的记载，文云：“赤斤西百五十里的苦峪城，即我皇明所设苦峪卫处也。东有河，地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为王子庄。”这表示明代苦峪城东有河道。
第三条史料是清乾隆二年（1737）成书的《重修肃州新志》，在“柳沟卫”内“古迹”门所记的苦峪城地理景象，文云：“今遗有空城，规模颇为雄壮，关厢亦大。城内荆榛，颓垣败墙相望，并尚有水井木栏，又有一道干河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穷其渠道所由，在西北几二百里，于靖逆之上龙王庙，疏勒、昌马二河会合处引来，今俱干涸无水，渠身砂砾……”?譻?訛志文说城东有干河道是可信的，说该河道导源在苦峪城“西北几二百里”则是错的，因为苦峪城西北，今桥子乡这一片地方乃是河三尾闾低湿滩地，锁阳城海拔1358米，桥子乡西北一般海拔1300米，岂有引水向高地之理？这很可能是观察者把干河道下游走向西北现象，误作了来源于西北而作出的误记。遗憾的是，笔者到当地时，受条件的限制，未可探寻这条250年前就已被沙埋了的古河道。
上举三条史料，可以证明锁阳城东有过河道，而当地现在地表诸种形态，则尤能反映出冥水和冥泽所在。从锁阳城南的长山子、独山子一片山地上，有若干干涸河道通向桥子乡滩地，其中有两三条的下尾是经过锁阳城与南岔大坑古城之间而北去的。每逢雨后，所有从南山下来的涸河都有山水泻下，其尾水散向滩地上。在雨水稍多的夏季，受十工山地的拦截，雨水和山水在山南滩地上积为星散棋布的片片沼泽。这些沼泽不足航而浅不易涉，使得各个村落之间的交通几乎断绝。在水潦退后，不但牧草茂盛而且芦苇也丛生，农牧业兴旺，编织手工业也发达。这片潦洼滩地的范围是：北限于十工山，东、南、西三面则大致以桥子、平头树、漕子沿、踏实、破城子等村镇所形成的半圆弧为界。在这片大地舞台之上，笔者认为桥子乡的大片潦洼滩地，在雨季就呈为一片沼泽地，它就是古之冥水。而锁阳城与南岔大坑之间某条山水输流量较大的涸河床，就是冥水。冥水并非一条长流水的大河，而是一条雨后或季节性河流。据李春元同志讲，锁阳城东有一条形态明显的干沟（涸河），其上源来自昌马河上游出峡口的大坝，笔者认为它也有可能即是冥水古道，遗憾的是，笔者对这几条主要涸河未能勘察，从而无法作出判断。
这里还须澄清两个问题。《元和郡县图志》记：“冥水自吐谷浑界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这显然是误记或传刻之讹。倘若按此推测则东起今昌马河三道沟，西迄今瓜州县西界，南起今鹰嘴山脚，北漫过十工山（十工山一般高度为1400多米，而鹰嘴山海拔则高达3716米），都在冥泽水下？那样的话则当年的冥安、广至、渊泉等汉县岂非在冥泽之下？那是无法想象的。
又，《沙州图经》在第33～38行“苦水”条下记：
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号为苦水，又西行三十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南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散入沙卤。
这条水相当于今天十工山南的银河、黄水沟、芦草沟。这条水并非独流的河道，乃是一条散漫枝从的不整水系。为什么《图经》记载了它？因为它的下游进入了沙州境，既然它在冥水和冥泽范围内，泽内怎么又会有河？这大概是由于潦水退后，地面干出，显露出了这条河床的水系，而《沙州图经》编者所记的就是干季里显露出来的河道。
在明确了冥泽的范围和它的季节变化后，这个地区若干人文地理现象都可以理解了。由于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冥泽所在之处仍是沼泽滩地，它水草丰茂，兼宜农牧，所以汉朝在滩地的东、西沿高地上分建了冥安与广至两个县城。其后由于这片地方农牧业的发展，西晋对政区作了调整，以冥泽滩地为中心，设置了晋昌郡。十六国时期又把十工山北宜禾县划作了凉兴郡。这表明，政区的分合不但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有其地理性的。
古瓜州道路之迂经瓜州城，正因为瓜州城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而瓜州之所以形成为地区中心，则又系乎冥泽滩地的沃美。
［注 释］
①参见李并成、李春元著：《瓜沙史地研究》论文集，第85～105页，《古瓜州政区历史地理浅考》。
?譺?訛即今双塔水库大坝北乱山之巅北大墩汉长城烽燧，1987年11月1日，瓜州县文物普查队李春元等勘察编54号，2002年编入《安西县文物志》。
?譻?訛经瓜州县文物普查队李春元等在1985年4月2日勘察，在瓜州城内城西城确有一井，以红柳券井壁，现已被流沙填淤。
［关键词］瓜州；历史地理；交通干道；水系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70-07
一、瓜州政区的沿革
按《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及《唐书·地理志》所记，唐瓜州下属两县即晋昌县与常乐县。唐瓜州领域基本相当于今甘肃省瓜州县领域。
唐代瓜州的领域，最早形成于西晋时期，据《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总叙》记：“本汉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置敦煌郡，今州即酒泉，敦煌之地。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三年（583）罢郡，置瓜州，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大业三年（617）改瓜州为敦煌郡。唐武德四年（621）改瓜州为沙州以别于晋昌置瓜州。”
关于晋昌郡的创设，《晋书·地理志》“凉州”条下记：“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渊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对这八县的地址，兹谨作叙说如下：
宜禾，本汉置宜禾都尉昆仑障。东汉曹魏（220～265）扩建置宜禾县，故址在今瓜州县城西南20公里之六工城。
伊吾，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地境。《元和郡县图志》卷40伊州总叙云：“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资治通鉴》卷45记：“永平十五年（73），秉议边事，伊吾句下胡注：‘贤曰：……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晋昌县北。’”参据二者，晋伊吾县约在今敦煌西北之哈密地境。
冥安，今锁阳城东北4.5公里处冥水古道南岸南岔大坑故城。
渊泉，《大清一统志》卷279，“安西州古迹”门渊泉故城”条下记其在清柳沟卫东。清柳沟卫曾设在布隆吉尔，依据文献记载方位，1987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张淳、李春元、李宏伟、王俊英等在今三道沟镇四道沟村（当地居民称“城壕湾子”）发现汉渊泉故城，仅存北城墙；东、西城墙辟为田埂，南城墙没于河底，正式命名汉“渊泉县遗址”。1989年8月29日，瓜州县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广至，今瓜州县踏实乡政府西北8公里破城子故城。自汉置广至县延续至隋唐改置常乐县。1962年2月，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沙头，按《大清一统志·安西州·古迹门》记，在今玉门镇东南5公里巩昌河西岸。姑从之。
会稽，《大清一统志》安西州古迹门引晋、唐诸史书，认为晋会稽县在清玉门县（今玉门镇）东南；而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卷5《玉门县》条下，则认为会稽县在今县城左右，两说相近。
新乡，《大清一统志》举出两说：一说在安西州东南，又引《通典》说在瓜州城南180里新乡镇。而据1987年4～6月瓜州、肃北两县文物普查队联合调查，唐瓜州（锁阳城）南8公里便是祁连山余脉长山子，再80公里便是石包城（在肃北县石包城乡西南1.5公里），属蒙古族游牧区，除石包城外，为当时肃北县鱼儿红乡东南30公里一高岗上有城址，按旧华里180折今90公里计算，唐瓜州城南180里新乡镇，莫属此城了。
八个县的地址既经初步考证，再把它们分别填画在现代地图上，这就可以大致弄清晋昌郡的领域。从各县的地理分布看，在疏勒河中游玉门市境内的沙头、会稽二县，在今疏勒河下游十工山南的，有位在布隆吉乡东南的深泉（渊泉）县、桥子乡的冥安县、踏实乡的广至县和地址待查的新乡县。而在今十工山北的则只有两县，即疏勒河下游绿洲上的宜禾县和远在疏勒河北戈壁滩上的伊吾县。八县中除会稽和新乡两县是元康五年（296）新设外，宜禾县也是历史很短的县，《元和郡县图志》记“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其历史不过几十年。而伊吾县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记：“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不但历史短，而且是寄理在敦煌北界上的一个县。
按《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总叙所记，西晋晋昌郡的领域也就是后来唐代晋昌郡瓜州的领域。这里回顾并叙论一下晋昌郡政区的沿革，对于了解现在瓜州县的地区开发必将会有所裨益。按《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相当于晋、唐晋昌郡的广大地区，在汉代属于酒泉郡沙头县和敦煌郡的渊泉（后汉改并渊泉、冥安、广至等四县所领），四个县全设在疏勒河岸的十工山以南地区，山北是未曾设县的。这种设县格局表明，十工山以南，相当今布隆吉、桥子、踏实三个乡，在今天乃是开辟较早的地区，包括今瓜州县城所在的疏勒河绿洲，则是开辟较晚的地区。
但《汉书·地理志》在“广至县”条下记：“宜禾都尉治昆仑障。”那么这个昆仑障又在何处？查《元和郡县图志》“瓜州常乐县”条下记：“本汉广至县地，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后魏明帝改置常乐镇。武德五年置常乐县也。”1985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在汉广至县城勘测时，发现两层文化堆积：上层为唐文化层，内含石磨、砖瓦、“开元通宝”钱等；下层为汉文化层，内含压印绳纹、水波纹、垂幛纹灰陶片、夹砂红陶片、“五铢”钱等。依据明《肃镇志》、清《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通志》、民国《安西县新志》等文献记载，正式命名汉“广至县城遗址”，隋唐常乐镇、常乐县在一城。这说明唐之常乐县址最早乃是曹魏从广至县分置的宜禾县址，县名宜禾则应是它设在汉之昆仑障，从而沿用了宜禾都尉之名。这样推测，不仅有地名沿袭方面的依据，还可以从地理方面找到依据。昆仑障的“障”字，按《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记“居一障间”句下《正义》注：“障为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依注则广至县的昆仑障乃是广至县的一座边防要塞。那么，有哪些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宜禾县乃是冲要之处、要险之处？查《资治通鉴》卷107，晋太元十二年（387）记，吕光西征敦煌，先克张掖，又拔酒泉，进屯凉兴，胡注：“凉兴郡，河西张氏置，在唐瓜州常乐县界。”王穆自敦煌引军东还，途中兵散，王穆被杀。这表明了当时的凉兴乃是冲要之地。又《通鉴》卷111，晋隆安四年（405）记，段业进、李暠为镇西将军，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胡注：“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为凉兴郡……隋、唐瓜州之常乐县即其地也。”《晋书·凉兴郡》、《旧唐书·地理志》“瓜州常乐县”条也记：“汉广至县，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李暠于此置凉兴郡。隋废，置常乐镇。武德五年改镇为县。”上述记载也表明了凉兴郡可治的宜禾县地理位置之重要。又《通鉴》卷119，晋永初元年（420）记，沮渠蒙逊以索元绪为敦煌太守，索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心，敦煌人攻之，元绪东奔凉兴。另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条下注云：“宜禾都尉昆仑障，莽曰广桓。”可见汉昆仑障在广至县境。《辞海》云：“昆仑塞，又名昆仑障，系古代障塞名，西汉置，故址在今瓜州县西南，为宜禾都尉治所。”今据《安西县新志》载：“西晋宜禾古城在（瓜州）镇西南四十里。”与1987年4月瓜州县文物普查队实地勘察距县城西南20公里相吻合。
至于汉、晋宜禾都尉昆仑障之历史沿革状况，酒泉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兴义、瓜州县博物馆李春元另撰一文详述，?譹?訛这里不再纠缠，以免喧宾夺主。上述诸事实足以显示凉兴郡宜禾县地理位置之要冲，也可以证明把宜禾县推定为汉宜禾都尉所驻之昆仑障是可信的。
在论证了宜禾县即设在汉宜禾都尉所驻之昆仑障之后，可以看出，今瓜州县城所在的疏勒河绿洲，在前汉时期已有宜禾都尉驻治，其治所昆仑障即在今六工古城址上（《后汉书·郡国志》在“广至县”条下记），曹魏时期分广至县在此设立宜禾县。十六国时期，前凉在此设立了凉兴郡，下辖三县。后魏改凉兴郡为常乐郡。隋废郡改置常乐镇。唐改常乐县。据此可知现在瓜州县城所在地区的开辟有其悠久的历史，而这片地区中的六工古城也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西晋开设的晋昌郡，在十六国割据时期曾经几番变动。前凉张氏在宜禾县设立了凉兴郡已如上述，西凉李暠则又在晋昌郡内设立过会稽与广夏等郡。《晋书·梁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有田畴不辟，亦徙七千余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按洪亮吉《十六国疆域记》所考，其会稽郡在今玉门市，广夏郡在广至县，至于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则是李暠所侨置，地址不详。总体看来，原晋昌郡内曾设立过几个郡，但晋昌郡的领域基本未变，唐代的晋昌郡、瓜州，承继的也就是这片地方。
唐得晋昌郡后，对郡内的政区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即把全部划分为晋昌与常乐两个县，《元和郡县图志》记瓜州为下府，晋昌与常乐均为中下县。两县的境界虽然史无明文，但从地理角度看，常乐县治在今六工古城，它在十六国时期曾是凉兴郡的中心。《沙州图经》又有常乐南山之记，可以推测说它的辖境是今十工山北的广大地区，而十工山南的地区则属于晋昌县领。旧晋昌郡的广至、深泉（渊泉）、冥安、沙头、会稽、新乡六县被并为晋昌郡，它包括了从今踏实乡向东直到玉门市西部的大片地方；而旧郡的伊吾和宜禾二县则被并为常乐县（旧凉兴郡有凉兴、乌泽、宜禾三县，前两县无考），辖境已有上述，然晋昌与常乐二县城各在今之何处？谨作考证如下：
晋昌县城亦即瓜州城，对于它们的地址前人多有考究，《重修肃州新志》记在“安西卫古迹门内”，泛指晋昌古城在清安西卫西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在“安西州古迹门晋昌故城”条下则泛指其在肃州西520里（今酒泉城距瓜州县城287公里，瓜州县城东南距瓜州城70公里，除去瓜州县城折向东至瓜州城70公里数，与志书记载里数基本吻合）。清末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卷5内提出，布隆吉尔以西的窟窿河（今名葫芦河又名大东河），注入疏勒河处是唐玉门关所在，再西的双塔堡疑是唐瓜州晋昌县城也。陶保廉此说，是参据俞浩的意见，按瓜州与肃沙两州间的距离而推定的，此说较其前人固然较具科学性，也确乎进一步。但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相差较大，因而是不可信的。按《慈恩传》载，玄奘法师西行至瓜州，“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依记则瓜州在葫芦河以南50里外，若设今双塔堡为瓜州城，则城北即是疏勒河，过河西行50里为砾石戈壁和山上，更无大河，这岂不与《慈恩传》之记相差太远？因而陶说是不足信的。
解放前夕，向达先生撰写了《两关杂考》，收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他参考了《慈恩传》和陶保廉等人的看法，提出了“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欲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向达先生的看法，超过了前人旧说，指出了锁阳城即唐瓜州故址。曾随向达先生西行考察的阎文儒先生，在考察过锁阳城后，在其《河西考古杂记·安西南湖与双塔堡考察记》一文中，也认为锁阳城或者就是唐之瓜州城。
对于锁阳城，笔者在未去之前曾草写一稿，题为《甘肃锁阳城历史演变》。当时笔者曾怀疑锁阳城北面的桥子村是唐瓜州故城，并推测说锁阳城或者是瓜州城南的新乡镇。1988年9月，笔者有幸到瓜州看到了锁阳城。经过短暂的实地考察后，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也认为锁阳城的前身就是唐瓜州晋昌郡。理由有三：其一，《慈恩传》所说之葫芦河是指今之疏勒河；自河而南50里以外的瓜州城，那就非锁阳城莫属了。其二，笔者此前过分拘泥于《慈恩传》所记瓜州人报告的里数，其实瓜州人报告的里数并不会精确，也不必过分拘泥。按锁阳城至双塔堡的70多里距离而论，玄奘法师于日落后乘马急行，则午夜时足可到达疏勒河畔，因而把锁阳城所定为瓜州城，并不悖于《慈恩传》所记。其三，据《重修肃州新志》载，锁阳城东半里原有大寺（今已无），寺内有断碑歌颂张议潮、曹议金大兴屯垦、水利疏通之功。其事反映出锁阳城在唐末仍是大兴屯垦与水利的指挥中心，仍是一个政治中心，从而可以推断它必是唐瓜州城。
瓜州城址确定之后，就可以按《慈恩传》的记载去考求唐玉门关的旧址了。《慈恩传》载，玄奘法师在瓜州做好了直趋伊吾（今哈密）的准备后，“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依记则唐玉门关应在今锁阳城北方、疏勒河入双塔乱山口之东8公里南岸。从传文中看，玄奘法师在途中并未越过山地（十工山东段）西北，乃是沿平地道路而去的。笔者在当地考察时，承李春元同志介绍，得知在现公路东残留有一条古道，它大致从锁阳城通往双塔村。古道深陷约1米余，当地人至今仍称其为“唐道”，非机动车仍能利用它，从古道的走向推测，唐玉门关应在双塔堡北的疏勒河岸上。
从地形角度上看，双塔堡附近也是宜于建关的地方。现在由于双塔堡的河段已经建成了双塔水库（1958建成），大片原有的地形已被淹没在水库下无法直接观察，不得已只好引用两种清人观察记录，以为推测关址的凭据。
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卷3中记：“苏勒河自月牙湖敦西流十里迳双塔北，又西流里许，南岸有二沙埠，相去半里，埠头各有小白塔，是堡所由命名也。”《肃州志》云：“双塔不知创于何代，其地峰回路转，河水湾环，林木葱郁，徘徊瞻眺，顿涤尘襟。余登降冈麓，危径临流，河曲平沙，差勘步马，而山非苍翠，树泛青红，滚滚浑波，殊非佳观。”“苏勒河自双塔而西，两岸山促，河啮南山之趾，山巅置汛，是为乱山墩，墩东距双塔堡三十里。”
这段描述表明，双塔堡以西，两岸山逼河道，河岸则有“危径临流，差堪步马”，可知这段疏勒河谷是险要的。又辛亥年间，袁大化奉命西行，撰有《抚新记程》一书，他对双塔堡以西的疏勒河描述云：“双塔堡居民七家，千总李正祥带老兵数人来接。见西面两山南北对峙，中贯一河，南山则双塔矗立，北山则一墩高耸。”?譺?訛“中央则疏勒河西流也，望之如边门大启，而则山宽三十余里，土名乱山子。卡房左近，怪石……汉置关于此，玉门之名或有所取欤？”
把这两段描述结合起来读，可知双塔堡正位于疏勒河谷的东口上，自堡以东是开阔地带，自堡而西就进入了疏勒河谷。自堡眺望则“如边门大启”，所以连袁大化都认为置兵于此是得地利的（袁大化不知有唐玉门关，无足为怪）。看来唐玉门关故址确应在今双塔堡附近的疏勒河岸上，其地即可扼制疏勒河的道路，又可扼制瓜州的道路，正合于“西境之襟喉”的评价。既然玉门关址必在双塔堡水库之下某地，那么昔年玄奘法师趁夜渡河地点，很可能就在今水库东口或稍东的石路口湾一带了。
关于唐玉门关址，陶保廉曾推测其在窟窿河口处，他依据是按史书所记瓜州与肃、沙二州间的距离，晋昌县应在双塔堡；而《元和郡县图志》又记玉门关在晋昌县东20步（或作20里），所以把玉门关比定在双塔堡东的窟窿河口。后来向达先生也疑其在双塔堡，《两关杂考》中云：“唐瓜州治晋昌县，今人考证谓约在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葫芦河，其形状似葫芦，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私意为唐瓜州晋昌县当地人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玉门关则在其北……惟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是莫能决也!”陶保廉把晋昌县推定在双塔堡是错了，而向达先生认为锁阳城是晋昌县城，又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推测是玉门关在锁阳城北的双塔堡一带则是卓见。美中不足的是，向达先生误把窟窿河比作古之葫芦河。查窟窿河今名店子河、兔葫芦河，它是自双塔村南4公里大沙丘北侧洼地诸泉汇流向北注入疏勒河的一条小水，长不过10多公里，并非横在锁阳城北的河水，那么，玄奘法师在向北直趋伊吾的途中又须渡它。而且即使渡过了它又岂能去伊吾？这在现代地形图上是一目了然的。这种误解，盖来自《重修肃州新志》，它不但把窟窿河当作了古之葫芦河，而且误引了岑参的《苜蓿烽寄家人诗》为证，后来的《西域水道记》又沿袭了这个错误，乃至于贻误后人。
又《元和郡县图志》在“瓜州晋昌县”下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或在二十里）。”这种说法也是错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查今锁阳城东乃是一片平坦的半荒漠，一片沙地，不但没有足以与玉门关相应的遗迹，唐玉门关也无建置在大片平沙地上之理，倘若在锁阳城东建关，它的防御作用又将何在？若说在晋昌县东20步，那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岂有建关当时会把诺大一个州城置于关外20步之理，若在瓜州东20步或20里，那么玄奘法师怎么会疾行几小时后，在葫芦河上又望到了这座关？总之，《元和志》的这条记载显然是错了。
唐玉门关址既确定，便回过头来考证汉冥安县城遗址。1988年9月18日，在考察锁阳城的同时，承李春元同志向导，又看了锁阳城东北约3公里的两座古城址。两城相距很近，不过3公里，一在低洼地，一在高坡上。当地人称其为“南岔大坑”，从而古城也就被称作了“南岔大坑古城”。古城残破殊甚，几乎已被夷平，两处均只留下几段很低的残墙，无复城郭之形。李春元同志介绍说两城均为汉之冥安县城，其在洼地上者应为旧城，在高坡上者应为新城。极可能是因为旧城虽然有近水之利，但也常受水淹之害，后来又另选在高坡上避水淹之处修建新城。查《元和志》在“瓜州晋昌县”条下记：“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其界冥水为名也。”这就是说，冥安县乃晋昌县原身，晋昌县乃是冥安县的改称，然则晋昌县城东的古城址显然是冥安县城故址了（冥水问题见后）。因而笔者赞同当地同志的意见，也认为南岔大坑古城即是汉冥安故城。发现了南岔大坑古城并指出了它是汉冥安县城，这是瓜州县博物馆在学术上的一项贡献。
关于唐常乐县城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兹引敦煌文书《沙州图经》：
一十九所驿，并废
州城驿
右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东去清泉驿卅里。
清泉驿
右在州东北三十里，去横涧驿廿里。承前驿路在瓜州常乐县西南。刺史李无亏，以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其驿置在神泉观庄侧，水名神泉驿。今为清泉戍置在驿傍，因改为清泉驿。
横涧驿
右在州东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驿廿里。刺史陈玄珪，为中间迂曲奏请，奉证圣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敕置。驿侧有涧，因以为名。
白亭驿
右在州东八十里，东北长亭驿卅里，同前奉敕移。为置白亭烽下，因烽为名。
长亭驿
右在州东北一百廿里，东去甘草驿廿五里。同前奉敕移。为置在长亭烽下，同烽为号。
甘草驿
右在州东北百三十里，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前刺史李无亏、为中间路还，兼有沙卤，奏请，奉敕置。驿侧有甘草，因以为号。
阶亭驿
右在州东一百七十里，东去瓜州常乐驿三十里，同前奉敕移。为置在阶亭侧，因烽为号。
这段文字记的是起自沙州城（今敦煌），迄于瓜州常乐县城的驿路。其中各驿虽多不可考，但沙州与常乐是明白的。已知唐里略等于市里，兹按原文所记的方位、距离，在现代甘肃省瓜州县地图（1∶750000）上填画出唐代沙、瓜州间的驿程。
从沙州到瓜州并无直达晋昌城的驿路，只有经过常乐转去晋昌城的驿路。按《沙州图经》所记，现在于瓜州县西南的六工古城恰是唐常乐县城的故址。如《元和志》所记，魏分广至置宜禾县，宜禾至唐为常乐县，今既明确六工古城是常乐县故址，那么广至县城故址又是何地？对于广至故址问题，诸志书如《重修肃州新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虽考论纷纭但终不能确指，直到清末陶保廉方在《辛卯侍行记》卷5“广至县”条下提出一个明白的看法。北魏改大至，唐改常乐，《元和志》记载，“常乐县至瓜州115里或作150里……踏实盖大至之转音……今踏实西北20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而章怀注《盖勋传》云：“广至县在常乐县东，今谓之悬泉堡，按此‘东’字传写讹也……”陶保廉虽误以双塔堡为晋昌，又误把“广至在常乐东”的“东”指为讹字，但他从地名入手，结合当地古城，指出了破城子应是广至县的故址，乃是合理的看法。至于所引《盖勋传》的章怀注，则也早见于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中。本书记20世纪40年代，阎文儒先生考察过踏实的破城子后，也认为破城子当为广至县故址，笔者赞同上述看法，因为合乎《后汉书·盖勋传》，“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句下李贤注：“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故址所在，误信了《太平寰宇记》。”汉广至故城在常乐县西北的误记，所以竟指“东”字为讹，其实“东”字是对的。
把六工古城所定为常乐县故址，也合于《元和志》在常乐县条下“东至瓜州一百一十五里”之记。今从六工古城向东行，再转南穿过十工山（《沙州图经》记作常乐南山），经破城子、踏实乡至锁阳城，大致是112里，与《元和志》基本相合。
二、瓜州的交通干线
如前引《沙州图经》“驿路”项下所载，从沙州通往瓜州的驿路，并非经过旧广至而直趋瓜州城，乃是先趋山北的常乐，再越过今十工口子，经旧广至转趋瓜州城的。这反映出瓜州趋向沙州也取此路。究其原因，从政区沿革看，广至县在隋时已撤废，而常乐则方兴未艾；从自然条件看，常乐所在乃是疏勒河穿出山地后进入开阔地的一片绿洲，自此向西又是水草较好直近于沙州的地带，如《图经》所记，清泉驿有泉，横间驿近水，甘草驿多甘草等皆是。与山北的驿路相对（长乐）山南原也设有驿路，后来因其“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其易受吐蕃侵扰）”而撤移北道。
瓜州、肃州之间的道路：因为现在地面上还残留有“唐道”，可知瓜州通往肃州的道路是从锁阳城东北行，沿兔葫芦河经双塔堡，入玉门关而东去的。
瓜州、伊州之间的道路：瓜州通往伊州的驿路也是必经常乐的，《沙州图经》第185～207行记云：
双泉驿
右在州东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州常乐县界。唐仪风三年(678年)闰十月，奉敕移稍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奉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改第五道来往。南去瓜州常乐县界为乌山驿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北去第五驿六十里八十步。
第五驿
右在州东北五百一十一里卅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双泉驿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驿六十八里卅步。
冷泉驿
右在州东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第五驿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驿八十四里。
胡桐驿
右在州东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冷泉驿八十四里，北去伊州柔远县界赤崖驿八十里。
文中的瓜州常乐县界乌山驿所在不明，也不知其南距常乐的里数。自乌山驿向北，历经双泉、第五、冷泉、胡桐等驿而抵伊州柔远县上的赤崖驿，这条驿路总长361里。笔者怀疑柔远县界上的赤崖驿在今星星峡一带。这条驿路就是证圣元年（695）正月敕改移用的“第五道”。《沙州图经》另记有稍竿道（《太平寰宇记》伊州、四至八到项下也记“正南微系取稍竿管路至沙州七百里”），不明。
除史书有记的驿路外，《慈恩传》所记玄奘法师渡过的葫芦河，经各烽，过莫贺延碛去哈密的一路，沙碛中虽无标识，但据瓜州胡翁的介绍，这条无路之路也系有人穿行过的。此外，从常乐向东沿疏勒河也当有直去玉门关的道路，惟以史料缺乏，笔者无从考证。
瓜州通路已略如上述，那么，沙、瓜、肃三州间的州际道路又是如何？由于《沙州图经》所记仅止于沙、瓜之间，不足以显示三州之间的州际道路，所以在这里将从若干有关的历史活动中去探索一下三州之间的道路。以下即按《资治通鉴》的编年，列举于下：
《通鉴》卷106载，晋太元十年（385），吕光自龟兹东还，留秦凉州刺史梁熙谋拒之，但策略失宜。吕光先入汉玉门故关，进至宜禾，摛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先后以郡降，光乃东攻酒泉等皆下之，终于姑臧。反映出吕光东归是经过敦煌、宜禾、晋昌而至酒泉的。
同书卷111，晋隆安四年（400），酒泉太守王德叛北凉，北凉王段业使沮渠蒙逊讨之。王德焚城，将部曲奔晋昌太守唐瑶，蒙逊追至沙头而返。这反映了酒泉、晋昌之间的道路。
同书卷123，晋元嘉十六年记：“初牧犍以其弟无讳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从弟唐儿为敦煌太守……（魏军）进项酒泉，无讳宜得收遣民奔晋昌，遂就唐儿于敦煌。”这显示了酒泉、晋昌、敦煌的道路。
同书卷159，晋大同十一年至中大同元年（545～546）记，瓜州人张保杀刺史而据瓜州（故注：敦煌郡旧置瓜州，按此瓜州治在敦煌）遣令狐整东救凉州，整进至玉门县（今玉门镇），“召豪，口述保罪状，驰还袭之。先克晋昌，斩吕兴，进击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弃保来降，保奔吐谷浑”。此事再度证明，酒泉、晋昌、敦煌间有大路。
同书卷213，开元十五年（727）记，九月吐蕃军攻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免比大)之父，进攻玉门军（胡注：玉门军在肃州之西二百里）。《元和志》记，开元中于玉门县置玉门军，分别遣军攻常乐县。此事表明，瓜州有路东通玉门军、酒泉郡，西经常乐县通往敦煌。
同书卷181，大业七年（611）记，西突厥处罗可汗，为其酋长射匮所袭，败奔高昌。炀帝命裴矩驰至玉门关（隋、唐之玉门关）、晋昌城，遣使高昌，晓谕处罗入朝。不久，处罗果然来朝。此事表明，要去高昌应出隋唐玉门关，经晋昌城、常乐、敦煌而往。如前引《慈恩传》所记，玄奘法师所取的西行路也即传统的道路，他原拟经瓜州西趋敦煌，走“阳关大道”（其归途乃取阳关路），后因避敦煌官吏的拦阻，才不得已而从瓜州直趋伊吾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瓜州道路的重要。
上举各事表明，因晋迄唐（汉代可能也如此），酒泉西行的大路并非沿今疏勒河而直趋，乃是每经过晋昌（汉冥安）、常乐、敦煌再西出两关。大路这样迂回，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渊泉、冥安、广至三县都在今十工山南地区，而今乱山子（十工山东段）、疏勒河以北在早期是没有县的，宜禾之设县则晚于曹魏时期。直到明代，这条交通干线仍未变动，《明史·西域传》“沙州卫”项下记这段道路云：“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锁阳城），自苦峪南折而西九十里曰瓜州（明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达沙州。”又《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34册九道四夷门内引明代佚名作者的《西域土地人物略》一书云：“赤斤西四百五十里为苦峪城（原注均略下同），苦峪西二十里为古墩子，西六十里为阿丹城。阿丹西南三十里为哈剌大速城。西为西阿丹城。阿丹城西南二百里为沙州城。沙州城西三百里为哈密城。”文中苦峪城即锁阳城，文中的瓜州城指明瓜州而言，非唐之瓜州。
又明人马文升（1426～1510）经略哈密，撰有《兴复哈密记》一书，其记交通云：“吐鲁番至哈密十数程，中经黑风川。哈密至苦峪又数程，皆绝水草，贡使径返必驮水草然后行也。”
上引三条史料表明，直到明末，哈密、敦煌、酒泉间的大路仍是经过晋昌故址苦峪城（锁阳城）的。明代苦峪城被最后废弃。它的废弃既是环境退化、沙化的结果，也是明朝放弃嘉峪关外政策的恶果，这里暂不作论证。随着环境的退化，随着苦峪城的放弃，待到清朝再度经略嘉峪关外时，瓜州道路也就不再是州际交通的干线了。当前，在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时，不应忘记这条“瓜州古道”。
三、冥水与冥泽
唐晋昌郡，瓜州境内重要地理因素即是冥水和冥泽，冥水、冥泽的演化，对整个瓜州地理环境的演化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探讨唐瓜州的地理时应该充分重视它。
冥水和冥泽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敦煌郡冥安县”条下，文云：“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对于这段可贵的记载，清人作了有益的文字校订。王先谦引王念孙及《太平御览》谓，应为出羌中，“南”字衍；其泽或应作冥泽，或其字衍。依清人之校订，《汉志》原文应是“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冥泽，溉民田”。
下至唐代，《元和志》“瓜州晋昌县”条下记：“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
那么，这条冥水（籍端水）及其所注的冥泽应在何处？首先从文义上看，县既以水而得名，则其水必流经瓜州县而不会在县界之外；其水既然是从南入境内的北部或西部，而不会在县界之外，不会在邻县界内；须知冥安县东邻渊泉县和广至县内，《汉书·地理志》是都未注明有泽的。前文已考，渊泉县址在今九道沟下游西岸肖家地古城，广至县址在今踏实乡破城子，而冥安县址则在桥子乡的南岔大坑古城，这就大致显现出了三个县的领域，从而也就须以汉冥安县址和唐瓜州城故址为中心去探求冥水和冥泽的故址了。
关于冥水，笔者仅找到三条可供参考的史料。《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记，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寇瓜州，以守珪为瓜州刺史，“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坛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水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这段记载很可贵，一则记载了自州南山地有山水沿河床直到瓜州城下；二则说明每年雨少，以高山积雪融化的山水溉田，从而可推想冥水并非长流水，乃雨后河流，最好也不过是季节河流；三则说明瓜州是地多沙碛，可知沙碛是自古已然。这段文字把瓜州的干旱少雨、地多沙碛与雪水融化为山水溉田的地理环境反映得很全面也很形象。当然，还不能说这条涧即是冥水。
第二条史料是前引《西域地理人物略》的记载，文云：“赤斤西百五十里的苦峪城，即我皇明所设苦峪卫处也。东有河，地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为王子庄。”这表示明代苦峪城东有河道。
第三条史料是清乾隆二年（1737）成书的《重修肃州新志》，在“柳沟卫”内“古迹”门所记的苦峪城地理景象，文云：“今遗有空城，规模颇为雄壮，关厢亦大。城内荆榛，颓垣败墙相望，并尚有水井木栏，又有一道干河极阔，两岸丛树，映带颇胜……穷其渠道所由，在西北几二百里，于靖逆之上龙王庙，疏勒、昌马二河会合处引来，今俱干涸无水，渠身砂砾……”?譻?訛志文说城东有干河道是可信的，说该河道导源在苦峪城“西北几二百里”则是错的，因为苦峪城西北，今桥子乡这一片地方乃是河三尾闾低湿滩地，锁阳城海拔1358米，桥子乡西北一般海拔1300米，岂有引水向高地之理？这很可能是观察者把干河道下游走向西北现象，误作了来源于西北而作出的误记。遗憾的是，笔者到当地时，受条件的限制，未可探寻这条250年前就已被沙埋了的古河道。
上举三条史料，可以证明锁阳城东有过河道，而当地现在地表诸种形态，则尤能反映出冥水和冥泽所在。从锁阳城南的长山子、独山子一片山地上，有若干干涸河道通向桥子乡滩地，其中有两三条的下尾是经过锁阳城与南岔大坑古城之间而北去的。每逢雨后，所有从南山下来的涸河都有山水泻下，其尾水散向滩地上。在雨水稍多的夏季，受十工山地的拦截，雨水和山水在山南滩地上积为星散棋布的片片沼泽。这些沼泽不足航而浅不易涉，使得各个村落之间的交通几乎断绝。在水潦退后，不但牧草茂盛而且芦苇也丛生，农牧业兴旺，编织手工业也发达。这片潦洼滩地的范围是：北限于十工山，东、南、西三面则大致以桥子、平头树、漕子沿、踏实、破城子等村镇所形成的半圆弧为界。在这片大地舞台之上，笔者认为桥子乡的大片潦洼滩地，在雨季就呈为一片沼泽地，它就是古之冥水。而锁阳城与南岔大坑之间某条山水输流量较大的涸河床，就是冥水。冥水并非一条长流水的大河，而是一条雨后或季节性河流。据李春元同志讲，锁阳城东有一条形态明显的干沟（涸河），其上源来自昌马河上游出峡口的大坝，笔者认为它也有可能即是冥水古道，遗憾的是，笔者对这几条主要涸河未能勘察，从而无法作出判断。
这里还须澄清两个问题。《元和郡县图志》记：“冥水自吐谷浑界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这显然是误记或传刻之讹。倘若按此推测则东起今昌马河三道沟，西迄今瓜州县西界，南起今鹰嘴山脚，北漫过十工山（十工山一般高度为1400多米，而鹰嘴山海拔则高达3716米），都在冥泽水下？那样的话则当年的冥安、广至、渊泉等汉县岂非在冥泽之下？那是无法想象的。
又，《沙州图经》在第33～38行“苦水”条下记：
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号为苦水，又西行三十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南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散入沙卤。
这条水相当于今天十工山南的银河、黄水沟、芦草沟。这条水并非独流的河道，乃是一条散漫枝从的不整水系。为什么《图经》记载了它？因为它的下游进入了沙州境，既然它在冥水和冥泽范围内，泽内怎么又会有河？这大概是由于潦水退后，地面干出，显露出了这条河床的水系，而《沙州图经》编者所记的就是干季里显露出来的河道。
在明确了冥泽的范围和它的季节变化后，这个地区若干人文地理现象都可以理解了。由于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冥泽所在之处仍是沼泽滩地，它水草丰茂，兼宜农牧，所以汉朝在滩地的东、西沿高地上分建了冥安与广至两个县城。其后由于这片地方农牧业的发展，西晋对政区作了调整，以冥泽滩地为中心，设置了晋昌郡。十六国时期又把十工山北宜禾县划作了凉兴郡。这表明，政区的分合不但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有其地理性的。
古瓜州道路之迂经瓜州城，正因为瓜州城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而瓜州之所以形成为地区中心，则又系乎冥泽滩地的沃美。
［注 释］
①参见李并成、李春元著：《瓜沙史地研究》论文集，第85～105页，《古瓜州政区历史地理浅考》。
?譺?訛即今双塔水库大坝北乱山之巅北大墩汉长城烽燧，1987年11月1日，瓜州县文物普查队李春元等勘察编54号，2002年编入《安西县文物志》。
?譻?訛经瓜州县文物普查队李春元等在1985年4月2日勘察，在瓜州城内城西城确有一井，以红柳券井壁，现已被流沙填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