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7日，由天津日报社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破茧八O年代：一座城市的的集体记忆》与读者见面。同时在天津美术馆举办的同名影展上，观展的市民更是拖家带口，络绎不绝。
　　是什么让一部摄影书和影展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是光影，而是真实，是照片与自己生活经历的共鸣。
　　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经历了长期的精神压抑和闭塞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导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春风荡漾，春意满园。8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的“破茧”年代，在浩瀚的《天津日报》新闻图片数据库中，一张张黑白照片，撩拨和激荡起了关于那个时代天津的整体记忆一改革开放、三环十四射、体院北、引滦入津、五讲四美、个体户以及直接反映百姓生活的喇叭裤、三大件、组合柜、独生子女、上大学、学电脑、流行歌曲、笑星、老外、国库券……一张图片，一段故事，一个名词，一串记忆。《天津日报》视觉中心的图片编辑们精心筛选，认真雕琢版面，选用老新闻配老照片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使读者穿越时空，重回那个时代。虽然时间遥远，但记忆温暖。那些年代个人的记忆，集体的记忆，就通过这些照片永远镌刻在了历史长卷中。
　　与全国所有的报纸一样，80年代也是《天津日报》新闻照片得到重视，照片由摆拍“造像”到抓拍为主的摄影的转变时期，也是新闻摄影的“破茧”年代。新闻照片说到底，就是运用摄影语言反映人的活动和事件。“兰花指”或“高楼加场景”、“机器加人”的照片，画面视觉语言本身无法告诉读者确切的、具体的新闻内容，如果不看照片说明，往往以为拍的是同一件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新闻工作也回归到经济建设宣传的轨道上来，老一套的空洞的政治宣传少了，经济建设的生动活泼的事实报道多了。新闻摄影也从阶级斗争的漩涡中走出来，打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照片由“活跃版面”、“美化版面”的点缀功能，向主题新颖、思想深刻、情景交融、真实生动、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照片转变。
　　80年代，摄影器材也发生了变化，摄影记者从使用120相机更换为135相机，抓拍更加方便。之前为了苛求所谓的完美画面摆布摄影对象，在普遍使用135相机后就更不大需要了。一些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在“荷赛”获奖后，“抓活鱼”（抓取鲜活的生活瞬间）便成了全国报社摄影记者的通行要求。当时主管摄影部的《天津日报》副总编辑朱其华要求摄影记者“无球跑动”，他说：“新闻摄影是有别于文字报道的另一重要新闻语言，摄影记者为何不能独立采访和主动出击？”朱其华要求摄影记者必须“主动出击”、“独立作战”，“全天候”“无球跑动”，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甘当配角，要多读书、多看报，努力钻研新闻理论，做到抄起相机能拍摄，拿起笔未能写稿。
　　据十年前已退休的摄影部老主任李军回忆，高标准之下，记者反倒能出成果。比如，鞍山道小学离报社不远，每天放学，都能看到这样一个动人的场景：各个班级的老师们，全像老母鸡护小鸡那样护着成群的学生过马路，她们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来往车辆，生怕孩子们被撞着。李军要等到有暴雨袭来的时候，表现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如何在恶劣天气下关爱学生。然而，这一等就是三年，三年间有雨，可惜总与放学时间碰不上。直至第三年夏日的一个中午，他在报社食堂刚一端起饭碗，天上惊雷一片，下起了瓢泼大雨。李军立刻撂下饭碗，抄起相机和雨衣就朝楼外跑去。鞍山道上很快积起一尺多深的雨水，赶到鞍山道小学门口时，学生们正在放学，老师们一个个全在雨中护送着她们的学生，神情紧张而又亲切。李军藏在远处，用雨衣盖住相机，用200mm的长焦，“咔嚓”一声，新闻照片《我们的老师像妈妈》就出来了。刊发后，被拍摄的那些师生说，没想到大雨里会猫着一个摄影记者。当然她们更不会想到，李军会为这事儿盯了她们三年。
　　李军还有一张照片拍摄过程也很有意思。1983年1月，在天津计划生育宣传活动上，看到有记者拍照，一位父亲举起了自己的女儿，请记者“给我的独生女照张相”。李军后来回忆说，回报社后交了好几张照片，结果就这张抓拍的照片最生动，被编辑选上。
　　80年代初，喇叭裤、蛤蟆镜、滑旱冰在内地兴起。1981年12月，女记者马英在水上公园前宁家房子旱冰场滑看到一群年轻人穿着刚刚时兴的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在滑旱冰。马英抬手抓拍了下来，年轻人们新鲜、紧张、兴奋的心理全被自然地记录下来。
　　1981年，可供取暖做饭、食物保温、发酵的家庭三用炉制成。记者陈则云拍摄的照片中，女主人稍微向左侧了一点身子，左手持勺右手拿锅盖（如果不是左撇子的话），后面被反插的门栓则稍微留下了一点摄影记者摆拍的痕迹。
　　板式组合家具在80年代很抢手，年轻人结婚都要购置一套。天津家具三厂引进的意大利板式家具生产线后产品供不应求，抢购的市民将窗口围个水泄不通，争着交钱订货。照以前的习惯，拍人一定得拍正脸儿，一定得有家具，还得喜笑颜开地在家具前比划着说点什么。记者张燕萍放弃了这种原有的摆拍思维，从人群后面按下快门，争抢的场面原汁原味儿。没有露脸儿，却能让人想象出那高举着的手下面脸上着急的表情。
　　危改前，天津有些老房子马路高于胡同，胡同高于院子、被称为“三级跳坑”。记者于嘉帧在拍摄广开中街纯善里时，选取了市民在水中垫上砖块如跳芭蕾般行走的画面，很是生动。
　　邱伟军拍摄的背着手风琴的孩子，选取了背影，体现了孩子的辛苦，这种角度在80年代之前很少见到。
　　1982年2月17日，天津市各新闻单位8位同志发起，经《天津日报》总编辑、天津市新闻学会会长石坚批准，成立了天津新闻摄影研究组。同年7月12日，举办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就对新闻摄影有指导意义的“五求”——求新、求真、求活、求情、求意等展开了讨论。8月到10月，短短两个月，又组织了《蒋齐生讲新闻摄影“五求”》《李基禄讲工业摄影》《李振盛讲构图》《江宁生讲专题摄影》四场讲座。10月1日至15日，举办了首届天津新闻摄影展览。八十年代《天津日报》和其主导的天津新闻摄影研究组（天津新闻摄影学会前身）每年都要举办新闻摄影展，经常举办摄影比赛和采风活动。天津新闻摄影圈涌现出陈国兴、杨新生、王志贵、李锦河、邱伟军等年轻的优秀摄影记者以及江传景、曹鑫铭、丁伟、支柱、高大鹏、孙继武、于正途等摄影通讯员。1983年，26岁的当时还是暗房工人的李锦河第一次参赛便获得全国体育摄影一等奖，并在当年获得“全国十佳摄影记者”称号。1983年10月，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在天津成立，并在津举办了全国首届新闻摄影理论年会。从这之后，摆拍这种“活鱼摔死卖”的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被摒弃。正是在80年代，《天津日报》摄影图片质最大变，许多活泼生动的新闻照片“破茧”而出，蔚然成风。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望当年的这些新闻图片会发现，新闻照片中这些普通百姓的人生百态和火热的生活，才是最珍贵的历史切片，正是它们鲜活地串起了脉络清晰的社会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