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大底气在于就业没有出现大的增长速度下滑，无形中增加了经济下行区间的弹性。而就业表现平稳是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超出预期，尤其是电商带动的仓储物流配送等相关就业更是居功至伟。大量审批权的取消带来的便利，也形成了一波全民创业的高潮，小微企业就业出现上涨。与此同时，制造业部门存量就业也未出现大幅削减。
　　这几个因素中有一定的相关性。电商的勃兴一方面要归功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使原先路径受阻的经济部门可以更顺利地进入市场;另一方面要归功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打下的制造业基础，其逻辑是靠电商无所不在的触角发现市场需求，然后以低成本制造来加以满足。电商带来的市场扩容，一方面令外需持续不振而处于去产能过剩压力中的制造业部门迎来喘息之机，另一方面给新近创业的各种小微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进而对这两部分的就业有正面影响。
　　这种就业框架的演绎有其不确定性。传统低端制造业不可能长期满足于低利润增长，当去库存到达一定阶段时，一定程度上靠压低制造业利润空间来维系运营的电商的增长速度会出现下滑，电商及其相关就业的增长速度也会出现下滑。
　　低端内需的盘活有其极限，当人们对低端消费的需求趋于饱和时，电商所发挥的盘活存量的作用也会打折扣。这反过来会对传统制造业的就业产生挤压效应。而伴随电商扩容市场能力的递减，此前大规模出现的小微企业也会出现一轮洗牌和重组，对相关就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按照人们津津乐道的互联网思维提升传统制造业的逻辑，消费的升级会倒逼制造业升级。不过，至少目前来看大部分具有“互联网思维”企业的发力，还停留在如何在既有制造业水平上通过提升销售端效率来更好地满足低端需求。高附加值IT产品和服务及高端制造业利润空间的上端大多依然由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公司拥有。
　　包括产业互联网在内的各种软性基础设施的出现会大大提升制造业的效率和创新空间，但前提是要有一支能够利用这些基础设施的研发大军和激励创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环境。而中国此前在相当长时段内的产业升级换代靠外部市场引领，如今如何精准捕捉和测度本土市场需求以作为产业更新标准，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打造创新型经济也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既要无为而治，放手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选择“新兴战略产业”，又要有所作为，在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发、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更重要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加大投入。这与现有的绩效体系之间显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匹配，在从上到下都适应了与GDP挂钩的政绩评估后，如何以公共产品的提供水平和效率来衡量官员业绩是个难题。
　　除了上述挑战之外，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的城乡二元体制也从两方面挤压产业升级空间。一方面，由于无论是城市农民工子弟，还是乡村留守儿童都长期面临教育投入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因此难以满足产业升级后的新用工需求，从而导致某种程度的摩擦性失业。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势必会令传统农民工的就业发生逆转。无法扎根城市，农村土地流转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又令逆库兹涅兹曲线型就业难以实现，由此产生的维稳压力令各级政府对关停并转产能过剩企业心存犹疑。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经济的低效率，大量低成本资金沉淀在诸多僵尸企业无法盘活，新增资金供给因资产价格泡沫虚高而成本居高难下，利率市场化进程也被延宕。
　　城乡二元体制还导致中国城镇化实质动力不足，只不过此前因土地财政型投资畅旺而被遮蔽。虽然中国城镇化率尚处于中位水平，但眼下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导致的城镇化乏力，令相当一部分资本密集型产能需要到国际市场上消化，这也是高铁外交频现和“一带一路”战略推出背后的大逻辑。
　　如此一来，宏观经济有可能会在某一节点面临一个相当复杂的局面。产业不升级，则服务业就业的扩容和传统就业的维系难以长期持续;产业升级带来的就业阵痛则会加剧宏观经济的失衡，因为就业前景的恶化，将压低本来就不畅旺的内需，并进一步削弱城镇化动力，进而拖累过剩产能的出清。
　　当下重中之重是妥善利用就业弹性空间尚足的窗口期，尽快削平城乡二元藩篱，加大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降低摩擦性失业预期，为产业升级换代和创新型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迎来就业、消费和投资的新一轮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