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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如此快，如此慢。
对于很多四川的媒体工作者来说，在这特殊的三年里我们都有着多重的身份。我们既是5•12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场灾难的记录者；我们是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见证者，也是这场艰难而伟大的挑战中的参与者。我们用手中的笔和纸，定格着镜头，梳理着脉络，贯穿着三年来的全程。
决策决定成败。
无论是灾难初发的抗震救灾时期，还是之后艰苦奋战的灾后重建时期，我们时刻都面临着决策的考验。科学救灾、科学重建、科学发展，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离不开“科学”二字。让我们追溯着“科学决策”这条主线，将四川三年来用胆识和智慧织就的历史长卷再次呈现在您面前，看四川如何在短短三年，凤凰涅磐。
“诺亚方舟”的生命启示
“灾区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出现流民、没有爆发疫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创造了抗灾救灾史上的一大奇迹。”——刘奇葆
“三年了，那一幕幕画面就像电影一样，深刻在脑海。”2011年3月30日，四川省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馆长杨俊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这样说道。
九洲体育馆，这座并不以体育赛事出名的体育馆，却因在5•12地震中仿若灾难中的“诺亚方舟”，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历史符号。对于曾在此避难的数万人来说，这里是政府为他们搭建的第一个避风港，是直观感受到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首个载体。
“5•12那天是个礼拜一，体育馆是下午2点才开放。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来体育馆的路上。当时没想到体育馆会作为后来这么重要的避难场所。我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到馆，检查受损情况，恢复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决定客观上为随后大规模安置群众做了铺垫。”杨俊向记者介绍。
当杨俊站在馆长的立场，带领着全馆工作人员在场馆内修复基础设施的那个下午，绵阳市委做出了一个更为全局性的决定。
“我首先第一闪念，就问九洲体育馆是不是安全的，他们告诉我是安全的……我说那打开吧，现在就只有这个办法，把群众转移向九洲体育馆。”这是原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在震后的一次公开采访中说过的话。
对于当时在北川中学读书的赵智伟来说，绵阳市委的这个决定主导了他之后的走向。
据杨俊回忆，在5月12日当晚，一些居民已经赶到体育馆四周的空旷地避难。“当时通讯时好时坏，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到了晚上看到有很多军车往北川方向开，意识到可能会有大批的受灾者转移出来。”
第二天上午9时，杨俊接到通知：北川将有上千名学生安置到九洲体育馆。她赶紧带领工作人员将场馆内为演出准备的3500余平方米的地毯搬出，铺在体育馆的地板上，“还没铺完，受灾群众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进来了。”
下午2时，包括赵智伟在内的1600多名北川学生被送达了九洲体育馆，得到了初步的安置。“开始还是有点乱，但毕竟走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心理上还是很受安慰的。”赵智伟说。
这仅仅是开始。很快，这座占地205亩，位于北川、安县直通绵阳公路路口上的大型建筑，开始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受灾群众。
“实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们都要立刻做出反应，给予解决。”杨俊介绍道，“比如几万人的如厕问题，听起来很琐碎，但解决不好就是大麻烦。那几天人都‘掰’成了几个用了。”
决策就是在考验中一个一个产生。也是在13日，杨俊打开了39间各类会议室、办公室、仓库、功能房的大门，将其作为医疗点、母婴室、孤儿室等用；紧急启动了全馆功能性照明、廣播电视、LED大屏、饮水、音控、通信、文印、消防、通风、室内淋浴系统等设施设备；同时24小时不间断承接临时引水搭电、设施抢修任务。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外，绵阳市委还根据受灾群众数字不断刷新的现实情况，及时做出了分片区管理的决定。谭力坦言，从5月13日开放九洲体育馆之后，曾经出现七八个小时混乱的时间，但由于及时抽调绵阳市十几个部门编号进行分区管理，安置秩序得到了有效控制。
九洲体育馆的避难人数在 5月15、16日两天达到了顶峰——仅有6000个座位的体育馆安置受灾群众超过4万人，人流量超过8万人次。这之后，另一个转移开始了。
“避难性安置是不能持久的，下一步是要尽快进行过渡性安置，重建家园。”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从悲壮走向豪迈》的主题演讲中这样讲到。
于是，九洲体育馆中的人们慢慢开始离开。直到6月29日，受灾群众全部离开完毕，体育馆安静了下来。“这50天中，体育馆超极限运行，却连用电短路都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出现一起治安事件，或次生伤害。我们的工作很渺小，但这样的结果让我们觉得很欣慰。”杨俊说。
5月13日、23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两次赶到九洲体育馆探望受灾群众，并给予了“灾情最重，组织最好，抢救有力，指挥有序”的评价。这也许是对决策者们最好的肯定。
从九洲体育馆转移出来后，赵智伟先后被安置到长虹虹苑第一餐饮部、长虹职工文化体育中心、长虹培训中心等地，上过帐篷学校、板房学校，并于2009年参加了高考。记者曾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后在长虹培训中心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里见过他，如今，他已成为四川民族学院的大二学生。“如果没有政府当时一个又一个的快速反应和安置，我们不知道会去哪里，可能就分散了，连高考都参加不成。” 赵智伟说，“那是非常艰难的时期，没出一点问题，真的好！”
对话•杨俊
廉政瞭望：您觉得产生奇迹的落脚点在哪里？
杨俊：一是决策果断及时；二是各部门以及灾区群众相互配合、协调，众志成城，大家都是一盘棋；三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方案、解决问题；最后……当然是体育馆本身修得好。（笑）
从实际出发的理性决策
“这场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既是人世间的重大磨难，也是我们前进中的重大考验。”——刘奇葆
在千军万马争分夺秒的抢险救援阶段结束后，高达1500万名的受灾群众如何安置，成为了考验政府决策智慧的一道难题。
是整体移民还是就地安置？是集体安置还是分散安置？每一个问题的选择，都关系到千万百姓未来的生活模板，使得决策者必须慎重、再慎重。每一个决定都会延伸出这样的追问：为什么要这样选？
“在灾后过渡性安置这个问题上，党委政府充分显示出了科学决策的特性，那就是从实际出发。”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对记者分析到，从实际出发背后，还有许多具体的要求。第一，要对情况作充分的调研了解；第二，要征询各个方面的看法，包括不同于自己的看法，所谓论证，是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反复、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第三，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避免非理性、情绪化的决定出现。
刘奇葆在《从悲壮走向豪迈》的主题演讲中介绍，对于应当如何进行过渡性安置，当时各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专家希望能够进行移民，彻底离开当时地震的地方。“但这么多人往哪里移？中国传统的恋乡情结怎么处理？结果发现很难做到。”
“充分尊重民意，以人为本，是此次灾后重建的历次决策中，所能观察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实实在在的核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具体到灾后过渡性安置，省上针对“要不要回家”这个问题，征询了大量受灾群众的意见，结果是“80%的群众都要求回去”。
鉴于此，省委最终一锤定音：就地、就近、分散安置！
接下来的三个月，即是1500万余名群众的回家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接下来的决策又进行了调整。
刘奇葆回忆到，最初政府是打算用帐篷和板房对受灾群众进行过渡性安置，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发现了这两者的局限：帐篷冬冷夏热，生活条件较差，而板房的造价又很高，“于是我们又进行了调整，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开辟了第三条路，即政府补贴，群众自搭自盖简易住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政府当时给每个无房户补贴了2000元钱建房，群众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了。到奥运会开幕那天，受灾群众被送回了99.6%，他们恢复了家庭生活。把1500万群众送回家的难度相当于是把北京、上海的市区人口来回搞一次拉练。”刘奇葆对这一奇迹的创造给予了充分肯定，“要不是在中国，要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对话•刘益飞
廉政瞭望：您觉得这些年来四川决策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刘益飞：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决策突出体现了我们党今年来强调的三个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此外，这些决策普遍地增强了以人为本的认识。过去讲以人为本，更多的是讲“集体的人”，讲一个很笼统的概念；而这一次具体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以及每个人的很具体的方面。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决策最难是前瞻
“震后7天我们就开始规划灾区的重建问题了。重建的效果好，是科学指导好，科学规划好。” ——刘奇葆
随着群众自建的簡易住房中升起了袅袅炊烟，震后的“百日攻坚”阶段安然度过。四川的决策者们集中精力开始应对更大的挑战——繁重、艰巨的灾后重建。
灾区的未来将如何规划？重建需要多长时间？震后的四川将怎样发展？一道道决策难题排着队等待解答。
对比之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震后重建，日本1994年的阪神大地震重建用了7年时间，台湾“9•21”大地震的重建则用了6年时间。而汶川大地震的重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震后7天，我们就开始谋划灾后重建的问题。”刘奇葆说，之后，国务院颁布了总体规划，各市区、县市州也都编制了相应的规划，“我们要坚决克服重建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规划先行所带来的是决策的科学和严谨。在确定规划方案的过程中，四川坚持了全域全程的高规划，以及开门开放地高规划。本刊记者在2009年曾采访过四川绵竹广济镇的重建规划设计者——江苏昆山市援建队，他们的重建主题即为“广济的重生”，运用了先进的理念，设计了一个量身打造的高起点规划。而今的广济，已成为了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城镇。
“我们的重建集中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智慧，这个话一点不过分。这样能确保规划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刘奇葆说。有关数据表明，1000多家规划院、1万多名城乡规划和设计者参与到了39个重灾县、700多个乡镇、2000多个村庄的重建中。不仅让灾区实现了跨越发展，同时在映秀原址重建、北川异地重建等重大决策中，他们的智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
“人民群众生活超过震前水平和灾区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重建决策科学性的最有力证明。”绵阳游仙区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朝先说。
重建的前瞻性在两年后迎来了考验。2010年8月，一场特大泥石流袭击了极重灾区绵竹市。然而，重建成果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事实表明，重建选址是科学的，建筑质量是安全的。”刘奇葆说。
对话•魏敏生
廉政瞭望：您觉得科学决策的难点在哪里？
魏敏生：我认为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决策的前瞻性。科学的决策不能只着眼于当下，而要走一步能看三步，预见到以后将会遇到的问题，并事先做好调整和应对。
“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四川省委提出的要求，在三周年之际得到了圆满的答案。这也是一张科学决策的最好答卷。
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如今的四川，重建原地起立，发展起跳，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重新布局，走出了化危为机、崛起危难的跨越发展之路。
九洲体育馆不远处，油菜花正在春风中开得烂漫。春天，已然到来；未来，更加璀璨。
对于很多四川的媒体工作者来说，在这特殊的三年里我们都有着多重的身份。我们既是5•12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场灾难的记录者；我们是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见证者，也是这场艰难而伟大的挑战中的参与者。我们用手中的笔和纸，定格着镜头，梳理着脉络，贯穿着三年来的全程。
决策决定成败。
无论是灾难初发的抗震救灾时期，还是之后艰苦奋战的灾后重建时期，我们时刻都面临着决策的考验。科学救灾、科学重建、科学发展，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离不开“科学”二字。让我们追溯着“科学决策”这条主线，将四川三年来用胆识和智慧织就的历史长卷再次呈现在您面前，看四川如何在短短三年，凤凰涅磐。
“诺亚方舟”的生命启示
“灾区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出现流民、没有爆发疫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创造了抗灾救灾史上的一大奇迹。”——刘奇葆
“三年了，那一幕幕画面就像电影一样，深刻在脑海。”2011年3月30日，四川省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馆长杨俊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这样说道。
九洲体育馆，这座并不以体育赛事出名的体育馆，却因在5•12地震中仿若灾难中的“诺亚方舟”，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历史符号。对于曾在此避难的数万人来说，这里是政府为他们搭建的第一个避风港，是直观感受到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首个载体。
“5•12那天是个礼拜一，体育馆是下午2点才开放。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来体育馆的路上。当时没想到体育馆会作为后来这么重要的避难场所。我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到馆，检查受损情况，恢复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决定客观上为随后大规模安置群众做了铺垫。”杨俊向记者介绍。
当杨俊站在馆长的立场，带领着全馆工作人员在场馆内修复基础设施的那个下午，绵阳市委做出了一个更为全局性的决定。
“我首先第一闪念，就问九洲体育馆是不是安全的，他们告诉我是安全的……我说那打开吧，现在就只有这个办法，把群众转移向九洲体育馆。”这是原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在震后的一次公开采访中说过的话。
对于当时在北川中学读书的赵智伟来说，绵阳市委的这个决定主导了他之后的走向。
据杨俊回忆，在5月12日当晚，一些居民已经赶到体育馆四周的空旷地避难。“当时通讯时好时坏，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到了晚上看到有很多军车往北川方向开，意识到可能会有大批的受灾者转移出来。”
第二天上午9时，杨俊接到通知：北川将有上千名学生安置到九洲体育馆。她赶紧带领工作人员将场馆内为演出准备的3500余平方米的地毯搬出，铺在体育馆的地板上，“还没铺完，受灾群众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进来了。”
下午2时，包括赵智伟在内的1600多名北川学生被送达了九洲体育馆，得到了初步的安置。“开始还是有点乱，但毕竟走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心理上还是很受安慰的。”赵智伟说。
这仅仅是开始。很快，这座占地205亩，位于北川、安县直通绵阳公路路口上的大型建筑，开始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受灾群众。
“实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们都要立刻做出反应，给予解决。”杨俊介绍道，“比如几万人的如厕问题，听起来很琐碎，但解决不好就是大麻烦。那几天人都‘掰’成了几个用了。”
决策就是在考验中一个一个产生。也是在13日，杨俊打开了39间各类会议室、办公室、仓库、功能房的大门，将其作为医疗点、母婴室、孤儿室等用；紧急启动了全馆功能性照明、廣播电视、LED大屏、饮水、音控、通信、文印、消防、通风、室内淋浴系统等设施设备；同时24小时不间断承接临时引水搭电、设施抢修任务。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外，绵阳市委还根据受灾群众数字不断刷新的现实情况，及时做出了分片区管理的决定。谭力坦言，从5月13日开放九洲体育馆之后，曾经出现七八个小时混乱的时间，但由于及时抽调绵阳市十几个部门编号进行分区管理，安置秩序得到了有效控制。
九洲体育馆的避难人数在 5月15、16日两天达到了顶峰——仅有6000个座位的体育馆安置受灾群众超过4万人，人流量超过8万人次。这之后，另一个转移开始了。
“避难性安置是不能持久的，下一步是要尽快进行过渡性安置，重建家园。”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从悲壮走向豪迈》的主题演讲中这样讲到。
于是，九洲体育馆中的人们慢慢开始离开。直到6月29日，受灾群众全部离开完毕，体育馆安静了下来。“这50天中，体育馆超极限运行，却连用电短路都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出现一起治安事件，或次生伤害。我们的工作很渺小，但这样的结果让我们觉得很欣慰。”杨俊说。
5月13日、23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两次赶到九洲体育馆探望受灾群众，并给予了“灾情最重，组织最好，抢救有力，指挥有序”的评价。这也许是对决策者们最好的肯定。
从九洲体育馆转移出来后，赵智伟先后被安置到长虹虹苑第一餐饮部、长虹职工文化体育中心、长虹培训中心等地，上过帐篷学校、板房学校，并于2009年参加了高考。记者曾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后在长虹培训中心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里见过他，如今，他已成为四川民族学院的大二学生。“如果没有政府当时一个又一个的快速反应和安置，我们不知道会去哪里，可能就分散了，连高考都参加不成。” 赵智伟说，“那是非常艰难的时期，没出一点问题，真的好！”
对话•杨俊
廉政瞭望：您觉得产生奇迹的落脚点在哪里？
杨俊：一是决策果断及时；二是各部门以及灾区群众相互配合、协调，众志成城，大家都是一盘棋；三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方案、解决问题；最后……当然是体育馆本身修得好。（笑）
从实际出发的理性决策
“这场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既是人世间的重大磨难，也是我们前进中的重大考验。”——刘奇葆
在千军万马争分夺秒的抢险救援阶段结束后，高达1500万名的受灾群众如何安置，成为了考验政府决策智慧的一道难题。
是整体移民还是就地安置？是集体安置还是分散安置？每一个问题的选择，都关系到千万百姓未来的生活模板，使得决策者必须慎重、再慎重。每一个决定都会延伸出这样的追问：为什么要这样选？
“在灾后过渡性安置这个问题上，党委政府充分显示出了科学决策的特性，那就是从实际出发。”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对记者分析到，从实际出发背后，还有许多具体的要求。第一，要对情况作充分的调研了解；第二，要征询各个方面的看法，包括不同于自己的看法，所谓论证，是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反复、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第三，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避免非理性、情绪化的决定出现。
刘奇葆在《从悲壮走向豪迈》的主题演讲中介绍，对于应当如何进行过渡性安置，当时各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专家希望能够进行移民，彻底离开当时地震的地方。“但这么多人往哪里移？中国传统的恋乡情结怎么处理？结果发现很难做到。”
“充分尊重民意，以人为本，是此次灾后重建的历次决策中，所能观察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实实在在的核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具体到灾后过渡性安置，省上针对“要不要回家”这个问题，征询了大量受灾群众的意见，结果是“80%的群众都要求回去”。
鉴于此，省委最终一锤定音：就地、就近、分散安置！
接下来的三个月，即是1500万余名群众的回家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接下来的决策又进行了调整。
刘奇葆回忆到，最初政府是打算用帐篷和板房对受灾群众进行过渡性安置，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发现了这两者的局限：帐篷冬冷夏热，生活条件较差，而板房的造价又很高，“于是我们又进行了调整，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开辟了第三条路，即政府补贴，群众自搭自盖简易住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政府当时给每个无房户补贴了2000元钱建房，群众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了。到奥运会开幕那天，受灾群众被送回了99.6%，他们恢复了家庭生活。把1500万群众送回家的难度相当于是把北京、上海的市区人口来回搞一次拉练。”刘奇葆对这一奇迹的创造给予了充分肯定，“要不是在中国，要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对话•刘益飞
廉政瞭望：您觉得这些年来四川决策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刘益飞：我觉得这一系列的决策突出体现了我们党今年来强调的三个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此外，这些决策普遍地增强了以人为本的认识。过去讲以人为本，更多的是讲“集体的人”，讲一个很笼统的概念；而这一次具体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以及每个人的很具体的方面。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决策最难是前瞻
“震后7天我们就开始规划灾区的重建问题了。重建的效果好，是科学指导好，科学规划好。” ——刘奇葆
随着群众自建的簡易住房中升起了袅袅炊烟，震后的“百日攻坚”阶段安然度过。四川的决策者们集中精力开始应对更大的挑战——繁重、艰巨的灾后重建。
灾区的未来将如何规划？重建需要多长时间？震后的四川将怎样发展？一道道决策难题排着队等待解答。
对比之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震后重建，日本1994年的阪神大地震重建用了7年时间，台湾“9•21”大地震的重建则用了6年时间。而汶川大地震的重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震后7天，我们就开始谋划灾后重建的问题。”刘奇葆说，之后，国务院颁布了总体规划，各市区、县市州也都编制了相应的规划，“我们要坚决克服重建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规划先行所带来的是决策的科学和严谨。在确定规划方案的过程中，四川坚持了全域全程的高规划，以及开门开放地高规划。本刊记者在2009年曾采访过四川绵竹广济镇的重建规划设计者——江苏昆山市援建队，他们的重建主题即为“广济的重生”，运用了先进的理念，设计了一个量身打造的高起点规划。而今的广济，已成为了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城镇。
“我们的重建集中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智慧，这个话一点不过分。这样能确保规划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刘奇葆说。有关数据表明，1000多家规划院、1万多名城乡规划和设计者参与到了39个重灾县、700多个乡镇、2000多个村庄的重建中。不仅让灾区实现了跨越发展，同时在映秀原址重建、北川异地重建等重大决策中，他们的智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
“人民群众生活超过震前水平和灾区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重建决策科学性的最有力证明。”绵阳游仙区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朝先说。
重建的前瞻性在两年后迎来了考验。2010年8月，一场特大泥石流袭击了极重灾区绵竹市。然而，重建成果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事实表明，重建选址是科学的，建筑质量是安全的。”刘奇葆说。
对话•魏敏生
廉政瞭望：您觉得科学决策的难点在哪里？
魏敏生：我认为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决策的前瞻性。科学的决策不能只着眼于当下，而要走一步能看三步，预见到以后将会遇到的问题，并事先做好调整和应对。
“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四川省委提出的要求，在三周年之际得到了圆满的答案。这也是一张科学决策的最好答卷。
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如今的四川，重建原地起立，发展起跳，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重新布局，走出了化危为机、崛起危难的跨越发展之路。
九洲体育馆不远处，油菜花正在春风中开得烂漫。春天，已然到来；未来，更加璀璨。